西方文化概论论文题目

1964年,英国伯明翰大学成立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该中心的学者们对大众文化研究的新视角引发了一场新的文化研究热潮。在这场文化研究大潮中,西方文化史及其研究成为重要领域和阵地。近年来,国内出版的有关西方文化史的著述层出不穷,但编著和介绍性的较多而论著则少见。究竟什么是西方文化史?究竟怎样研究西方文化史?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和理解西方文化史?所有这些问题都没有一个大家都认可的答案,一些概念性的问题也还模糊不清,这就需要对这些问题进行必要的思考和解读,以利于对西方文化史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一、西方文化史的学科概念 1、从传统史学、新史学到新文化史 作为史学的一个分支,文化史自有其产牛、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人们对文化史的认识也随着这个过程而变化。自18世纪兰克客观主义史学产生以来,“照录史实”的实证主义史学至今影响巨大;19世纪以来,“思辨的”历史哲学更是把政治史推到了史学研究的中心地位。当时,文化史在史学中的地位并不高。 19世纪下半叶兴起的“新史学”往往自称是文化史或文明史。“新史学”认为文化就是人类发展的各个方面之和,历史就是人类文化的进步。因此,“新史学”研究包括了人类发展各方面的历史。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家斯宾塞在他1860年出版的《教育论》一书中讨论了历史学的这一新范围。“在斯宾塞的历史范畴中,政治、阶级、宗教、风俗、文学、艺术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等等几乎是包罗万象。”虽然斯宾塞并未使用文化史这一概念,但是西方学者却通常把他的这一讨论作为对文化史理论的精辟论述。德国文化史家威廉·黎尔认为,文化史是真正的历史哲学,它是“各国全部文明的历史,它既表现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也显示在文学、艺术和科学等方面。”被称为“最卓越的文化史家”的瑞士历史学家布克哈特在一次演讲中更为明确地给出了文化史的定义:“在通常情况下,文化史即是从总体上来考察的世界史,而历史则意味着事件的发展和它们之间的联系……对于我们来说,这个标准包含:是什么推动世界、什么具有贯穿始终的影响。” 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史学界兴起的“新文化史”被认为是“当代西方史学主流的研究趋势”。新文化史是对旧的“新史学”的反动和发展,相较于之前的历史研究取向,新文化史有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方面,它注重考察历史中的文化因素和文化层面,也就是说,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从以往偏重于政治军事或经济社会等方面转移到社会文化的范畴之内;另一方面,它提出用文化的观念来解释历史,新文化史在方法上借助了人类学、语言学、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对语言、符号、仪式等文化象征的分析,解释其中的文化内涵与意义。新文化史将原先诸如社会文化史、历史人类学、人类学史学等名目都统一在其旗下。林·亨特主编的《新文化史》(1989)对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文化史作了理论总结,标志着新文化史理论的初步建构,文化史研究的领域也迅速扩展到物质文化史、身体史、表象史、记忆社会史、政治文化史、语言社会史等诸多方面。 2、西方文化史的内容 有学者认为:“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是意识形态的外在表现。文化的组成部分包括意识形态的直接表现,例如科学思想、哲学思想、社会思潮等等。它们是抽象的也是最为基本的。同时,也包括意识形态的外在表现,即通过物的形式反映出来的意识形态,如宗教、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等。而它们是具体和外在的反映。文化史也就是对上述方面的一种历史描述和总结。”由此看来,文化史作为历史学的门类之一,从学科意义上讲,它应该仅仅是关于狭义文化的历史,其中包括思想理论、宗教信仰、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等等。但是,国内外许多学者都把文化史研究扩大到其他领域,甚至囊括了人类所有的历史现象,包括政治、经济、社会乃至军事等等,西方文化史也不例外。 在国内的西方文化史著作中,庄锡昌主编的《西方文化史》、沈之兴和张幼香主编的《西方文化史》、高福进的《西方文化史论》、叶胜年的《西方文化史鉴》、沈福煦的《现代西方文化史概论》都属于狭义西方文化史,没有系统介绍西方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内容。这些书基本上是作为教材和通俗读物面世,编得多而论得少,所以并不能被称为研究著作。 国内具有一定研究性的西方文化史著作主要有北京大学徐新的《西方文化史:从文明初始至启蒙运动》。该书在较为完整地展示西方文化的内涵和发展历程的同时,特别注意凸显贯穿其中推动西方文明进程、对人类社会进步产生深远影响的思想、运动和成就。姜守明等撰写的《西方文化史》虽然基本上也是一本狭义文化著作,但该书在对西方自古至今的精神文化成果进行介绍、对西方文化精粹的细致梳理、对西方文化的起源进行追溯的同时,还探讨了西方文化的价值取向,分析了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碰撞与汇合,因此可以说是研究性著作。 从内容角度说,国内的西方文化史著作的一个最大缺憾是基本上都没有涉及大众文化的内容,特别是西方的风俗习惯、下层群众文化等等。 3、西方文化史的时间跨度 从时间角度看,目前的西方文化史著作主要分为两类:文化史通史和断代史。通史在内容上主要是按照时间顺序描述西方社会从古代两希文化和古罗马文化、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14-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18世纪启蒙运动、理性主义、19世纪自由主义和20世纪现代主义所取得的文化成就。它是对文化史实的客观叙述,国内多数西方文化史著作也基本都是这样写的。 断代史的研究者主要针对某个时段的文化来阐述他们个人的真知灼见,其成果多为思辨性的。我们经常说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殊不知西方文化史也不狭小简单。要在一本书中就把西方文化史的全部内容解释清楚可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徐新将西方文化史分成两本书来写,可以算是国内少见的西方文化断代史的著作了。法国文化史学家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也是西方文化史中断代史研究的佳作。在该书中他高度赞扬了那个时代,认为“欧洲的文明礼貌和社交精神的产生都应归功于路易十四的宫廷”。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布罗代尔在1949年发表的巨著《地中海和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也属同一类。 4、西方文化史的空间界定 从不断变化的“西方”这个概念上讲,西方文化是一种不断发展、变化、扩张的文化。“18世纪以前的西方还仅限于西欧国家。18世纪以来开始包括北美洲的美国和加拿大。”。20世纪以后,广义上的西方不仅包括古代整个欧洲,还包括整个西亚、北非,甚至包括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东亚的日本;狭义上的西方指的是欧美发达国家。从我国现有的西方文化史著作看,人们基本上认同欧美为西方文化的代表,这种空间概念使西方文化史基本上成 为欧美文化史。 西方基督教传统、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发达的经济社会使西方学者视自己的文化为最优秀的文化,因此,以往的西方文化史研究充斥着浓重的“西方中心论”的色彩。法国著名史学家基佐和英国史学家巴克尔便专注于欧洲文明史的研究,在他们的思想中存在明显的“欧洲中心论”倾向,认为欧洲文明才是真正的文明,而异族文化通常要么被描写成他者文化;要么被妖魔化。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视野的开阔和文化的交流,越来越多的人逐渐摆脱了“西方中心论”的束缚,认识到其他地区和民族的文化的独特与优秀。荷兰历史学家彼得·李伯庚的《欧洲文化史》打破了“欧洲中心论”的框架,把欧洲文化的发展放到欧洲和其他地区文化的相互关系中去考察。 二、西方文化史研究的视角问题 1、历史哲学视角 在西方学术界,历史哲学研究一般分为两类:“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前者主要探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特征、意义或规律;后者则着重阐释历史学研究本身特有的性质、方法或作用。何兆武和陈放能主编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一书,把文化形态史观视为当代西方思辨的历史哲学的主要代表。当代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便体现了文化史研究的历史哲学特征。从文化形态史观的角度,斯宾格勒认为在人类文化中曾出现过八种文化系统,并相信西方文化同其他七种已处于僵死的文化一样,也将走向它的归宿,走向没落。作为“新斯宾格勒派”,汤因比的毕生之作《历史研究》继承和发展了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理论,对人类文明进行了探索研究。他从斯宾格勒的八个文明发展到三十七个。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成为20世纪末继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之后的又一个从文明和文化视角解释历史、认识现实和预测未来的学者,因此有人说亨廷顿是又一个从历史哲学角度看西方文化的人。 2、新史学研究视角 新史学脱胎于传统史学。传统史学长期以来一直关注对人类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的研究,因此其根本缺陷是只注重政治事件和精英人物的活动。于是,早在18世纪中期,传统史学的局限性和狭隘性便受到了挑战和质疑。被称为“文化史之父”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突破传统史学上作了大胆的尝试。1860年,瑞士历史学家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的出版,进一步奠定了文化史研究的内容和范畴。 亨利·贝尔可以说是新史学的先驱。他主张以史学为中心统一人类知识,提倡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1900年,贝尔创办了具有跨学科特色的《历史综合杂志》。鲁滨逊是美国新史学的倡导人,他反对传统史学的封闭性,强调史学家要利用关于人类的新科学知识,寻找包括人类学、史前考古学、社会心理学、比较宗教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等在内的“新同盟军”。 3、新文化史研究视角 前文已经说明,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兴起的新文化史是西方文化史研究的新视角。由于该流派主要是一些研究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学者组成,他们的研究因此而带有社会史、政治史、语言史等色彩,这就扩大了以往西方文化史的研究领域,形成了新的观念,对文化史走向跨学科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 4、跨学科研究视角 新史学所倡导的跨学科研究是西方文化史研究的一个较为凸显的特征。它促使许多新兴学科呈现在文化史研究的视野中,如文化人类学、文化社会学、文化哲学、民族文化学和宗教文化学等等。在这些学科中,鉴于文化在各学科的研究视角和内容上所处的不同位置,大致可把它们分为三类。第一类主要是从新的视角来研究文化史,如文化人类学和文化社会学。国内文化人类学学者们在此方面的成果有林惠祥撰写的《文化人类学》和马广海撰写的《文化人类学》等。文化社会学方面的著作有司马云杰的《文化社会学》(2001)等。第二类是文化与其他学科相互作用。文化哲学就是这样一门学科。杨善民等撰写的《文化哲学》(2002)从文化、生活实践和人的解放三个方面论述了文化哲学的特征。第三类是把文化作为一种研究视角或氛围进行学科交叉研究,如宗教文化学。张志刚的《宗教文化学导论》下篇的内容就是放眼于现代文化背景来讨论世界宗教关系。 5、比较文化研究视角 通常,西方文化史研究基本是局限在西方文化的范围内来写作,即便有比较,也是在西方文化范围内进行的。但在中国人写西方文化史的时候,由于从东方人的视角看问题,自然会联想到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别,所以有学者在著作中增加了东、西文化比较的内容。例如,姜守明等著的《西方文化史》就对中、西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 6、大众文化研究视角 大众文化研究虽然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但问题却早就存在。如同中国一样,长时间以来,历史写作主要集中在“才子佳人”的上层领域,而少涉及下层人民大众的文化。这个问题从国内西方文化史的著作中可见一斑。在我们见到的同类著作中,只有叶胜年的《西方文化史鉴》中有大众文化的章节。但是在西方,专门写大众文化的文化史著作近年来不断出现,有些已经翻译成中文,例如,英国著名学者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就很具有代表性。三、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史研究的认识问题 认识西方文化及其历史是研究西方文化史的关键所在。从现有的论著看,人们对西方文化及其历史的认识和评价还存在不少差异,西方文化史的写作自然各有不同。或许一些写作西方文化史的作者并没有从认识和评价西方文化角度来思考问题,但不思考是难以研究西方文化的。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人们对西方文化及西方文化史研究的认识有四点需作更深入探讨。 1、西方文化是基督教文化 国内的西方文化史著作对西方文化的基督教性质不是很注重,庄锡昌、沈之兴主编的《西方文化史》中虽然有关于基督教的内容,但十分简要,不足以说明西方文化的基督教性质。叶胜年的《西方文化史鉴》第四章的标题就是《基督教文化》和《新约全书》,姜守明等著的《西方文化史》第三章的标题为《神秘的中世纪基督教文化》,这些著作虽然对西方基督教文化进行了专门描述,但基本上局限在古代。殊不知西方文化的基督教性质一直延续到现在,如何将这种基督教文化的继承性及其发展传达给读者,成为我国西方文化史研究的重要任务。 2、西方文化是多元文化 对于西方文化的多元性,或者叫多元化,人们早已了解。但是,在西方文化史著作中如何把这种多元化写出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徐新的《西方文化史:从文明初始至启蒙运动》和《西方文化史续编:从美国革命至20世纪》对西方文化的复杂性和多彩性进行了描述,可谓是对西方文化的多元化问题涉及较多的著作。然而,西方文化的多元化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却是一个值得分析的问题。例如,西方文化中多宗教、多种族、多语言、多民族、多风俗习惯等等,都应该对其特点和差别予以分辨。 3、西方文化是具有自己特征的文化 关于西方文化的特点,许多论文都有分析,所分析的特点也各自不同,诸如海洋商业文化、扩张文化、动文化、资本主义文化、开拓性文化、斗争文化等等。要写一本成功的西方文化史就应该将这些特点渗透在著作中。但从目前国内学界看,这类著作并不多。 4、东、西方文化的多样性和统一性 随着科学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跨文化对话与合作交流活动的频繁开展,文化史多样性和统一性已成为其研究的时代特征。《多种文化的星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专家小组的报告》一书提出了文化统一性与多样性之间的平衡的观点,认为世界文化是多种多样的,人们应充分理解和尊重每一种文化。文化交流一方面丰富和加强了一种文化与其他文化的接触和相互影响,另一方面由于人们生活在一个复杂和不安定的全球性社会中,文化上的差异又成为了国家间和种族间冲突的根源。因此,只有在保持文化的多样性的基础上,本着平等互利、共处、共享的原则达到某种统一。这里的“统一”并不是“一致”,不是损害和抹杀了各文化独特性的一致。一切文化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何兆武先生在《文化漫谈》一书中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他认为:“文化的统一性就寓于其多样性之中。它是多中有一、一中有多。” 综上所述,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同时也是一种决定性力量,它在解决世界问题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西方文化史经历了从传统史学、新史学到新文化史的发展历程,在研究上虽然还存在如概念的界定、研究的范围和研究视角等模糊不清和有争议的问题,但我们相信文化史家通过对上述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解决,通过对西方乃至世界文化史发展的根本规律的研究、概括与总结,定会为解决世界争端,维护人民的幸福家园找到一把和平的金钥匙。

外国文学史论文

外国文学在不同的时期有不一样的风格，下面是我整理的外国文学史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浏览。

内容摘要： 外国文学涉及大量纷繁复杂的文艺思潮、文学现象及作家作品，较之其它课程，教学难度相对更大。而传统的文学教学大多依据文学史的发展脉络对学生进行课堂讲授;这种教学模式以教材教师为中心，难以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创造精神。本文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两方面进行探讨，主张在调整课程内容体系的同时采用主体性研讨式教学方法，以期为外国文学教学的探索提出有效建议。

关键词： 文学教学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主体性教学

外国文学课担负着传播引介民族文化，拓展学生视野，提高学生人文素质的任务。由于它源于不同的民族文化形态，具有异质文化性质，在精神心理、价值建构、审美追求等方面均显示出与中国文学不同的特点，学生在理解上往往产生距离感、陌生感。同时，外国文学涉及的范围广，作品多，从古至今传承下来的文学思潮和现象纷繁复杂，同一思潮在不同的国家的表现形式有很大的差别，即使在同一国家里，不同的作品也同时存在相同点和独特性。因此教学难度相对较大。

传统的外国文学教学“一般依循文学史发展脉络，做史选结合的综合描述：内容上厚古薄今，详远略近”;方式上基本以教材教师为中心，进行课堂讲授。这样的教学内容和方式无疑难以实现培养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对文学作品进行深层次、多向度的研究，建立跨学科跨文化研究的大视野的教学任务。因此，对传统的外国文学教学的改革势在必行。

一.调整教学内容体系

目前，大多文学教材采用“时代背景→作家生平→作品节选”的三段式套路，因其“史”和“编”的特点，长期以来在学术理念上形成了误区：教材定位的非学术化，文学史知识的纯客观化，操作方式上的集体化。于是，教材忽视了文学自身规律和特性，重点不够突出，缺乏创新性和学术价值。实践证明，教学内容的选择应反映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时代特性：

第一，从纵向上，根据“厚今薄古”的原则调整课程内容体系。整个西方文学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时期文学，17-18世纪的古典主义和启蒙文学，19世纪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20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学，以及20世纪中期出现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传统的文学教材及教学内容往往侧重于19世纪及以前的经典文学，对于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中期以后的现代主义文学则无暇顾及或只是匆匆带过。于是便形成了这样的弊端：知识陈旧，即时性差，信息获取滞后于当代重要研究成果及前沿动态。因此，在教学中对课堂教学内容应做适当调整，“本着详近略远原则，把重点从古代移到现代”，尤其是20世纪后的现代主义文学，体现文明成果的发展和知识的更新转换，使学生了解现当代重要的研究成果、文学思潮、批评方法。

第二，从横向上，压缩文学史教学，开展专题教学。在以往的文学教学中，我们多采用“古代、近代、现当代”的分段式教学模式。这种文学史教学内容涉及的范围宽，作家作品多，文学现象纷繁复杂，面面俱到，给教学增加了不少困难，容易影响教学效果。此外，基础课程占用的时间过长，既不利于教师的科研探索和学生的自学研讨，也影响课程体系的建设。所以，在保留外国文学史教学中必要的基础知识的同时可对其大力压缩，并推出一系列专题选修课，比如：英美文学经典、西方文学思潮、现代主义文学、西方小说叙事研究、西方诗歌艺术研究、西方悲剧艺术研究、比较文学研究、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专题研究、西方文化概论等。这样改革，极大丰富了本学科的教学内容，使课程体系趋于完善，尤其是为我们的研讨式教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更有利于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钻研和思考，完成文学的创造性阅读和阐释。

第三，重视文学理论在教材中的作用。文学理论是用于诠释文本的普遍理论，原是对文学创作经验的总结，但反过来又影响和指导创作。具有历史重要性的文学理论学派包括有：新批评、形式主义、马克思主义、心理分析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等。学生掌握了不同的文学理论，便有可能采用多种文学批评方法从新的角度和层面对作品进行分析和阐释。现代文学教育正是要形成多元化的阐释格局，培养学生的主体性和创造性阅读。

总之，在编订外国文学教材时，我们应坚持“以史为经，以论为纬，以作品研究为中心”的原则，编写出有主有次，主次分明，具有大学特点的外国文学教材。

二.采用主体性研讨式教学模式

大学的教学任务，不仅仅是为了替学生解惑答疑，更重要的是通过教学传授给学生基本的学习和研究方法，培养学生独立研究和实际工作的能力。为此，外国文学课堂应采用“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主体性教学模式，培养学生的创造性阅读和阐释能力。

第一，更新观念，建立“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主体性教学模式。依据当代诗学阐释学思想，“作品包括文本和读者理解两部分，那么学生的阅读和理解才是文本自身意义得以实现的唯一途径”。所以文学教学应当彻底改变以往以老师讲解为主的课堂教学模式，采用以学生为主体的研讨式教学方式。

在主体性教学模式中，教师由原来的知识的传授者、灌输者转变为学生主动学习的组织者、指导者。教师在学生主动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引导”主体的作用，使教学活动具有发展学生主体性的功能。为此，在教学中，我们应当坚持“精讲、少讲、不讲”的原则，即重点、难点的地方精讲;参考资料多的内容少讲;简单易解的部分不讲，尽量把时间留给学生，最大限度地调动和激发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创造性。这一教学模式使学生从单一的专业知识学习中解脱出来，达到“一课多能”的教学目标。学生既能掌握专业知识，提高文学鉴赏、文学批评的.能力，又能在思维方法、学习态度、表达技巧等方面得到综合训练。

第二，提倡独立思考、大胆创新的“沙龙式”研讨。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教学多采用单一的社会学历史学批评方法，以是否“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作为衡量作家成败、作品优劣的重要标准。然而一部经典作品，无论在文化容量还是美学内涵上，都是博大精深的，因此我们应注重从文化、哲学、宗教、社会心理及科学等诸多方面进行探讨，通过多角度、多层面、多方法的阐释，构建多元化的阐释格局。“在教学中将语言的输入和文化的导入”，就可以使学生体会和接受不同民族文化间的生活方式、社会习俗、价值观的空缺和不同，在沙龙式的研讨中更好的实现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为此，我们应鼓励学生自主学习、大胆探索、勇于创造。对于一个问题的认识，不给标准答案;对于不同的观点，也不作统一结论。学生依据不同的文学理论、批评方法和个人经验可以读出不同的意义。比如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短篇小说《邱园记事》，有人说它暗示了人与人之间的淡漠和隔膜;有人说它反映了一战给人们带来的悲观和彷徨;也有人说它表现了人们对生死的不同看法;更有人分析了其中的生态主义思想。这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研讨模式容易营造自由活泼的课堂气氛，培养学生活跃敏捷的主动思维。于是，学生在各抒己见中得出了不同而又深刻的个人感受，甚至不放过作品中的一个词一句话，文中出现的一些细节场景(花、蜗牛、机器轰鸣等)，都作了细致而深入的探讨和推敲。

第三，论文写作是课堂讨论的结果。经过阅读准备、教师引导、全员参与和互动的课堂讨论，每一位学生对作家作品的把握都达到了比较全面的程度，能够确定一个自己最感兴趣的话题。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应该提倡学生深入探索、大胆创新，启发和引导学生查找资料，运用新的批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层面对作家作品进行新的解读。通过论文写作，学生的综合能力得到了锻炼，成就感和满足感自然而来，学习的积极性也就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当然，这种主体性教学模式对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必须具备渊博的专业知识，及时了解最新科研成果和学术动态，深谙教材的同时还要熟悉学生，在讨论时才能够做到有的放矢，有备而来。

三.结语

雅斯贝尔斯曾在《什么是教育》一书中指出：“所谓教育，不过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活动(尤其是老一代对年轻一代)，包括知识的传授，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并通过文化传递功能，将文化遗产教给年轻一代，使他们自由地生成，并启迪其自由天性。”我们教学改革的出发点和目的是为了培养和输送社会所需要的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合格人才，而教育所担当的重任不仅要求学生掌握专业知识和专业技术，更为重要的是涵养丰富健全的人格，塑造完美高尚的灵魂，使人的潜能得到极大的挖掘和拓展，使人的个性得到自由的发展和张扬。由此可见，教是为了不教，着力于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创造精神，才能使学生终生受益。这便是我们的文学教学内容和方法改革的任务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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