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地位的地位研究论文

中国妇女在解放前后的地位：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妇女代表以新中国主人的形象出现在政治舞台。 回顾百年沧桑，我们欣喜地发现，中国女性的命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结束了长达数千年被放逐在社会历史之外的状况，在文明史上首次书写出作为整体的女性形象篇章。 数千年的男权社会，妇女一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她们没有参政的权利，没有受教育的权利，没有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最为惨烈的，是妇女的缠足。一双小脚的形成，往往需要数年的缠裹，“小脚一双，眼泪一缸”，一生的幸福从此葬送于这双小脚。与兴女学相伴的19世纪末各地天足会的出现为破除缠足陋习、解放妇女身心拉开了序幕。 20世纪初，蔡元培等人在上海成立中国教育会，将创办女校列入议事日程。1907年，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推行新政，在教育领域颁布了《学部奏定女子学堂章程》和《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首次正式把女子教育纳入国家教育体系。民初中国的女子教育，开始与女子职业相衔接，这一举措进一步突破了用教育造就家庭主妇的观念，使女性进入较为宽泛的领域，拓展了女性就业的选择权，从而提高了女性适应社会、独立谋生的能力。这对从根本上推动中国人力资源的开发、奠定改善妇女的社会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教育构成了中国女性争取自身解放的交响曲的前奏。知识女性开始以挑战者的姿态站在反封建的前沿，表现出对封建家庭、性别歧视的精神反叛和投身社会参政议政的热情，在新的生活中塑造新的自我。我们看到，经历“五四”新文化思潮洗礼，女性的恋爱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们追求的不再是得到一个终生的依靠和举案齐眉，而是寻找自己的精神伴侣，是男女人格平等的相处。同时，从清末起步的民法典的编撰，也使两性在法律上处于不平等的局面有所纠正。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从卑贱的一半开始成为享有法律保护的弱者。与此相应，女性在就业、参政等领域的参与权也有所改善。南方数省的女子率先获得参与市场的权利，湖南女子王昌国于1921年当选省议员，这在世界妇女运动史上也是开风气之先的。 20世纪女性投身民族解放斗争的壮举更是可歌可泣。1903年由留日女学生组织了第一个妇女爱国团体———共爱自治会。女性先觉者秋瑾的《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和呼吁做“国民女杰”的诗篇《勉女权》成为激励女性前赴后继的号角。同年第一部论述女性问题的专著———金一著《女界钟》出版，作者第一次喊出“女权万岁”的口号。 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一些女性参加了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己任的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人向警予、杨开慧就是这些为理想而献身的女性的杰出代表。随着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激烈，“妇女”概念取代了“女性”概念，觉醒的工农妇女参加到民族解放的洪流当中，在队伍中出现了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娘子军。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中国妇女运动的目标首先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一直同民主主义运动、同民族解放运动紧密相联，妇女的求解放、求独立、求自由、求平等诸意识始终同被压迫的阶级意识、革命意识交融在一起。 1949年以来，中国妇女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她们享有与男子平等的一切权利。她们投身于火热的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生活中，妇女能顶半边天，成为广大妇女扬眉吐气的口号，也成为生活斗争的现实。 但是，我们在谋求妇女解放的探索中，一段时期曾走了弯路。能顶半边天的口号，被误用作男女体力的抗衡，在这个激进的时代，性别差异被忽视，三八高空带电作业班、铁姑娘班、女突击队相继出现，在体力上与男子一争高下，给妇女的身心带来后来冷静思索时才能意识到的伤害。然而，这个时代在妇女解放上的观念建立，功劳是不可抹煞的。 20世纪是人类有史记载以来首次出现女性群体的世纪，是女性觉醒和革命的世纪。但同时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女性在这一世纪虽然在社会地位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女性整个社会角色得到改变，性别歧视在很多方面还相当严重的，失学女童的比例大大超过男童，下岗女工也多于男性，性商品化在部分地区抬头和泛滥等等。这些问题表明，女性要获得彻底的解放还任重道远。女性的真正解放一方面有赖于自身素质的提高，同时也有赖于整个社会的进步。我们期待女性在21世纪拥有更广阔的天空。

看现在的日本就可以了

随着生产工具的不断改进，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原始社会后期，原始畜牧业产生并与农业相分离，体力劳动的重要性开始突显。这样，男性逐渐成为生活资料的主要创造者，母系氏族逐渐被父系氏族代替。父系氏族制度建立以后，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原有的优势地位发生逆转，男性地位开始上升，女性地位下降。男性逐渐掌握社会生产中的大权，将女性排斥在外。女性不仅失去先前拥有的各方面优先权，而且随着社会保障的丧失，她们自身也沦为男性的附属品。这种逆转同时也为封建时期的男尊女卑奠定了基础。进入封建社会，由于前期父系氏族取代母系氏族的转变以及西周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度等因素影响，男尊女卑观念形成。《易经·系辞》中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这就将男女关系以尊卑、贵贱表示出来，把男尊女卑说成是一个自然法则。《诗·小雅·斯干》最后两章说：“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贻罹。”意思是说，生了儿子，要把他放在床上，给他穿华美的衣裤，让他玩玉器。他那响亮的哭声，光彩闪耀的衣服，都表明他将来高官厚禄，可以振兴家业。而生了女儿，只能用布包起来，将她放在地上，给她玩纺锤，只要她将来能操持家务不用父母担心就行了。可见女子一生下来就不得人欢喜，而由于男尊女卑观念的深入人心衍生出来的条条框框又进一步束缚了女子的个性，使女性的地位更是一落千丈。从女性政治地位来说，封建女性没有政治参与权。红颜祸水之说，使女子无论是直接的参与社会政治生活，还是间接的参与社会政治生活，都会遭到强烈反对。中国古代文化中塑造了一系列女子亡国的形象，国家的衰败、朝代的更替罪皆在女子，这种关于国家灭亡原因的荒谬解释，在延续了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一直盛行不衰。女子参政被视为国家的耻辱，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历史上虽然有吕后和武则天专政，不管其功过如何，其始终被视为国家的叛逆者。从女性经济地位来说，在封建家庭中，一切财产的支配权和家务的管理权都统一掌握在男性家长手里。“子妇无私货、无私蓄、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妇女在家庭中是没有地位的，嫡长子继承制剥夺了女性的财产继承权。不仅如此，女性连支配自己嫁妆的权力也没有。《唐律》规定妻子嫁妆的所有权属于丈夫；明清法律规定女子嫁妆由夫家掌管，寡妇改嫁时财产任由前夫家处置。封建社会的女性可谓是彻底的“无产者”。从女性教育地位来说，儒家教育旨在维护男权统治，于是“理所当然”的将女子拒之门外，使女子的受教育权限遭到限制，也丧失了进入学校学习的机会，只能在家中接受有别于男子的有限的教育。而中国古代女子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便是“礼教”及“妇道”，将贞节、服从、柔顺与卑弱定为中国女子的终生追求。班昭的《女诫》里就有关于卑弱、专心、曲从等方面的专门论述，强调对女子进行“从人”的教育、为奴的教育，因此对女子才智发展方面的要求在中国古代社会受到漠视，甚至是给予否定的，提倡“女子无才便是德”。从女性婚姻家庭地位来说，女子的地位也是相当低下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封建婚姻的合法形式。在中国，婚姻重在宗族的嗣续，于是一夫多妻便成为古代的通例。平民可以买妾，贵族可以娶妻置妾养妓，而帝王更是妻妾众多，女子没有独立的人格，只是成为男性的附属品和一个生殖工具而存在。同时，在行为规范方面，女子必须以“三从四德”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三从”即“幼从父，嫁从夫，老从子”，也就是说一个女子，在出嫁前要顺从父母、兄长；出嫁后要顺从丈夫；老了以后，丈夫死了，就要顺从儿子。“四德”即“言慎、行敬、工端、整容”，这四个方面是专门为丈夫和夫家所设的对妇女的规范。除此之外，妇女还必须恪守贞洁观：一女不事二夫，须从一而终；丈夫死后，女子要为丈夫守节（未嫁夫死，也要守节），寡妇不能改嫁，否则被视为“淫妇”。封建统治者甚至设立贞节牌坊来表彰守节的女子，以此来满足男性对女性的独占欲。有的女子在丈夫死后，甚至要作为殉葬品以死殉节。从女性健康地位来说，妇女缠足，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一种摧残妇女身心健康的陋习。缠足的女子要从幼年开始裹束自己的脚，慢慢地拗折足部骨骼，使之畸形。缠足后的一双小脚，不仅在实际生活中有种种不便，而且在整个裹脚过程中，妇女要承受极大的伤残痛苦。可见，封建社会的中国女性在政治、经济、教育、婚姻和健康等方面来说都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封建礼教不仅束缚了女性的发展，也使其沦为男性的附属品，在男权社会没有任何独立人格可言。

从不同时期的称呼看妇女地位变化 称呼是一种文化现象，其中蕴含着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变迁和时代风貌，同时也是一面镜子，能折射出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所处的实际地位。 由于中国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文化和尊卑主从、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妇女一旦结婚必居夫家、改随夫姓，从此丧失一切个人人身自由，终其一生在家照顾公婆、丈夫和子女。一般而言，这个时期是男权社会对妇女压迫的最黑暗期。 这个时期，在普通百姓家庭中，妇女的丈夫对外称呼妻子为：荆妻、荆人、荆妇、荆室、拙荆、山荆、贱荆、贱内、内人、浑家、家里的、做饭的、屋里人、婆娘、婆姨、老马子、后头人、堂客、糟糠、老婆等等。好不容易熬到有了孩子，又被称呼为：孩他娘、娃他妈。整个称呼中无不充斥着男权社会对妇女地位的轻蔑。 稍微有些社会地位的官宦人家按说识书达理，虽然称呼自己的妻子为：夫人、太太、娘子、良妻、贤妻、仁妻、娇妻、令妻等等，但由于男方常常可以娶三妻四妾，所以，其他娶进门的妇女则称为：侧室、小妾、偏房、小星等等，妇女们的地位仍然不高，有的下场比寻常百姓家还惨。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尤其是一九五零年五月一日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开始实施，全国实行一夫一妻制，妇女的地位有了显著的提高。这个时期，男权社会基本上土崩瓦解，这时，男人对外人称呼自己的妻子为：内掌柜、内当家、妻子、爱人、伙计、搭档、参谋长、后勤部长等等。不仅如此，几乎一夜之间，“妻管严”现象在全国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男人们见面，大多都失去往日的神气，除了无奈的苦笑几声，撂下一句“怕老婆不丢人，老婆其实还是疼我的”。然后又象没事人一样，又去忙着完成妻子交办的任务了

给你提供一篇参考文章，你修改一下或许可用。妇女地位变化大 日前，我接到来自广厦社区居委会的电话，约我写一篇文章，参加“三八”妇女节征文比赛。对于妇女问题，我觉得体会最深的是我国妇女地位的巨大变化。在我的记忆中，我的奶奶和外婆，都曾缠过小脚。她们以一双小脚顶着生活的重压忙里忙外的模样，至今在我的脑海中记忆犹新。到了我母亲这一代，妇女地位有了较大提高，但歧视妇女的旧观念，还没有彻底改变。就在我读小学时，头脑中似乎还有深深的以与女性作伴为耻的错误观念，不愿与女孩在一起，甚至不愿与女孩多说话。到了我妻子这一代人，妇女地位真是发生了难以比拟的变化。妇女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应有的尊重与重视。男女平等逐步成为现实。抚今追昔，对于我国妇女地位的巨大变化，我不禁感慨万千。新中国成立后，妇女逐步中三从四德中、从缠足陋习中、从童养媳苦难中解放出来，实现了升学、招工、提干男女平等，男女同工同酬。这与封建社会视妇女为政治上的祸水、生活上的附庸的情况，真有天壤之别。如今，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妇女在工作上、家庭中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在工作上，广大妇女和男性一样在事业的舞台上展示才华，凭本事吃饭，按贡献拿钱，巾帼不让须眉，各行各业都涌现出了许多杰出的女性。女政治家、女企业家、女学者，越来越多，有许多女性甚至还超过了男性。像一心为人民服务的售票员李素丽，一身正气忠于职守的女公安局长任长霞，还成为人们学习的楷模。就在广厦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几乎是清一色的女性，她们敬业奉献、创新实干，以女性特有的细致与细心，以扎实的工作业绩，令男士刮目相看。在家庭中，随着女性经济上的独立，地位也在不断提高。过去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夫唱妇随，现在则在家庭中也实现了男女平等。许多女性比男性起到的作用更大，她们不仅承担工作上的责任，在家庭生活中同样挑起重担。绝大多数女性几十年如一日，含辛茹苦，为家庭作出无私的奉献，体现了伟大的母爱。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妇女在家庭的和睦、稳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一个国家妇女的地位，同这个国家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水平关系密切。可以相信，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不断推进，妇女地位还将不断提高。当前，我市确立了把台州建设成为长三角地区创新活力最足、创业环境最佳、民富程度最高、社会和谐最好的城市之一的宏伟目标。全民创业，全面创新的高潮，即将兴起。广大妇女将在创业创新中建功立业，大有作为，进一步品尝男女平等的甜蜜滋味，体会“半边天”的豪迈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