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投资环境研究论文怎么写

多哈发展议程谈判的前景2001年11月9日至14日WTO在多哈召开了第四次部长级会议，正式启动了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因此本轮多边贸易谈判被称为“多哈回合”。多哈回合的谈判计划涉及农业、非农产品、知识产权和公共健康、乌拉圭回合承诺实施等多个领域，其规模和难度都堪称迄今之最。遗憾的是，多哈回合自启动以来一直进展缓慢，比如原定于2002年底结束的公共健康问题、特殊和差别待遇(S&D)问题以及实施问题均未如期完成，农业谈判模式和非农产品谈判模式也未能在原定日期以前达成一致。2003年9月10日至14日WTO第五次部长级会议在墨西哥的坎昆举行，这次会议本来被各国寄予厚望，但却无果而终，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协议，成为继西雅图会议之后第二次失败的WTO部长级会议。坎昆会议的失败反映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WTO体系中的利益冲突，也引起人们对贸易和发展之间的关系的反思。今后，多哈回合谈判能否顺利进展、多边贸易体系的合法性能否提高，取决于WTO体制是否能够进行改革，以便使其更具有民主性。 多哈回合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的利益冲突 尽管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支持自由贸易，但是自由贸易在带来交易双方福利水平提高的同时，也会制造出赢家和输家。对于一国政府而言，参与多边贸易谈判的基本立场乃是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尽可能地减少国内居民和企业因为外部竞争所带来的损失。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规模各不相同，大国和小国在进行双边贸易谈判的时候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多边贸易体系通过创造出一个相互平等、重复博弈的平台，有助于减少小国和发展中国家在和发达大国进行谈判中所遇到的不利局面。然而，由于WTO远非一个民主的国际组织，发展中国家很难利用多边贸易谈判的这一便利，发展中国家仍然在WTO中处于不利地位。 在具体议题上，各国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发达国家之间在很多问题上也有激烈的利益冲突，比如欧盟和美国之间关于农业补贴、转基因产品、钢铁等问题一直存在着矛盾，发展中国家阵营之中既有中国、印度和巴西这样的大国，也有像马来西亚、泰国这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还有很多最不发达国家，其利益也经常互相冲突，但是，在多哈回合的进展过程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逐渐演化为主要的矛盾。 WTO的发展中成员根据乌拉圭回合的谈判结果，进行了广泛的市场开放和国内体制改革，为世界贸易自由化、经济全球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发展中成员做出的贡献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由于发达国家的苛刻要价，发展中成员普遍反映，在履行乌拉圭回合协议时遇到了许多困难，承担了超出其经济发展水平的义务。发展中成员要求在多哈回合中，发达国家应该首先兑现其在乌拉圭回合中的承诺，并且要优先讨论发展中成员特殊差别待遇问题、公共健康问题等，在市场准入方面发达国家应充分照顾发展中成员具有出口利益的产品和服务。大多数发展中成员非常反对在老的问题没有解决之间匆匆忙忙地开辟新的议题，发达成员更注重的恰恰是在多哈回合中加入新的议题，如投资、竞争、政府采购和贸易便利化等，它们希望在乌拉圭回合谈判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市场开放，不希望对乌拉圭回合协议做过多的修改。以下将侧重分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分歧最大的两个问题，即农业谈判和新加坡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这两个领域的分歧直接导致了坎昆会议的失败。 1. 农业谈判。 农业是多哈发展议程的核心问题，也是最敏感的问题之一。长期以来，农产品贸易是扭曲的。在现有WTO协议下，发达国家一方面劝诱甚至强迫发展中国家开放其农产品的进口，声称这将带来发展中国家资源配置的改善，声称农产品进口对外开放可能带来的问题比如本国农民的失业和收入下降都将只是暂时性的，另一方面，他们自己却在保护对国内农业部门的保护。发达国家仍然普遍实施对农业的各种补贴，以及对国外农产品进口的高关税保护。在发达国家，许多农产品的关税仍然很高，有的甚至超过200%和300%。1986-88年，OECD国家每年的农业补贴平均为2750亿美元，但是到了2001年则增加到3500亿美元，而该年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仅为540亿美元。发达国家的每头牛享受的补贴竟然是非洲国家穷人收入的三倍。这种不对称的保护，使得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可以以低廉的价格进口到发展中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产生了很大的冲击。2002年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就指出，像未加工食品这样的初级产品部门，本来应该是发展中国家最具出口优势，但是，这个行业的出口反而一直由发达国家垄断。 由于农业人口仍然在发展中国家占很大比重，因此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讲，农业一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应该要求WTO改变这些不公平的农业协议，要求发达国家取消对农产品的补贴，限制发达国家农产品向发展中国家的倾销。中国加入WTO之后也面临着这个问题。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2002年的报告，中国在加入WTO之后，粮食的进口关税要从2001年的91%在10年之内下降到3%；饮料和烟草的进口关税要从2001年的58%在10年之内下降到10%。由于农产品进口关税大幅度降低，本国的农业生产可能会大幅度减少，例如中国的油菜籽生产可能会下降53%，饮料和烟草的生产可能会下降39%。 新一轮农业谈判必须改变这些不合理的现象。这要求发达国家能够在削减高关税和关税升级、取消出口补贴和削减并最终取消贸易扭曲性国内支持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谈判结果还要实质性地提高发展中成员的特殊和差别待遇，战略性产品和特殊保障机制是很好的途径。从某种意义上讲，农业谈判已经成为多哈回合的试金石，发展中国家希望通过农业谈判看到发达国家的诚意和远见。 2.新加坡议题。 所谓新加坡议题包括投资、竞争政策、贸易便利化和政府采购透明度等四个议题。早在1996年新加坡举行的WTO部长级会议上，发达国家就曾经建议把这四个议题纳入WTO的谈判。发展中国家普遍提出了抗议。于是，发达国家建议设立相关的工作组，讨论贸易与竞争政策之间的关系、政府采购的透明度等问题。要不要在多哈回合中启动新加坡议题的讨论，是一个非常富有争议的问题。从本质上说，这些议题都不是贸易问题，WTO来关注这些问题只能分散其注意力。发达国家提出这些议题的真实动机是进一步获得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准入，而且，这些新议题一旦进入WTO的框架之中，发展中国家必将进一步失去制定经济政策的自主权，陷入更大的困境。 第一个议题是投资议题。发达国家提出投资议题的用意就是要让外国投资者在发展中国家享有充分自由的权利，无条件地进入各国市场，不受限制条款的约束，可以自由地进行投资，享受国民待遇。发达国家鼓吹国民待遇原则的最终目的是在发展中国家拥有100％的所有权，外国公司只要想进入一个国家，就可以进入，当地政府没有任何干预外来投资的权利，并且也不能向当地企业和个人提供任何优惠政策和补贴。由于这项议题一面倒向发达国家而备受非议，目前其主要的建议者又提出了修正建议，即第一阶段主要注重透明化措施，接着是衔接步骤，展开连续为期两年的谈判，然后自动提升到另一项贸易协约的谈判。像这样一个接一个步骤的修正建议，其最终目的无非是要成员国最终同意把发达国家关于投资条例的概念列入WTO授权的规范内。这必将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各个领域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影响发展中国家工商企业发展的各方面条件，削弱政府相对于外国投资者和债权人的谈判地位。 第二个议题是关于竞争的议题。在发展中国家看起来，竞争政策的主要目的应该是反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因为它们作为垄断的代表，可能会对发展中国家的中小企业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在发达国家看来，竞争政策的主要目的却是允许发达国家的企业能够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和当地企业“平等”竞争。1996年新加坡举行的WTO部长级会议上，各国同意设立一个工作组研究贸易与竞争政策之间的关系。按照当时的说法，这项协议并不是要成员国承诺将来谈判关于竞争的议题。但是，目前欧盟仍然不断催促落实关于竞争议题的谈判，并且建议把它列入多哈回合谈判。正如美国与欧盟的贸易代表所宣布的，他们的共同目标就是为了在发展中国家订立竞争条例，以方便外国企业机构进入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进行自由竞争。这对发达国家来讲是有利的，可对于发展中国家却是不公平的。一旦这项协议纳入WTO的框架之中，必将削弱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为本地企业提供优惠的权利，同时发展中国家也不能伸缩性地选择适合各自国家的竞争模式，以迎合不同时期的经济环境变迁。 第三个议题是政府采购。1996年新加坡WTO部长级会议上同意的议案是建立一个工作组研究政府采购中的透明化问题。但是，到如今，欧盟等发达国家已经拟定了一份详细的要求将政府采购纳入WTO谈判的议案。直到目前为止，政府采购可以豁免贸易自由化。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政府采购的意义并不仅仅是政府购买多少台电脑或多少套软件。当一国经济处于衰退的时候，政府采购可以有助于扩大本国国内需求，刺激经济复苏；当国内的幼稚产业处于发展初期的时候，政府采购有助于迅速地培育国内市场，推动本国产业的发展；如果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失业问题或其他经济社会问题，政府也可以方便地用政府采购实现自己的政策目标。一旦政府采购必须纳入WTO管制，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政策自主性，发展中国家政府不能再给给予本国公司任何提供公共用途商品、参与公共服务和承包政府工程的优先权。 第四个议题是贸易便利化。这个议题相对而言较少争议，但是发展中国家也提出，为了提高贸易便利化，发达国家应该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援助。 假如这些新议题一旦进入WTO的框架，那么发达国家的企业机构就可以自由地进入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发展中国家必将失去管制那些外国企业的自主权，也必将丧失制定相关的国内政策的自主权，难以有效运用宏观经济、金融、发展政策和政府采购政策满足国内政策目标。在发展中国家不断丧失自主权的同时，发达国家却试图将劳工标准和环境问题纳入WTO体系，以便在妨碍到其国内利益的时候，方便地祭起保护主义的大旗，限制发展中国家的相关商品进入他们的市场。 坎昆会议的失败 2003年9月14日，随着墨西哥外交部长德韦斯（Derbez）宣布谈判破裂，被各方寄予厚望的坎昆部长级会议无果而终。坎昆会议让WTO遭遇自1999年西雅图会议以来的又一次沉重打击。坎昆会议上的围绕有关议题的争论都表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冲突日益白炽化。 1. 围绕农业问题的争议 发展中国家普遍认为，农业问题是“多哈回合”中最核心的内容，是解决其他议题的关键。早在会议召开之前，就有分析人士指出，农业问题的前景很可能最终决定坎昆会议成败的命运。事实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由于农业问题没有得到恰当的解决，发展中国家拒绝就新加坡议题进行谈判，谈判才最终宣告破裂。 农业问题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异常复杂。在农业问题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矛盾，发达国家之间也有矛盾。就是发展中国家，由于各国农业生产和进出口情况不同，其利益和要求也各有不同。坎昆会议之前，农业问题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此问题上的立场并非泾渭分明。在乌拉圭回合的谈判中，农业领域的阵营是这样划分的：一方是美国、加拿大和凯恩斯集团（其中有不少发展中国家），赞成开放农产品贸易市场；另一方是欧盟、日本和韩国，也包括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他们实施出口补贴，不愿意开放农产品市场。很明显，发展中国家不够团结，他们分属两大阵营。而在坎昆会议上，美国和欧盟开始联手，而发展中国家也开始试着用一个声音说话。美欧在8月中旬为弥和他们之间的差异，以牺牲发展中国家利益为代价，提出了一个折衷建议。但在坎昆会议期间，发展中国家结成三大集团来对抗发达国家的强大攻势，他们是：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在内的21国集团（G21）；拥有77个成员的非加太集团、拥有52个成员的非洲联盟和以孟加拉为首的30多个最不发达国家结成的联盟；由多米尼加、洪都拉斯、肯尼亚、尼加拉瓜、巴拿马和斯里兰卡等33个国家组成的“战略产品和特殊保障机制联盟”，它们声称代表那些脆弱的、缺乏资源的小农户的利益。 2003年2月，WTO农业谈判委员会主席、香港贸易代表夏秉纯起草了农业谈判减让公式。这个方案提出，在未来9年内全面削减出口补贴，在5年内农业进口关税削减40-60%，给予发展中国家的条件要宽松一些。当时，欧盟、日本、瑞士和韩国反对这个方案，美国和“凯恩斯集团则赞成这个方案。 8月，欧盟、美国就农业问题联手提出新建议，提出以乌拉圭回合减让公式和瑞士公式结合的“混合公式”代替原农业谈判委员会主席公式的内容，建议在农业市场准入、出口竞争、国内支持等三个领域均不包括具体的数字，只形成一个框架，试图取代含有具体数字的主席模式草案。“混合公式”一方面要求对部分农产品按照平均公式削减关税（幅度并不大），另一方面要求对大多数的农产品按照瑞士公式削减关税，其特点是“高税多减”，即关税水平越高，削减程度越高，这使关税水平较高的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坎昆部长草案》就建立在欧美的草案文本上，它所讨论决定的农业谈判模式只是一个非常原则性的框架，大量的实质性内容，包括削减补贴的方式，都有待于今后进一步补充。 G21建议减除发达国家国内支持（包括蓝箱和绿箱）和出口补贴。而代表那些脆弱的、缺乏资源的小农户的利益的“战略产品和特殊保障机制联盟”则强力要求推进战略产品和特殊保障机制，这样发展中国家就可以自主选择不必受关税削减约束的特殊产品，并且可以用特殊保障机制这样一种简单而有效的方式来解决进口激增的问题。但即使在修改过的部长草案中，这些要求也没有得到切实的体现。但是，在《坎昆部长草案》中，体现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战略产品只针对少数产品，而且在适用时还有附加条件。特殊保障机制更是附加有众多条件，这使得该机制的用处有限。坎昆会议上公布的《部长草案（修改版）》有关农业的部分与8月24日的版本并无二致，发展中国家提出的批评性的意见完全被忽略了。 在讨论新加坡议题时，非洲产棉国以在棉花相关条款上没有实现预期目标为由，拒绝就任何一项议题再继续进行谈判，阻止了新加坡议题进入多哈议程，这使得发达国家不敢再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要求。 2.非农产品的市场准入问题（NAMA）。 关于“非农产品市场准入”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围绕着9月13日出台的《部长宣言草案（修改版）》展开了争论，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 （1）在关税削减方面，新草案依然采用欧美及加拿大的方案，提出要采用“非线性公式”法（“non-linear formula” approach），即关税越高，削减幅度越大。发展中国家并没有接触过“公式法”，“非线性公式”则更是闻所未闻。在此以前，他们一直能自行选择约束的范围（比如，需要对哪些产品做出约束性承诺）和自由化的速度，国内政策具有较高的灵活性。因此，发展中国家提出，应当考虑采纳一个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单一削减系数，或者在特殊和差别待遇的基础上允许发展中国家采纳另一个不同的系数，同时允许他们以较低的速度削减关税。 （2）在取消行业关税方面，原来的草案文本提出将电子、鱼类、鞋类、稀有金属、纺织成衣等八个行业的关税削减为零。新草案虽没有提及削减关税产品的名单，但是提出“所有成员的参与非常重要”。发展中国家指出，部分行业对他们意义重大，行业性关税削减应当本着“自愿”原则，强制执行新草案中的条款将导致“极为严重的后果”。 （3）为扩大适用“非线性公式”的产品范围，草案文本提出将不受约束的关税线按照“应用税率”（applied rate）乘以二，从而满足公式的适用范围。这样经过“非线性公式”的计算后，新的关税税率将低于现有的应用税率。这等于是变相地削减一些低关税产品的关税，扩大关税削减的范围。 很明显，多哈回合草案基本上就是照搬了美国-欧盟-加拿大在8月提交的立场文件，目标是迅速削减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品关税。发展中国家认为如果接受宣言草案，将使得其国内工业发展的政策空间急剧缩小，甚至导致国内企业的破产和成千上万的就业机会受到危胁。草案中有关NAMA的内容完全忽略了多哈回合的原则：多哈回合是发展回合，“磋商应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特殊需要和利益，在削减承诺方面应以‘非互惠原则’为基础”。在8月份草案最早出台时，发展中国家就表示反对，它们提出要么去掉这些不合理的要求，要么就将其变成“自愿性的”。但是，这些要求没有在修改过的草案文本中有任何体现。 3.新加坡议题 自从在1996年新加坡部长级会议上提出所谓的“新加坡议题”之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围绕这些问题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多哈会议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过斗争和妥协，终于在《多哈宣言》中规定，关于四项新议题的磋商将在第五次部长级会议后开展，但这一决定的前提条件是，各方必须就磋商的形式达成“一致意见”。 “新加坡议题”在坎昆会议的最后两天代替农业问题成为谈判场上针锋相对的焦点，关于这一议题的争执成为导致坎昆会议最终失败的导火线。 9月14日凌晨，九国部长在坎昆会议主席德韦斯先生的主持下就新加坡议题进行了讨论，各国坚持原有立场，互不相让。九国会议结束后不久，又召开了一场由大约30个国家组成的更大规模的会议，主要讨论坎昆会议上所有的重大议题，目标是弥和差异。为了推动谈判，德韦斯先生建议先开展关于贸易便利化和政府采购透明度的磋商，另外两个议题先不放在日程上。尽管欧盟接受了这一建议，但是一些国家如韩国不愿意放弃任何一个议题，而70国集团和众多其他发展中国家不愿对任何议题进行磋商。会议不欢而散，Derbez先生宣布第五次部长级会议结束。 坎昆会议上，各方的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发展中国家认为，接受新的义务将给他们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影响，因此，他们以还没作好准备为由，要求进一步“澄清”（clarify）议题，而不是开始“磋商”；以欧盟和日本为首的发达国家认为，多哈会议上各方已做出要在坎昆会议后开始磋商的不可逆转的决定（irreversible decision），因此“磋商”应在坎昆会议后立刻开始。 代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观点都在《坎昆部长草案》中有所体现，这一点与草案中有关农业和NAMA的内容相比是一种进步。但这种体现仍然是不对称的。发达国家对磋商“形式” （Modalities）的建议被详尽地列入附录，而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建议却没有列入附录。 坎昆会议后就“新加坡议题”展开磋商的前提条件是，各方必须就磋商的“形式”达成“明确一致”（explicit consensus on modalities of negotiations）。各方主要的分歧集中在对modalities的理解上。欧盟和日本将它界定为程序性问题（比如磋商的最后期限、将要举行几次会议等等）和一系列的原则或议题。他们如此界定的目的是希望能比较容易地达成明确一致，从而开始磋商。但发展中国家强烈地谴责了这种观点，他们认为，modalities指的是每个议题的范围和定义，将要承担的义务和每个议题的实质性内容（不能只列一个清单）。发展中国家提出，只有新加坡议题modalities的实质（而不仅仅是程序和清单）为各国所了解和同意，发展中国家才能决定是否要在这四个新领域遵守新的规则。 由于有关“新加坡议题”的磋商久拖不决，欧盟同意做出让步，只启动两项谈判，但是发展中国家对此毫不动摇地表示“不买账”。印度是其中最强硬的反对者，理由是“未达到《多哈宣言》中就发起谈判所要求的明确一致”。马来西亚则表示，无法支持任何意味着发动谈判的文本，“这一领域毫无商量的余地”。再加上非洲产棉国在棉花相关条款上没有实现预期目标，拒绝就任何一项议题再继续进行谈判，各方相持不下，谈判宣告破裂。发展中国家这次如此坚决地拒绝妥协，除了说明发展中国家的力量日益壮大，更加注重运用多边贸易机制为自己争取利益以外，也说明坎昆会议上农业问题未能得到很好地解决是发达国家未能如愿地引入新加坡议题的重要原因。 WTO的改革前景 坎昆会议的失败，直接原因是在农业谈判和新加坡议题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利益冲突，但是更深远的原因在于WTO决策机制中的不民主性。从坎昆会议上，暴露尤其突出的有以下几点： 1. 谈判文本的起草。 从多哈会议开始，WTO理事会主席就“以自己的名义”起草部长宣言，比如多哈会议上的Harbinson草案和坎昆会议上Castillo草案，草案的内容也大多只反映发达国家的意见，发展中国家虽然多次表示反对，但草案的修改版也仍旧没有改观。作为参加谈判的代表，发展中国家却无法参与议题的准备和提出，而是只能被迫接受已有的文本，这将直接导致发展中国家在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 2.“协调人”（facilitator）的任命。 坎昆会议上“协调人”的任命是由部长会议主席任命的，这种任命丝毫没有考虑发展中国家的意见。比如坎昆会议上“新加坡议题”的协调人是加拿大部长Pierre Pettigrew，这引起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不满，因为此人也是多哈会议上新加坡议题的协调人，他极力倡导就新加坡议题进行磋商，由他来主持讨论，根本不能保证讨论结果的公平性。 3.绿屋会议。 坎昆会议上对新加坡议题的讨论是以“绿屋会议”的形式进行的，无论是9月14日凌晨的九国会议还是稍后的三十国会议都是如此。“绿屋会议”（ the Green Room Meeting）的说法始于乌拉圭回合，因为当时的GATT总理事的办公室是绿色的，而在那里举行的会议多是排外的、不公开的，所以人们就把这种排外的、不透明、不民主的决策方式称作“绿屋会议”。尽管在新加坡会议上WTO的总理事许诺这种排外性的会议将不会再发生，从而使得新加坡部长级会议不至于无果而终，但事实是，“绿屋会议”自新加坡会议以来就从未停止过。西雅图会议上，“绿屋会议”的形式贯穿于会议的始终，非加太集团和非洲国家集团对这种“闭门羹”极为愤怒，他们发表声明说，不会使任何宣言达到“完全一致”，于是谈判瓦解。也许是吸取了西雅图会议的教训，多哈会议举行了多次非正式磋商，各国部长有机会参与对议题的讨论，但部长宣言的各种文本的起草却是以一种不透明和排外式的方式进行的，总理事会主席“以自己的名义”提交了一份不受欢迎的草案（Harbinson草案），而在会议的最后一天，由于没有别的选择，各国只好接受了这份草案，当然，这也是出于维护WTO合法性的需要，发展中国家做出让步的结果。 多哈回合谈判的顺利进行将对世界经济复苏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世界经济发展形势尚不确定，目前还有很多不稳定因素。多哈回合的成功将有助于世界经济的恢复和长期发展。目前，WTO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多哈回合谈判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WTO将何去何从。如果在未来几年内WTO的成员国能够吸取坎昆会议的教训，竭尽全力来纠正WTO规则和体系中的问题和不平等，将有助于推动WTO和全球贸易的顺利发展，否则，如果各国之间仍然无法达成妥协和合作，现有多边贸易体系的扭曲程度将进一步加剧、全球经济的不平衡程度也会进一步恶化。

叫姐姐撒··姐姐帮伱哈

首先收集广泛的中印贸易资料，分点论述，比较个点中印优劣势得出中肯的结论，不要太偏激也不要很片面，可从以下各点写作（尽给你提供资料参考，毕竟这是锻炼自我能力的时刻，写作的整体性还需要你来把握！！）中印确定重启边境贸易古道的具体时段 一.中印双边贸易政策 新闻事实： 新华网拉萨6月19日电（记者冯雷 李建敏）中国和印度将于7月6日重新开放连接西藏和印度锡金段的乃堆拉山口边贸通道，恢复两国中断40多年的边境贸易。 中印两国官员18日在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举行会谈，会后签署的会谈纪要公布了重启乃堆拉山口边境贸易的时间。 根据会谈纪要，此次重新开放的乃堆拉山口还属临时边贸市场，即位于乃堆拉山口16公里左右山路上的洞青岗临时边贸市场，开放时间为每年6月1日到9月30日之间的周一至周四，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6点。 “两国边境贸易的发展将成为改变边境地区经济封闭状态、发展市场经济的重要力量，并带动交通、建筑、服务等产业的发展，为两国实现连接南亚贸易大通道的构想创造条件。”西藏自治区主管商务工作的副主席郝鹏说。 “通过双方边境贸易合作，将实现以贸易带动两国政治外交关系的稳定和发展，改善双边的贸易环境、疏通贸易渠道。这是中印两国政治外交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印两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两国边境地区人民的需要。”他说。 参加会谈的印度代表团团长、印度商工部辅秘克里斯缇·费尔南德斯表示：“乃堆拉山口贸易通道和边贸市场的恢复是一件伟大的历史事件，它揭开了印中经贸关系的新篇章。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扩大双边贸易，而且有助于两个伟大国家之间建立更加良好的双边关系。” 乃堆拉山口位于西藏日喀则地区亚东县与印度锡金段的交界处，海拔4545米，距拉萨460公里，距印度沿海城市加尔各答约550公里，曾是中印之间主要的陆路贸易通道。 【援引资料分析综合】： 20世纪初，这里的年交易额最高时达到上亿银元，占当时中印边境贸易总额的80％以上。但自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后，两国相继撤销了原边贸市场的海关等机构，乃堆拉山口由军队把守，边贸通道被铁丝网隔离。重新开放乃堆拉山口，将会对构建中国通向印度及南亚陆路大通道，扩大中印边境贸易，造福两国人民发挥重要作用。 目前亚东口岸虽未正式恢复开放，但边民互市贸易近年趋于活跃。亚东县政府部门统计数字显示，每年到亚东经商的边民达5000多人次，民间互市贸易额达360多万元。2004年，中印两国签署了经由乃堆拉山口进行边境贸易的备忘录；2005年，中国国务院正式批准了西藏在亚东县建设边贸市场的总体方案，亚东口岸恢复开放的事宜进入组织实施阶段。 郝鹏说，亚东边贸市场的开放，将大大促进中印贸易发展。从印度进口铁矿石、农畜产品可通过这个便捷的陆路通道，中国的羊绒、家电、中药材也有望通过这个口岸进入印度市场。 【用数字得出结论】 “去年西藏进出口总额才两亿美元，中印亚东边贸开通后，即使中印贸易额的10％通过这个山口，西藏的外贸额也会增加十几亿美元，这对西藏的带动太大了。”他说。 目前中印贸易大部分通过海运，而西藏的外贸绝大部分经由天津港，两地相距数千公里。“由于青藏铁路即将于7月1日通车运行，因而一旦走乃堆拉山口，拉萨经亚东至加尔各答等印度港口的距离就可缩短至约1200公里，这将有利于促进从中国西藏和内地通往南亚陆路大通道的形成。”郝鹏说。 中国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中印贸易额去年达187．3亿美元，比上年增加37．5％，预计今年将会突破200亿美元。中国已成为印度第二大贸易伙伴。 二.中印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比较研究摘要：随着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地位和作用的不断加强，服务贸易的竞争力越来越成为影响一国或一地区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本文通过国际市场占有率和RCA两个指标对中印服务贸易整体和行业的国际竞争力进行了比较，并借助模型对影响中印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如何提升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提出政策建议。 在国际分工继续深化和全球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升级的背景下，服务贸易发展非常迅速，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并且竞争日趋激烈，而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也越来越成为衡量一国或地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标。面对这种形势，如何促进服务贸易的发展，提升其竞争力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早在18世纪，亚当·斯密提出的“绝对优势理论”和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实质上就是有关国际竞争力的分析，因为绝对优势或比较优势往往是一国或地区贸易竞争力形成和发展的基础。20世纪以来，国外一些著名学者提出了许多理论来探讨国际竞争力，其中被公认为竞争优势理论集大成者的是迈克尔.波特。他认为，国家竞争优势的问题实际上是行业竞争优势的问题，关键是理解一国经济的大环境如何影响企业和行业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地位。为此，他提出了著名的“钻石模型”。然而波特所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国家和产业，并没有专门涉及服务贸易的竞争力。而郑吉昌、夏晴(2004)则以波特的观点为竞争优势理论的核心，结合服务贸易的特征探讨了影响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因素，但文中却没有对各因素的影响做具体分析。查贵勇(2006)利用“钻石模型”分析影响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因素，并认为造成中印服务贸易竞争力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高等生产要素和相关产业支持的差距。本文也选择印度作为比较对象，因为中印两国经济发展状况相似，但印度在服务业及服务贸易发展上却极为迅速，对中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文中对中印两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和国际竞争力水平进行了比较，并通过新模型对影响中印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各因素做了具体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提升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政策和建议。二、中印服务贸易发展的现状从服务贸易总额来看，1990年中国的贸易总额为亿美元，印度为亿美元，两者相差亿美元。但从1991年开始，中国的服务贸易总额开始超过印度，且两者差额越来越大，2004年差距最大，达到亿美元。2005年差额有所减少，中国的贸易总额是1665亿美元，比印度多出315亿美元。从图1可以看出，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和印度的服务贸易总额曲线都在稳定上升，并且曲线越来越陡峭，表明两国服务贸易总额有快速增长的趋势，这与两国都大力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息息相关。1990年至2005年间，中国和印度服务贸易总额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21%和36%，远远超过同期的世界平均增长水平。 具体到服务出口贸易而言，2005年中国服务出口额为812亿美元，是1990年的倍，年平均增长率达。与中国相比，虽然印度服务出口的总额低于中国，但其出口增长速度却较快。2005年印度出口总额为676亿美元，是1990年的倍，年平均增长率更是高达。同时从服务出口占本国总出口的比重来看，中印两国差距较大。2005年中国服务出口的比重为，比1990年仅增加，平均比重也仅为。而印度的服务出口占该国总出口的比重达到，比1990年上升了，平均比重达，是中国的倍，且比重还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如表1所示)。印度服务出口的迅速增长，得益于其服务业的大力支持。2000年印度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达到48%(而中国仅为33%)，比1980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且其服务业增长速度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印度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其服务贸易的发展。三、中印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比较(一)国际市场占有率的比较衡量一个国家服务贸易国际地位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其国际市场占有率，即该国服务出口占世界服务总出口的比例，它反映了一国服务出口的整体竞争力。2005年中国服务出口占世界服务总出口的，位居世界第八，比1990年增加了。而印度2005年服务出口的比重为，排名世界第10位，较1990年上升了。由表2可以看出，从1990年到2005年，中国服务出口在世界的比重均高于印度，但两者的差额却有减小的迹象，如2002年中国和印度所占比重的差额为，而2005年则减少到。同时表中的数据还表明了两国的比重都有上涨的趋势，这与两国都大力推行对外开放政策，扩大服务贸易有关。(二)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的比较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RCA)是能反映一国产品或服务的出口与世界产品或服务平均出口水平进行比较的一个指标。其公式为RCAij=(Xij/Xit)／(Xwj／Xwt)。其中，Xij表示i国当期服务的出口额，Xit表示i国当期商品和服务出口总额，而Xwj为当期世界市场服务的出口额，Xwt为当期世界市场全部商品和服务的出口额。如果RCA>1，说明该国的服务出口具有比较优势，如果RCA<1，说明该国的服务出口不具有比较优势，该值越大比较优势就越大。从服务贸易总体的RCA的比较来看，中国和印度的差距比较明显。从表3可以看出，2005年中国服务贸易的RCA指数为，比1990年仅增加了，并且从1995年至2005年，RCA指数一直徘徊在之间，表明中国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很弱。与中国相比，印度服务贸易的RCA指数大部分年份都在1以上，2005年更是高达，且RCA指数还处于稳定增长的趋势之中，印度的服务贸易表现出很强的比较优势。从服务贸易RCA分项比较来看，中国在旅游业方面比较优势明显，其RCA指数从1991年到2002年始终维持在1以上，且持续上升，2004年虽有所下降但仍达到。在运输业方面，RCA指数变化较大，由1990年的持续下降到1998年的；从2000年起运输业的RCA指数开始不断上涨，到2004年已达，但仍不具有比较优势。而在其他商业服务上，中国的比较优势不显著，RCA指数一直小于1。印度各部门却有着不同的状况。印度旅游业的RCA指数近年来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中，1992年指数为，但到了2004年却只有，比较劣势越来越显著。在运输业方面，RCA指数的变化和旅游业很相似，也在持续降低，2004年仅为。然而近年来，印度其他商业服务的比较优势则在逐渐增强，从1996年的上升到2004年的(见表4)。综合上述三个竞争力指标的比较来看，虽然中国服务贸易的国际市场份额比印度要大，但服务贸易的总体竞争力却比印度低。中国在传统的旅游服务上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而印度则在其他商业服务方面显示出了明显的比较优势，但两国在运输服务上都不具有比较优势，国际竞争力较弱，并且印度的劣势更为显著。四、影响中印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因囊分析 本文以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为核心，结合服务贸易的特性以及中印两国具体的国情，通过修正后的模型来探讨影响中印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因素。新模型(如图2所示)保留了波特“钻石”模型的基本内核，要素条件、需求条件、服务业及关联产业和企业战略、组织结构与竞争理念仍然作为一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决定因素。不同的是新模型突出了政府的作用，不仅将其由“钻石”模型中辅助要素提升为决定要素，而且还把它置于“中心”位置。新模型还添加了两个“环”，内环表示国内环境的影响，包括一国的文化环境、制度环境和商业环境等，而外环则代表着国际环境的影响，如经济全球化、区域集团化等。由于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的形成不是阶段性的，而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并且其对一国贸易竞争力的影响从短期来看表现为对竞争力的强弱是有利还是不利，从长期来看则是后者如何受前者的影响，所以本文将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归结为辅助因素。波特将机遇作为“六要素”模型中的另一辅助要素，但本文考虑到机遇不可求的特性，并且其作用的发挥往往要通过改变一定的国内或国际环境才能产生影响，所以并未将其作为一个基本因素独立出来，而是化入“环境”这一辅助要素之中了。接下来本文将结合中印两国的具体国情来逐一论述模型中的各个要素对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一)要素条件 服务贸易的生产必须依托一定的生产要素，如旅游服务需要优美的自然环境和浓厚的人文环境，金融、保险、银行离不开雄厚的资本等等，生产要素是服务型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生产服务的要素也可以分为基本要素和高级要素，其中基本要素是指一个国家先天拥有的自然资源、地理位置、气候条件、普通工人等要素。而高级要素则是通过投资和发展而创造的要素，如充足的资金、先进的技术、高素质的人才等。各国应当把自己的服务贸易竞争策略建筑在发挥本国高级要素的优势之上。由于高级要素也是变化的，今天的高级要素明天可能变成一般要素，因此，各国在发展国家竞争优势时，关键是创造一种有利于高级要素生成、发展、不断提高、升级换代的环境。正如波特所认为的，随着科技的进步，一国要在国际竞争中取得竞争优势，其环境优势要比基本要素更为重要。中国和印度皆为世界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和旅游资源，这为两国旅游业和旅游贸易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中国和印度人口数量众多，为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廉价的劳动力，但两国劳动者在质上存在一定的差别，因而对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尹翔硕、申朴(2005)通过对中国和印度1980-1989年和1990-2000年这两个时间段内劳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这三种要素的积累对服务贸易出口增长的影响做了时间序列分析，发现中国劳动力积累对服务贸易出口增长的贡献度很大，而印度人力资本积累对其服务贸易出口增长贡献度较大，说明两国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来源不同：中国服务贸易比较优势主要来源于其丰裕的劳动力，而印度更多地来源于人力资本。由于一国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能够为其现代服务贸易部门比较优势的增强提供有利条件，所以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以此来迅速积累人力资本。2006 年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06～2007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印度从2005年排名第50位一跃而上升到第43位，首次在排行榜上超越了中国。在本届世界经济论坛上，中国和印度的快速发展并列成为主要议题。中国和印度被认为是21 世纪两个最大和增长最快的经济实体。近年来，两国贸易发展较快，贸易额持续保持高速增长。中印两国的经贸关系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三经贸如何优势互补一、中印贸易快速发展中印贸易开始于1951年，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贸易规模很小，发展缓慢。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印双边贸易发展很快，贸易额以年均超过30%的速度递增。2005年，中印两国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06年是中印经贸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2006 年3月，中印双方高层召开了中印经贸科技联委会第七次会议，确定了落实《全面经贸合作五年规划》的工作计划，启动了中印区域贸易安排联合可行性研究，同意建立工作机制讨论印度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2006年11月，中印《联合声明》宣布，到2010年，双边贸易额将达到400亿美元，提出了包括“确保双边关系全面发展”、“巩固贸易和经济交往”等10项战略，强调“中印全面经济和贸易关系，是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核心组成部分”。2006 年，中印双边贸易额由2000年的亿美元增至249亿美元。目前，印度是中国第10大贸易伙伴。从贸易总密度来看，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印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据印度学者分析，按目前的增长速度，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成为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对印度主要出口商品有机电产品、化工产品、纺织品、塑料及橡胶、陶瓷及玻璃制品等；自印度进口的产品主要为铁矿砂、铬矿石、宝石及贵金属、植物油、纺织品等。近年来，印度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大量私营企业积极投资，计划新建公路、桥梁、铁路、港口和电站等一批基础设施，中印承包工程领域合作空间广阔。中印投资合作也迅速发展，截至2006年底，经商务部批准或备案的中国在印度投资累计金额为1700万美元。投资领域主要有电子、通信和轻工等。同期，印度在华非金融类投资项目256个，合同金额 亿美元，实际投入亿美元。此外，中印双边商务人员往来频繁，中印资源合作和技术合作均有较大发展潜力。二、快速发展的背后伴随着两国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中印经贸合作中的很多问题成为了制约两国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因素，主要表现为中印双边贸易摩擦日益凸显，印度保护本国落后制造业及其设置了较高的贸易壁垒等。1．中印双边贸易摩擦问题日益凸显1975 年，印度开始建立反倾销法律制度；1992年，印度发起了第一起反倾销调查案件。近年来，印度频繁发起反倾销调查，导致其反倾销调查居世界前列，并已成为全球启动反倾销和保障措施调查最多的世贸组织成员。据世贸组织统计，1995～2006年，印度共启动反倾销调查457起，比位居第二位的美国多 ；保障措施15起，比位居第二位的约旦和智利多。1994年前，印度未曾对华启动反倾销调查；而1995～2006年，印度频繁使用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对来自中国的商品进行大规模的贸易救济调查，年均起，远远超过美国和欧盟。此外，印度对华反倾销调查的涉案金额也逐步提高，对我国外贸出口的影响日益增大。尽管随着印度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日益增强，印度对华反倾销案日益受到重视，应诉率明显上升，但仍低于对美国和欧盟反倾销调查的应诉率。此外，由于印度反倾销法中“非市场经济国家”规定在形式上充满了随意性，表现在非市场经济国家定义模糊，确定正常价值具有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以及涉案中国企业如何申请市场经济地位等核心问题的规定尚缺乏可操作性，“非市场经济地位”方面的问题仍是困扰中国企业的重要因素，中国企业在印度反倾销调查中胜诉的几率很低。2．印度保护本国落后的制造业中国的出口贸易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和资源密集产业两大类型，全球的“中国制造”不仅引起了发达国家生产企业的市场恐慌，对于发展中国家更是形成了直接的竞争压力。目前，印度制造业还很落后，印度制造业在三大产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不足30%，工业制成品中，高科技含量的产品不多，工业制成品的质量普遍低劣。而在国际市场上，中国商品显示了越来越强大的竞争力，很多印度企业声称中国产品将给印度中小企业带来较大冲击，有些印度人甚至称之为“中国产品侵略”，一些制造业企业纷纷要求印度政府对中国产品启动贸易救济调查。3．印度贸易壁垒较高尽管从20 世纪80 年代开始，印度即实施以市场为导向的自由经济增长战略，大幅度削减贸易壁垒，但据世界银行报告显示，目前，印度的贸易壁垒在南亚地区居首位。印度有许多普通的商品被列入禁止/限制进口商品清单之中。禁止商品中包括小鸡、蛋、石膏、石油气体、丝织品、府绸、斜纹布、灯心绒、渔网及棉织品。限制进口的商品还包括食盐及化肥等。目前，印度总体关税水平还很高。印度的海关税率分为：5%、15%、25%和35%共4个档次。近年来，印度政府不断采取一些措施，逐步降低总体关税税率，争取在近几年内降低到亚洲国家的平均水平，即平均关税不超过20%，峰值关税不超过30%。但除关税外，印度进口商一般还须交纳附加税、增值税、预期收入税、调节税及基础设施建设费、进口许可费等各种进口费用。比如，对我国有很强出口优势的空调、冰箱分别加征 %、30 %的附加税。因此，印度目前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仍然较高，阻碍了我国商品的进一步出口。4．中印贸易竞争性较强中印贸易结构既存在互补性，又存在竞争性，从两国各自对外经济的总体结构来看是竞争性大于互补性。首先，从贸易对象国分布来看，两国都以西方发达国家市场作为主要的外贸合作对象，而且这种外贸伙伴结构在短期内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其次，从两国的进出口商品结构来看，也是既有互补性，又有竞争性。从目前来看，印度反倾销调查主要集中在化工/石化、医药品、纺织品、钢铁和其他金属、消费品等。就这些行业而言，中国和印度两国的技术水平、产品结构比较接近，容易形成竞争，这些行业的中国出口企业容易成为印度反倾销的调查对象。在出口方面，印度传统的出口商品占其出口总额的比重已由1950 年的约70%下降到目前的约20%，而中国现在以制成品出口为主。因此，在占印度出口总额约20%的初级产品出口中，中印两国具有互补性，而在占印度出口总额近80%的制成品出口中，总体上竞争性大于互补性。在进口方面，原料及中间产品进口额占印度进口总额的70%～75%，在这部分商品中，一部分来自西方发达国家，但更多的是来自其他市场（如东欧、俄罗斯和发展中国家）等。中国出口的原材料及中间产品有很多是印度需要进口的，由此可以形成互补性。三、中印经贸关系发展前景1．建立中印贸易区存在天然条件2006 年7 月6 日，中印已经重新开放连接西藏和印度锡金段的乃堆拉山口边贸通道，恢复了两国中断40 多年的边境贸易，它的意义不仅在于扩大了双边贸易，而且有助于两个大国建立良好的双边关系，从而使建立中印自由贸易区成为可能。中国已经与东盟国家签署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确定双方2010 年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印度也注意到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性。印度计划在2015 年前将完成与东亚邻邦之间的自由贸易路线图。由于中印两国都为世贸组织成员，可以在经贸合作中遵循自由贸易、公平的原则，同时，两国在地缘上关系密切，也有着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天然条件。2．中印在国际分工新格局中有相互依存的要求中国和印度都在国际分工中找到了各自的定位和发挥优势的突破点，都加入了全球供应链中。中国在 万亿美元的全球出口商品市场中占，外界称之为“世界工厂”。印度在万亿美元的全球服务出口市场中占，外界描绘其为“世界办公室”。但是，中印两国毕竟还处于国际价值链的低端，中国承接的是低端制造业，印度承接的是低端服务业。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一些学者预测，中国每出口1美元，仅30 美分附加值是国内生产的，20美分是利润和折旧。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研究显示，过去在美国而现在转移到印度的每1美元的服务，印度赚取的净利润是33美分，表现为政府税收的形式。中印两国都已经意识到，仅靠制造链中分割的产品生产和服务业中的一些分解服务，容易造成将自己锁定在国际分工低端的风险，使生产具有高度商品化、高度标准化、不可细分及利润空间极其狭小的特点。 希望对您有用，祝您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