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法的精神参考文献论文

彼德罗·彭梵得（Pietro Bonfante）在他的《罗马法教科书》（Istituzioni di Dritto Romano）中说： “自然法是指‘不是为体现立法者意志而产生的法’，而市民法却是‘至少部分表现为立法者的任意创制的 法。’法是意识和社会需要的产物，它本应总是同它们相符合。许多规范和法律制度准确地符合其目的并同 它相溶合，因为它们只不过是这一目的的法律确认；但是，也有许多规范和制度并不如此，或者是因为它们 已陈旧过时，或者是因为立法者所掌握的手段不完善。前一类规范由于立法者未施加任何主动作用，因而确 实像是自然的产物，并且被称为自然法；而第二种规范则为市民法。前者同‘正义’和‘公正’永远相符合 ；后者则并非总是这样。” *1这段话对我们很有启示。中国今天许多的市场经济法律虽然不能说完全类似彭 梵得所说的“立法者未施加任何主动作用”的法律规范，但却完全可以说是体现了以反映客观规律为主。它 和另一类主要体现立法者意志的法律是有所不同的。

西塞罗不仅是学识广博的思想家，而且还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散文大家。罗马帝国时代的拉丁散文和拉丁诗是古罗马作家留下的宝贵的文学遗产。当时，拉丁散文的最伟大作家就是西塞罗。他的作品具备罗马文学的所有优点，是罗马散文的典范。甚至他的政敌、散文造诣也很高的凯撒，对他的文章风格也佩服之至。本书所选择的数篇内容，明畅华丽、晶莹澄澈，犹如西方文学宝库中的明珠。全书由商务印书局资深编辑徐奕春翻译。作者简介：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tius Cicero，公元前106年—43年)是古罗马最有才华的政治家之一，他不仅当过执政官、元老院元老、总督，积极从事政治活动，而且也是当时最伟大的演说家、哲学家和散文家。他的名字不仅与古罗马连在一起，而且与西方人文主义的历史连在一起。他在修辞学、法律、哲学、政治学和文学诸方面都有极大的成就。由于他的贡献，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人们几乎只是通过他才了解古希腊丰富的哲学和文化思想。他的政治思想对罗马法乃至后来西方的政治法律都有很大的影响。他把古罗马散文发展到了顶峰而成为古希腊罗马文化之父。他有博大精深的雄辩才华，他的演说铿锵有力，为后世树立了不朽的典范；他的论文通标明顺，善于运用辞藻，尤其是本书所选择的数篇内容，明畅华丽，晶莹澄澈，犹如西方文学宝库中的明珠。从本质上说，西塞罗是一位思想家。他的政治思想，是结合罗马社会的历史和现实对希腊各派学说加以改造而成的。他在《论国家》和《论法律》两部著作中分别对国家学说和法律理论作了系统的阐述。他认为，国家不是人为的产物，而是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其根源在于人天生就有一种社会性，需要国家来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以“共和国”的观念取代希腊人的城邦观念，认为国家是“人民的事业”，是“共同拥有法律和各项权利，希冀分享共同利益的为数众多的人们的集合体”。西塞罗认为，国家政体一般可以分为三种，即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但这三种单一的政体很容易蜕变成暴君制、寡头制、暴民制。惟有将这三种政体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取长补短，融合成一种混合的政体，才能制约、均衡和调和各方面的势力，保持社会的稳定。西塞罗认为罗马共和国就是这种理想的政体。在《论法律》中，西塞罗根据斯多葛派的观点，认为自然法，亦即正确的理性，是真正的法律，是衡量一切是非的标准；上帝是自然法的制定者、解释者和监护者；成文法必须符合自然法，否则就称不上是法律。在他看来，自然法、理性和上帝是统一的，公正、善和成文法则是它的体现。所有的人在这种神圣的自然法面前都是平等的，但不是财产的均等，而是理性的共有。此外，西塞罗对法律的性质和罗马人的公平精神也有透辟的论述。他曾在一篇演讲词中说：“民法有什么特殊性质？法律的性质是不在外来影响之下改变，不在强力压迫之下屈服，不在金钱诱惑之下有腐化。”西塞罗的上述思想对罗马法乃至后来的西方政治和法律都有很大影响。

在16世纪宗教改革之前成为通行于全西欧的法律体系。教会法从以《查士丁尼法典》为代表的罗马法中吸收了一些内容，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原则和轨制。在中世纪初期，基督教的教士们是当时社会独一的知识阶层。教士们在介入立法的同时还担任法官，并且由精晓罗马法的教士充当日尔曼王国的法律参谋。因此，在制定教会法规时，吸收了良多罗马法的原则、术语和概念；在审理世俗民事案件的时候更是大量合用罗马法规范。教会法中的债权法、家庭法承袭了良多罗马法的因素。因而罗马法的某些内容是教会法的一个重要渊源，《教会法大全》的编辑就是以罗马法的《国法大全》为模式的。教会常常采用罗马法学家对于法律的注释和评论方法，甚至有人说，教会法律体系是查士丁尼罗马法的一个昆裔。教会法无论是在西方仍是东方，都深深的受到了罗马法的巨大影响，它接受了古典时期和后古典时期罗马法的大量概念和规则。以至于“在西欧的氏族统治型的文化里，教会被以为是罗马法的传承者，在8世纪里普利安法兰克的法典——《里普利安法》中有这样的文字：ecclesia vivitromano，意思是教会靠罗马法而生存。在每一个人将他的民族法律作为属人法的时代，即人们不管走到那里，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发生伤害或侵权行为，均须按此法裁判，于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教会的属人法便是罗马法。”四、罗马法对后代法律的影响罗马法不仅对当时的日耳曼法和教会法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它以各种方式，对后代欧洲地区的很多国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有学者在论述罗马法的影响时谈到：“很少有国家能够完全地的保持与它毫无接触。它的影响遍及从英国对一些罗马模式的法律思惟的吸收到德国对很多特定规则和一整套罗马法概念的采用。”各个国家对罗马法采用程度各不相同，意大利、西班牙、法兰西和日耳曼等国规模和程度大些，英国及南斯拉夫规模和程度小些。罗马法的影响在进入19世纪后得到了迅速扩大，如1804年法国民法典就是以《法学蹊径》为底本的，充分地吸收和继续了罗马—罗马法，成为“典型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罗马法在法国的影响大体上可分为南北两部门，南部以成文法为主，强烈地受到罗马法影响，但也含有较多的日耳曼法因素。北部虽以习惯法为主，但罗马法也不是完全被排斥，由于习惯法相称不完备，司法职员在实践中就借助于罗马法。1900年的德国民法典则更多地接受《学说汇纂》影响，被称作“现代学说汇纂”。德意志地区对外来罗马法的吸纳从公元14世纪开始，罗马法的继受在德意志地区，不论是在罗马法学理论的广泛继受方面仍是在法律思惟的科学系统化方面都非常深刻。罗马法在德意志的继受是从学术领域到实践领域由简入繁展开的。英国普通法中契约原则、遗嘱轨制和信托规则均来源于罗马法，所以说英国对罗马法的接受主要从原则和精神方面，而不在于概念术语。在欧洲大陆罗马法继受的浪潮的冲击下，英格兰法律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很大的震荡。在普通法基础的形成过程中，罗马法确实对英格兰法律理论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影响。12世纪，英格兰与欧洲大陆其他国家之间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法律以习惯法为基础，并且各地区的法律都有所不同。英格兰主持衡平法程序的掌玺大臣本身往往具有教士身份，而由掌玺大臣管辖的案件是根据良心和正义观念进行审讯的。因为英国法的衡平法院注重现实方面的公平原则，与罗马法中裁判官借助万民法的正义观念如出一辙，殊途同归。所以英格兰的衡平法也受到了罗马法的影响。尽管如斯，英格兰并没有走上全面继受罗马法的道路，而是应用罗马法的法律概念和术语来讨论本国的实际法律题目。他们只是吸收了罗马法的精神，采纳了部门罗马法的原则。罗马法在欧洲的继受是一个多方面的现象，其他国家如比利时、西班牙、芬兰、荷兰、波兰、瑞士、日本、旧中国等，也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罗马法的影响。在此过程中，没有一个地区或国家是有意识的去接受全部罗马法。这种继受是每个国家或地区在时代背景下，依据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对罗马法进行按需所取，并将这些提取的罗马法与本国或地区的原有法律相融合的过程。因此，需求的不同导致继受的内容和程度的不同，也导致了在各国所受阻力的不同。终极导致了世界两大法系的泛起与划分，促进了近代思惟和轨制的天生。总而言之，罗马法是对世界法律文明做出重大贡献的法律体系，它不仅作用并影响于奴隶制社会与封建制社会，也促进了新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形成。即使在今天，罗马法对现代资产阶级各国的法律轨制，仍有不同程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