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禁婚制度研究毕业论文

婚姻是家族的前提和基础，所以历代统治者都极为重视。《易�6�1序卦》：“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夫子；与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措）”《礼记�6�1昏义》：“婚礼者，礼之本也”；“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这种观念反映了古代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的习俗，婚姻主要被作为可以祭祀祖先、延续后代的手段。 后世儒家经典记载了西周时期贵族的婚姻状况，当然这种状况已经被理想化了，但它仍然对后世的法制和观念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因为西周时期去古不远，许多部族和地区在不同程度上还保留着氏族时期的一些婚姻习惯。《周礼�6�1媒氏》里说，在仲春时候，青年男女的自由恋爱和私奔，国家并不禁止。《诗经》里也有许多反映民间男女自由恋爱的诗篇。近世有学者指出，一直到汉代以前，在燕、赵、中山、政、卫、齐、楚等地区，还盛行着各种非礼制的婚俗。因此，在西周时期的平民生活中，婚姻方式还是相当自由的。我们这里所谈的只是儒家经典所记载的贵族婚姻状况。 据记载，西周时期就有了掌管婚姻事务的机构——媒氏。《周礼�6�1地官�6�1媒氏》：“掌万民之判”。“判”就是判合，男女相匹配。可见，媒氏就是婚姻管理机关。

[中国古代婚俗文化].向仍旦[百年好合：图说中国古代婚姻文化].陈江[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梁景和（有专讲婚姻和家庭的部分）

中的人身地位低下，并且封建的礼法还从财产权利方面对妇女进行各种限制和剥夺，中国古代历代封建法律都否认妻子的财产继承权，如明、清律均规定：“妇女夫亡无子守志者，合承夫份，须凭族长择昭穆相当之人继嗣。”“其改嫁者，夫家财产及原有妆奁，并听前夫之家为主”，反之，妻子故后遗留财物当然归夫所有。妻子的携入财产及婚后所得财产的所有权归属于夫。这更从根本上巩固了夫权统治，剥夺了妇女的社会地位。第四，家长专制，漠视子女利益。封建家庭是家长制度的家庭、一家之内，子必从父，弟必从兄，妻必从夫，全家都必须服从家长，即所谓“家事统于一尊”，封建孝道是亲子关系的最高准则。“父为子纲”是“三纲”之一，父权和家长权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子女不仅要服从父母而且还要受到其他尊长的支配。父母对子女的权力由父亲集中行使，母则是：“亲而不尊”，这些权力包括主婚权、惩戒权等。子女的人身和财产权益，都得不到来自法律的保障。宗法家族制度还十分强调男女、嫡庶之别，子和女的家族地位很不平等。庶子、庶母的地位远较嫡子、嫡母低下。父权很大，处在保护权下的子女，对父母有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这样，子女的权益普遍的被漠视。“父为子纲”被奉为天经地义，这为维护封建的宗法统治提供了有力的保障，父子之亲成了君臣之义的缩影。一家之内，“父叫子亡，了不得不亡，”一国之内，“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家国一体。子女违反教令，族规国法，惩罚很严酷。以至父母、尊长对子女、卑幼滥用权力的事例屡见不鲜，却得到法律的容忍和保护。封建统治阶级正是用这种家长专制的方式，维护了封建宗法，社稷一统。第五，以“出妻”为主要方式的男子专权离婚。在封建主义婚姻家庭制度下，对离婚的限制是很严格的，离婚权主要属于男子和男家。妇女则处于无权的地位。正如恩格斯所言“一夫一妻制家庭和对偶婚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婚姻关系要坚固得多。这种关系现在已不能由双方任意解除了。这时通例只有丈夫可以解除婚姻关系，离弃他的妻子”④在整个古代，离婚是不自由的，对妇女来说更是如此。离婚是丈夫是特权，妻子是无离婚权利可言的。我国古代的礼法中有关离婚的规定，就是这方面的明显例证。离婚的方式，主要有三种，有“出妻”，“和离”及“义绝”，“出妻”亦称休妻，是中国古代最常见的离婚方式。出妻的理由有七项、被称为“七出”即不顺父母、无子、淫、妒、有恶疾、口多言、窃盗。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为限制离婚，古代礼法还设有例外情况，称“三不出”，即“尝更三年丧不出”“贱取贵不出”，“有所受而无所归不出”，⑤唐律规定：“虽犯七出，有三不去而出之者，杖一百，追还合”，但妻子“若犯恶疾及奸者，不用此律”。义绝，就是古代的一种强制离婚制度，如果夫妻之间、夫妻一方与他方的一定亲属间、双方一定亲属间发生了法律所指明的事件，经官司处断后，便认为夫妇之义当绝， 双方必须离婚。这是男女不平等的反映。实行义绝制度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的伦理纲常和宗法统治。义绝与出妻不同，“七出”是于礼应出，于法可出，而非必出。该当义绝而不绝者，则须依律科刑。如唐律规定：“诸犯义绝者离之，违者徒一年”。和离是古代的一种协议离婚制度，相当于近世的两愿离婚。如唐律规定：“若夫妇不相安谐而和离婚，不坐”。这看起来似乎公平，可是由于妇女受到封建礼教的严重束缚，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低下，所以很难在平等的基础上与夫和离，愿不愿离婚仍取决于丈夫，有时，妻犯“七出”之条，夫家不愿“家 丑”外扬，便采用和离的方式将其休弃。在这种情况下和离往往成了出妻的别名。除以上三种方式外，我国历史上不同时代的封建法律还有基于特定事由向官府呈诉离婚的规定。例如，男方据以诉请离婚的原因是：“妻背夫在逃”，“妻殴夫”，“男妇虚执翁奸”“妻杀妾子”，“妻魇魅其夫”等，女方据以诉请离婚的原因是：“夫抑勒或纵容其妻与人通奸”，“夫逃亡三年以上不归”，“夫殴至折伤以上”，“夫典雇其妻”，妻因受夫之祖父母，父母非礼相殴至笃疾”，“夫强奸妻前夫男妇或前夫女”“翁欺奸男妇”⑥等。从这些离婚的理由，也可看出男女的不平等，以女方的理由之一为例，“夫殴妻至折伤以上”方可离婚，而男方的离婚理由“妻殴夫”男方即可提出离婚。中国古代这种关于离婚的礼法规定，明显的使男子处在一种有利的地位，妇女则处于被动地位，从而维护了封建的夫权统治、伦理纲常。以上中国古代的婚姻法的特点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必然产物，它的经济根源是地主阶级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小生产经济；它的政治根源是封建国家所实行的宗法统治；它的思想根源是反映封建经济、封建政治要求的封建伦理观。男女、夫妇、亲子、尊卑、长幼、家长和亲属间的种种不平等的关系，无非是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和阶级、等级关系在婚姻家庭领域的直接或间接的反映。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女子完全的受这四种权力的支配。而婚姻法是以封建的生产关系为经济基础的，又受着封建四权的联合支配。第六，中国古代的婚姻法在表现形式上的特点是详于礼而略于法，在奴隶社会中，婚姻关系主要是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礼，以及为统治阶级所认可的习惯来调整的。有关婚姻家庭的礼，实际起着法的作用。到了封建社会，调整婚姻关系的方式是礼、律并用的。如汉朝的《九章律》中有“户律”一章，用以规定婚姻、户籍等。三国，两晋、南北朝上承汉制而有所损益。魏律和晋律中均有“户律”。北齐律以婚事附于户，改称“婚户律”。北周律中则分设“婚姻 ”，“户禁”两篇。隋朝的《开皇律》将婚、户二律合而为一。唐朝的婚姻家庭立法，在古代的婚姻家庭立法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永徽律》中“户婚”的有关规定为后来的历代封建王朝的婚姻家庭立法提供了蓝本。宋、辽、金、元各代的法典中均有关于户婚的内容。除律外，封建王朝的户令和后期与律并用的例，对调整婚姻家庭关系，处理婚姻家庭案件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需要提出的是，“律”中所规定的，主要是那些与刑相关，即一旦违法，便处以刑罚的问题，其它事项一概委诸与礼

我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即使皇帝也只是有一个老婆，但那个时候的内容只要有条件，可以娶很多个老婆，但那叫妾，不能称妻。妾下面还有通房丫头。只有办了手续的通房丫头才能称妾。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是中国古代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在人类社会的三大生产中，婚姻是实现人类自身生产的唯一方式，是社会伦理关系的实体。由于人类自身生产使人类的生命得到延续，从而形成各种人际关系以及社会文化心理和礼俗。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从事于生产资料和生活日用品的生产，其中一些产品则成为文化的物化成果；而人类精神生产所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又作为精神文化反作用于物质生产和人类的自身生产。正是由于婚姻在上述三大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被称为“婚姻大事”。中国封建伦理道德把婚姻当做人际关系的开端。《易·系辞》：“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自然界由阴、阳二气交感所产生，人类是由男女交接而产生。纳西族东巴经象形文字中有关于人类自然产生的观念，与《易·系辞》的说法相近。在天地之间产生气，气变成蛙，蛙变为人类（男人由天上生，女人由地上生，天地产生人类）。这是对产生人类的原始看法。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规范认为：“昏（婚）礼者，礼之本也。”“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政”(1)。它把婚姻家庭视为组成社会肌体的胚胎。我国封建社会，妇女没有社会地位,夫为妻纲,妇女的一切只能服从和依赖于丈夫,即使丈夫死了也不准改嫁,从一而终。而男子却可以三妻四妾，皇帝有三宫六院，一般的达官贵人亦都妻妾成群。一个男人能娶多少女人没有受到法律的限制，而这些女人在家庭中的地位也是不同的，只有被称为正室的女人才具有妻子的资格，其余只能处於从属地位。翻开《红楼梦》看看，王夫人和赵姨娘的家庭地位是多么不同，就是她们的儿子在家中的地位也是天壤之别。但在众多妻妾中正室只能是一人，否则，为什么贾宝玉不能同时娶林黛玉和薛宝钗为妻呢？所以我国古代实行的实际上是一种“一夫一妻多妾”的婚姻制度。正因为这种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千百年来上演了多少人间悲剧？它是强加在我国古代妇女身上的沉重枷锁。中国婚姻关系的本质精髓所在，即为“伦理”。它刚开始是作为一种社会风气习俗以及道德观念而存在，直至唐朝才以法律的形式完整而全面的确认了这种封建伦常关系，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封建婚姻家庭制度，即《唐律•户婚律》。《唐律•户婚律》是关于户籍、土地、赋税以及婚姻家庭制度等方面的法律。其中的婚姻家庭制度包括了婚姻关系的缔结、保持以及解除。在此本文仅从婚姻家庭制度中婚姻关系的解除方面来看唐朝伦理道德思想渗入社会生活乃至婚姻关系的状况。《唐律•户婚律》对离婚有二种规定。第一，强制离婚，它包括官府强制离婚和丈夫强制离婚。官府强制离婚是指夫妻凡发现有“违律为婚”、“嫁娶违律”、“义绝”者，实施强制离婚。丈夫强制离婚是指妻子犯了“七出”之条，丈夫提出的强制离婚，即所谓的“出妻”“休妻”；第二，协议离婚，是指夫妻双方自愿离异，即所谓“和离”。

西周的婚姻制度对後世影响极大。西周时期，缔结婚姻有三大原则，即一夫一妻制、周姓不婚、父母之命。凡不合此三者婚姻即为非礼非法。一夫一妻制是西周婚姻制度的基本要求。虽然古代男子可以有妾有婢，但法定的妻子只能是一个，而且只有正妻所生子女为嫡系，其他皆为庶出，在家庭中处於较低的地位。“同姓不婚”是西周时缔结婚姻的一个前提。西周实行同姓不婚原则，主要基天两点：首先，长期经验证明，同姓通婚会影响整个家庭、民族的发展；其次，禁止同婚通婚，多与异姓结好，可以“附远厚别”，即通过联姻加强与异姓贵族的联系，巩固自己的统治。“父母之命，媒说之言”是西周缔结婚姻的又一原则。《诗经》即说：“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娶妻如之何，非媒不得”。在宗教法制下，必然要求由父母家长决定子女的婚姻大事，并通过媒氏的仲介来完成。否则即是非煽非法，称为“淫奔”，不为宗教和社会承认。 中国古代婚姻制度，应该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妻”与“妾”无论从身份、地位和礼节上，都是绝不可混淆的。 妻，是丈夫的法定配偶，家庭的女主人。在迎娶仪式上，必须经过很正规繁杂的礼仪程序。从周朝开始，便形成了所谓的“六礼”，作为婚娉的标准仪程。这六礼是：纳采（提亲），问名（询问女方姓名和生辰），纳吉（到庙中根据双方姓名和生辰占卜吉凶后定亲），纳征（正式送聘礼），请期（确定婚期），亲迎（男方迎接女方到家）。六礼除了最后一步，前面各环节都要向女方赠送礼物。经过如此正规的仪程，就是为了显示婚姻的重要性，也是对妻子的尊重。 到后世，随着“礼乐崩坏”，实际的婚娶未必有那么麻烦，但也要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婚既然是一生的大事，不仅关系到男女双方，同时也是两个家庭乃至两个家族之间的联结，因此很讲究“门当户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