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结构与体制毕业论文

分析产业经济学在西方的起源与发展——毕业论文--------------------------------------------------------------------------------产业经济学（Industrial Economics）是国际公认的一门应用性经济学学科，是微观经济学深化和发展的结果，是国外经济学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也是近些年来经济学最活跃、最激动人心、取得成果最丰厚的领域之一。1996年，我国对学科专业门类作了调整，“产业经济学”作为“经济学”大类中“应用经济学”这个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第一次位列其中，在学科设置上与国际惯例实现了初步的接轨。但是，西方的产业经济学与国内的产业经济学相比，无论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主要内容，还是在理论基础、理论体系上都存在很大差异。那么，西方产业经济学到底是研究什么的，它的发展轨迹怎样，主要内容有哪些？一、西方产业经济学的学科范围及地位在西方，产业经济学又称产业组织学或产业组织理论（Industrial Organization），是战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应用性经济学科。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勒（G. Stigler）1982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起初，它只是从供给角度研究经济究竟是如何运行的，并不被认为是一门独立的经济学科（斯蒂格勒，1968）；70年代后才逐渐完善，当今已成为国际公认的相对独立的应用性经济学科。西方产业经济学中“产业”的含义是什么？一般认为，“产业”指的是生产具有一定替代关系的同一类商品的生产者的集合，“产业”与“市场”是同意语。因为只有为同一市场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才能构成同一个产业，而同一产业内的各个企业都是在同一市场上相互博弈、展开竞争并追求其最大化利润目标的。当然，这里的市场指的是狭义的局部市场，而不是广义的一般市场。产业经济学到底是研究什么的呢？在西方，可以说是众说纷纭。泰勒尔（1988）说，“我想避免给这一学科下一个精确的定义，因为它的边界并不明确。产业经济学的确始于厂商结构和行为的研究，……但是，产业经济学的内容比经营战略更丰富”，“研究产业组织就是研究市场运行”。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斯蒂格勒获诺奖的公告中则指出，“斯蒂格勒为市场运行的研究和产业结构的分析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市场和产业结构应用研究领域（产业组织）的学术带头人”。阿宁德亚·森（Anindya Sen，1996）在牛津大学出版的《产业组织学论文集》的导言中认为，“产业组织学的定义可以较宽，包括企业理论、规制、反垄断政策、合同理论以及组织理论的某些内容”。可见，产业经济学的学科范围没有统一的界定，事实上也难以统一定义。一般认为，这门学科是以市场（或产业）这一层次为研究对象，从同一市场中各厂商的关系这一角度来分析厂商行为及其后果的（潘振民，1996）。我觉得，简单地说，产业经济学是以“市场与企业”为研究对象的，是从市场角度研究企业行为，或者说从企业角度研究市场结构。围绕产业经济学发展的主线无非有两条：一是产业内部各企业之间的市场关系，一是单个企业内部的结构与协调。这一点，在主流经济学界意见基本上是一致的。产业经济学是从微观经济学中分化发展出来的一门相对独立的经济学科，微观经济学是产业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两相比较，微观经济学相对侧重基本经济理论，而产业经济学则侧重实际应用。不过，产业经济学虽然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经济学科，但在近年来的发展过程中，它又有了自己的理论和方法，成为一门相当理论化的学科（泰勒尔，1988）。在西方，产业经济学的发展不仅使自己的理论体系日臻完善，而且还影响了其他经济学科的产生和发展（于立等，2000）。例如，规制经济学（regulation economics）就是在产业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些应用性微观经济学科如劳动经济学、国际贸易学、比较经济体制、发展经济学等从产业经济学的发展中受益不少；与产业经济学联系较多的工商管理学科还有公司治理结构、市场营销学、企业战略、国际企业管理以及公司理财学等；近年来，产业经济学的发展甚至对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二、西方产业经济学的发展轨迹如果追根溯源，那么，产业经济学的源头是比较久远的，一直可以追索到马歇尔的经济学说，乃至亚当·斯密的有关劳动分工理论和市场机制的论述（洪银兴，1998）。但是，一般认为，马歇尔开始的新古典经济学说是产业经济学的理论源头。20年代斯拉法（）、张伯伦(Chamberlin)、琼·罗宾逊（）等提出的“垄断竞争理论”，为以后产业经济学家的研究提供了分析的基础，并为产业组织理论向市场结构方向发展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他们被推为产业组织理论的先驱者。此后，克拉克（，1940）提出的“有效竞争理论”，对产业经济学的产生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尽管如此，当时产业经济学还处于萌芽状态，真正意义上的产业经济学并未产生。因此，一般论述产业经济学发展历史的论著很少提到以上内容，这是可以理解的。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产业经济学源于美国，作为一种理论体系产生于30年代，至今只有大约70年的历史。如果以1970年为界，西方产业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大阶段，或者说出现了两次高潮。第一阶段：1930~1970年。以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梅森（）和贝恩（）为主要代表，形成了著名的“市场结构(structure)——市场行为(conduct)——市场绩效(performance)”范式，简称SCP范式。SCP范式源于梅森和30年代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大量吸纳了张伯伦的学术观点。但是明确形成SCP范式体系的却要归功于梅森的学生贝恩在理论方面的创造性工作。30年代，张伯伦和梅森首先在哈佛大学开设了产业组织课程。30年代后期，哈佛大学形成了产业组织研究小组，并运用案例研究的方法考察了美国主要行业的市场结构情况，并于1939年出版了美国主要产业在1935年的市场集中度资料。40~60年代，哈佛大学成为产业经济学研究的中心，其中，贝恩成为这方面的学术权威。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是1959年贝恩出版的《产业组织论》，它首先提出了“结构——绩效”的范式，是第一本系统论述产业经济学的著作，标志着产业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形成，在随后的20多年间一直被国外大学作为产业经济学的教科书。谢勒（Schever）在1970年出版了《产业市场结构和市场绩效》一书，提出了完整的“结构——行为——绩效”范式，这也是SCP范式发展的第二阶段。总之，这一时期研究的基本脉络是运用案例研究和计量分析来建立和验证SCP范式即“结构——行为——绩效”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这一阶段产业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成果集中在1958年由海弗里鲍尔（）和斯托金（）主编的《产业组织与公共政策论文选》中。哈佛学派SCP范式的形成标志着产业组织理论体系的初步成熟，从这一阶段起，产业经济学就已逐步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经济学科，哈佛学派的产业组织理论理所当然地成为产业经济学的主流学派被人们广泛接受，影响了整个一代的经济学家和决策者。当然，这一时期，在哈佛学派占据主导地位的同时，也孕育和存在着其他的产业经济学流派，只是影响有限而已。例如，同在美国的经济学家斯蒂格勒1964年所著的《寡头垄断理论》就是从理论到实际与SCP范式不同的另一种研究范式的典范；而且在英国和欧洲大陆，其他很有特色的产业经济学流派也很活跃（卡布尔，1994）。第二阶段：1970年至今。哈佛学派的主流产业经济学理论创立以来，一方面不断获得发展和完善，另一方面也不断受到批评和挑战，这样，产业经济学的发展就分化成了两条主线：一条是代表主流学派、沿着SCP范式继续前进的“新产业组织学”；一条是以芝加哥学派为首的其他非主流产业组织理论的崛起。前者的代表人物有考林（Cowling）、沃特森（Waterson）、鲍莫尔(Baumol)等人；后者以斯蒂格勒、德姆塞茨(Demsetz)、布罗兹恩（）组成的芝加哥学派为代表。除此之外，还有重要的“后SCP”流派，引人注目的是以科斯（Coase）的交易费用理论为基础，由威廉姆森（Williamson）等人发展起来的“新制度经济学”。这一阶段中，产业经济学在各个方面都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发展的动因主要有：一是哈佛学派的SCP范式主要来自于经验研究、缺乏理论根基的缺陷不断暴露，需要完善；二是以前对产业组织研究不屑一顾的一流经济理论家70年代以后对此问题开始发生兴趣，不断加入研究的行列，弥补了产业组织研究理论性的不足；三是现代博弈论（game theory）方法的运用，成为策略性分析的标准工具，给这一领域提供了一种统一的方法论。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作是1988年泰勒尔出版的《产业组织理论》，它比传统的产业经济学更关注产业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例如企业理论、市场理论、企业间关系，以及合同与组织间关系等问题，是近十年来国外大学最权威的产业经济学教科书。1987年，《产业经济学杂志》以特刊的形式出了一期研究成果选集，汇集了80年代的主要成果。另外，1990年威廉姆森主编出版的《产业组织学论文选》，包含了产业经济学的经典文献、“新产业组织学”的代表作及芝加哥学派和“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成果。值得一提的是，90年代以来产业经济学又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产业经济学家们重新转向依靠实证研究来解决分歧、填补漏洞和提炼思想，一批新的理论成果大量出现，使人们对市场上和企业中“会发生什么”有了无法比拟的认识。最重要的是，过去截然区分理论研究者与实证研究者的“长城”崩塌了，实证研究者越来越愿意吸纳和利用经济学理论和经济计量学方法的新成果，理论研究者也能更多地接触实际。卡布尔（）1994年主编出版的《产业经济学前沿问题》一书，全面综述了90年代以来产业经济学领域最新的发展动态和最前沿的研究成果。[NextPage]三、西方产业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下面还有很多自己看吧

2010年，世界经济在经济刺激计划和宽松货币政策的支撑下，复苏势头较为强劲。2011年，尽管国际经济环境短期向好，但是各国经济刺激计划基本结束，世界经济、贸易和工业生产难以保持2010年的反弹性增长，增速可能明显放缓;就业、赤字、债务、产能过剩、通胀、资本流动等引发的不确定性风险可能继续释放，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可能进一步分化。 ■世界经济进一步深化调整，主要经济体宏观政策明显分化(一)发达经济体复苏步调不一,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分化。 美国经济复苏态势好于预期，但工业生产尚未恢复到危机前水平，产能利用率依然处于较低水平，私人消费对经济的支撑作用有限，失业率居高不下。2010年11月，美联储推出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综合考虑就业、通胀和经济增长三大政策目标，2011年美联储在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结束后，短期内货币政策转向的可能性不大。欧元区经济受主权债务危机拖累，复苏力度弱于美国和日本。为了应对希腊、爱尔兰等国家出现的主权债务危机，欧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先后出台了附带条件的金融救助计划。在欧央行难以收紧货币政策的情况下，主权债务风险较大的希腊、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意大利、英国和法国等国家被迫紧缩财政赤字。日本经济回升较快，但继续面临通货紧缩压力。日本长期受通货紧缩困扰，公共债务水平很高，内需对经济支撑作用有限，受外部市场影响很大。日本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时点上不太可能早于美国和欧元区。(二)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减速，通胀压力普遍较大。2010年上半年，新兴市场国家印度和巴西保持了强劲增长，通货膨胀压力增大;下半年工业生产明显减速，增速放缓。2010年印度已经连续6次加息，今年1月份再次加息。巴西2010年4月以来3次加息，将政策利率由上调到;但是，巴西通货膨胀12月又创出年内新高，今年1月份也再次加息。■全球流动性泛滥增加了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美国和日本央行继续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欧元区维持低利率政策，全球货币供应量持续超出实体经济的需求，导致流动性泛滥，美元指数再创历史新低，推升国际大宗商品和资产价格上升，使得股市虚假复苏和波动，风险更多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市场不确定性风险增加，全球股市出现分化。受美元贬值、市场信心转好及新一轮刺激经济政策出台等因素影响，2010年美国股票市场呈震荡上扬趋势，道琼斯工业指数、标准普尔500指数、纳斯达克指数均上涨10%以上，欧洲德国和英国股指与美国类似;但是，受主权债务风险困扰，希腊、西班牙、意大利、爱尔兰、葡萄牙等国股指多表现下行趋势。同期，秘鲁、阿根廷、泰国和印尼股票市场指数上涨超过40%，俄罗斯和韩国也超过20%，印度超过15%。其它主要经济体日本、法国股指略有收缩，巴西略有扩张。世界经济不平衡复苏，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取向明显分化。主要发达经济体增长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市场缺乏信心，短期内仍然需要宽松财政货币政策的支撑，而美国等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国内经济刺激作用有限，新增货币供应主要流向新兴市场国家。主要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尽管增速放缓，但由于通货膨胀压力增大，很多国家需要紧缩货币政策。同时，全球流动性向增长较快的发展中国家集聚，增加了这些国家管理通胀的难度，不仅加大本币升值压力，而且增加了资产泡沫。■世界经济再平衡难度增大，全球治理模式的变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缓解世界经济失衡需要主要经济体的消费、储蓄和投资结构进行实质性调整，核心是美欧等发达国家超前消费和透支消费行为的调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可以看作是对世界经济不平衡的一次强制调整。但是，随经济复苏世界经济再平衡难度加大。(一)美国经济结构尚未进行有效调整，私人储蓄率进一步上升空间不大。美国经济作为世界经济不平衡的核心，一方面，从消费支出在经济中的比重看，经济刺激计划和减税政策的实施，使得美国私人消费收缩小于国内生产总值，应对危机的政策在短期内进一步提高了私人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2009年上升到，2010年前三季度这一比重依然高达。另一方面，从美国个人储蓄率看，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由于过度消费，资金账户下个人储蓄率(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接近于零，国民经济核算账户下的个人消费处于历史低位。2007年开始，随着次贷危机扩散，家庭财富大幅缩水，个人储蓄率明显回升，但是2009年下半年随着经济的复苏，国民经济核算账户下的个人储蓄率维持在6%左右，进一步上升的空间不大。(二)世界经济不平衡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受跨国公司全球化战略的影响。以往的世界经济不平衡，主要存在于发达国家之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世界经济不平衡，既存在于发达国家之间，也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这种新的现象归根结底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在全球不断扩张和逐利的结果，是全球产业转移和重新分工中，国际资本和发展中国家廉价要素的结合。在全球化趋势不会逆转的情况下，资本、要素和市场的这种不对称分布，很难改变跨国公司的投资行为。同时，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开放市场、主要发展中国家较快的经济增长和明显的成本优势，进一步强化了跨国公司的投资行为。联合国贸发大会2011年1月份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估计，金融危机后全球跨国直接投资的50%流向了发展中和转型经济国家，2010年这一比重更是上升到53%。(三)世界经济再平衡需要各国发展方式和治理结构进行有效的调整。消费拉动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通常来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最有效率。由次级房贷引发的经济金融危机，本质上是一次信用和债务危机。美国的过度消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信用不受约束的过度扩张，其结果必然导致消费透支和信用危机。因此，就发达国家而言，消费拉动的发展模式不太可能进行根本性调整，但是信用消费的治理和监管需要加强，信用的扩张必须以可支配收入为基础。对部分发展中国家而言，通过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来启动消费并逐步摆脱过分依靠投资和出口的模式，涉及到经济利益的重大调整，需要大量的投入，也是一个中长期的过程。(四)汇率政策调整并非世界经济再平衡的核心。世界经济不平衡表现为发达国家之间贸易和投资的不平衡，以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和投资不平衡。就发达国家之间不平衡的发展演变情况看，日本和德国在历次不平衡中均处于顺差一方，日元和欧元的升值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美国对日本和德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反而有可能带来经济停滞的长期风险。就中美两国的不平衡看，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外资和外资企业是导致中国大量顺差和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2005年7月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不断升值，但也并没有显著改善各国国际收支的状况。但汇率的急剧调整却可能影响国内其他政策的调整，增大经济的长期不确定风险。(五)改变以美元为主体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以美元为主体的国际货币体系决定了美国永远处于国际经常项目收支的逆差方，而且是居于主导地位的逆差方，其竞争优势使得逆差主要来源于货物贸易赤字。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国际贸易、跨国投资的快速增长，以及金融市场国际化，需要不断增加大量国际货币支撑。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体系中最为核心的储备和结算货币，在为全球化大量融资的同时，客观上需要保持相应的国际收支逆差，这也使得美国成为全球实际财富的净输入国家。过去十年，随发展中新兴市场国家的整体崛起，美国在世界经济中比重有所下降。这样，美国在为不断扩大的全球化融资的同时，其国际收支状况必然恶化。因此，如不改变现有的以美元为主体的国家货币体系，世界经济不平衡状况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但是，以美元为主体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全球治理模式的变革短期内难有大的突破。■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更加严峻，宏观经济政策调整面临两难选择2011年，世界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依然不足，发达经济体私人需求乏力，美国继续受失业困扰，欧元区面临财政紧缩压力，日本则继续面临通缩压力，发展中经济体通胀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大，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将更加严峻。世界经济调整缓慢曲折，外贸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难有大的作为。2009年，我国货物贸易顺差收缩，外贸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负个百分点。2010年，我国货物贸易顺差进一步下降，外贸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限，价格贸易条件指数进一步恶化。近几年，我国成为WTO成员国贸易救济措施的主要对象，美国和欧盟等经济体也频繁利用贸易问题干扰我国的汇率政策。“十二五”期间，我国外贸环境仍会持续面临挑战。我国继续面临国际短期资本的冲击和干扰。我国外汇储备增长正常情况下主要来自于贸易顺差、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和外汇储备资产增值三个方面。2010年三季度，我国新增外汇储备1940亿美元，创1997年以来的季度新高;其中，贸易顺差653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额为229亿美元，非金融类企业对外投资185亿美元，汇率和资产价格变动导致外汇储备资产增加约867亿美元。综合以上几个方面，三季度我国新增外汇储备中仍有高达376亿美元的流入无法解释，可能主要是由于热钱流入所致。四季度，我国新增外汇储备1990亿美元，再创季度新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特别是粮食产品价格上涨，增大了管理通胀的难度。美元的持续贬值和美联储新一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会继续推升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促使国内相关资源和原材料产品的价格上涨，加大了我国管理通胀的难度。从价格的传导机制看，能源资源类产品作为其他行业的中间投入被消耗，对通货膨胀的推动作用有限;而农产品除了作为其他行业的中间投入外，本身就是主要的直接消费品，因此农产品价格同一般物价水平的关联更为密切。国际农产品价格的大幅上涨，会拉动国内相关产品的价格上涨，显著增加通胀压力。实际上，我国历次通货膨胀，大多来自与农产品直接相关的食品价格上涨。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调整面临两难选择。美元贬值导致很多国家货币竞相贬值，主要经济体纷纷增发货币，而全球流动性难以有效进入实体经济，增加了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在我国经济减速，经济刺激计划基本结束，通胀压力持续增加的同时，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面临两难选择。一方面，决策者担心持续加息可能进一步加剧热钱流入，增加国内通胀压力，对国内经济带来冲击，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另一方面，目前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已经不断刷新历史记录，虽然央行仍有进一步上调准备金率的空间，但过分依靠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政策效果不仅有限，而且负面影响也在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