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哨杂志38集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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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派系林立、勾心斗角；2、腐败滋生、不能根除；（悲哀的是，要重蹈覆辙了。）

国民党当时的确是有较为强大的人力物力、有美国的支持、有日军的遗留装备，但这只是战争的强力而不是直接的实力，国民党军事实力被远远高估。当时蒋介石抗战胜利，个人威望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都达到了顶峰。武器人员都很精良。所以高估了自己的实力，才要想借此一口吃掉共产党。他认为1946年夏拥有430万军队。几百架飞机、几百艘舰艇的国民党军队在军事上占有绝对的优势。 46年夏季的国民党军事实力远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强大，在从战略思想到战役战术、从后勤补给到军制训练都有很多严重的问题，甚至在历来被认为最占优势的武器装备方面也并不适应这场战争的需要。可以这样说——在1946年夏季内战全面爆发时，国民党方面没有将其大部分战争潜力转化为实际的作战实力，其在军事上的某些方面实际处于劣势，而另一些方面未能发挥其优势，国共双方战争实力的天平一开始就倾向共产党方面，战争的结局在开战时就已经定论。 军事力量的拥有并非是指军事人员和装备的多少，更重要的还有人员的士气与训练程度，武器装备对战争的适应性及部队的后勤保障能力等等。 先就战争的最基本条件“人”而言。国民党方面虽然拥有430万军队，但它包括了近百万后方人员，一百多万的作战能力很差的非正规部队，其实际可用于野战的正规部队不过二百余万。淮海战役国军80万对解放军60万，其实80万人中只有50万战斗人员，其他都是搞后勤的或者文职的，解放军60万几乎全部是战斗人员，后勤问题支前民工解决。 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既大肆裁军，将大批有作战经验的军官和士兵赶出军队。同时有收编战斗力很差的伪军。更为严重的是按派系、按实力、按关系裁减部队，更加重了国民党军队惯有的保存实力的风气。是将得到的补充人员和装备编入缺编的老部队，而是将其组成新的部队（包括使用老的番号），就是五大主力中的整74师在孟良崮战役时，仅步兵就缺员三千余，应有的36门美制山炮只有28门。结果有的老的有战斗力的部队由于作战而大量失血，战斗力迅速下降；而新编的或是重建的部队由于缺少战斗经验而被很快击败（比如新建的整3师、整66师）。对军官的提升也不很合适。大批作战有功的军官大多被升为副职，而大批正职被老朽无能的军官所占据，而这些有功也有作战能力军官提升后所遗的位置，又被年青而没有作战经验的军官所占据。结果形成恶性循环，使部队的作战指挥能力越打下降得越快。反观共产党方面在抗战结束后迅速整编部队，完成军队的正规化，使之适应于未来的战争。包括在数月中将零散的团营级单位组建成军师乃至兵团一级的正规军，勇于将老朽无能或是不适应近代化作战的司令官调离实际指挥为止，提拔资历不深的年青干部指挥实战；勇于裁减那些哪怕是齐装满员的作战不力单位，补充只剩骨架子的有功部队。如此相较，强者越战越强，弱者屡战屡败。 其次就军队的主要武器装备来说。其次就军队的主要武器装备来说。在中国军队与日军作战中，日军伤亡大多是因迫击炮造成的，而据战后统计在华战死的日军将领也绝大多数死于迫击炮弹，足见国共双方对迫击炮的运用均佳。而在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队不但未能继续发挥这方面的特长，还打量削减部队迫击炮的配备，首先将重迫击炮从军师两级裁掉（少数杂牌军除外），代之以美制山榴炮或日制山野炮。后又减少团以下单位的中轻型迫击炮数量，代之美制无后坐力炮、战防枪、火箭筒等。共产党方面又没有坦克和装甲车，也少有碉堡来当靶子，这些新式却没有目标的武器给解放军缴获后，却正好用来打国民党军的碉堡和坦克。共产党方面不但使用缴获的各种轻重迫击炮，还自制中轻型迫击炮加强火力；而国民党方面却以装备少量山野榴炮为满足。其实国民党军就是美械主力师或整编旅也只辖8－12门75mm山炮，军或整编师辖 8－12门75mm野炮或12门105mm榴弹炮，都难以支援军或师的整个攻击正面。这样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陆军的装备对面攻击能力是加强了，对点目标的能力则明显下降。换句话说，新的装备更适合对已经投降的日军作战，而对共军作战是狮子打蚊子，是根本找不到作战目标的武器。 从1944年起，国民党主力部队开始装备美式武器，在抗战结束后又装备日制武器。军方由于得到新式美械装备，遂将原有装备从主力部队中淘汰。但是除驻印军等少数部队外又没有进行系统的训练及实践，部队对美械装备的熟悉程度远未达到标准，甚至五大主力的5军、18军、74军也仅对部分军官与军事做了2－4周的武器训练，在绝大部分官兵基本上没有了解新式装备的情况下就投入实战；而且美械装备由于强调火力的迅猛，弹药消耗很快，对野外后勤补给的要求很高，这恰恰是国军后勤的主要缺点，结果在实战重美械部队经常发生弹药不足的情况，严重影响了部队的作战能力，在战争后期还出现了部队被迫将部分美械武器又换成国械以提高战斗力的情况。例如鲁南酣战，整编26师附第1快速纵队只打了一夜就用光了弹药被迫突围被歼；鲁中作战，整74师被围一日，就请求空投补充，最后粮弹无着被歼。而这两支部队分别拥有汽车团和辎重团，是国军野外补给能力最强的部队。淮海战役前，甚至嫡系主力第5军也重新装备国产步枪、迫击炮等以解决弹药补充问题。 陆军发生的问题自然延及空军方面，国民党空军在抗战中后期重新装备，但得到的美制飞机却很成问题。重型轰炸机B－24/25是用来对面目标进行轰炸的，是对敌大城市、大工业进行战略轰炸的；而共产党方面只有少数城市，根本没有大型工业设施或军事基地，于是这些重型轰炸机只好去炸那些还不够炸弹钱的目标。轻型战斗机P－40，P－47，F－51等是用来与敌方战斗机空战，攻击敌轰炸机夺取制空权的，而事实上南京政府的战斗机飞行员的确在练习空战，好像延安方面也有支强大的空军。新式侦察机本来是很有用的武器，可以对敌方的战线与纵深、前方和后方进行广泛的侦察活动，但美方并没有将怎样使用这些新式技术装备教会国民党方面，没有高性能雷达、没有快速摄影机、更没有照片辩读员，侦察机飞行员只要用老式的目视观察，而这仅有的侦察能力，空军也未好好利用，将侦察机派去执行其他使命，比如当轻型轰炸机、联络机、运输机、教练机等，结果国民党军在战争中依旧象瞎子、聋子到处碰壁。而对共产党的战争中最需要的对地攻击机（俯冲轰炸机）却一架也没有，国民党空军在实战中勉强用战斗机代替，但因飞行员从未学过俯冲轰炸，更没有对地集束火箭、凝固汽油弹，哪里谈得上命中精度和攻击效果。所以拥有几百架作战飞机的国民党空军在战争中除了空运外根本没有值得一提的记录。 挥机构的设置。抗战开始时，国民革命军的指挥机构是按总部－战区兵团－集团兵团（兵团，路）－军－师－旅－团，共8级才到战术单位；1940年后简化为总部－战区－集团军－军－师－团，6级指挥机构；这极大提高了部队的作战指挥能力。可是抗战结束后，国民党为了照顾论资排辈及抢占地盘等非作战使命，又将指挥机构扩编为总部－行营（行辕）－绥靖公署（战区）－绥靖区－兵团/整编军－军（整编师）－师（整编旅）－团共8级，切出现大量机构重叠、人浮于事。从统帅部到最基层的战术单位都经常发生上级越权指挥，下级不听命令的严重影响战斗力的情况。而共产党方面，从抗战后期到解放战争时期各种指挥机关虽名目繁多，但实际上只有中央军委－战略区（新四军、八路军各师，后为野战军）－军区（新四军各师，后卫兵团）－纵队－师（旅）－团，总共只有5－6级。约米尼就谈到过“当其它各方面条件相等时，战争的胜利往往属于机构较简单的一方”。这样比共产党多两级机构且指挥不灵的国军安有不败之理。 其次是对非嫡系部队的态度。在抗战时期国民党中央所属嫡系与杂牌部队的使用和待遇基本处于较平等状态，对杂牌军也处于有效的控制状态中。例如在编组部队方面将抗日有功的西北军第29军扩编成59、68、77军，后又扩编成第2、第33集团军；将作战不力的嫡系第6、66军裁撤。 然而抗战以结束，国民党在以陈诚为首的军令部指挥下，大肆裁减非嫡系部队，比如孙震的川军由3军8师缩编成2师5旅，孙渡的滇军由2军4师编并为1师3 旅，就连抗战时功勋卓著的第33集团军也从2军6师并成2师4旅。这样大规模的消灭杂牌军，使非蒋系官兵人人自危，稍有风吹草动就投降倒戈，到三大战役时国民党军仅此一点就至少损失了15－20个军，改变了10余场会战的成败。 经过长期的准备，漫长的前哨战，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终于发动全面进攻，而这“全面”的进攻在约90个军（整编师）的总兵力上只占40－50％。如第一战区胡宗南部，在对中原共产党地区进攻时，只出动实力较弱的第31集团军，而将主力37、38集团军看守没有战役进攻能力的西北解放军，将十几个旅的战斗力白白舍弃；又如在全面进攻开始时，将衢州绥靖公署、广州行营的7个军置于后方清剿游击队，后在前线吃紧时，才将其逐次调上各战场救急。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就谈到“军队在战争爆发时最初的第一轮攻势是最关键的、也是最有力的，在一场突袭中尤其如此，而以后的作战只是最初进攻的延续和补充”。国民党军在1946 年夏所发动的最初进攻由于对各部队的调动不当，使军队的第一波攻击能量未能较大发挥，也使军队的作战能力在战争中逐渐消耗，从而在根本上影响了战争的进程。而共产党方面除陕甘宁和绥远等地少数部队外，在第一轮战斗中就投入了几乎全部主力，造成了兵力对比德均衡乃至优势。

1931年2月7日，上海黄浦江边一片萧瑟阴森的气氛。 因“东方旅社事件”而被捕的一批共产党人在龙华警备司令部惨遭枪杀， 其中即有被称为“左联五烈士”的李伟森、柔石、胡也频、殷夫 、冯铿。 这是国民党当局对左翼文艺运动围剿以来最血腥的一天。 为了应对白色恐怖，时任中共“文委”书记的潘汉年奉调中央特科工作， 原左联党团书记冯乃超调任“文委”书记，而接替冯乃超出任左联党团书记的则是冯雪峰。 左联全称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发起人有鲁迅、潘汉年、冯雪峰、夏衍、阳翰笙、冯乃超、钱杏? 等。左联成立五个月后，即有出版《前哨》的动议， 并将之定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之总的领导机关杂志”， 同时组成了有鲁迅、茅盾、冯雪峰、夏衍、阳翰笙、丁玲等人参与的编委会。 当时在《文化斗争》1卷2期上还刊出了《左翼作家联盟为建立机关杂志〈前哨〉向广大革命群众的通告》。 后因形势变化，《前哨》终未出版。 接任左联党团书记后，冯雪峰自己称：“第一件事就是同鲁迅商量出版《前哨》。 ”其实这是左联执委会的决定，以此揭露反动当局的罪行。 同时将创刊号议为“纪念战死者专号”。 当时鲁迅已离开他在北四川路的寓所，经日本友人内山完造的安排而暂住附近一家日本人的公寓。 据雪峰回忆，那天见鲁迅是一个黄昏，“许广平先生出来引我进去，鲁迅先生就让我在外房一个半日本式的炕上坐下，他的脸色相当阴暗，也沉默地坐在炕上，有好一会儿不说话，后来从炕桌的抽屈里拿出一首诗来给我看，也只低沉地说一句话：‘凑了这几句’。 ” 鲁迅“凑了这几句”，便是那首以后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中公开的著名诗句。 雪峰有幸得以先睹：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冷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鲁迅自从得知柔石等人牺牲后，一连两三天沉默不语。 陪伴在身边的许广平也没有去劝他。 因为她知道过多的愤怒和过度的悲伤都会使他长时间闷声不响， 正是在这种沉默中，柔石、殷夫、胡也频甚至见面不多的冯铿清晰地在他记忆中再现。 昨日的朋友竟成“新鬼”，鲁迅感到心情无比的沉重和难抑的悲愤。 这天深夜，实在无法入眠的鲁迅有一种喷吐心中积郁的强烈欲望。 于是他铺纸挥笔，写下了上面的这首诗。 雪峰随后便与鲁迅谈起了《前哨》，并且对“纪念战死者专号”的内容进行了初步设计。 决定要为“五烈士”写传略，刊登他们的遗著和照片， 同时左联发表宣言和悼文。 之后，鲁迅写了《柔石小传》，又专门写了悼文。 悼文署名L·S，没有题目。 冯雪峰看后加了一个题目，即：《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者的血》。 《被难同志传略》已分头陆续完成，《被难同志遗著》也已选好， 冯雪峰也写了有关文章。 《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终于1931年4月20日全部编辑完成， 其中还包括《左联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家宣言》以及短评《我们同志的死和走狗们的卑劣》等文。 完成《前哨》的编辑工作，鲁迅、冯雪峰总算有了一点慰藉， 毕竟他们用了自己的方式来纪念和哀悼死难者。 由于当时鲁迅心情较好，故在当日下午鲁迅和冯雪峰两家人一起在一家老字号的春阳照相馆合影留念。 但冯雪峰很快便遇到了困难，那是《前哨》的出版无法落实。 联系了几家书店印刷厂都不敢承印。 仅《前哨》这个刊名，出版商即惟恐躲之不及， 何况还有那些直面淋漓鲜血的内容。 这样的状况持续了3个月始有转机。 终于有一家私营小印刷厂勉强同意承印，但条件异常苛刻： 排印费加倍，不准印上刊头和照片，一个晚上印成后必须立即取走， 左联要始终有人在场，一旦出事，只说工人自愿， 而不能牵连老板。 为了印出《前哨》，冯雪峰对这些条件均予接受， 并派左联盟员楼适夷和从“美联”调来负责《前哨》秘密发行工作的江丰在印刷现场负责校对和搬运。 这样，楼适夷和江丰便一直坚持在现场，并随时准备顶罪坐牢。 关于秘密印刷《前哨》的经过，了解当时情况的周楞伽曾有过介绍： “请几个进步的印刷工友秘密协助排版，排好后不打纸型，不浇版，就用铅版在脚踏印刷机上印刷。因为一切都是在地下活动，暗中进行，不能让外人知道，所以错字也无法校对，缺字也无法补植。”当事人楼适夷亦有如此回忆： “我们也就整夜地坐在阴森森的机器房里，陪着工人说笑话，买香烟点心来请客。天微微有点亮，印好了的刊物，老板连一小时都不许我们放在印所里，两个人便坐着黄包车把油墨未干的印张拖到自己的亭子间里。”这个亭子间在老靶子路公道书店楼上。 当时他们还有事情要做，即将刻有刊名《前哨》两字的木板， 蘸着红色、蓝色印油，揿印到封面上。 “前哨”两字为鲁迅所写，笔力苍劲，非常醒目。 另外将用道林纸印的左联五烈士和宗晖的遗像一幅幅贴到《被难同志传略》旁边空着的方框上。 这种方式可能是出版史上独一无二的。 《前哨》装订好后，被秘密分发给左联盟员和“社联”等左翼文化团体成员。 鲁迅还特地给远在苏联列宁格勒的曹靖华寄去两本。 因《前哨》刊名太直露,为适应当时的斗争环境,左联决定从第二期始将《前哨》更名为《文学导报》。 因而真正意义上的《前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