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理论与方法论文

历史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其 教育 本质是人文素质教育。新课程改革实施以来，更加强调历史学科的基础性作用，提出了三维教学目标。在中学历史的课堂中，不仅要传授知识，更注重对学生心理素质的培养。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中学历史教育教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提要 在中学历史教学中，进行社会美教育，一是挖掘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培养学生爱国主义的情感; 二是挖掘理想教育的内容，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三是挖掘道德教育的内容，培养学生良好的品质;四是挖 掘科学品格教育的内容，培养学生为科学献身的精神。在教学实施过程中，结合历史学科的特点，应充分运用 现代化视听手段，调动学生发现美、探索美的积极性;引导学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分析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的本质，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确立为人类理想社会奋斗终生的观念，从而实现社 会美教育的根本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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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人类生活和斗争的记录。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史。历史教材本身就是一部美育的 教科书。在历史教学中实施美育教育的原则，既是从学科特点出发，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需要，也是继承和发 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培养跨世纪人才的客观要求。

人的社会活动领域无限广阔，社会生活方式多种多样，到处充满着可供审美的对象。美，从形态上看，通 常可以分为自然美、社会美和艺术美三大类型。本文着重就历史教学与社会美的教育问题，谈点看法。

社会美是指社会生活中的美，经常表现为各种积极肯定的生活现象。马克思说过：“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 实践的。”社会美不仅根源于实践，而且本身就是实践的最直接的表现。历史学科的社会美往往是以历史人物 为中心，并且通过历史人物的 言行举止 所显示出来的美。历史教学中的社会美教育常常和德育结合在一起，表 现为美德教育。古往今来的风流人物，多如繁星的民族精英，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璀灿思想和精神风貌，是 我们进行社会美教育的极好教材。结合多年的教学实践，笔者认为，历史教科书中所包含的社会美教育的内容 ，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挖掘。

一、挖掘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培养学生爱国主义的情感

人的美包括人体美和心灵美，而起决定作用的则是心灵美。爱国，这是心灵美的最重要的表现，也是社会 美教育最基本的内容。列宁说：“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中 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千百年来，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 、解放和国家的繁荣、昌盛，多少志士仁人前仆后继，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正气歌。

从驱逐倭寇的戚继光 、收复台湾的郑成功，到虎门销烟的林则徐、血洒疆场的关天培，他们的民族气节是何等的忠贞;从与舰共存 亡的邓世昌、以身殉国的丁汝昌，到甘愿为变法而捐躯的谭嗣同、“为天下人谋永福”而献身的林觉民，他们 的爱国义举是何等的豪壮;朱自清宁死不吃美国救济粮，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抗战期间毅然留起了胡须， 拒绝为侵略者和汉奸演出，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__在狱中怀着满腔热血写下的《可爱的中国》，成为 后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教材。

这些爱国者和革命者，尽管他们所处的时代和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但在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的 爱国主义精神是一致的。正是因为有了他们这种不畏强暴、不甘屈服、百折不挠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才没有 在历次面临的严重危机中亡国;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的精神，才有了我们的今天;也 正是这种爱国主义情感，成为我们今天实现腾飞，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的精神支柱。

同样，在世界史上，无数英雄人物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自由而奋斗不息。从被法国人民誉为“奥尔良姑娘” 的抗英英雄贞德，到出生入死，帮助黑人奴隶获得自由的塔布曼，从美国的开国元勋华盛顿、杰佛逊及其所起 草的《独立宣言》，到印度国大党领袖甘地倡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土耳其凯末尔党人制定的《国民公约》 ，无不洋溢着爱国主义的思想光辉，都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爱国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其表现可以是惊天动地的壮举，也可以是默默无闻的奉 献。在今天和平建设环境中，作为一名中学生就是要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维护民族的团结和国家 的统一，刻苦学习科学 文化 知识，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聪明才智。

二、挖掘理想教育的内容，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

人本身的美是社会美的重要表现。人的美和理想是紧密相联的。理想是人生的奋斗目标，或者说是对未来 的憧憬、向往和追求。陶铸同志在《崇高的理想》一文中指出：“理想是有社会性、阶级性的。……一个人的 理想，是为多数人的利益，为社会的进步，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促进作用，也就是说，合乎社会历史发展的 规律，就是伟大的理想。”

青少年时期正是世界观形成时期。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人生观教育，帮助他们逐步树立起远大的革命理想， 特别重要。毋庸置疑，历史教学同其他学科教学一样，都担负着这一任务。

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无数史实雄辩地说明，古往今来，一切有作为的人都是具有远大理想的人。马克思在中 学 毕业 论文《青年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写道：“我们选择职业时所应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立志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己任。周恩来在学生时代就决心“为中华的崛起”而学习 。大发明家爱迪生说过：“我的人生哲学是工作，我要揭示大自然的奥秘，并以此为人类造福。”他们理想的 共同点都是为民族、为人类谋幸福，这是多么崇高的理想。

共产主义理想是人类最崇高最伟大的理想。为了实现这一理想，无数先烈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他们的 光辉业绩，永远载入史册，激励后人。

利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理想教育的内容，对青少年进行理想教育，要帮助他们克服两种倾向，一种是片面 强调自我，另一种是胸无大志，缺乏远大的理想。要教育他们处理好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贡献与索取的 关系。历史教学要通过大量的史实，引导学生从优秀历史人物身上吸取营养，从小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和远大 的理想。要使青少年逐步懂得：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是社会的人，人总是受社会制约的。因此，个人的理想、 抱负是以国家、社会的需要为基础的，个人只有为社会、为国家作出应有的贡献，才能得到社会和国家的承认 ，才能得到应有的尊重，自我价值才能得以实现。

三、挖掘道德教育的内容，培养学生良好的品质

道德，是指在一定社会条件下调整人们之间行为的规范和准则。康德说：“美是道德的象征。”俄国著名 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说：“美和道德是亲姊妹。”由此可知，美和道德密切相关。

中学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中华民族素有注重道德修养的传统，历来强调要“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 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具有良好道德的人。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 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优秀的思想成果是我们需要继承和发扬的。

儒家历来重视修身养性，孔子主张 “温、良、恭、俭、让”，“克己”;孟子强调“善养浩然之气”;诸葛亮重视“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刘 备则主张“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等等。他们莫不认为注重道德修养是做人之本。中国古代有许 多清官，廉洁奉公、忧国忧民，受到历代人民的敬仰。明朝兵部尚书于谦两袖清风，为官清廉;诸葛亮一生“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岳飞强 调“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惜死”等等，都表现了高尚的道德情操。

平凡小事，如赡养父母、尊师敬友、乐于助人、大公无私等等，一旦表现出高尚的情感和情操来，就极为 感人。正是雷锋、朱伯儒、孔繁森等这样平凡而伟大的人物，他们的行为所表现出的高尚情感和情操，汇成了 时代的新风尚。

从历史的角度审视，我们可知，社会主义道德，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发展的必然结果 ，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进步、最高尚、最美好的道德。社会主义道德提倡的集体主义，它与封建社会的道 德规范“三纲五常”、“忠孝节义”，与资本主义的道德规范“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有着本质的区别。在我 国，集体主义的原则要求是：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历史教科书中道德教育内 容的深入挖掘，必定有利于青少年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传统，以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为自己的行为 准则，做一个具有良好道德品质的人。

四、挖掘科学品格教育的内容，培养学生为科学献身的精

神

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般认为，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要尊重规律，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实际 上，社会科学领域也同样如此。

古今中外，无数思想家、科学家追求真理，献身科学，促进了人类事业的进步与发展，历来受到人们的尊 敬，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历史教学中努力挖掘科学品格教育的内容，从而培养学生献身科学的精神，主要体现 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热爱科学、刻苦求知的敬业精神。马克思将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了人类的解放事业，他从研究商品 入手，解剖资本主义社会，写下了《资本论》这部巨著，为无产阶级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 司马迁踏遍祖国各地，历尽艰辛，虽受腐刑之辱却矢志不渝，写成了史学巨著《史记》;明朝医药学家李时珍 ，呕心沥血27年，三易其稿，写成药物学巨著《本草纲目》;古罗马科学家普林尼为了实地考察维苏威火山而 献出了生命;近代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经过长期的观察和考察，创立了科学进化论;居里及其夫人在极其艰苦 的条件下，依靠简陋的实验设备，经过长期的辛勤劳动，终于发现了镭，开辟了科学世界的新领域。

许许多多 的史实告诉我们，在探索科学的道路上，只有像他们那样一丝不苟、孜孜以求，乃至献出宝贵的生命，才能有 所建树。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当今世界，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需要科学，需要人才，青少年一代，从小就应该立志献身科学，献身祖国的四个现代化。

第二，敢于坚持真理、捍卫真理的无畏精神。坚持真理、捍卫真理，需要勇气，有时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 价。历史上许多思想家、科学家为了坚持真理而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革命烈士夏明翰面对刽子手的屠刀英 勇就义：“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思想家和科学家布鲁诺坚守“日心说”，虽 被宗教裁判所监禁7年而毫不动摇，最后被教会处以火刑，临刑前他在火堆上高呼：“火不能征服我，未来的世 纪会知道我的价值。”这是何等刚烈!在探求科学奥秘、寻找真理的道路上，需要这种大无畏的精神。

社会生活方式是多种多样的，社会美的表现形式也是多方面的。历史教科书中所包含的社会美教育的内容 也不限于以上几方面。深入挖掘内容，进行社会美教育，是历史教学的长期任务。

实施历史教学中的社会美教育，在 方法 上除了应精心设计课堂教学程序、优化教学过程外，根据历史学科 的特点，应着重从两方面入手：

一是充分利用图片、幻灯、音响等现代化视听手段。历史的特点是它的过去性、具体性和多样性。这些特 点决定了现代化视听手段的运用在历史教学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教师要充分挖掘、利用教科书中社会美的 因素，并借助于历史图片、幻灯、录音等形象化的载体，再现历史场面，培养学生的审美观念。如讲述红军长 征时，播放一曲《过雪山草地》，激发学生对红军长征艰难历程的联想和对革命先辈的崇敬之情。也可编制简 易幻灯片，再现某一历史画面，“化虚为实”、“化远为近”，给学生以身临其境的感觉，从中得到美的享受 。

二是引导学生从具体史实中认识历史规律，以实施社会美教育。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的发展是有规律 的，社会历史的发展也是如此。古人强调“以史为镜”、“读史明智”，就是指认识和驾驭历史规律，指导社 会实践。历史教学，不仅要传授具体的历史知识，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从具体的历史知识中去认识规律，深层 次地理解历史现象的本质，预测未来，指导现实。如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其基本动因是物质资料的生 产方式，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决定的。

英、法资产阶级革命，日本明治 维新，俄国1861年改革以及美国两次资产阶级革命，究其终极原因，是这些国家当时的经济生活内部的矛盾冲 突。其共同规律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学生懂得这一规律，对资产阶级 革命或改革的历史必然性，对资本主义制度最终代替封建制度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同样，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 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日益成为新的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必然被新的生产关系所代替，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 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社会美教育归根到底是为了提高人本身的素质。历史教学中让学生通过对 诸多史实的归纳，认识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并在今后的实践中自觉地遵循和利用历史规律改造世界，创造未 来，从而实现社会美教育的根本目的。

论文关键词：中学历史教学;反思性教学;实践

论文摘要： 文章 将反思性教学理论运用于中学历史课堂教学之中，力图把中学历史学科反思性教学实践做一个完整的呈现，从而为广大一线教师提供一些有益的帮助。

反思性教学自产生之日起，无论是作为一种思潮，还是作为一种运动，都一路高歌，势不可挡。主要是因为它给当代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具体来说，反思性教学启发人们反思操作性教学的局限，不断探究教学中的新问题，在探索中把自己锻炼成学者型教师，从而改变凭 经验 教学或简单重复教学的现象。目前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已全面展开，新课改要求教师转变课程实践方式，为此“教师应超越常规教学中对课程内容的机械复制，积极对自身的课程与教学行为进行反思”。

反思性教学理论传入我国，无疑是为广大教师理解新课改提供了新的视角，这对他们创造性地实现新课程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近年来，笔者一直坚持将反思性教学理论运用于中学历史教学实践，现结合中学历史教材，就这一问题谈谈个人的体会，以求教于方家。

所谓中学历史学科反思性教学实践，就是在反思性教学理论的指导下，进行中学历史教学的过程。具体来说，就是教师借助对自己教学实践的行为研究，不断反思自我对历史教学内容，学生学习历史的规律，历史教学的方法、手段以及经验认识，以发展自我职业水平，努力提高教学实践合理性的活动过程。

一、教学实践前的反思

备课是教学工作的第一个重要环节，也是教师能否上好一堂课的关键前提。教师备课时，应对即将实施的教学目标、过程设计、采取 措施 、使用方法、时间安排等的合理性进行思考、预期和修正。例如：我在备《古代中国的经济政策》[高中人民版《历史》(必修Ⅱ)第4课]一课时，对课程标准进行了反思。

课标的内容是“了解‘重农抑商’‘海禁’等政策及其影响，分析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按课标要求“资本主义萌芽”必须讲授，而人民版教材却没有相关内容，这是教材编者的疏漏，还是课标制定者的失误?究竟如何处理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才更合理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查阅了大量资料，结果发现大多数学者都否认中国存在所谓“资本主义萌芽”。

著名历史学家萧功秦说：“实际上这种所谓萌芽的东西可能根本就长不大!在封建制度主张定于一尊，在这种‘求定息争、防争氓乱’为基本文化精神的社会里，哪怕长出来也是没有意义的。它总是会被扼杀掉，根本用不着西方势力动手。比如雇工制度，在宋朝就有了，可它永远是这个东西，几百年的时间里也没有长成资本主义的大树。因此，我认为称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是一个误导的概念，改称为永远长不大的‘资本主义死胎’，可能更接近事实一些。”另一位学者任爽也谈到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在春秋战国时期，似乎已经可以依稀找到‘资本主义萌芽’，而在明清时期，似乎还可以发现大量的‘奴隶制’的残余。

这些现象给我的感觉是，在中国，社会形态的演进似乎不可能被严格而明确地或者说是硬性地加以区分。因为人们可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现同样的因素，或者说相同的因素往往可以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长期延续”。从上述学者的论述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目前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已遭到了学术界普遍质疑。虽然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但不能因为有争议就一字不提，况且课标中也有明确的要求，因此教学中不讲不行，关键是如何讲的问题。

如果讲得太深学生难以理解，若是给学生一个定论更有悖于科学性原则。鉴于上述情况，我在备课时一方面补充了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基本知识，同时也简单介绍了学术界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这样一来，既贯彻了课标要求，也弥补人民版教材的不足。

二、教学实践中的反思

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对教学情境、进程、态度、内容、方法及时反思，以便验证教学设计是否合理，同时还要对课堂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有效调控。

例如：我在讲授《中国军民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高中人民版《历史》(必修Ⅰ)专题二第1课《列强入侵与民族危机》主要介绍了1840～1900年西方列强侵华史实，第2课《中国军民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讲述的是中国军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而其他版本的教材在处理这部分内容时，都是将列强侵华史与中国军民抗争史同时介绍的。人民版之所以另辟蹊径，把中国人民的斗争史单独拉出来，专门设置一课，主要是为了进一步落实突出课程标准关于“体会中华民族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这一情感态度价值观主题。我在备课时基本沿袭了教材的这一思路，而没有把两课内容按时间顺序进行整合。

在讲授第一课时，学生都能按时间顺序掌握列强侵华的重大事件。而在上第二课时，我却惊奇地发现大部分学生都认为，“中法战争”(第1课中的内容)发生在“左宗棠收复新疆”(第2课中的内容)之前。产生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初中阶段历史教学没有到位，学生连最起码的时间概念都没有。怎么办?如果仍然按原来的教学设计授课，教学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当时我立即调整了教学进度，先给学生补习初中历史，等他们形成必要的时间概念后，再按原来的设计进行教学。虽然这一节课没有完成预期的教学任务，但由于及时调控却使得课堂教学更趋合理。三、教学实践后的反思

课后反思也是反思性历史教学实施过程中的重要一环。通过对实践结果的归因、 总结 评价、寻找差距，以便解决教学实践中的问题，指导现今、未来的教学活动。承前所述，上完《中国军民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一课后，我对教学中出现的问题，以及效果进行了反思：1.如何解决教学进度与课时不足的矛盾。高中历史课每周只有两节，如果在讲授新课过程中，还要补习初中的教学内容，肯定无法完成课标规定的教学任务。增加课时显然不可能，怎么办?能不能挖掘隐性课时呢?如果能设计一份预习提纲，让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进行预习，事先解决上课时的“拦路虎”，到授课时的进度自然就加快了;同时，预习题能帮助学生学会如何学习，而且这也是反思性教学目的——两个“学会”的具体体现。这样看来，设计一份既科学又经济的预习提纲就成了解决问题的关键。经过一番思考，我设计了如下提纲：

(1)按时间顺序列举列强侵华的事件及其后果?

(2)针对列强入侵，中国军民进行了怎样的抗争?结果如何?

(3)将列强侵华事件与中国军民的反抗斗争一一对应起来。(4)在课本中找出中国军民反抗斗争的典型事件。这份预习提纲能否奏效，还有待于下一节课的验证。

2.如何完成情感教育目标。我在授课过程中侧重史实讲解，忽视了情感渗透，这堂课本应该上得生动感人，结果却变成了简单史实的罗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首先查阅了有关情感教育的文章，其次还虚心向老教师请教，最后在大家共同努力下，拟定了如下措施：

(1)采取情景式教学。激活学生情感世界，不是靠教师简单的灌输，而是要学生亲身体验。上课时要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再现中国军民浴血奋战的感人场面，让学生从中体会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2)发掘教材的情感因素。教材选取的中国军民奋起抗争的事例都是具有其特有含义的。“三元里抗英”，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人民自发的大规模抵抗外国侵略的斗争;“左宗棠收复新疆”，颂扬了政府官兵为收复国家失地而作的积极努力;“黄海海战和反割台斗争”，表现了政府官兵、人民群众为维护国家主权，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义和团反帝运动”，则谱写了广大农民群众高举“反帝”大旗，与列强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的壮丽诗篇。上课应选择典型事件，从“中华民族”的视野来讲授。面对着列强的入侵，无论政府官兵，还是民众百姓，尽管他们形式不同，手段不一，或自发，或有组织，但他们都是站在民族的立场上，为维护国家主权，捍卫民族尊严而英勇抵抗外来侵略。

(3)启发学生主动参与。情感教育自然离不开学生的全程参与，是被动接受还是主动参与，直接影响到情感教育的效果。在讲授中国军民抗争时，可启发学生进行讨论，谈谈各自的感想，让学生在交流中进一步体验中国人民视死如归的斗争精神。从而把本节课的情感教育推向高潮。我将教学反思后形成的改进方案用于另一个班级的教学。相比之下，这节课有了明显的进步，但又涌现出一些新的问题。由于部分学生预习不充分，再加上学生讨论持续时间过长，教学进度再次被延误。这些问题又将成为反思性教学新的起点，反思性教学就是在这种不断循环中推动教学日趋合理的。

历史学科就是让人通过认识过去来认识自我、反思自我、矫正自我、超越自我。历史虽然是过去的事，但研究历史、学习历史的都是现代的人，我们所教所学的历史，实际是今人对前人的理解学、解释学，由于社会的进步，时代的不同，人们对历史的解释与认识也就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历史都是现代史，历史教师应当自觉树立反思意识，与时俱进，引领学生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培养学生富有时代意义的历史思维。综上所述，历史学科的特点决定了反思性教学必将成为中国历史教学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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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亦称“历史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性的科学。自古以来，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出现过许多有名的历史学家，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著作，积累了丰富的历史资料，也表述了各种史学思想、观点以及治史 方法 。这些从不同角度对人类进步所作的记录，乃是人类 文化 遗产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历史理论和史学观点，就其主流而言，基本上是从保护剥削阶级利益的立场出发的。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关于历史学的论文 范文 。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 全文如下：

求真是史学的学术性的根本原则，经世是史学的社会性的必然要求。求真是经世的基础，经世是求真的提升。古希腊一位学人卢奇安说过：“历史只有一个任务或目的，那就是实用，而实用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真实”(《论撰史》，见《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1卷，第19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这话说得直率而中肯。一位中国学人说得好：“史学成立的经过，当在求真;其存在的理由，则为致用”(《周谷城学术精华录》，第300页，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如果说，求真乃是史学的生命所在，那末经世则是史学的生命力之社会历史价值的反映。

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及其辩证统一，是所有正直的史学家所恪守的原则和追求的目标。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特别是从史学与社会公众的生活和工作的关系来看，人们认清楚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及其辩证统一的特点，这不仅标志着史学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标志着人们对现实生活与历史前途的关注和热情。

一求真是史学学术性的根本原则

古今中外，凡是严肃的史学家，都把揭示历史的真相作为自己的职责，尽管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所达到的程度有所不同，但是这种意识和努力历来是受到人们尊重的。这种意识和努力，就是历史研究中的求真精神。在中国，春秋末年孔子作《春秋》，只记人事活动，不记诬妄之说，为后世史家树立了求真的榜样。司马迁说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史记·孔子世家》)，也可以表明孔子撰写历史的严肃态度。至于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受到自刘向、扬雄及以后历代名家的高度评价，称其为“实录”(《汉书·司马迁传》)。司马迁所记殷商诸王世系，为新发现之甲骨文证明为确，致使西方学者大为惊叹，认为“中国人有深刻的历史意识”(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1卷，第88页，袁翰青等译，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中国古代史学求真原则的发展，在思想上和理论上的积累以及在历史撰述上的积累，都十分突出。南朝梁人刘勰《文心雕龙·史传》 总结 了“辞宗邱明，直归南、董”的传统，提出了“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的命题。唐人刘知几《史通》有“直书”专篇，论述了直书的传统及其意义。此后，历代史家都有这方面的论述，而以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所论最为深刻。章学诚认为：史德反映了作史者的“心术”，“心术”的最高境界是“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凡此，表明中国史学之坚守求真原则的一贯传统在思想上、理论上的发展轨迹。同时，这一传统在历史撰述的积累方面也极为丰富。在刘知几之后，具有代表性的历史著作如杜佑《通典》、司马光《资治通鉴》、郑樵《通志》、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马端临《文献通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王圻《续文献通考》、谈迁《国榷》，以及王世贞、钱大昕、赵翼、王鸣盛、崔述的考史之作等，就总体而言，每一部书都是求真之作。

求真是为了揭示历史的真相。但对史学家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及其成果，不能作绝对的要求。这是因为：第一，客观历史包罗万象、纷繁复杂且已成为过去，任何人都无法完全再现历史。从这个意义看，求真，就是“求”得反映历史主要趋势的本质的“真”。第二，史学家在反映客观历史过程中，其主观意识总是要发挥作用的;因此，史学家撰写出来的历史乃是客观历史同史学家主观意识结合的产物。第三，一般说来，即使是严肃的和正直的史学家，亦难免有知识上、器局上的局限，这种局限无疑是其通往求真道路上的障碍，只是因各人的具体情况不同而可能遇到的障碍大小有异罢了。此外，由于史学同政治的密切关系，故史家的求真，有时还会受到政治的无理干扰或无理政治的干扰而陷于艰难的境地。唯其如此，人们对以往的史学家在求真道路上之所得，都应给予应有的尊重和恰当的评价。

历史撰述的求真原则同任何事一样，也有它的发展过程。先秦时期，史官所“求”的是在当时伦理原则下“书法不隐”的“真”(《左传·宣公二年》)，这是当时的“书法”准则。两汉时期，史学有了进步，《史记》突破伦理名分，承认秦、项而作通史，并为项羽立纪以表明项羽在历史中的位置。盛唐刘知几撰《史通》，其中“直书”、“曲笔”两篇专论，是非之分明，言词之严峻，跃然纸上。但他承认维护“名教”是“直道不足”的表现，这也就意味着真正的求真应当突破伦理的障碍而尊重历史事实本身。在这个问题上，宋人吴缜比刘知几又前进了一步，认为事实、褒贬、文采是史书的三个基本要素，主张把对事实的认知和对事实的褒贬区别开来，认为：“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新唐出纠谬》序)。吴缜的这个见解，不仅强调了事实和褒贬的区别、强调了以事实为基础，同时也表明了事实和褒贬的结合乃是历史撰述所必需的。是否可以认为：强调事实为基础，这是历史撰述求真的第一步;在事实的基础作出恰当的价值判断，这是历史撰述求真的第二步。这就是说，只有事实认知和价值判断的合理的结合，才是近于完全意义上的求真。

二经世是史学社会性的必然要求

史学的经世之旨是伴随着史学的产生而产生的。在中国史学上，至晚在春秋时期的士大夫中间，已十分明确地论述到史学的社会功能。楚国的申叔时认为：学习史书，可以使人“耸善而抑恶”、“昭明德而废幽昏”、“知兴废而戒惧”(《国语·楚语上》)。这是表明史学对于个人修养的重要作用。楚国有位左史倚相，他通晓史籍，“能道训典，以叙百物”，经常向国君讲述历史上的得失成败，使国君不忘记先人创业的艰难(《国语·楚语下》)。这是史学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春秋末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这是说的史学所具有的广泛的社会作用。可见，人们很早就认识到史学(或者说史书)对于个人、政治、社会都是非常有用的。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人们的这些认识，都折射出社会对史学的要求。

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这种要求和史学家的这种认识都在不断地提高与丰富。从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太史公自序》)、“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汉书·司马迁传》)，到刘知几说的“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史通·史官建置》)，再到龚自珍说的“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尊史》，见《龚自珍全集》第1辑)，反映了约两千年中这一提高与丰富的历程。

史学之所以能够产生社会作用，能够经世，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史学能够延伸人们思考的时间范围，扩大人们视野的空间世界，这就是刘知几所概括的“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史通·史史建置》)。唐太宗所谓“不出岩廊，而神交千祀以外”，“发挥文字之本，通达书契之源，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晋诏修书》，《唐大诏令集》卷81)，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第二，由于历史同现实本有天然的联系，因而在悠长的时间和广阔的空间中曾经出现过的人们的活动及其原因与结果，总是会引起今人的关注、回忆和兴趣。如人品的贤佞、国家的安危、朝代的兴亡、政策的得失、社会的治乱、世风的厚薄，以及文化传承及其种种 措施 ，天灾人祸及其应对之方，还有域外诸国的有关情况等等，凡此都对今人有很大的吸引力。

第三，史学不仅给人们提供了悠长、恢宏的思考时空和丰富、纷繁的思考对象，而且可以由此陶冶性情、知理明道、增益智慧，进而积极参与创造美好的现实与未来。这是史学具有永久魅力之所在。元代史家胡三省批评一种重经轻史的错误观点，指出：“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无弊，史可少欤?”(《新注资治通鉴》序)那种认为史书只不过是记事、记人而已，这是对史学的一种浮浅认识。反之，通过读史，了解了历史上史事、人物，进而从中认识其始末原委、常理法则，得到启示，有所借鉴，这才是对史学的真正的理解。

史学的经世作用，表现在它的社会功能的诸多方面。以下数端，是比较突出、比较重要的几个方面。

——史学是认识历史的基本途径。人们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认识历史，但通过史学认识历史无疑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途径。只有当人们真正认识了历史，才可能继承优秀历史遗产，为现实的历史运动提供借鉴、 经验 、智慧，开辟和创造新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通过史学去认识历史，确乎是史学的社会作用中最根本的方面，即所谓“居今识古，其载籍乎!”(《文心雕龙·史传》)历史知识、历史思想、历史经验、历史上的真善美等等，主要是凭借着史学活动来记载、积累和传承的。

——史学对于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以政治、文化、 教育 三个方面最为突出，也最为重要。在政治方面，又以政治决策、历史经验、忧患意识同史学的关系最为密切。从政治决策来看，历史知识、历史参照是重要依据之一。如汉初，汉高祖刘邦命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后陆贾“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刘邦大为称赞，命名曰《新语》(《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新语·无为》篇指出：“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政而用刑太极故也”;认为实行“宽舒”、“中和”之政是非常必要的。这是阐明了秦朝政策的失误，也是为汉初“与民休息”基本国策的确立提供了历史的和理论的根据。从历史经验来看，史学的重要作用之一，是从对历史的记载、描述中，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总结前人在历史活动中的经验教训作为今人和后人的借鉴。譬如从司马迁在《史记》中以深刻的见解、翔实的材料、精彩的史笔总结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开始，以后许多“正史”都有所效法，其中往往亦不乏优秀之作。又如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的主旨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入史，以便于“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

明清之际王夫之著《读通鉴论》，以其深邃的历史见解，阐述了历史上的种种经验教训，他所总结的“谀臣”是否得势、得宠与国之存亡的关系，统治阶层是否看重“积聚”、“宝货”与政治得失的关系，“风教之兴废”与朝代兴亡的关系(以上见《读通鉴论》卷1、12，卷2、12，卷17、19)等历史经验，都是极具启发性的通论。再如，自贾谊《过秦论》以下历代史学家、思想家所撰史论、政论，其真知灼见，不乏于时。从忧患意识来看，因其理性和深刻而具有特殊意义。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之一。这个品质在史学上反映得十分突出，清人龚自珍强调说：“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自珍全集》第1辑)这句话从一个重要方面概括了中国历史上“良史”的优秀品质。“良史之忧”的内在精神是自强不息、奋发进取。它以洞察历史为基础，以关注现实为旨趣，以经世致用为目的。许多事实证明：史学上反映出来的忧患意识对社会各阶层人们的思想影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之一。

——史学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记录和纽带。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自秦汉以后更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此，民族文化的发展在中华文化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史学以其独特的形式推动着民族文化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史书对于多民族历史活动的记载成为历代“正史”的重要内容之一，从而对于多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深刻的作用。第二个方面，史书对于西周、汉、唐这些盛大朝代的记载，既作为史学的形式又作为文化的形式影响着周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这种影响，反映在多民族活动的历史舞台上，反映在对多民族历史渊源的共识上，也反映在各民族历史文化的相互吸收、融汇上。第三个方面，中华文明不曾中断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观，其主要标志之一，是历史记载不曾中断，这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历史底蕴。史学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史学还是人生修养的重要的教科书，是历史教育的巨大宝藏。史学的全部社会功能，都是史学对于人的作用的结果，都是通过人的认识的提高和人的 社会实践 来实现的。这是因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0页)。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的经世，史学的社会作用，本质上是历史教育作用。中国史学的优秀史学遗产，有大益于人生修养和历史教育：一是具有广泛的社会性，使社会公众都能受到这方面的教育和熏陶。二是具有突出的适应性，使社会各阶层人们都能从与之相适应的历史著作中得到启示和教益。三是由于历史著作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之民族精神的底蕴和众多杰出人物的人格魅力，以及各方面的经验和智慧，从而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深刻的感染力。

60多年前，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一位反法西斯的英勇战士布洛赫，在牺牲前写了一本名为《历史学家的技艺》的书，其主旨是回答“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他在《导论》中这样写道：“‘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已远远超越了职业道德之类的枝节问题，事实上，我们整个西方文明都与之有关”(见此书中译文本第7页，张和声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这里，借用布洛赫的话来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中华文明以至整个东方文明不也是与之有关吗!史学的经世作用，实在是不可轻视的一件大事。

三求真与经世的辩证统一

史学的求真与史学的经世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

首先，我们从理论上看。刘知几《史通·人物》篇强调史书“诫世”、“示后”的作用，作者在篇末作结论说：“名刊史册，自古攸难;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笔削之士，其慎之哉!”所谓“诫世”和“示后”，是指史学的经世作用;所谓“难”，所谓“重”，所谓“笔削之士，其慎之哉”，是强调史学的求真。刘知几是把史学的求真视为史学经世的基础。上文说到宋人吴缜论批评史书的三个标准，一是事实，二是褒贬，三是文采。他认为，事实是一部史书的根本，有了这一条，才不失为史之意。他说的褒贬，是著史者的价值判断，其中包含着史学经世的思想，而这些都应以事实为基础。吴缜所论，同刘知几所论相仿佛，都强调了史学的经世以史学的求真为前提。可见，求真和经世就是如此天然地结合在一起。由此也可以看出，凡对史事采取轻浮的、曲解的、实用主义的态度和做法并用以比符现实，既违背了史学求真的原则，也失去了史学经世的基础及其本来意义。

其次，我们再从实践上看。史学的求真，是史学家在学术追求上的实践。史学的经世，是一切运用历史知识、历史经验、历史智慧于现实历史运动的人们的实践，其中也包括史学家所作的努力。司马迁著《史记》，被后人誉为“实录”，当之无愧。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史记》的经世作用产生了巨大的力量;秦朝的二世而亡，使多少统治集团引以为戒;汉初的“与民休息”的国策，使多少杰出的政治家受到启示;汉武帝时代的富庶和浮华，使一代又一代后人陷于沉思;还有那些具有“国士”之风的名将贤相，那些“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各阶层人物，以及各种各样的奸佞小人，使多少后来者“思齐”、“自省”。大凡读过《史记》和比较熟悉历史的人都会感受到这样一个事实：《史记》的经世作用之大，非笔墨可以形容。

唐贞元十七年(801年)问世的《通典》是制度文明的杰出代表作。作者杜佑撰写此书的宗旨是：“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通典》自序)。这里说的“人事”，是指历代制度的演变，“群言”是指历代群士关于制度的制订、实施、得失的议论，无疑都是建立在求真的基础之上;这里说的“将施有政”，意在以所著之书用于施政的参考。《通典》在唐代和唐代以后的政治活动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受到许多政治家的称赞：“诞章闳议，错综古今，经代(世)立言之旨备焉”(《唐文粹》卷68权德舆《歧国公杜公墓志铭并序》)：“本末次第，具有条理，亦恢恢乎经国之良模矣”(乾隆丁卯《御制重刻通典序》，参见咸丰九年崇仁谢氏重刊本)。作为通晓史学的政治家和精于政治的史学家，杜佑把“经邦”“致用”之旨缜密地、严谨地寓于制度史的阐述之中，史学的求真与史学的经世可谓相得益彰。

同样，司马光与《资治通鉴》鲜明的经世之旨，也是人们交口称赞的。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的主旨已如上述。朱熹评论《资治通鉴》说：“(司马)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朱子语类》卷134)。王夫之认为《资治通鉴》包含着“君道”、“臣谊”、“国是”、“民情”，为官之本、治学之途、做人之道等多方面内容与启示(见《读通鉴论·叙论四》)。南宋以下，《资治通鉴》受到各族统治者的重视和广大士人的敬重，自有其史学上的崇高地位和实践中的参考价值。世人盛赞史学上的“两司马”，绝非偶然。上举三种体裁的三部通史，大致可以表明中国古代史学之主流在求真与经世上的一致性。类似的或相近的史书历代都有所出，不一一列举。

再次，我们还应从全局上和本质上看。毋庸讳言，中国史学上确有曲笔的存在，对此，刘知几《史通·曲笔》篇不仅有事实的列举，还有理论的分析。刘知几之后，史学上的曲笔现象仍然存在。举例来说，官修史书，时有修改，不论是修改曲笔，还是曲笔修改，都说明了曲笔的存在。而此种曲笔产生的原因，往往是政治因素影响所致，当然也跟史家“心术”相关。但是，在中国史学上有一个基本准则或总的倾向，这就是：直书总是为人们所称道，而曲笔历来受到人们的揭露和批评。诚如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所说的那样：“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万代一准焉。”对奸邪给予惩戒，正是优秀史家的直笔所为，正如农夫看到田间的莠草就一定要把它锄掉一样。像这种做法，也是万代同一的准则。在中国史学上，曲笔或可得逞于一时，但终究免不了落下骂名，为人们所唾弃。

最后，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就是史家的职业角色与史家的社会责任是相联系的，史学的求真要求与史学的经世目的也是相联系的;这两种联系，存在着一种更深层次的本质的沟通，即在史学的信史原则和功能信念上统一起来。可以这样人为：揭示出这种联系，就是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揭示出中国史学的总相和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