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妇人研究论文提纲

中国(大陆)当代作家对卡夫卡的接受和回应显然是与中国的外国文学领域对卡夫卡的译介分不开的,因为中国作家通常是没有可能阅读到卡夫卡作品的原文的。而中国对卡夫卡的翻译介绍比较晚,解放前对卡夫卡的零星介绍还不足以引起作家们的注意和重视。大概到了1966年,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一部由李文俊、曹庸翻译的《〈审判〉及其他小说》,其中包括卡夫卡的6篇小说:《判决》、《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医生》、《致科学院的报告》、《审判》。但这部小说集当时是作为“反面教材”在“内部发行”,只有极少数专业人员才有机会看到,中国作家恐怕很少有机会读到这个译本。1979年初《世界文学》杂志刊登了由李文俊翻译的《变形记》,并发表了署名丁方、施文的文章《卡夫卡和他的作品》,卡夫卡及其作品才算是第一次在中国公开亮相。接下来,1981年初《外国文学》发表了卡夫卡的4个短篇:《判决》、《乡村医生》、《法律门前》和《流氓集团》。随后,卡夫卡的幽灵便迅速在大江南北弥漫,在各种文艺刊物上出头露面。由于“在卡夫卡这里人们无法获得其他作家所共有的品质,就是无法找到文学里清晰可见的继承关系”,[1]因此,卡夫卡在中国作家心中最初引起的更多的是惊讶和不解,而不是认同和接受。但对于少数敢于探索、勇于冒险的作家而言,他的影响却是深刻而又长久的,并且通过这些作家,卡夫卡终于在中国扎下根来,如今已有越来越多的作家将卡夫卡引以为“知音”。 一、“打开了另一个世界” 中国作家徐星曾经说过,“现代主义不是形式主义,而是生活方式问题,真正超脱的人实际是最痛苦的人。卡夫卡活着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品,写什么样的作品是生活方式决定的,是命中注定的。”[2]的确,卡夫卡的生活和写作都是独一无二,不可模仿的。卡夫卡,这位西方现代艺术的怪才和探险家,他以痛苦走进世界,以绝望拥抱爱人,以惊恐触摸真实,以毁灭为自己加冕……他是现代世界里的唯一的“精神裸体者”,他的独一无二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的创作,他的创作完成了他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徐星一句话便道出了卡夫卡生活和创作的本质。 卡夫卡的生活虽然是不可模仿的,但他的创作却是可以借鉴的。的确,卡夫卡极大地影响了许多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 1999年新世纪出版社推出了一套丛书《影响我的10部短篇小说》,其中莫言、余华、皮皮均选了一篇卡夫卡的小说。皮皮说,那些好的小说“会陪伴你度过各种光阴。每次读起,无论是晴朗的午后,还是小雨的黄昏,你都会跟它们做一次交流,围绕着生死爱恨。”[3](P1) “当年我已经从它们那里获得了超值的享受和补益,今天我再一次从它们那里收获。”[3](P1)在这些好小说中有一篇就是卡夫卡的《在流放地》。皮皮在大学里写的学士论文就有关卡夫卡的,因此她对卡夫卡曾有过一番研究。她在读《在流放地》时,“经历了很丰富的阅读感受,平静、紧张、恐怖、思索、佩服等等,尽管它的篇幅对此而言显得过于短暂。”[3](P12) 在影响余华的10部短篇小说里,也有卡夫卡的《在流放地》。余华说:“我之所以选择《在流放地》,是因为卡夫卡这部作品留在叙述上的刻度最为清晰,我所指的是一个作家叙述时产生力量的支点在什么地方……《在流放地》清晰地展示了卡夫卡叙述中伸展出去的枝叶,在对那架杀人机器细致入微的描写里,这位作家表达出了和巴尔扎克同样准确的现实感,这样的现实感也在故事的其他部分不断涌现,正是这些拥有了现实依据的描述,才构成了卡夫卡故事的地基。事实上他所有的作品都是如此,只是人们更容易被大厦的荒诞性所吸引,从而忽视了建筑材料的实用性。”[4](P5) 面对卡夫卡等的作品,余华说,“我就像一个胆怯的孩子,小心翼翼地抓住它们的衣角,模仿着它们的步伐,在时间的长河里缓缓走去,那是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它们将我带走,然后让我独自一人回去。当我回来之后,才知道它们已经永远和我在一起了。”[4](P11)余华在其他地方还多次谈到卡夫卡。1990年,余华在一篇名为《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遗产》的文章中写道,“1986年让他兴奋不已”,[5]这一年他读到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这篇小说“让我大吃一惊……让我感到作家在面对形式时可以是自由自在的,形式似乎是‘无政府主义’的,作家没有必要依赖一种直接的,既定的观念去理解形式。卡夫卡解放了我。使我三年多时间建立起来的一套写作法则在一夜之间成了一堆破烂。”[5]他认为卡夫卡的出现在文学史上是一个“奇迹”。[5]卡夫卡那种异常锋利的思维,他那轻而易举直达人类痛处的特征给余华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小说中有这么一段,描写医生查看病人的病情时,发现了患者身体右侧靠近臀部处一个手掌大小的伤口: 玫瑰红色,有许多暗点,深处呈黑色,周边泛浅,如同嫩软的颗粒,不均匀地出现淤血,像露天煤矿一样张开着。这是远看的情况,近看则更为严重。谁会见此而不惊叫呢?在伤口深处,有许多和我小手指一样大小的虫蛹,身体紫红,同时又沾满血污,它们正用白色的小头和无数小腿蠕动着爬向亮处。可怜的小伙子,你已经无可救药。我找到了你硕大的伤口,你身上这朵鲜花(Blume)送你走向死亡。① 余华读罢感到震惊不已。这种冷静客观的对血淋淋事实的描写,尤其是用“鲜花”来形容伤口,使余华大开眼界。他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就是在读了卡夫卡《乡村医生》后写成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是卡夫卡完成了余华的成名作。在中篇小说《一九八六年》中,余华笔下中学教师自残的场面更是令人触目惊心:“他嘴里大喊一声‘劓!’然后将钢锯放在了鼻子下面,锯齿对准了鼻子。那如手臂一样黑乎乎的嘴唇抖动起来,像是在笑。接着两条手臂有力地摆动了,每摆动一下他都要拼命地喊一声:‘劓!’钢锯开始锯进去,鲜血开始渗出来……他喘了一阵气,又将钢锯举了起来,举到了眼前,对着阳光仔细打量起来。接着伸出长得出奇也已经染红的指甲,去抠嵌在锯齿里的骨屑,那骨屑已被鲜血浸透,在阳光下闪烁着红光。”[6](P151-152)余华在这种充满血腥味的、残酷无情的“死亡叙述”中更是将异常冷漠、绝对超然的叙述笔调和风格推向了极至。 1999年余华又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卡夫卡和K》的文章,专门论述了卡夫卡与《城堡》中的K之间的关系。余华说:“内心的不安和阅读的不知所措困扰着人们,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没有人们已经习惯的文学出路,或者说其他的出路也没有,人们只能留下来,尽管这地方根本不是天堂,而且更像地狱,人们仍然要留下来。”[1](P46)面对卡夫卡的作品,还包括他的书信、日记,余华“留下来”认真研读、细细体会。他说:“卡夫卡一生所经历的不是可怕的孤独,而是一个外来者的尴尬。这是更为深远的孤独,他不仅和这个世界所有的人格格不入,同时他也和自己格格不入。”[1](P39)至于卡夫卡的叙述手法,余华更是推崇备至:“卡夫卡的描述是如此的细致和精确”,“又充满了美感”,“叙述如同深渊的召唤”。论及卡夫卡日记和小说的关系时,余华又说:“卡夫卡的日记很像是一些互相失去了联系的小说片段,而他的小说《城堡》则像是K的漫长到无法结束的日记。”[1](P40)余华以其作家的敏感和深刻,很快就从卡夫卡那里捕捉到了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在影响莫言的10部小说里,莫言也提到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莫言认为,一篇好的小说,应当具有独特的腔调。这种独特的腔调,“并不仅仅指语言,而是指他习惯选择的故事类型、他处理这个故事的方式、他叙述这个故事时运用的形式等全部因素所营造出的那样一种独特的氛围”。[7](P2)卡夫卡的《乡村医生》就是这样一篇小说。这是一篇“最为典型的‘仿梦小说’,也许他写的就是他的一个梦。他的绝大多数作品,都像梦境。梦人人会做,但能把小说写得如此像梦的,大概只有他一人。”[7](P7)莫言感觉到了卡夫卡的独特腔调,并在他的小说中也有所借鉴和表现。 宗璞开始阅读卡夫卡的时间较早,那是在60年代中期。她原本是为了批判卡夫卡才阅读卡夫卡的,但是,她却发现卡夫卡在她面前“打开了另一个世界”,令她大吃一惊。她说,“我从他那里得到的是一种抽象的,或者说是原则性的影响。我吃惊于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更明白文学是创造。何谓创造?即造出前所未有的世界,文学从你笔下开始。而其荒唐变幻,又是绝对的真实。在文革中,许多人不是一觉醒来,就变成牛鬼蛇神了吗?”。[8]她的小说《我是谁?》写“文革”期间人变成蛇的异化情态,“孟文起和韦弥同样的惊恐,同时扑倒在地,变成了两条虫子……韦弥困难地爬着,像真正的虫子一样,先缩起后半身,拱起了背,再向前伸开,好不容易绕过一处假山石。孟文起显然比她爬得快,她看不见他,不时艰难地抬起头来寻找。”[9](P38)这种写法,显然是受到了卡夫卡《变形记》的影响。但是,在宗璞的小说的结尾,主人公又直露地发出了我终究是人的愿望,这又使得她与卡夫卡区别开来了。在卡夫卡那里,异化是一种世界观,无时无刻不在;而在宗璞那里,异化只是暂时的现象,是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如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在卡夫卡那里,变形既是形式,又是内容,在宗璞那里,变形只是形式,而不是内容;在卡夫卡那里,叙述是冷静和客观的,作者置身于故事之外,漠然地注视着这一切,而在宗璞那里则是夹叙夹议,作者置身其中,感情悲愤激越,最后作者甚至直接站出来说道,“然而只要到了真正的春天,‘人’总还会回到自己的土地。或者说,只有‘人’回到了自己的土地,才会有真正的春天。”[9](P61)这样直露的议论,已经不大像是写小说了。宗璞说过,她的作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可称为“外观手法”,另一类则为“内观手法”,后者“就是透过现实的外壳,去写本质,虽然荒诞不成比例,却求神似……卡夫卡的《变形记》、《城堡》写的是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事,可是在精神上是那样的准确。他使人惊异,原来小说竟然能这样写,把表面现象剥去有时是很有必要的,这点也给我启发。”[10]可见,宗璞的这种“内观手法”显然来源于卡夫卡,但是,宗璞并不想走向彻底的荒诞变形,她笔下的人物虽然已蜕变为“蛇”,然而,最终仍然是人性占了上风。宗璞的另一篇小说《蜗居》简直就是一篇卡夫卡式的寓言小说。小说中主人公的背上长出一个蜗牛的硬壳,他便像蜗牛一样的爬行。但与卡夫卡不同的是,宗璞具有浓烈的社会意识和政治意识,并且,一有机会她就直接地表露出来。 蒋子丹的情形与宗璞有点相似。1983年她在读过卡夫卡等作家的作品后,便想试着写一种荒诞小说,这种小说“所有的细节都真实可信(至少貌似真实可信),没有一句话让人费解,但在骨子里横着一个荒诞的内核,这个内核里又包裹着某种险恶的真实。”[11]她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创作了她的短篇小说《黑颜色》、《蓝颜色》、《那天下雨》和中篇小说《圈》。当时很多读者都看不懂这些小说,但她对自己的选择并不后悔,她说,“我觉得一个作家选择了错误的目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根本没有目标。”[11] 格非也非常钟情于卡夫卡,并研究过卡夫卡。他曾对鲁迅与卡夫卡进行过比较分析,他说:“鲁迅和卡夫卡,他们都从自身的绝望境遇中积累起了洞穿这一绝望壁垒的力量,而‘希望’的不可判断性和悬置并未导致他们在虚无中的沉沦。从最消极和最悲观的意义上说,他们都是牺牲者和受难者。而正是这种炼狱般的受难历程,为人类穿越难以承受的黑暗境域提供了标识。”[12]“与卡夫卡一样,鲁迅深切地感受到了存在的不真实感,也就是荒谬感,两者都遇到了言说的困难,言说、写作所面临的文化前提不尽相同,但它们各自的言说方式对于既定语言系统的否定,瓦解的意向却颇为一致。”[12]卡夫卡的这种荒谬感、言说的困难,以及对既定语言系统的否定和瓦解,对格非的创作恐怕不无影响,尽管这种影响也许是通过鲁迅这一中介而得以完成的。 在格非的小说《边缘》中有一段描写使人们不由得想起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小说中有一位名叫仲月楼的医生,“他脸上时常挂着一种不经意的笑容,即使是他在手术台上摆弄死人的时候也是如此。”[13](P169)小说里写到这位医生一次给一位重伤员施手术,他似乎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位伤员在痛苦地颤抖、痉挛。他一面不紧不慢地按照某种固定的程序做着他所应该做的一切,一面又津津有味地向小说的叙述者“我”大谈如何勾引女人:① 仲月楼用一把镊子从那处伤洞里伸进去,试着将那枚弹头夹出来,有几次差一点获得了成功,但每次快要弄出来的时候,弹头又像泥鳅一样滑了进去。仲月楼抬起袖管擦了擦脸上的汗珠,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等到女人的身体发软,你才可以撩开她的裙子,然后抚摸她。只要你有耐心,女人最终会支持不住的。” 仲月楼自言自语地说着,站在一旁的护士好像早就感到不耐烦了。她提醒仲月楼,那个躺在香案上的伤兵说不定已经死了。 仲月楼没有搭理她,而是将目光投向了门外。 …… “我想他的确已经死了。”仲月楼说。[13](170) 伤员死了,仲月楼看去毫不动情。一个客观、冷漠、简单的“说”字,令我们对仲月楼的情感状态一无所知。 二、通向灵魂的城堡 被誉为中国文坛独立特行的女作家残雪,有“中国的卡夫卡”之称。有评论者写道,“如果说,80年代的《苍老的浮云》、《天窗》、《山上的小屋》等作品中喷薄而出、纷至沓来的梦魇般的意象,与卡夫卡那现实主义般地精确刻画荒诞事物的风格仍保持一定距离的话,那么,在90年代创作的那些更为节制、纯熟、理性的小说中,我们隐约地感到,残雪与卡夫卡达成了更深的默契。”[14]1999年残雪推出了一本专门解读卡夫卡的大著《灵魂的城堡——理解卡夫卡》,[15]更是让人们吃了一惊。残雪作品中所包含的那种极端个人化的声音一直令许多读者望而兴叹,她笔下的那个冷峻、变态和噩梦的世界也一直难以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她在偌大的中国似乎缺乏知音,然而,她在一个十分遥远的国度里却发现了卡夫卡,并引以为知音。于是,奇迹便发生了,一个20世纪末的中国女作家与一个20世纪初的奥地利男作家在灵魂深处相遇、对话,这不能不说是一件让人砰然心动的事。 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卡夫卡的评论和著述可以说汗牛充栋,存在主义认为,是卡夫卡首先看到了追求自由存在的痛苦和孤独;荒诞派在卡夫卡那里找到了自己需要的“反英雄”;黑色幽默派从卡夫卡那里看到的是灰暗色调和讥讽意味;超现实主义看到的是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和“超肉体感觉”;表现主义看到的却是梦幻和直觉;而卢卡契索性认为卡夫卡表现了社会和阶级斗争的本质……而残雪却几乎将所有这些评述都悬置一旁,直截了当地将卡夫卡当作一个作家,或者更确切地说,当作一个小说家来理解。在残雪看来,卡夫卡是一个最纯粹的艺术家,而不是一个道德家、宗教学家、心理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批评家,他的全部创作不过是对作者本人内心灵魂不断地深入考察和追究的历程。 这样一来,残雪似乎一下子就抓住了卡夫卡最本质的东西。的确,写作就是卡夫卡生命中的一切,没有了写作,卡夫卡的生活将变得毫无色彩和意义。卡夫卡说:“在我身上最容易看得出一种朝着写作的集中。当我的肌体中清楚地显示出写作是本质中最有效的方向时,一切都朝它涌去,撇下了获得性生活、吃、喝、哲学思考、尤其是音乐的快乐的一切能力。我在所有这些方面都萎缩了。”“我写作,所以我存在。”他“不是一个写作的人,而是一个将写作当作唯一的存在方式、视写作为生活中抵抗死亡的唯一手段的人。”[16]只有写作才能证明卡夫卡的存在。卡夫卡为了写作而拒绝了友谊、爱情、婚姻和家庭,他选择了他自己所惧怕的那份孤独。卡夫卡大概可以算世界上最孤独的作家,而他的小说所表现的也正是现代人的这种孤独感,所以,卡夫卡自己的生活与创作就在这里合而为一了,他成了在生活上最无作为和在创作上最有成就者。 残雪对卡夫卡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目的颇有同感,她在一篇名为《黑暗灵魂的舞蹈》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是这种写作使我的性格里矛盾的各个部分的对立变得尖锐起来,内心就再也难以得到安宁。我不能清楚地意识到内部躁动的实质,我只知道一点:不写就不能生活。出于贪婪的天性,生活中的一切亮点(虚荣、物质享受、情感等等)我都不想放弃,但要使亮点成为真正的亮点,惟有写作;而在写作中,生活的一切亮点又全都黯然失色,没有意义。[17](P11) 这段话与卡夫卡如出一辙,而与卡夫卡不同的是:残雪并没有拒绝丈夫、儿子和家庭。残雪的孤独更多的是灵魂的孤独,在现实生活中她比卡夫卡幸运得多。 对于卡夫卡著名的三部长篇小说,残雪就是从这一角度开始了她的解读。残雪认为,《诉讼》描述了一个灵魂挣扎、奋斗和彻悟的过程。“K被捕的那天早上就是他内心自审历程的开始”,“史无前例的自审以这种古怪的形式展开,世界变得陌生,一种新的理念逐步地主宰了他的行为,迫使他放弃现有的一切,脱胎换骨。”[15](P85)那么,城堡是什么呢?它“似乎是一种虚无,一个抽象的所在,一个幻影,谁也说不清它是什么。奇怪的是它确确实实地存在着,并且主宰着村子里的一切日常生活,在村里的每一个人身上体现出它那纯粹的、不可逆转的意志。K对自己的一切都是怀疑的、没有把握的,唯独对城堡的信念是坚定不移的。”[15](P192)原来,城堡就是生命的目的,是理想之光,并且,它就存在于我们的心里。《美国》实际上意味着艺术家精神上的断奶,“一个人来到世上,如果他在精神上没有经历‘孤儿’的阶段,他就永远不能长大,成熟,发展起自己的世界,而只能是一个寄生虫。”[15](P38) 至于卡夫卡的一些短篇小说,在残雪看来,《中国长城建造时》象征着“艺术家的活法”;《致某科学院的报告》记录了“猿人艺术家战胜猿性,达到自我意识的历程”;《乡村教师》中的老教师体现了“艺术良知”;《小妇人》及《夫妇》描述了“诗人灵魂的结构”;《地洞》则表现了艺术家既要逃离存在遁入虚空,又要逃离虚空努力存在的双重恐惧…… 看来,残雪完全是以独特的、写小说的方式来解读和描述卡夫卡的作品的,这使得读者在惊讶残雪的敏锐、机智和个性外,也渐渐地开始怀疑,残雪在这里究竟是在解读卡夫卡,还是在构筑她自己心中的卡夫卡?抑或真正的卡夫卡其实就等于她心中的卡夫卡?她究竟是在解读小说,还是在创作小说?我认为,无论残雪的初衷是什么,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由于有了残雪的解读,卡夫卡在中国的“知音”将会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写关于卡夫卡的论文,主要从其作品《变形记》来分析卡夫卡的一生

温馨的圣诞烛光 —浅议《小妇人》 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崛起的美国妇女作家中，出现了一位出生于费城的作家，她的名字叫莎.梅.阿尔考特( I,o}rlsr}rnY nLCarr)。她的成名作《小妇人》以年轻读者为对象，成功地塑造了无与伦比的少女乔.马奇的形象，表现了一百多年前美国社会和家庭的文化价值取向以及拓荒精神。阿尔考特也写过其他的作品，但这本书却受到美国及其他国家的青睐，百余年来，仍脍炙人口，历久不衰，并曾被好莱坞搬上银幕，一再放映。《小妇人》出版后，美国文坛也引以为傲，因为他们终于也产生了一部可以和英国女作家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媲美的文学杰作。 }}l、妇人》全书20余万字，人物包括一个家庭中父母及四个年幼的女儿，邻人，以及他们交往的几个朋友。故事情节贯穿了两个圣诞节，描述一年中四个待嫁的女儿生活周遭发生的点点滴滴的生活琐事。作者文笔描写细腻，人物对话饶富趣味，语调平淡哀惋。无论从情节、人物，还是字数来说，《小妇人》都是一本“小”书，但却是一部杰作，一部令读者阅后难以忘怀的小说，因为她的叙述中显示了一个伟大的主题。这个主题就是友爱、互助、自强不息以及美国民族早期所具有的拓荒者的精神。 所谓拓荒者的精神(PIONEER SPIRTI')，是美国建国之初，在早期移民中产生的一种生活、生存意识。他们披荆斩棘，力启山林，与各种灾难搏斗，用必胜的意志和信念去面对和建设全新的世界。这种生活意识已成为美国民族社会创业的精神基石，为美国创造了伟大的业绩，同时也成了全人类不断开拓谋求发展的宝贵精神遗产。 拓荒者的精神不仅成为美国社会的普遍意识和精神沉淀，也同时被美国的许多作家作为显形意识而引入文学的主题。从19世纪初叶梅尔维尔的《白鲸记》，梭罗的《湖滨散记》，凯塞的《我的安东妮尔》，以及近代史坦贝克《伊甸园东》等，书中皆隐然地注人了这种意识，或是对这种意识所产生的社会面的各种回应。这些以不同角度写出的作品都成了美国文学的名著。但《小妇人》似乎另具一番柔美的魅力。书中没有一望无际的荒原，没有惊心动魄的起伏情节，但它以生动活泼的笔调，道出四个年幼女儿，在父亲在外作战未归，家庭困苦中一年来的奋斗历程，从细琐的生活中娓娓透出崎岖的生活情景。 它的开场很不凡，四个小女儿在客厅中每人一句的对话中，不仅道出她们的心境，也生动地给家庭状况作了简明的素描。同时，也不知不觉地把读者拉进了这揭开的帷幕，随着她们融人了剧中情景。这几小段文字是: 绍一面躺在地毯上，一面嘴里咕噜着说:“如在圣诞节没有礼物，怎样可算是圣诞节 呢?，， 美克低声叹着气，对着她破旧的衣服感慨地说，“贫穷，是最可怕的了。” 小的爱米带着啼嘘的神情，插进来说:“在世界上有许多女孩子有许多很好的东西。 有许多却什么都没有，这未免太不公平了。” 倍斯从屋角里，显出得意的态度说着:“但是我们无论如何是父母双全，并且还有姊妹 呢!” ……“然而我们现在的父亲呢?并且他不能在最近期内使我们见到他，”绍这样暗然 地说。 这是《小妇人》的“开卷第一回也”。生动的字幕，隐隐地透出本书幕后将来可能发牛的种种。对父亲的思念，家计困难下的烦恼，年长姐姐对情感的困扰·一均在小桥流水式的笔触下一幕幕的展开，直到父亲在第二年的圣诞节回家，全家才结束了这困苦跋涉的一年。 《小妇人》全书充满了大量柏拉图式的对话:母亲对女儿们的开导，姐妹之间的慰诫，邻人朋友之间充满友爱互助的交谈，莫不以挚诚的语气道出，使人读后油然产生亲切的共鸣。小说在对话中包涵着大批启示性的谈话，这在创作上是一个大胆的尝试。低手笔的作家往往会弄巧成拙，沦为教条性的口号或说教，但阿尔考特却处理得极为自然。她之所以把这些大道理不露痕迹地融入日常的对话中而不令人生厌，主要是把握了一个道出“真实”的原则。托尔斯泰曾说:“在人生中也象在艺术中一样，有一件事很必要，那就是道出真实。”阿尔考特便把握住了这一点，她在《小妇人》中以真实的态度，道出了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用“真诚”说出他们心中的情感和对生活的看法。 ((}!、妇人》所述的虽是儿女身边的琐事，但琐细的情节中常常出现极感人的段落:四个姐妹和妈妈正准备欢度圣诞的早晨，母亲说出附近一个贫苦的女人和一个生了不多时的婴孩躺在那里，她们没有取暖的炉，为了不受寒冷，还有六个没有东西吃的孩子紧紧拥抱着挤在一张床上·。…于是，四个姐妹在母亲的建议下，将她们的早餐送往这个贫苦的家庭，作为圣诞礼物。另外，在全书进行到大半时，家中突然收到父亲在华盛顿身染重病的不幸消息，母亲一时手足无措，热心的邻人慷慨解囊，终于让短缺旅费的母亲启程前往，得以使卧病远方的父亲获得照料和康复，喜爱音乐，梦想有一架钢琴的年幼儿女，在日后获得邻人赠送一座新钢琴时热泪盈眶的喜悦……凡此种种充满了友爱及人情味的文字不胜枚举。 任何国家的文学名著，会很自然地受到其他经典大师们的影响，尤其是自己本国的前辈作家们。《小妇人》自亦不例外。拓荒和发挥爱心的精神，以及对拓荒后美国社会出现的形形色色的困扰现象，在阿尔考特以前的许多作家中，皆以不同形式的笔调显示出。在她之前，也可以说是她前辈中，出现了数位把美国文学推至高峰的大师。这些人是惠特曼、梭罗、梅尔维尔、霍桑等，他们皆以不同的风格，给美国拓荒后的社会，留下诸多感人而不朽的著作。1x19年出生的惠特曼，以天马行空，一泄千里的笔法，写出了代表当时美国东西部开拓精神的《草叶集》;梅尔维尔以光怪陆离的笔法写出刻画美国冒险精神的《白鲸记》;梭罗则对当时美国拓荒者开创的繁荣社会作出反抗性的回应，他以返璞归真的态度一人跑到幽静的华尔腾居住，写出静化心灵的《湖滨散记》。阿尔特或多或少都受到他们的一些影响。而在这些她前辈的名家中，她似乎特别推崇梭罗。梭罗是她父亲的好友，过往颇密，幼年的阿尔考特纯洁的心灵很可能无形中受到他的感染，梭罗对当时美国专重财富的堕落无法忍受的心态，后来在《小妇人》书中淋漓透出。阿尔考特在1865年所出版的第一部小说《抑恋》，有的文学分析家认为是阿尔考特倾心于梭罗而写的。不知终生未嫁的阿尔考特，在她情感的核心处是否与这有关? 如果是从拓荒及友爱这个主题精神来看，阿尔考特的《小妇人》不唯有“承先”的影子，同时也可熊给后来的美国文化产生了“启后”的作用。这个蛛丝马迹的现象可从维娜.凯塞写的《我的安东妮亚》以及在1968年去世的史坦贝克代表作《伊甸园东》中可看到。凯塞女士的《我的安东妮亚》，描绘了美国垦拓时期居民和大自然的斗争以及人和自然的相互接纳。优美的笔调写出田野的风光与靠土地为生的纯朴居民和土地相喜相泣，共同成长的生活画面。史坦贝克的《伊甸园东》，不仅生动地描述了一个移居到西部的家庭史，同时在情节中深刻地表露了人类在共同努力开创美满生活中所应有的忍耐和宽恕。两书皆以不同的角度提升了《小妇人》中拓荒和友爱的主题。我们无法在这些近代名家的文学传记中找到他(她)们相互影响的确证，但我们很容易发现，他(她)们对这类精神皆有极深厚的认同和体悟。 20余万字的《小妇人》中，前后包括了两个圣诞节，一头一尾，前后照应，以圣诞节开始，又以圣诞节结束。美国文学中提到圣诞节的不止这一本，有的是在情节中自然出现，有的是一笔带过。像《小妇人》这种头尾连续出现两次的情况实不多见。前面提到《白鲸记》，故事就是从一个圣诞节开始的，但那与书中发展的情节并无多大的关联，写的是一群具有冒险犯难精神的水手，在圣诞节那天启程开航，走向惊涛骇浪的大海，最后遇到白鲸，全船和白鲸搏斗，人船俱毁，仅有一人生还。作品固然伟大磅礴，但给人一种惊心动魄的悲壮感。不若《小妇人》那样，给人带来的是乐观进取、亲切温和。阿尔考特似乎也隐然强调:人在应该欢乐的时光中经常会有不幸的事情发生，但为迎接另一个美好的时光，必须作出努力和付出牺牲，《小妇人》一家由父亲不在，没有礼物的圣诞节开始，一直到父亲在第二个圣诞节回家团聚的跋涉困苦一年中，对这种精神作了真实写照。 新大陆的发现已有五百年，新大陆的居民也历经了五百个圣诞节。节日的意义并没有改变，但开国两百年的美国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它从18世纪的移居，19世纪的开拓，20世纪的鼎盛，而在本世纪末期高度繁荣发达的背后却呈现了退化和堕落: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享乐主义，经济萧条，失业者剧升，罪犯增加，社会道德沉沦等等相继并起。这也是二百年前美国的一批开国先贤所始料未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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