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论论文》

曹丕《典论-论文》提出了批评两汉以来轻视文学的观点，指出了文学的独立地位，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

《典论论文》先从批评“文人相轻”的恶习出发，指出：“文非一体，鲜能筹备”，要求人们必须以“审己度人”的态度和对不同文体作不同要求来评论文章。

他认为“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同时提出“文气”说，认为“文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并以此衡量作家的优劣得失。《典论论文》还论到文章与政治的关系，认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把文章提到与建功立业并重的地位。

表现意义

鲁迅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那么，《典论·论文》则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的自觉的文学批评的理论代表作。在这之前，中国古代文论还处于不自觉的胚胎阶段。先秦诸子的文论，多属片言只语。

汉后诸家论文也还未从学术中分离出来。其中，个别序、赞形式的文学批评，也只是讨论某一具体作家作品，限于一篇一书。直到《论文》出现，才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宏观地多角度地论述文学理论问题的专著。

它冲击了汉代后期统治文坛的陈腐观念；总结了建安文学的新特点和新经验；开创了解盛极一时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之先例。

典论·论文曹丕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

今之文人：鲁国孔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

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暗于自见，谓己为贤。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

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融等已逝，唯干著《论》，成一家言。

〔注释〕 傅毅(？—89)：字武仲，扶风茂陵人，东汉文学家。属：缀辑。能属文，善于写文章。兰台令史：汉代掌管典校图籍，管理文书档案的官员。兰台，汉代宫中藏书处。七子：即建安七子、邺下七子。骥：千里马。，音lù。仰：凭恃。齐气：气有所不足。齐地风俗舒缓，故齐地文人个性品质受其影响，为文较为散漫。张、蔡：指张衡、蔡邕。扬、班：扬雄、班固。俦(chóu)：同伴，作动词，相媲美。检：法度。不朽之盛事：《左传》有“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文章属于“立言”，故不朽。隐约：穷困。加思：加，转移。加思，转移著书立说的念头。迁化：犹言死去。《论》：徐干的《中论》。

(张传友)

〔鉴赏〕 汉代盛行谶纬之学是上古崇巫文化的余绪。无论孔孟、老庄的吉光片羽，还是《毛诗序》的“诗言志”说，其实都在骨子里把文学、艺术视为巫术礼仪的道具，祖宗崇拜的祭品，即使屈原、老庄等人畅饮诗歌、文学的美酒时，也从未把自己由庙堂的代言人降低到纯粹诗人、歌者的层次。当西方的荷马赢得普遍尊敬的时候，东方的盲瞽艺人却要时时忍受饥饿的煎熬、权贵甚至童稚的白眼。

时至东汉乱世，饱读诗书的儒生、士人在继承诸子时代的学术自由精神的同时，有的看到自己难能与当政的权贵世族平等合作，转而选择独善其身，狂歌傲世；有的本身作为富家豪强，他们在以实力打拼生存空间的同时，也对人生的厚重与悲壮、苍凉与艰难有着深沉的体悟，不禁发言浩歌，气贯长虹。文学艺术此时方进入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自觉时代”。公元2世纪初叶出现的《典论·论文》正是这种文学的“自觉”、文人的“自觉”在理论上的表现。

《典论·论文》是我国第一篇关于文学批评的专论。其作者——三国时魏国第一位皇帝魏文帝曹丕的身份地位，并不影响该文在文学史、文化史上所代表的那个时代文学与文人所表现出来的“自觉”色彩。《典论》共5卷20篇。典者，常、法，主要是对文人言行约束性的规范，当时曾刊刻于太学。到了宋代，几尽散失殆尽，只有《自序》、《论文》两篇因其他文献的辑录才保存至今。

从《自序》我们知道，曹丕务实的态度与文武兼备的素质不在大名鼎鼎的曹植之下。他自言“生于中平之季，长于戎旅之间”，“六岁而知射”，“八岁而知骑射”，幼年便随曹操四处征讨。又“少诵诗论”，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靡不毕览”。丰富的阅历、广博的学识使他体悟到“事不可自谓己长”的道理。其实何止习射、学剑、治学“不可自谓己长”，文学艺术领域何尝不是如此？

自古以来的文人骚客，多“自谓己长”而轻忽他人。其实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何必拘于一孔之见而贻笑大方。当班固嘲讽傅毅喋喋不休的时候，可曾想过自己在他人眼里难道不是另一个傅毅吗？天下文人之所以“相轻”，曹丕认为原因主要在于文人大多能够“自见”我之长，而不能“自见”我之短，即缺乏清醒的自知之明，常常以自己之长较他人之短。一个人如果沉浸于这种自我编织的话语光环之中，难免自我感觉良好，犯夜郎自大的毛病；其次，文体发展到东汉已呈多样化的趋势，奏议、书论、诗赋、铭诔等不同文体各有自己的特色与内在的要求，因为文人兴趣偏好与性格气质的差异，即使文坛大师也只能是在某些文体上游刃有余。比如与曹丕同时娴于辞赋的王粲、徐干，在奏议等实用文体上未必称雄，长于章表书记的陈琳、阮瑀，在书论作赋方面未必见长。如果王粲与陈琳在辞赋上较短长，则王粲必然稳操胜券，如果阮瑀与徐干在表章上争雌雄，则徐干定会甘拜下风。具有不同特长、偏好的文人斤斤于名头高低，实在是毫无意义的妄举，舆论中对群峰并峙的文人排名次、争座位的做法，实在是无知妄行。

为什么不同文人的性格与创作呈现出这么显著的个别差异呢？

曹丕认为，主要是文人自身才性气质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各自在创作上的不同偏好和表达方式。关于士人的才性品藻问题，曹丕之前刘韶的《人物志》中就有记录，曹丕后的《世说新语》中也对汉末、魏晋的人物品鉴逸闻多所发现。曹丕的贡献在于把这种人物品藻中的才性部分，结合儒、道两家的生命之气、真元之气，进一步贯通到文学艺术，特别是文人个人修养和创作才能的领域。东汉清议看重人物品行的清浊，在曹丕是把文气与人气混同言之，他一面讲“(文)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又说“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他所谓的“文以气为主”，实即“人以气为主”、人之气主其文。他朦胧地意识到文气体现出的清浊，主要还是人的品性气质的清浊问题。所以他看到了孔融“体气高妙”，徐干“时有奇气”，应玚之气“和”，刘桢之气“壮”，每人之气虽然存在差异，但都具有那个时代的悲慨、俊逸、骨鲠的色彩。曹丕论文独标“文气”，正反映了建安时期文学个性独尊、张大自我的创作主题。当然，在人与自然混沌不分的传统文化氛围中，“气”问题的彻底解决是不可能的。

除了个体之气的清浊差异外，不同文体自身的特殊要求与规范，也是导致文学艺术创作百花竞放的原因。在文体初分的时代，人们因不同场合、不同实用功能的需要而形成了不同文体的雏形，曹丕对此作了归纳，总结出“四科八体”，即奏议、书论、铭诔与诗赋。文体的划分大致确定了不同文体在创作与鉴赏上的客观标准，这正是当时社会与文人群体文学的“自觉”的表现。曹丕对不同文体的标准与特征作了简练的概括，即“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曹丕同时又指出“文本同而末异”，文之本，有人说是儒家的伦理教化，有人说是文学艺术创作的基本规范，文之末，有人认为指的是文学体裁。我们认为，在曹丕的时代，还未达到后来刘勰的高度。他所谓“本”，一方面作为语言表达的艺术，不同文体所共有的基本特征，一方面是文之气、人之气中的气之本，文人的气质之性的本原是共同的；所谓“末”，既包含不同文体所具有的不同表达规范和内在要求，如不同文体的雅、理、实、丽等不同要求，也指涉先天共同的气质之性因后天条件的不同所形成的性格、性情差异所导致的言语、作文上的不同的色彩。要把握不同文体的内在要求和创作规律，克服自己气质、性情的后天不足，曹丕认为，一般文人作者因为自己的个性气质特点，只能在某些文体上超拔于众人，而只有通才、全才才有可能诸体皆能。

作为一位公正、客观的批评者，除了要认识到每个作者气质性情方面的独特个性，洞见每种文体的相应特征，更重要的是能够“审己以度人”，避免常见的“贵远贱近”恶习，改掉“向声背实”的弊病，排除“暗于自见”的狭隘襟怀。换句话说，一位合格的批评者，他既能够深得文学艺术三昧，又能够超越文学艺术的樊篱。他既要能够洞悉文学自身的创作规律和创作要求，同时又是一位深谙人生悲欢和社会沉浮，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的大德君子。曹丕是颇以这样一位批评者自许的。他少时飞马骑射，枕戈待旦，余暇吟诗作赋，嘲花弄月，习惯了疆场拼杀，经历了宫闱争斗，生死已不能萦怀，贵贱已难能动心。曹丕所言甚是。其实，批评最难得的就是客观与公正，只有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才能真正推动文学艺术的健康发展。

不过，曹丕在文学史上的突出地位，最主要的是他重建一个民族的文学价值观，把文学提高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而非仅仅特标自己在文学创作、批评上的切身体会。在经历血雨腥风的冲杀，亲见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乱象，亲历手足相残的剧痛之后，他深刻地体会到“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人生悲喜荣华，祸福寿命短长，都是过眼烟云，不知何处的一阵风，一切都会烟消云散。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留给后人的更多的是生命的心路历程，精神结晶的凝聚，而文学艺术，正可以凭借其不朽的生命力和影响力，穿越时空的阻隔，把你的音容笑貌、情仇意绪、浩歌深思传达给后人。作为文人，大可不必以扬雄、班固的嘲弄之语挂怀，文学艺术自有其价值和生命，值得你付出毕生的心血去营构、去创造。有人提出曹丕的《论文》是“用自己政治的权威为文学的存在立法”，当然有其合理性，设若作者不是作为魏文帝的曹丕，《论文》可能不会有这么深远的影响力。不过，如果生活在一个轻生死、重然诺的时代，怎能不体味到生命之轻，怎能不意识到精神生命追求的高贵与价值。曹丕说到了，也做到了。他的《论文》也让他不朽。

可以与《典论·论文》相媲美的，还有他的《与吴质书》。虽然其所谓“文”是各种语言艺术的泛称，并非专指诗赋，但曹丕所揭示的文学艺术的文气、文体、文学价值观等方面的诸多真知灼见，启发了陆机、刘勰、钟嵘，流风所及，一直到王夫之、姚鼐、王国维等人。对于《论文》在当时的文学影响，鲁迅曾经有一段精彩的评论：“孝文帝曹丕，他也是喜欢文章的。不过到那时候，于通脱之外，更加上华丽。曹丕著有《典论》，那里面说：‘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后来有一般人很不以它的见解为然。他说诗赋不必寓于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归纳起来，汉末、魏初的文章，可说‘清峻、通脱、华丽、壮大’。……曹操、曹丕以外，还有前面提到的七个人，他们的文章分别从各自的维度拓展了文学的性灵之质；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的功劳。”我们要说，曹丕摆脱汉儒随意以伦理教化附会文学创作的恶俗，而对这一时代“文学的自觉”、“文学的解放”大潮的推动，较之鲁迅所看到的曹丕对一时代文风“华丽好看”的影响，更加值得我们肯定与推许，他的勇气和魄力所产生的文学影响，仍然在惠及后人。

论《典论·论文》的文学思想 建安以前，中国没有文学批评的专著。曹丕的《论文》重视品藻诸家，分析各家才性的细微差别，探讨文气的内在规律，是有其思想文化背景的。其一是当时品藻人物的社会风气很盛。其二是当时的文学创作也进入了自觉时代，越来越多的作品开始体现出不同的创作个性。这些都历史地呼唤着《典论·论文》的产生。《曹丕是汉魏时期重要的文学理论批评家。他撰写的文论著作流传于世的有两篇，一篇是《与吴质书》，另一篇就是著名的《典论·论文》。《典论》是曹丕精心撰写的学术著作，一共20篇，《论文》是其中之一。《典论》一书失传，《论文》这一篇因被选入《昭明文选》而得以保存下来。 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论著作，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在它之前还没有精心撰写的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理论专著。它的产生是中国古代文论开始步入自觉期的一个标志。曹丕的《典论·论文》正是在这种风气中为生的比较系统的文学批评论著。典论·论文》从批评“文人相轻”入手，强调“审己度人”，对建安七子的创作个性及其风格给予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四科八体”的文体说，“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文学价值观及“文以气为主”的作家论。他的《典论论文》虽短，却提出了下列有关文学批评的四个主要问题： 1．文学具有重要的功用。 这是曹丕关于文章价值的观点，曹丕对文章的价值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崇高评价。他肯定文章（指诗、赋、散文、 应用文）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甚至比立德、立功有更重要的地位，这种文章价值观是他对传统的文章（“立言”）是“立德、立功”之次思想的重大突破，是文学自觉的一种表现，对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发展有重大意义和影响。但可惜的是，在《典论·论文》里，他并未对这一观点加以详细的展开论述。不过，仅仅是提出这一口号，他在文论史上已经是功不可没了。这就突破了前此轻视文学的观点，指出文学的重要地位。 2．作家个性和作品风格有关。他说：“文以气（指才气，即个性）为主，气之清浊有体（有本质根据），不可以力而致（努力勉强求得一致）”。清指俊爽超迈的阳刚之气，浊指凝重沉郁的阴柔之气，人的气质个性可大致分成这两大类。 《典论·论文》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著名论断，这就是文论史上著名的“文气”说。以“气”论文和作家，是曹丕《论文》最突出的理论贡献。曹丕所谓的“文气”，是指表现在文学作品中的作家的自然禀赋、个性气质，属于生理和心理范畴，没有伦理色彩。“文以气为主”尤其强调了作品应当体现作家的特殊个性，这种个性只能为作家个人所独有，“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建安七子各自显示出各自的才能，究其原因，是由“性”的差异所导致。诗这种观点也合符于魏晋人崇尚自然的风气。 由于曹丕非常强调创作个性的这种独特性和不可改变性，一方面突出了作家独特个性对于作品风格的决定意义，体现了魏晋时期“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的时代精神。另一方面，则是否定了现实习染同样可以改变创作风格的可能性。这是其理论的缺陷。在《典论·论文》中还对文学批评的态度提出了有价值的意见。比如反对“文人相轻”和“贵远贱近”，主张“君子审己以度人”，这对文学批评也是良好的倡议，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3．指出不同文体有不同特点、标准。 在《典论·论文》里，曹丕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文体分类及其各自特点的思想。在分析作家才能个性各有所偏的同时，曹丕提出了四科八体说的文体论。“本”指文章的本质特征，即用语言文字来表现一定的思想感情；“末”指文章的具体表现形态，即文体特征或文章在内容和形式方面的特点。无论哪一种文体，都是用语言文字来表达思想情感，其“本”是相同的，不同的是不同的文体在表现形态、语言形式、体貌风格等方面各有不同。 接着曹丕提出文体共有“四科”八种体裁的文章。并且认为文体各有不同，风格也随之各异。四科共计八种，其中奏议与书论属于无韵之笔，铭诔诗赋属于有韵之文。其本质相同，都是用语言文字来表现一定的情感。但其“末异”，也就是说，在其文体特征上，奏议要文雅，书论重说明，铭诔尚事实，诗赋则应该华美。雅、理、实、美，就是“末异”，它们都是关于文体的不同风格体貌。所以，曹丕的“文本同而末异”，说的就是文体和风格的关系，不同的文体应该有不同的风格特征。“文本同而末异”当是最早提出的比较细致的文体论，也是最早的文体不同而风格亦异的文体风格论。文章“不朽”说是曹丕关于文章价值的观点，曹丕对文章的价值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崇高评价。 4．指出文学批评应有正确态度。 他指出有两种错误态度要不得：一是“贵远贱近，向声背实”，这就是尊古卑今的观点，这在东汉的桓谭已有指出，但那是就学术而言 ，曹丕却专就文学再指出，也就有了新意。一是“暗于自见 ，谓己为贤”、“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各以所长 ，相轻所短”。这就指出了“文人相轻”的积习，是他的创见。作者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指出了文人之间互相贬损的弊习，分析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并且为文人之间的相处指明了正确道路。 关于典论论文的几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