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名人论文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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嬴政是中国历史上很冤的皇帝，统一中国后，知识阶层的谩骂、诅咒就开始了，他的坟墓成了最大的垃圾场，任何人都可以把个人的怨气和社会弊端倾倒在上面。帝制社会两千多年，对嬴政的控诉没什么创意，翻来覆去都是盗版贾谊的《过秦论》，士大夫们并非不了解嬴政的功过是非，为了杀鸡给猴看，让当政的皇帝更宽容更仁慈一些，就危言耸听，睁眼说瞎话。当政皇帝知道自己的半斤八两，贬低嬴政也就等于抬高自己，所以睁一眼闭一眼，乐得其果。君臣双方对嬴政的话语权是各打各的小九九。帝制社会结束后，向往民主制度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海外的精英们又发明了一个新罪名：“专制主义的祖师爷”。把中国十八世纪衰落的病根移植到嬴政身上，认为嬴政是限制中国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的大毒瘤。这个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被反马克思主义的人高举起来，怎么看都滑稽。看来哲学也好，历史也罢，在功利主义者手里都是随意掀动的门帘。 先说焚书，按司马迁的“《诗》、《书》、百家语非博士官所职皆烧之”记载，嬴政不是把《诗》《书》百家语等竹简全部烧掉，而是烧毁非博士以外的人拥有的这些书籍；事实也应该如此，倘若全部烧毁，今天的《诗》《书》以及百家语从何而来？很多学者认为今天的《诗》《书》是汉初文人凭记忆或口传再创作的，学术上不应过分重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的几次大考古证明，汉代的《诗》《书》与先秦的《诗》《书》是一脉相承的。这等于直接否定了所谓“焚书”造成了文明断代的猜疑。司马迁在《六国年表》中叹息：“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把埋葬六国历史的罪名指向了嬴政，问题是谁能否定这些失踪的六国史籍不是楚霸王这个纵火犯的杰作呢？再看看嬴政保护的“医药、卜筮、种树等技术书籍”命运，有几部流传到今天？一部没有，最早的技术类典籍是《汉书?艺文志》。为什么嬴政焚毁的书大多传承下来，而他保护的却一本也没发现。这说明文明传承与断裂并非嬴政一人之功过。再说坑儒，嬴政此前准李斯奏，颁布法规，严禁厚古薄今，严禁背后诽谤皇帝。而算卦先生侯生、方生行失败后大骂嬴政并相约逃跑，这不是藐视法律吗？活埋四百多名知识分子是事实，依法处罚也是事实，这与后来秦二世、朱元璋等皇帝罗织罪名迫害忠臣枉杀无辜完全是两种性质。再说被活埋的真是儒生吗？后世学者以扶苏劝诫嬴政“诸生皆诵法孔子”为儒生依据，怎么又忽视了司马迁“坑术士”的结论呢？嬴政聘用的儒学博士淳于越、伏胜、叔孙通、羊子、李克、圈公谁被活埋了？与朱元璋、秦二世相比，嬴政是一个很君子的暴君，即使在敌视嬴政的史籍中，也只记载了嬴政两次随意杀人的经过。第一次是征服赵国后，他亲自赴邯郸将母亲的仇人全部活埋；第二次是他对李斯奢靡的不满言论被周围人泄密，嬴政将身边人处死。这两次以外的杀人事件都可以在秦律中找到处罚依据，第一被告应该是《秦律》。后人认为即使嬴政是有法可依，也是一个该上断头台的暴君，因为《秦律》本身就是暴政的工具和象征。姑且这个说法有道理，但是《秦律》不是秦统一后凭空捏造的，而是商鞅修改后的《法经》延续，是秦国实现民富国强统一中国的决定性因素。嬴政把秦国成功的经验推广到全国，主观上错了吗？你指望他实行六个亡国的法律还是一千五百年后的英国《大宪章》？万里长城、骊山墓、阿房宫是指证嬴政大兴土木奴役百姓的三大罪恶。大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认为嬴政动用了三百万人力大兴土木，其中戍边的扶苏、蒙恬大军三十万、建长城五十万，骊山墓和阿房宫一百五十万，凿灵渠五十万，加上其他杂役二十万，劳工总数占全国总人口15%。汉初的晁错更认为“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按比例推算，劳工占总人口40%。这个1+1=2的简单计算足以把嬴政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但是事实绝非如此。看看太史公的嬴政年表就会知道，这些并非同一年开工的土木工程以及戍边移民被史学家们重复计算了。比如始皇帝三十二年，北击匈奴，南凿灵渠。三十三年，蒙恬三十万大军打败匈奴后开始修建长城，建设者还是北击匈奴的三十万大军。《过秦论》说得很清楚，“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贾谊没说再动用其他劳工啊，司马迁也没说过。难道秦朝时期中国军队已经职业化了？赶走匈奴后只负责站岗不搞建设？至于修建阿房宫和秦陵是嬴政三十五年的事情。长城虽然不会完工，三十四公里长的灵渠经过近五年建设应该竣工了，劳工们自然去转修骊山墓。骊山墓不假，阿房宫却是谎言堆积出来的奢华宫殿。最新的考古证明，文人墨客渲染的 “蜀山兀，阿房出”充其量是一个一千四百多米长五百米宽的大土堆，一个只建设了广场和围墙的半拉子工程，被焚烧了三个月的宫殿不是阿房宫而是咸阳宫。司马迁叙述的阿房宫规模是嬴政的蓝图，后人却把它变成了事实。怎么连起码的判断都丧失了？不用说两千年前，就是在今天，四年时间建设的宫殿能豪华哪里？长安街上的大贝壳？再说贾谊、司马迁也没说过用七十多万劳工建阿房宫，更没说过楚霸王焚毁了阿房宫。司马迁的原话是“隐宫徒刑者七十馀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骊山。”历史大学者们怎么只记住了贾谊、司马迁控告嬴政的罪行，而忽视准确的记载去凭空想象呢？按《史记》叙述，即使在徭役最严重的嬴政去世当年，给嬴政干私活的劳工也没有超过八十万，加上长城等社会基础工程建设，劳工总数应该是一百二十万上下。晁错的意思应该这样理解：在秦朝十余年的统治期间，一个五口之家先后有两人服过劳役。按全国人口两千万计算，共有八百万民众服过劳役，平均每年六、七十万。这个数字大体吻合《秦律》中每个公民六十岁前要服徭役两年的规定，也符合“秦与汉初徭役大体相当”的结论。范文澜、翦伯赞、白寿彝这些学富五车的大师们之所以犯错，能够想到的原因是先入为主，主观先否定嬴政，然后把汉以后有关嬴政的罪恶拣出严重的进行重复。其中白寿彝更滑稽到把嬴政一千年后的杜牧诗赋做为严肃史料写进《中国通史》。这些严重的错误甚至罪恶愈演愈烈， 2004 年中国文联出版社的一本历史垃圾把范文澜等人的错误又进行了剪刀加浆糊的加法计算，控诉嬴政八宗罪，嬴政成了比阎罗还可怕的魔鬼。这哪里是叙述历史，简直是天马行空，胡说八道。说一句不尊重的话，唯物主义的历史巨匠们在嬴政问题上连起码的道德都不及格。相对公正的司马迁对嬴政的评价也有商榷之处，行文前后有很多矛盾的地方；比如坑儒事件，前面借扶苏的劝谏，指出被坑杀的是孔子门生，后文又用“坑术”做结论，而且只记录了被坑杀的人数却没有提及任何人的名字。这既不符合逻辑也不是太史公的治学精神。事实如果按司马迁描绘得那样严重，被坑杀的不可能都是无名之辈，嬴政为了“天下知之，以惩后。”怎么会不通告天下被坑杀者的姓名？如果百年后这些人的姓名遗失了，被坑杀的人数就准确吗？姑且是事实，这就说明嬴政坑杀四百六十人已经是一个很严重的罪行了。这个罪行与后来暴君枉杀成千上万相比哪个更严重？再有，司马迁认为嬴政心胸狭隘，残暴酷虐，但是列举的事实不充分且值得怀疑，比如为了泄愤调集三千刑徒砍光了湘山的树木。湘山大多？三千人可以砍光所有树木？相反司马迁的很多记录反而证明嬴政是一个礼贤下士、不计前嫌、知错就改的宽容皇帝，比如对客卿李斯的发现和使用，比如采纳修建郑国渠的水利工程师郑国的建议，比如对商鞅的谦恭，再比重用公开或私下反对过自己的尉缭、淳于越。有人分析司马迁之所以刻意贬低嬴政，是为了讥讽宫刑自己的汉武帝。在东扩西征、不惜民意这一点上，刘彻确实是嬴政的嫡传弟子，所以司马迁借古讽今之论也不是没有道理。嬴政在贾谊、司马迁、班固、妙笔生花的大文豪、学富五车的国学大师笔下一步步走上了断头台，他为后世开创的伟大福祉被唾液淹没，成了一个很冤的皇帝。转载的，请笑纳，我自己的太长不好打

李鸿章历史定位李鸿章及其生活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他作为近代中国一位非常复杂的历史人物，在不同时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所言所行更是斑驳陆离，因而人们评价起来众说纷纭就没有什么可怪的了。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在晚清政坛上纵横驰骋半个多世纪。梁启超评价李鸿章“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李鸿章虽然难以承载“英雄”桂冠，但为“时势所造”和影响“时势”进程则是不争的事实。 李鸿章活跃于政治舞台之日，正值晚清社会从传统向近代、从独立国家向半殖民地演化的过渡时代。适逢其会的李鸿章也就成了“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时代造就了李鸿章，而李鸿章也以自己的言行在绚丽多彩的时代画卷上深深地打上了个人的印记。李鸿章人生旅途，跨越道、咸、同、光四朝，出将入相，“坐镇北洋，遥执朝政”，涉及晚清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他身为清朝“柱石重臣”，植根于封建主义而又倾向资本主义，忠实于传统营垒而又颇具改革精神，所言所行，往往新旧纷呈，中西杂揉，内则“开拓”与“因循”毕具，外则抗争与妥协并存，因而有时是顺乎时代潮流，有时又是阻挡历史车轮。 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 李鸿章以儒生起家军旅，凭借编练淮军镇压太平天国、“削平大难”而“早膺疆寄，晋赞纶扉”。太平天国运动是“四海变秋气”的封建衰世的农民群众企图用火和剑来变革现存的清朝统治秩序，把“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国在现世、在中国建立起来。尽管他们所憧憬的“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国实际上只能给自己套上一副带有光环的封建枷锁，但他们反对“鹰�遍野，豺狼噬人”、内则残民以逞、外则丧权辱国的清朝统治，无疑是顺乎时代潮流的正义之举。李鸿章维护腐朽的清朝统治，镇压太平天国，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自然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罪无可赦。 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轨 李鸿章堪称洋务运动的首脑和旗帜。洋务运动是时代的产物，是对外国殖民侵略和世界现代化浪潮冲击所作出的积极回应，是近代中西文化撞击和交融的初步结果。与同时代的洋务官员相比，李鸿章不仅对中外形势和中国出路的认识要比同僚深刻，而且采用西法、举办洋务新政数量之多、成效之大，也无人能望其项背。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遇到“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大清帝国“厝火积薪，可危实甚”，因而主张“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耳”，绝不应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不思振作。为此，他提出必须向西方学习，举办洋务新政，以求“自强”、“自立”。他斥守旧而不避“人君”，为“自强”而力倡变法，主张以儒家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之以西方富强之术。他力主把“修明前圣制度”和学习“外人所长”结合起来。所谓“修明前圣制度”，就是“变法度必先易官制”，改善封建政治制度。所谓学习“外人所长”，就是引进属于西方“物质文明”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甲胄以保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必须指出的是，他力图排除西方的“政治文明”即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只热衷于引进西方“物质文明”即近代军工技术，显然不能使中国摆脱传统的农业社会，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但毕竟使封建体制发生裂痕，催生了中国的资本主义，从而使中国社会在传统向近代转轨的路途上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加速中国向半殖民地沉沦 李鸿章曾长期跻身于晚清“外交第一冲要”，时人称“一生功过在和戎”。外交的成败，自然取决于综合国力的强弱和外交政策的当否。就综合国力即军事、经济和政治组织力而言，封建的中国远逊于列强，因而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列强的枪炮就扫地以尽。李鸿章有鉴于此，明确指出：中外实力相距悬殊，列强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中国无法取胜于疆场，因而对列强不可轻言战争，而应以“羁縻”之策谋求“中外相安”之局。所谓“羁縻”，就是用儒家的道德规范即孔子“忠信笃敬”四字方针进行“笼络”。在应对列强欺凌时，始则以理折之，进行与虎谋皮式的道德说教，并实施以中国传统的合纵连横理论和西方的均势思想相结合为特征的“以夷制夷”之策；继而不惜在权益上作出某种限度的让步，以期“驯服其性”，实现“守疆土保和局”的目标。李鸿章所以主张“羁縻”之策，目的之一是想争取并利用和平环境“借法自强”，预修战备，以期“确有可以自立之机，然后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以和则久”。从李鸿章推行“和戎”外交的实际看，有得有失，而失远大于得。他指挥过“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而以失败告终的甲午战争。他亲手与外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其中除了《中日修好条规》、《中秘友好通商条约》等少数平等条约外，其他诸如《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均为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些丧权辱国条约标志着中国从独立国向半殖民地沉沦。对此，作为以慈禧为首的统治集团的重要一员和晚清丧权辱国外交决策的参与制定者和主要执行人的李鸿章绝对难辞其咎。 腐朽王朝的忠臣 李鸿章是清王朝的忠臣。他出身于崇尚宋学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幼受到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在他的心目中，忠君观念根深蒂固，他认为君臣之位不能僭越，疆吏不可“窥测朝廷之迹”。他与清廷互相依存，荣辱与共。他需要依靠清朝皇权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清廷也需要依靠他“安内攘外”，维护清王朝的稳定。他凭借清廷爬上权力顶峰，清廷则把他誉为华夏栋梁，声称“无鸿章，无清朝”。他的悲剧在于既看出清朝统治风雨飘摇，犹如“敝絮塞漏舟，朽木支广厦，稍一倾覆，遂不可支”；又在自己“实力足可除清廷自立有余”时，仍“勤勤恳恳服侍皇室，决不另有他途”。他镇压太平天国、倡导洋务新政、推行“和戎”外交，无一不是为了拯救面临沉没的“漏舟”和倾覆的“广厦”。他形象地把清王朝比为“破屋”，自己比作“裱糊匠”，宣称“裱糊匠”只会“修葺”而不能改造“破屋”，及至“破屋”“真相破露，不可收拾”，“裱糊匠”自然无计可施。他为“无力回天”而深长叹息，瞻望前景而茫然若失。 独特的性格特征 李鸿章具有独特的性格特征，而他的性格特征则是其文化素质、心理条件和社会烙印的综合反映。一曰“拼命作官”。李鸿章“拼命作官”意在争权竞势和扶危安倾。因而他“自壮至老，未尝一日言退”。他精通“宦术”，“好结内援”，“献媚宫闱”，“固宠求荣”；他勇于任事，“不避劳苦，不畏谤言”，“屈心抑志，忍尤攘诟，以济时艰”。二曰“不学无术”。李鸿章曾自诩“生平不解空言高论，只知以实心办实事”。不尚空谈固然是其所长，但缺乏以“真实学问”为根底的“以实心办实事”，绝不可能收到“旋乾转坤”的实效。他直到晚年对此才有所省悟：“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骄之气，任意胡为，其实没有根底。现在真实学问，已用功不进。”（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4）三曰“恃才傲物”。李鸿章入仕后，随着地位的飙升和权势的膨胀，心态畸变，飘然欲仙。他吹嘘支持大清“天下”者，“舍我其谁”。对同僚倨傲不恭，对部属动辄训斥，对洋人“尤轻侮之”。曾国藩看出李鸿章“近颇傲，非吉兆”，曾密札劝诫：“一居高位，则宜时时检点”，“不可误认简傲为风骨，风骨者，内足自立，外无所求之谓，非傲慢之谓也。”（黄�：《花随人圣庵摭忆》）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李鸿章依然故我，“自信自大”，“喜嘲谑，忌者日众”。四曰“好以利禄驱众”。被时人誉为识时务之大员的李鸿章，虽然出身儒生，但却在“西学”和“变局”的影响下，产生了疏离儒学的倾向。他注重“治国平天下”，漠视“以修身为本”；注重事功，漠视为人；张扬功利主义，否定儒家义利观。他直露地说：“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周馥：《负暄闲语》，卷上）功利既是李鸿章搏击宦海的动力，又是他驱策部众的工具。他遴选部众，“着重于经世致用。凡有谋略而干练，必受到赏识擢拨，文章道德，尚在其次。”（王尔敏：《淮军志》）李鸿章以功利为纽带结成的庞大群体，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受到“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的责难也就是当然了。

关键词：李鸿章，洋务运动，爱国摘要：李鸿章作为一个影响了晚清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汉族官僚。可以说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悲剧人物。一生奔波劳累，是洋务运动中做事最多的的人。最后却落得被时人、后人唾骂的卖国贼。今天，我们应该抛弃过去的偏见，全面客观的看待这样一个历史人物。 “丈夫只手把吴钩，义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位历史学家曾经说过，晚清只要搞懂三个人，就可以把晚清历史的枢纽、着眼点找到。这三个人是：慈禧，李鸿章，赫德。慈禧代表清王朝满族贵族的最高统治者，太平天国后，清朝权力中心下移，地方汉族大员崛起。湘系，淮系，北洋。当中时间最长，做事最多的就是李鸿章。赫德代表洋人和西方势力。这足见李鸿章的分量。 关于如何评价李鸿章，我想先从李鸿章对自己的评价入手，甲午战争使他一生事业名声扫地，他也承认自己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没想到甲午一战，把我这个纸糊的灯笼给捅破了。现在我们一步一步来看。 首先，李鸿章并非出生于大地主大官僚家庭，他的祖先一直到他的祖父才有了两倾地。李鸿章24岁就中了进士。过去有种说法，叫五十少进士，二十老明经。就是说五十岁能中进士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像小说范进中举的人层出不穷。可以说李鸿章是很刻苦，而且理学修养很高。 在19世纪50年代，太平天国横扫中国江南地区，清朝的“八旗”，“绿营”不堪一击。是靠汉族大员的团练才将其平定。其中就包括李鸿章的淮军。过去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被称为是他的一项“罪证”。我认为这是因为受过去得意识形态影响，凡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就是反动势力，尤其在文化的革命时期。凡是不“革命” 的就是反动的顽固派，而在那个时期“革命”其实是被理解成“造反”，只有造反才是对的，所谓“造反有理”。历史作者梅毅（赫连勃勃大王）在他的新书《极乐诱惑———太平天国的兴亡》中评价太平天国是世间的“祸胎”，没有任何先进的东西可言。虽然很多起义者追随太平天国，认为可以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的理想国。可惜“人们对天堂的渴望，往往导致其最终堕入地狱的深渊”。 经过了太平天国，捻军两次大规模的内战后，李鸿章凭借军事力量起来了。这时正值英法连军火烧圆明园。让李鸿章看到西方的船坚炮利，势不可挡。他立刻对淮军进行现代化改革，用现代兵器武装，此后30年，淮军基本充当了国防军主力。又组建了北洋海军，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颗明珠。这两支队伍在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和国防近代化的过程中，是应该肯定的。 趋新实物，是李鸿章的特点，他认识到中国应该建立自己的民族工业，不能只向外国人买兵器，所以他积极投身洋务，作为晚清五大洋务集团，拉开了近40年“洋务运动”“同光中兴”的序幕（而且他也是谢幕者）。一方面，他办实业，铁路、海防都是他最早创办的，另外他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军事工业，民用工业，电报也，据说创造了47个第一，非常不容易。另一方面，他同时看到光有造机器的的机器不行，还要有造机器的人和懂原理的人。于是他派遣留学生。近代留美幼童，福州船政学堂，陆军军官，都是李鸿章派的，不过留学周期太长，而洋务急需人才，于是聘请洋人，聘请土籍科学家如徐寿、华恒芳等。另外设立翻译官，翻译了很多科学、军事方面的书籍然后办学堂，做了很多事情。在办军事工业后发现国不富就无法养兵。于是又办民用工业，办轮船招商局和洋人争利，开煤矿。办民用工业钱不够用，他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官方出一股，民间资本出一股，总的是国家控股，官督商办。这在当时是一个全新的体制。 事实上，李鸿章搞洋务是阻力重重的，很多人认为他大逆不道。比如造轮船，要大机器生产。当时很多顽固派就反对，而且势力很大，认为立国之道在人心，在孔孟之道，不在于机器，那是奇技淫巧。以洋人为师就是乱我中华，就是用夷变夏。至于修铁路，19世纪70年代初就提出来了，最后1889年慈禧下懿旨批准，在那么紧急的情况下耽误了20年。在期间李鸿章修了一条70公里的铁路用来运煤，当时遭到反对。结果不敢跑蒸汽机车，而是用骡子在铁轨上拉着跑。至于洋务运动需要的技术人才，在当时根本没有人愿意学，认为只有孔孟之道才是正道。比如严复就是想走功名之路，但后来父亲死了，家里很穷，他才进福州船政学堂。在洋务派和顽固派历次的争论中，顽固派总是把技术性的问题上升到道德层面，上升到违反孔孟之道。中国人有种泛道德化的倾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纵观整个洋务运动，李鸿章克服了重重困难，中国才取得来之不易的一点点近代化的进步。由此观之，李鸿章是个爱国士大夫。 李鸿章被指责最多的就是甲午战败，签署中日《马关条约》。李鸿章早就认识到了日本的威胁。1874年李鸿章就说“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之外，日本则近在户闼，视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他创立北洋水师时就指出“今日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御日本起见。”甲午战争中李鸿章下令不许出战有诸多原因。首先是慈禧60大寿，不能被一场战争搅和。其次，他深知中国30年的军事变革，不过是一座纸片糊的破房子，实际上不足以战胜日本。其实李鸿章了解自己部队的腐败，之道不能打，只能养成猛虎在山之势威慑日本。电视剧《走向共和》里李鸿章对荣禄说过一段话，虽然未必是历史事实，但很精辟。他说自己不过是大清的裱糊匠，把一栋破屋子涂的很光鲜，有些小风小雨弄破了几个洞再糊上就好了。但一旦遇上暴风雨，就免不了倒掉的结局。这个暴风雨就是日本。在百弊丛生的中国，他根本不能以一人之力补天，被日本战胜是必然的。我们过去总提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可是不能说盛世的、革命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而屈辱的历史就是几个“窃国大盗”“卖国贼”创造的吧！李鸿章做了一个衰落国家的替罪羊。至于后来的《辛丑条约》的签订，李鸿章没有什么责任，战争的挑起和整个过程李鸿章都没有参与。他还和张之洞，刘坤一搞了个“东南互保”，保存了一点实力和中国经济的命脉，一方面没有彻底激怒洋人，另一方面使谈判有了一点最起码的本钱。 纵观李鸿章的一生都在为国家奔波劳碌，为中国最早的现代化奠定基础，尽自己说能强国，说他“卖国”其实是毫无道理的。 当然，李鸿章在强国的同时，也有许多错误和不足的地方。比如他搞军事工业现代化，却没有对军事体制尤其是陆军进行多大的革新，没有形成军官团及其精神。还有就是他任人唯亲，尤其是对同乡的照顾。淮军1300多名军官中700多人是安徽人。再就是只重视对器物的变革，没有进行政府体制的变革，没有行政效率的提升。即使在淮系内部也没有现代管理体制的样子，还是古代幕府的延伸。 李鸿章作为一个新旧交替的任务，一方面以前所未有的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一方面也没有脱离出传统的官僚作风，但是我们不能苛求古人，在那样一个时代，能够做到他这点，我认为已经非常难得了。 通过对李鸿章的认识，我觉得今天的中国也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比如洋务运动时期搞的官督商办，一百年后我们的改革也在用。我们今天的国有企业改革也是国家控股。这在改革刚开始的时候可以刺激民间资本的投入，可是不能根本的解决问题，因为实际掌权的的仍然是官员，商人没有发言权，导致企业仍然死气沉沉，官商很难融合。洋务运动的官督商办企业因此倒了，我们现在的改革如果不能再向前迈一步，实现私有制，那将是很危险的。再有就是只重器物层面的改革，而没有对政治体制的改革，最终导致洋务运动的失败，今天我们的改革至少也要消除那些政治方面一切限制经济自由健康发展的东西。另外李鸿章的改革没有系统的理论和指导思想，这使他在与顽固派的争论中总是处于劣势，最后这能自己低头做事，所以不论做什么都应该有系统的思想作支撑。还有李鸿章的变革是进入体制内的最高层进行的，这样代价很小，如果是靠革命变革，那对人民和国家都会造成巨大破坏。再有李鸿章的军事现代化变革也没有组织军队的腐败，直接造成了甲午战争的失败，也是我们今天要注意的。最后，李鸿章对外国有一种恐惧的心里，很“畏外”。我们今天在同外国打交道时应该挺起脊梁，据理力争。对于个人来说，李鸿章也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他是先攻学历资本，获得后立刻转向实力和道德资本，环环相扣，缺一不可，也不能颠倒顺序，这也是对于个人来说是要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