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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五知多少——古节日漫谈  摘 要：盂兰盆节与中元节本为佛教与道教在夏历七月十五这一天的节俗。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下，二者走出寺观，日渐民俗化，并在民间走向融合。这种变化是传统文化中孝亲观、亡灵信仰等观念影响的结果，也是广大民众祈求美好生活的反映。关键词：盂兰盆节；中元节；佛教；道教；祭祀文章编号：978—7—80712—971—4（2012）01—035—03在中华岁节体系上，七月十五日是极为特殊的一天。这一天不仅是佛教的盂兰盆节，也是道教的一个重要节日——中元节。随着佛道两教社会影响的日益扩大，二者走出寺观，走进“寻常百姓家”，其主题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是古代民众生活的一种反映，也是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上不可或缺的一页。一、节日由来（一）盂兰盆节盂兰盆节，又称盂兰盆会，本为释教之节日，是每年七月十五日供养佛祖、僧人以及超度饿鬼及七世父母的法事节日。《辞源》“盂兰盆会”释之为“佛教仪式，每逢夏历七月十五日，佛教徒为追荐祖先而举行。”“盂兰盆会”三字取自于西晋竺法护译《佛说盂兰盆经》，为梵语Vllambana的音译，本意为救倒悬”，即释救饿鬼倒悬之苦。据考证，古天竺没有盂兰盆节，它是在《佛说盂兰盆经》译过后，由译经据其中的“目连救母”故事派生而来的汉地斋节。《佛说盂兰盆经》载“大目犍连始得六通，欲度父母，报乳哺之恩。即以道眼观视世间，见其亡母生饿鬼中，不见饮食，皮骨连立。目连悲哀，即以钵盛饭，往饷其母，母得钵饭，即以左手障钵，右手搏食，食未入口，化成火炭，遂不得食。目连大叫，悲号涕泣，驰还白佛，具陈如此……佛告目连：十方众生，七月十五日，僧自姿时，当为七世父母及现在父母厄难。故中者，具饭、百味五果、汲灌盆器、香油锭烛、床敷卧具、尽世甘美以著盆中，供养十方大德众僧……行慈孝者，皆应先为所生现在父母、过世七世父母，与七月十五日，佛欢喜日，僧自恣时，以百味饭食，安盂兰盆中，施十方自恣僧，愿使现在父母，寿命百年无病、无一切苦恼之患，乃至七世父母离饿鬼苦，生人天中，福乐无极。”故事本来是佛教教导弟子应有孝顺之心，属佛教徒之节日，随着佛教影响的日益扩大及其世俗化的日益加深，逐渐成为了一种民间普遍庆祝的节日。早在南北朝的时候，佛教僧人就开始于每年七月十五日举行盂兰盆会，《盂兰盆经》载曰“七叶功德，弄幡花、歌鼓、果实送之”，以供奉诸佛。盆节行事的最早记载见于南朝梁代宗懔《荆楚岁时记》“七月十五日，僧尼道俗悉营盆，供诸佛。”这一天，寺院中要用饭食百味各种供具供养自恣僧人，救母离苦得乐。梁武帝时，盂兰盆节由佛殿进入了宫廷，武帝曾于 “大同四年（538），幸同泰寺，设盂兰盆。”此后，“每年七月十五日送盆供养，以车日送，继目连等。”[1]盂兰盆节由此成为官方认可并大力推行的岁节。唐代是古代王朝的繁盛时期，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岁令时节颇多，盂兰盆节也一度受到朝廷重视。唐高宗“立皇室送盆之仪，国家大寺，如长安城中明、慈恩等……每年送盆，供奉种种杂物及舆盆、音乐人等，并有送盆官人，来者非一。”[2]武则天时，宫廷的盆斋法会已形成一套繁缛的礼仪。杨炯曾做《盂兰盆赋》描写了如意元年武则天在洛阳南门举行盆斋的过程。唐代宗更是崇佛至深，每年“七月望日，于内道场设盂兰盆，释以金翠，所费百万。”[3]从唐中后期开始，盂兰盆节开始向民间普及。日本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描述会昌四年（844）长安诸寺盆节盛况称“城中诸寺七月十五日供养，诸寺作花、腊花饼、假花果树等，各竟奇妙。常例皆于殿前铺设供养，倾城巡寺随喜，甚是盛会。”可见此时的盂兰盆节，已成为人们共同参与的盛大节日，并得到大众喜爱，乃经千年而不衰。（二）中元节夏历七月十五日在古代又称“中元节”，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教派——道教的节日。道教崇奉天官、地官、水官三神祗。相传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至北魏时又出现“三元”的说法，以正月、七月、十月之望日为三元日。道教将三官与三元日相匹配，认为正月十五为上元节，应祭天，十月十五为下元日，应祭水，而七月十五日为中元日，传说这天地官下降，定人间善恶，是日，道观要做斋醮荐福。《道经》载曰“七月十五中元之日，地官校构搜选众人，分别善恶，众天圣众普诣官中，简定劫数，人鬼传录，饿鬼囚徒一时皆集以其日，作玄都大献于玉京山彩诸花果珍奇异物幢幡宝盖请膳饮食献诸圣众，道士于其日夜讲诵是经十方大圣齐咏灵篇囚徒饿鬼俱饱满免于众苦得还人中。”欧阳询《艺文类聚·岁时中·七月十五》“七月十五日，中元之日，地官校构，搜选人间。”故民间也将此节俗称“鬼节”，并有“七月半，鬼乱窜”的之说。在这一天，有祀者要回家接受子孙祭祀，无祀者，一般也要请佛、道做法事“普渡”，毋使孤魂野鬼流浪为害，祭祀成为了中元节的主题。现在学者一般认为三元作为系统化的民俗节日出现大概不早于唐朝。李唐王朝建立后，统治者为树立精神权威，将被道教奉为教主的老子李聃尊为“圣祖”，并赐封为“太上玄元皇帝”，道教地位上升，其节俗也在主流意识的影响下日渐介入民众生活。唐玄宗是崇道著名的皇帝，开元二十二年（734）十月，玄宗敕令“自今之后两都及天下诸州，每年七月十月元日起，十三至十五，兼宜禁断”[4]至唐后期开始，中元节已成为固定的节日系统出现，出现了唐德宗《七月十五日题章敬寺》、令狐楚《中元日赠张尊师》、李商隐《中元作》，宋代范仲淹《中元夜自花洲作》、朱熹《中元雨中呈子晋》等一系列以中元节为主题的诗文。在这一天，道观要做斋醮荐福，并且要清心寡欲，进行反省，民间则家家祭祀孤魂野鬼，并伴有放河灯等活动，为鬼魂引路。二、节日的演变及其在民间的合流源于不同宗教的两个节日不仅巧妙的设在了同一天，而且，从唐中后期开始，这两大节俗无论从名称上还是在活动仪式上，伴随着其自身的民俗化而趋向合流。首先，从名称上看盂兰盆节、中元节二节并行，有唐一代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唐初小说《艺文类聚》中论述二者时即先引《盂兰盆经》介绍盆节，再引《大藏经》介绍中元节，两节并列。至宋代，这种格局开始发生变化。由于“中元”是中国本土的时序节称，具有传统文化内涵，“盂兰盆”则来自天竺经名，两节并行过程中，前者显现出了其优势，“中元”逐渐取代了“盂兰盆”，成为七月十五这一天活动的节称，而“盂兰盆”这一名称则只流行于佛寺和部分佛教信众中。 其次，节日行事活动上最初的盂兰盆节与中元节都有各自特有的庆祝活动，随着二者的发展，两个节日的庆祝形式也日趋杂糅，至宋代时已难以区分（此处主要指民间，在佛道两家仍保留着自己的节俗），宋人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记载“七月十五日，先数月，市井卖冥钱，靴鞋，璞头，帽子，金犀假带，五彩衣服，以纸糊架子，盘游出卖……要闹处亦卖果实、种生、花果之类，及印卖《尊胜目连经》，又以竹竿……谓之‘盂兰盆’ ……乃告祖先秋成之意。”[5]从记载中可以看出，此时所谓的中元节，既卖“冥钱，靴鞋”，为传统中元之行事，又“印卖《尊胜目连经》”演《目连救母》杂剧，残留着浓厚的盂兰盆节的影子。而无论哪种方式，其活动主旨已趋向一致，即祭祀祖先，以“告祖先秋成之意”。三、演变合流的原因盂兰盆节、中元节，最初作为两大宗教节日，却迅速在民间得以普及，并日趋合流。这种现象的出现是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和现实基础的。（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亲观在传统文化中，“孝”是被推崇至极的，“百善孝为先”“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6]孝的思想在《论语》这部儒家经典中更是体现的淋漓尽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等[7]。但原始佛教追求的是超凡脱俗，远离政治的涅槃境界。其削发为尼，离家背亲的出世伦理与中国传统儒家的忠君孝亲、齐家治国的入世伦理有很大的冲突。因此，佛教传入中国伊始就采用了种种方式来迎合中国的封建文化。盂兰盆节可以说是一个典型并且成功的例子。盂兰盆节的原型——《盂兰盆经》目连救母的故事中，目连正因不忍母亲受地狱之苦而求佛祖助佑，可见其本身就可以看做是一则佛门中的孝义故事，而这恰好和“忠孝为本”的儒家伦理观偶合。至唐代后期，著名僧人宗密的父亲早丧，他为追荐父亲之灵，特作《盂兰盆经疏》，结合中国传统的孝亲思想注释原经文，将《盂兰盆经》视为佛教的“孝经”，“戒虽万行，以孝为宗”，佛教“孝亲观”的彰显使得盂兰盆会更加受到佛教寺院和僧人重视，并得到皇家的关注与支持。有唐一代的皇帝多在这一天大搞礼仪活动庆祝，从各种仪式中可以看出，此时的盂兰盆会已由最初供养佛祖僧人衍变为彰显封建帝王“以孝治天下”教化人民了。如杨炯《盂兰盆赋》中武则天供养盂兰盆目的之一即为“觐严祖先之耿光，扬先皇之大烈，孝之始也。”这种孝道思想的相互碰撞和吻合使得盂兰盆节在广大民众中得到心理支持，同时也为其发展定下了基调，即越来越背离最初的佛家性质而日渐成为中国人孝敬祖先的节日。盂兰盆节以“佛门孝子”的故事被中国人接受，而中元节自身就是在祭祀祖先的传统下出现的。“祭者，所以追养继孝也”“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尽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8]儒家传统认为，亲人不在后，对其祭祀也是一种孝，因此祭祀是传统孝文化中的一种表现，也为中元节在民众中的普及提供了土壤。对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来说，他们一般不会追溯是为庆祝何节日，在其看来，这一天就是要追荐亡灵、祭祀祖先，在尽孝道的同时祈求祖先保佑。因此形成了二者在主旨上的日趋一致，即以祭祀为主，只是在具体行事活动上还能看到其的影子。（二）“亡灵信仰”的观念死亡对于人类来说一直是一个可怕的字眼，尤其对与自己较为亲近的人来说人们往往不相信其已离我们远去，而认为死亡只是肉体与灵魂的分开，但灵魂不死。这个灵魂具有超人的能力，必须加以安扶、祭祀。因此，早在原始社会后期，我们的祖先就开始有了这种信仰。在距今一万八千余年的山顶洞人遗址中，死者佩戴有饰品，身旁放着生产工具，在死者周围还撒上了一圈赤铁矿粉。进入阶级社会后，这种祭祀亡灵的习俗进一步发展，逐渐成为一种制度。《礼记？郊特牲》载曰“万物本于天，人本乎祖。” 祭天祭祖成为古代民众生活的两大要务。夏后氏“祖颛顼而宗禹”，商人“祖契而宗汤”，周“祖文王而宗武王”。如果说统治者祭祀更多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上行下效，那么对庶民百姓来说，祖先尤有意义，祖先与自己血肉相连，情感相通，祖先的灵力最能令其信赖，并成为子孙后代的精神依靠。因此，上至统治者，下之平民百姓，都对此格外重视。从这两个节日的起源不难看出，二者的初衷都是为超度“鬼”。《盂兰盆经》中，目连母亲“生饿鬼中，不见饮食”，故目连“以百味饭食，安盂兰盆中， 施十方自恣僧”以求“现在父母， 寿命百年无病、无一切苦恼之患， 乃至七世父母离恶鬼苦”。“中元节”更是与“鬼”关系密切，《道经》载这一天，“饿鬼囚徒一时皆集以其日”，道士要“齐咏灵篇囚徒饿鬼俱饱满免于众苦得还人中”，这一天也被广大民众俗称“鬼节”。可见，这两个节日最初的兴起，虽然主旨有异，但有一点很相似，即都宣称要超度饿鬼以保生灵。对于文化素养偏低的广大民众来说，这一点足以使其容易将二者混淆起来，也为其日后的发展埋下了“隐患”，而对广大百姓来说，与自己最亲近的“鬼”应首推其祖先了，致使其最终演变成了民间追荐鬼魂、祭祀祖先的节日。除此之外，有人推测认为，二者兴起的时间比较近，并且最初区分并不十分明确也导致其走向合流。“佛教的盂兰盆会据传始于南朝梁武帝时，道教的三元斋供始于元魏孝文帝时，均源于公元五世纪末六世纪之初，而且宗密《盂兰盆经疏》云‘佛教初传此方，呼僧为道士’，既然佛教和道教早起僧侣的称呼没明确区别，两个节日起始的时代又极近那么盂兰盆会与中元斋醮，这释道两家的法事也许最初一开始就混为一谈了。”[9]这种说法虽属推测，但也并不无道理。四、结语从魏晋南北朝经隋唐至宋元，盂兰盆节和中元节经历了从兴起，到繁盛并日渐民俗化，最终走向杂糅。这两个节日在中国的发展演变可以看做儒、释、道三家在中国既斗争、又融合的一个缩影。盂兰盆节借助传统儒家伦理中的孝亲观为其争取到了生存土壤，道门中元节也有着深厚的儒家重祖思想，而二者在演化过程中又都进一步被儒家传统文化同化，最终不仅二节行事杂糅，并且内容也融入了传统的祭祖扫坟、告成享先的仪式中。至此，七月十五的活动已看不到“斋僧”，也没有了“盂兰盆”，传统文化广阔的包容与改造能力可见一斑。若进一步探究便会发现，这种现象并非空穴来风，仔细品味会感觉到其中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七月金秋时节，新谷登场、瓜果成熟，而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文明大国，农业收成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乃至国家的命脉。在七月中旬这收获的季节，人们怀着丰收的的喜悦，用新收获的谷物祭祀祖先，一方面可以告慰祖先，同时拯救地狱里的孤魂野鬼，另一方面也祈求祖先的庇护和保佑，希望来年农业丰收、家庭幸福，这也是中古时代人们的普遍愿望。节日，只是这种愿望表达的一个载体，或是一种形式而已。文化的功能一定程度上是为满足人的某种需要，当这种需要有所变化时，这种文化的主要内涵也会发生变化。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认识和改造自然能力的不断增强，这种传统节俗开始失去了其最初的功能而日渐被我们遗忘了。到了每年七月十五日，或许还会有人去祭祖扫坟、烧纸上供，但更多的只是继承远古文化遗留下的一种形式。虽然如此，这种形式仍有其存在的价值，它可以看作是我们道德的提炼和精神寄托，通过对其考察，也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我们祖先的生活，更好的认识我们的古文化。参考文献：[1]（明）释志磐.佛祖统记[M].济南：齐鲁书社，1997.[2]（唐）道世.法苑珠林[M].北京：中华书局，2003.[3]（宋）李昉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06.[4]（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M].北京：中华书局，1906.[5]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6]汪受宽.孝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7]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8]杨天宇.礼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9]周楠本.盂兰盆节[J].鲁迅研究月刊. 2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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