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角阿希
1784年,在康德出版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三年(1781年,第一版)之后,在当时的《柏林月刊》杂志第四卷第12期发表了应征文章《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而在同卷第9期,该杂志已经发表了一位犹太哲学家默西-门德尔松的同类文章《关于“什么叫启蒙(运动)”?》,按后来康德在发表自己文章时加的小注说,他如果当时已读到这篇文章,就会扣发他自己的文章,“现在本文就只在于检验一下偶然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带来两个人的思想一致”[1]。 二百年后,我们再来阅读两位先哲为回答同一题目的文章,固然也会像福科(Michel Foucault)那样注意到在当是德国社会背景下,犹太哲学思想,如何融入进德国哲学思想的大趋势之中[2],但也会感到这两位哲学家在对于“启蒙”成熟性问题的取向上有所不同。 相比之下,门德尔松的文章在行文上似乎比康德的更加清楚明白,这也许是当时月刊编者更加倾向于门德尔松的答卷的原因。 门德尔松的文章一开始就将“启蒙-Aufklaerung”、“文化-Kultur”、“教养-Bildung”作了区分,认为“启蒙”重在“理论”,“文化”重在“实践”,而“教养”是二者的综合。门德尔松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区分,也许真的表明了犹太思想接受从古代希腊哲学到当是德国哲学进一步深化的这个大的哲学背景,康德哲学正是建立在这种“理论”与“实践”相分立又结合的哲学思路上的,而自此以后,费希特、谢林直至黑格尔,莫不在这样一种思路的框架之中。也许,正是在这样一个基本点上,康德觉得门德尔松与自己的哲学有相同之处;不过我们将会看到,在文章的结尾处,门德尔松提出了一个康德“启蒙”文章中未曾涉及的一个方面,而门德尔松明确指出,这种观念乃来自于犹太作家的教导,即,任何高尚事物愈趋完善,腐败后就愈加丑陋[3],残花丑于朽木,同样为“尸体”,“兽尸”不若“人尸”可恶[4]。这个问题,的确如门德尔松自己说的,需要另作讨论了。 而我们觉得,康德关于“启蒙”的观念,不是孤立地对一个问题的见解,而是和他的整个哲学的观念密切不可分的。一篇很短的论文,紧密地和他的整个“批判哲学”思想联系在一起,就会显得太精炼,太概括而不容易读懂,这也许就连当时那《柏林月刊》的编者也不能例外。 一、何谓“启蒙”,何谓“成熟”? 因为是问题回答,所以康德论文第一句就是:“启蒙(运动)就是人们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那么何谓“不成熟状态”?紧接着第二句话就是:“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5] “启蒙”作为一种思想潮流或运动,它的旗帜上写着“理性”。这是欧洲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之后进入的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文艺复兴为人的感性欲求争取合法地位。这同时意味着,中世纪教会也曾以“理性”的名义行使着自己的权威,托马斯 阿奎那的哲学说明了这一点。18世纪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借助路德宗教改革反对外在教条权威的思路,展示了“理性”的新的面貌。“理性”与外在权威的决裂,形成自身的内在权威,亦即,“理性”与“自由”同一。 “自由”乃是“自己”。一切出于“自己”,又回归于“自己”。 “启蒙”精神,乃是“理性”精神,“自己”精神,“自由”精神,乃是“摆脱”“外在”支配,“自己”当家作主的“自主”精神。所谓“外在”,乃是“它者”,包括了“人-他人”和“事-客观世界”对“自己”的支配;“摆脱”一切羁绊,也是“自由”的基本意义。所以康德谈论“启蒙”,强调的是运用自己的理解力-理性之一种职能,来认知世界,而不是仅仅依靠“他者-他人”的指导。“启蒙”精神是“摆脱-不需要”“他者”指导的独立自主精神。 这样,康德就把自己的“启蒙”观念和传统的“启蒙”口号——“敢于认知-sapere aude”联系起来。“敢于认知”就是敢于自己运用自己的“理智”去独立地“认识”事物,而不依赖也不需要那些外在的“监护者-指导者-Vormuender”。康德很生动地揭示那些依靠它者指导过日子的懒汉,既然已有现成的食谱,何必再费自己脑子。所以康德认为,懒惰(Faulheit)和怯懦(Feigheit),乃是“启蒙”、“成熟”之大敌。
好好在一起吧
“启蒙”之所以需要“勇气-audere”,是因为要使自己的理智-理性“成熟”起来,并非一帆风顺,而是有一定的“危险”的。人们是冒着“风险”使自己“成长-成熟”的。一切都在“指导者-监护者”引导之下循规蹈矩,常常是最为安全的,自己独立行事,则要付出代价,要面对客观事实和指导者-监护者的双重“惩罚”。于是常常是只有少数人才有这种勇气去让自己“成熟”起来,而多数人宁愿永远在监护者的“襁褓”之中,享受“恩赐”的安康。 “人”虽生而“自由”,但一旦我们的祖先已经把这种“自由”“托付”出去,我们就得付出相当的代价把这种原属于我们自己的财宝赎回来。赎回这份财宝,不仅需要物质的力量——社会发展的一定程度,而且需要精神的力量。人们要有克服“懒惰-怯懦”的勇气。 既然是一种“赎回”,则乃是“监护者”和“被监护者”双方的事情,“监护者”中有那开明的、有见识的,认识到时代的进步,感觉到这种步伐,从而向人民逐步的“发还”原属他们的自有权益的。于是也有那哲学家,向欧洲的君主呼吁“讨回”这种“自由”的,康德以后费希特就曾做过这项工作[6]。君主们之所以允许还“自由”于民,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开明和见识,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还自由于民乃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没有全体人民的创造性的工作,社会就得不到进一步的前进,也就创造不了更大的物质财富,而这种财富,当然也是君主们所最为喜爱的——这个观念,也是康德这篇短文所已经表达了的。 于是,康德在阐述他的“启蒙”观念时,强调的正是这种“自由”的条件。康德说,“这一启蒙运动除了自由而外并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而且还确乎是一切可以称之为自由的东西之中最无害的东西,那就是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7]康德许诺,只要允许这种自由,公众的启蒙和成熟,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几乎是“不可避免的(unausbleiblich)”[8]。 “自由”是康德哲学里最为核心的概念,当然,“自由”这个观念并不始于康德,康德的工作是对于“自由”这个概念做了深入的哲学分析,使其明晰化而进入哲学的基础的层面。 “自由”是“理性”的本质属性,是“理性”的存在方式。 “理性”曾经被理解为与“必然”同一。“理性”是“规则”、“逻辑”、“法律”和“权威”。中世纪为使神学带有更大的“必然性”,为神学问题的理性论证煞废了苦心;而文艺复兴为了冲破神学的权威转而求助于“感性”。然而自从笛卡儿揭示感觉经验之“可疑性”以后,“理性”的问题又从哲学的基础层面凸现出来;然则,此时的“理性”,为与感性的可疑性划清界限,则强调了一种“摆脱”、“解脱”的意义——从“感性经验”的束缚下“挣脱”出来,获得“自由”。“理性”与“自由”有了天然的联系。在这种思想下,“必然”、“偶然”、“可能”等等哲学范畴,有了新的理解方式。“自由”不是“放任”和“逍遥”,不是“回归自然”,而是“理性”的“创造性”职能。 在论“启蒙”的文章中,康德进一步区分了“自由”、“理性”的两种运用,一种是“公开的”,一种则是“私人的”。康德说:“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der oeffentliche Gebrauch seiner Vernunft)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私下运用(der Privatgebrauch)自己的理性往往会被限制得很狭隘,虽则不致因此而特别防碍启蒙的进步。”[9]在这里,所谓“公开的”和“私下(人)的”,康德说明了具体的含义。康德紧接着说:“而我所理解的对理性的公开运用,则是指任何人作为学者(als Gelehrter)在全部听众(ganzen Publikum der Leserwelt面前所能作的那种运用。一个人在其所受任的公职岗位(anvertrauten buergerlichen Posten)或者职务(Amte)上所能运用的自己的理性,我就称之为私下的运用。”[10] 在这里,康德在运用“公开的”和“私人(下)的”这两个词上有自己的用法,因为通常“私人-私下”带有“个人-隐私”的意义,恰恰是与“(社会)公职”相对立的。而康德的这种用法我们只能在哲学的理论上找到根据。康德把经验的社会职务,一概归为“Privat”,它和最为广泛的“普遍性-公众性”也是对立的,这种哲学上的“普遍性-公众性”是“无限”的,是人人得而参与和享受的,而一切社会的“公职-职务”,无论其职权范围有多大,也都是“有限”的。 康德正是在“有限”、“无限”这样一个哲学的层面来理解和运用“私人-私下”和“公开-公众”这两个词的。
0子爵绿子0
康德哲学中想象力理论初探论文
在西方哲学史上,想象力作为一种认知能力,一直处于一个很重要的地位。由于西方传统哲学偏重理性,轻感性经验,此时的哲学家把想象看作是一种低级的认识。
柏拉图是古希腊最早引入想象力概念的哲学家。他曾说:“一个连模仿性的艺术都要拒绝的绝对理念论者,想象对其也没有什么真实性。”柏拉图认为艺术只不过是一种模仿,想象力即是我们对现实的模仿。康德则把柏拉图哲学视为想象力产生的根源,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把柏拉图哲学比喻为“身轻的鸽子,惬意地翱翔在空中,而当它感觉到空气的阻力时,就可能想象在真空里飞行必定更为容易”可见,康德仍受到了柏拉图的启发,把想象力视为一种感性和理性之间的创造性的认识能力。
如果说想象在柏拉图那里被认为是一种低级的鄙视的认识,那么在希腊美学家亚里士多德那里则初次得到了重视。亚里士多德是哲学上第一个对想象理论有所建树的哲学家。他肯定了现实世界的真实性,承认他所模仿的世界是真实可靠的,他认为的模仿不是柏拉图所说的对自然的纯粹抄袭,而是对模仿自然的创造。亚里士多德将想象跟模仿作了很大的区别,他曾说:“一切感觉都是真实的,而许多想象则是虚假的。”他认为想象是感觉的继续,是萎褪了的感觉,想象是依赖于感觉的,感觉是真实的,想象则有可能具有欺性。亚里士多德把想象看作是对不在场事物进行重新表象的一种能力,这种观点不仅仅是对柏拉图想象理论的超越,更是为康德想象力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17、18世纪,以培根、霍布斯为代表的英国经验主义美学对康德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培根将想象和虚构看作是诗歌的主要特征,体现了人文主义精神。霍布斯则将想象力与判断力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并且他将想象力分为简单的想象力和复合的想象力。简单的想象力即为一种正在衰退的感觉,是一种记忆;而复合式想象则是一种心灵的虚构。霍布斯这种对想象力观点的划分无疑对康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与康德观点中将想象力分为创制性想象和复制性想象相似。
休谟的想象力观点对康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休漠强调了想象力在知识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在休谟看来,想象是一种心灵的创造能力,人类还无法解释他。他将想象置于人类一切知识中的基础地位,认为记忆、感官和知性都是建立在想象的基础上,其想象力学说仍带有怀疑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局限性,但是,在那个时期,休谟的怀疑论彻底地惊醒了康德的独断论迷梦,他的将知性建立在想象的基础上这一观点对康德的想象力理论的全面形成指向了一个新的方向。
一、康德时期想象力理论
想象力理论在康德时期能够真正的全面的发展,无疑是继承了前人关于想象力知识的概述,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内涵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探讨。接下来,笔者就从哲学认识论以及审美两方面对康德想象力理论进行简单的阐述分析。
(一)想象力的基本含义
康德对想象力的概念的阐述中,它把想象力划分为两种:一种是“创制性的想象力”另一种是“复制性的想象力”。康德更注重前一种创制性想象力,在《纯理性批判》中,康德在讨论想象力的基本含义时,继承了休谟的唯心主义观点,认为想象力是人的心灵的直观能力,将想象力当作一种纯粹的认识功能,一种当对象不在场时也能在直观中表象出来的能力。
(二)康德认识论中想象力含义
在认识论中,康德将想象力当作一种纯粹的认识功能,并将其分为:感性、知性、理性三部分。他认为想象力不仅要依附于感性和知性,且要介于感性和知性之间。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中,康德对想象力持一种贬低的态度,因为在哲学上,康德思想以主观唯心主义为主,他一方面承认物自体的存在,另一方面又承认物质世界是经验和感性世界的来源。他害怕自己思想完全陷于主观,因此他要将理性从中挽救出来,从而对感性进行压制。他把感性能力置于认识论中较低级的阶段,想象力也即处于受压抑的地位。正如他在《判断力批判》中写道:“知性不能直观,感性不能思维,只有它们的联合,才能发生认识。”但是,在康德的哲学观点中,感性与知性是相互对立的,两者结合与他的观点相矛盾,因此康德在二者之间加入了想象。康德说:“想象,则是使知性通向感性从而获得客观现实性的桥梁,它就是使知性结合感性的关键和要害。”[7]因此,康德将想象力比作为一座构架感性和知性的桥梁,并将其紧密连接在一起,支配其他事物并发生作用的一种感性活动。
(三)康德美学中想象力含义
康德认为审美活动是想象力与知性的自由游戏,是主体能力之间的相互和谐与融洽,知性和想象力的自由协调产生了愉快。康德认为审美判断中的美“是凭借想象力(或者想象力和悟性相结合)连系于主体和它的快感与不快感。”可以说,康德将想象力认为是一种介于知性与理性间的一种思维能力,当想象力与知性相协调时,产生快感,也即是产生一种纯粹美(或自由美);当想象力和知性不协调时,即与理性相结合时,则产生一种依存美,这种依存美也即是康德《判断力批判》中重点分析的崇高。
康德在书中说:“美的主观的符合目的性见于想象力和知性的和谐合作,崇高的主观的符合目的性则见于想象力遭到“推拒”而理性起来解围。”也就是说,如果说想象力和知性的协和运动导致了审美愉悦的出现,那么想象力和理性的协和运动就导致了崇高感的出现。在崇高中,想象力是作为一个将理性从中牵引出来的桥梁,在这个牵引过程中,想象力发挥着的创造性的作用,并贯穿与康德的哲学中,从感性到知性,再到理性,最终帮助康德完成了他的人类本体论的体系建构。
二、康德想象力理论意义
虽然康德的想象力理论在其概念的阐述上没有很清晰,在哲学上的立场以主观唯心主义为主,但是,他的哲学思想仍然是西方哲学史上的一大转折点,在他那里既有理性和信仰,又有经验和想象。他把想象力理论置于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地位,将想象力放置在感性、知性、理性的结构中,并且规定了它的活动范围,想象力是不能超越这一范围而无规律地运动的。想象力在前康德时代有着曲折坎坷的命运,但康德的想象力在哲学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可以说康德的想象理论是和他的众多前辈们一脉相承的,而他本人无疑是站在巨人肩上的巨人。
【参考文献】
[1][3]金惠敏.叔本华的想象论及其可能的价值[J].文学评论,19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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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德)康德.实用人类学[M].邓晓芒,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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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M].人民出版社,1984:133.
[8][德]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85.
奶油不够变球
康德历史哲学的基本特点论文
康德的历史观念仍然带有浓烈的自然权利哲学的残余,他生活的时代恰好经历了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一种强烈的时代意识促使康德去仔细思考—当然是通过哲学的力式—历史的本质意义因此他的历史首先是一种反思的历史,即凸显哲学功能的历史观这种观点的基本前提就是历史的可塑性各种人为的活动,汇聚在历史的大潮流中,最后各种小自觉的行为共同推动了历史的前进康德对于历史的乐观主义态度是自然权利学说在历史哲学中的具体反映如果人类的主观能动性能够成为一种进步力量,那么,康德对于历史发展的基本态度就是正确的当然,从历史发展的曲折性来看,人类正如康德所言:“就其全体而论,一切归根到底都是由愚蠢、幼稚的虚荣、甚至还往往是有幼稚的罪恶和毁火欲所交织成的”但是,这并小意味着康德对于人类已彻底绝望相反在普遍的历史观念下,康德通过命题的推导,指出了人类进步的具体路径这就说明了康德并没有绝望,他只是希望在一种有意识、有计划的指导或者规划下,人类能够走上一条通往永久和平并实现自身完美性的康庄大道。
1启蒙主义与个体价值
康德的历史哲学深受启蒙运动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讲,康德哲学正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启蒙主义的基本观点就是承认并尊重人的价值,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来,个体的独立性在历史运动中日益彰显出来一个多世纪后,人与神的地位之争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已经画上了一个体庄符但是人的价值一日突现,他就急需要通过各种实践行为来证明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康德在对启蒙运动的思考中,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人类究竟是否具各充足的理性来完成自身的历史任务康德继续从自然权利论出发,指出了人具各的自然票赋会促使其行为合乎自然的目的人类能够走出自然状态已经说明了,对于自然的认知使人类反思了原始状态的野蛮性进入刹_会状态即是进入到文明状态中,而从自然状态到文明状态转换一个基本的前提是个体理性的出现理性引领人类走出荒野林莽,走入了村庄和城镇,这一变化过程反映了人类的历史发展,对康德而言,理性在其中起到了引领性的作用小但,个体价值借由理性的引导在历史上第一次展现出来,而且人类历史也有充分的证据去证明,理性推动历史进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康德亲身经历的启蒙运动,人类的个体价值在此实现了再一次的飞越,这场运动将中世纪的宗教神权掀翻在地,给予人以崇高的地位在康德看来这正是人类第一次接收了理性的引领,从而为成为公民提供了精神前提和思想基础。
2历史理性与公民社会的建构
历史本身小会给未来以确切的启示,否则,我们就是在默认历史本身具有充分的计划性人类对于自身担负的历史责任在实际上是没有察觉的在个人道德的建设中,每个道德的个体通过小同的修为,将伦理化的实践指向内心,如此一来,修身养性便成为一种个人道德升华的必由之路但是,个体道德的升华很难成为一种集体意识,集体小可能认识到自身在一个作为整体的共同体中到底负有怎样的责任而历史意识的基本功能.就是在精神层而将五花八门的个体意识统一起来,形成共同的文化背景和对于过往的认识的知识结构在这种统一的思想基础上,刹一会共同体被塑造出来刹一会共同体小是狭隘的族群共同体,康德的基本目标是,使人成为世界公民,即在历史理胜的指引下,人类将成为世界共同体的公民当然这个世界共同体有 一个基本的特征,它小是人类族群或国家的简单组合,而是一个普遍法治的公民刹一会也只有在这种刹一会中,大自然给予人类的天赋才会最大限度的显示其内在价值普遍法治的公民刹_会同时也是人类道德的整体,是实现了普遍理性的一种人类生存状态而构建这种刹一会所需要的'一个基本前提则是一部完全正义的公民宪法康德的这观点显然来自于英国革命的实践,一个立足于法治并且使最高统治者受制于法律的国家,成为了那个时代最强大的界帝国相比于德意志国家当时的刹一会状况,英国的法治文明对于康德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这也成为普遍法治的公民利会的现实根源。
3世界历史与自然计划
历史计划论的背后,是对于历史阶段性的总结,康德关于希腊罗马的历史叙述,是在表达一种有系统的历史发展模式他的这一表述可能给了黑格尔以极大的启发(参见黑格尔《历史哲学》关于东力、希腊、罗马、日耳曼四个叫世界的历史阶段划分的论述)在费希特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表述模式,历史按照一定的先后顺序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持续发展,这一线性逻辑的历史发展模式其背后则是对于人类进步可能性的充分肯定这种历史乐观主义在两次世界大战时戛然而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曲折中前进的人类刹一会(特别是九世纪末一直到今天的这段历史)在一定程度内实现了康德的预期只小过,康德的历史阶段论带有的自然状态论的残余使之成为霍布斯传统的绝唱,同时也开启了近代历史学的先河世界历史的发展模式,可能并没有想象的这么简单,按照一张康德所谓的大自然拟定的日程表,逐一的实现各个阶段的日标,最后到达世界共同体(或普遍法治的公民刹一会)的历史顶峰自然计划将导致历史的终结,当然,如果能消除人类的各种人为的灭难—尤其是战争—那也未尝小是一件好事但是小论是康德的后继者费希特的完全理性世界还是黑格尔的日耳曼世界,都小能让我们接受历史终结的观点,因此,普遍的世界历史即使有一个被大自然预先拟定的计划,也小会在未来走向终结。
综上所述,康德的历史学在启蒙运动的洗礼中,小断的发掘个体的价值,并且通过自然票赋理论将自然权利学说变换了一种形式安插到个体的身上此外,个人最终价值的实现必须与普遍的世界历史相结合,因为康德希望个体的最终日标是成为一个世界公民,他们共同的精神则富也必然是普遍的世界历史最后,大自然的计划在潜移默化中实现了康德的梦想,一个法治的公民刹一会将诞生于未来通过对康德历史学的简单梳理,我们小难看出,即使在启蒙主义的巨大影响下,更早的自然权利论依然占据着康德历史观的主体意识,直到黑格尔时代,这种自然权利论才真正地走下了历史学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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