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关于生育率的研究论文

生育率一旦降低是很难回升的。

这段时间根据全国数据调查，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首次跌破1%，随后这个数据冲上了各大网络媒体的热搜，自己也对这个数据比较关注，很多人也因此出现了很多担忧，因为中国这几年的出生率一直是断崖式下降，尤其是突破1%的大关，可以说人口出生率变得越来越低，人口危机将会提前到来。

很多人都在积极地为人口出生率出谋划策，也建议国家出台相应的政策来调整人口出生率。根据我的观察和发现，我个人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中国的出生率将会变得越来越低，可能会出现回升的情况，但是这种事情变得比较低。

为什么会这么说？

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已经从农业社会变成工业国家，刚开始中国处在农业社会就需要大量的人口才能不断提高生产力，才能满足社会和家庭的需要，因此中国当时的人口出生率比较高，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所处在的历史阶段造成的。

当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以后，工业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力关系模式，原来的人力已经慢慢地被机器所取代，所以根本不需要大量的人口来维持生产力的需要因此人们的出生率也就变得越来越低。

其次和中国的生育政策有极大关系。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实行独生子女计划，目的就是要减少出生人口，以降低国家和社会的压力，这项国策的发布也是基于当时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从当时的角度来看这项国策是正确的，但是国策实行的时间太长，人们的观念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独生子女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因此现在的人们已经不再追求高生育率，反而追求个性独立自主的生活，因此很多年轻人不再喜欢多养育孩子，而是喜欢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从这一层面上也导致了中国人口出生率一直在走下坡路。

最重要的一点是整个社会养育孩子的成本太重，导致很多普通年轻人在养育一个孩子之后根本无力承担养育第2个孩子的能力，这也导致很多年轻人在结完婚之后只敢生育一胎没有胆量再去生育，第2胎，如果再去生育第2胎，只会让自己的生活质量变得越来越低，金钱压力将会变得越来越大。

另外整个社会的房贷车贷以及年轻人的收入都出现了一些矛盾问题，这些问题也间接影响了整个中国年轻人一代的生育率，所以从目前整个社会的状况来看，中国的出生率问题将会成为长期困扰社会的系统性结构问题，必须要经过长时间的治理，才能慢慢把问题解决。

从“全面二孩”到“全面放开”，也是指日可待。原本放开二胎后，以为会有一个“补偿性”的生育高峰，觉得新生儿数量会升上来。但事实是与2016年相比，2017年全国出生人口下降了88万人。2018年全年度新生儿出生率下降15%。也就是说，自2016年全面放开二胎以来，我国新生儿数量不升反降，所谓补偿性生育高峰并没有出现。这下一贯预测出错的专家们大气都不敢喘了。为什么中国生育率下降如此之快？经过细致的调查研究，发现以下几个原因。1、是适龄妇女数量的持续减少，生育意愿的持续降低。现在是90后处于生育高峰期，在未来的十年里，处于生育高峰期的女性数量将减少40%以上。这是非常触目惊心的变化。而民众极低的生育意愿和极高的养育痛苦指数，是阻挡生育的客观条件，中国人要面临最高的机会成本、最重的教育负担，以及最贵的房价，这三座大山的存在，在源头上遏制了生育率的提升。对比其他国家，中国妇女的机会成本体现在高就业率方面，比东亚、其他发达国家都高。同时，中国家长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也增加了家庭的教育负担。而中国高房价更是不争的事实。被遏制了的生育意愿，直接造成了中国的大城市的生育率极低，部分大城市目前已经下降到了0.6-0.7。2、女性的职场隐形歧视严重！中国的整个职场环境本身就不容女性多生孩子，从应聘到晋升，生育都是女性职场发展的绊脚石。尤其二胎放开之后，很多公司（哪怕是体制内企业）更不敢轻易要女员工——确实我也有女同事入职不久就怀孕休产假，生完刚复职不久又怀了二胎准备休产假。企业的逻辑只求自己利益最大化，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更不愿意承担这样社会福利的成本，因而现在一些企业招聘时一听说女性已婚未育，哪怕你发誓将来丁克不生都不信，直接拒绝，因为他们会觉得“你们每个人都说自己是丁克，结果都是一进来就生孩子”。站在企业的角度来说，除非不打算长期聘用，否则一个女员工的孕产假几乎就是一个不知何时会发作的定时炸弹，为了规避这一“风险”，甚至在招聘时就直接问：“你能保证在两年内不生孩子吗？可以的话就录取你。”这样，一个中国女性如果要生孩子，需要付出很大的生育成本，这还不仅仅是抚养孩子的经济支出和自己的精力，更重要的是在一定程度上牺牲掉自己的职场机会、甚至一部分的自我。社会一方面要求女性多生，但自相矛盾的是，又不做任何能有助于她们抚育后代的改善举措。国家想要人口红利，呼吁多生孩子，但尚未见到实质性的补助：虽然法律规定了孕产妇的合法权利，但这部分的生育成本都由企业买单，而企业又忙不迭地推给个人——在现实生活中，有时家人和丈夫也帮不上，那就只有女性自己单独承担。“人口红利”是归国家和社会的，但生育成本则落在你自己肩上，这自然让许多人“想生都不敢生”。自“十三五”以来，上海女性总体就业形势稳定，城镇女性从业人员比重基本保持在40%左右，但很不平衡。最新的分区数据显示，2017年上海总体城镇女性就业率为40.3%，但有9个区该比重未达40%，其中最低仅为26.5%。调查者分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生育政策的调整，特别是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加重了女性的家庭角色属性。用人单位在用工选择上的隐性歧视加重，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面临新的挑战。

在刚过去的周末，“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首次跌破1%”上了各大平台的热搜。根据最新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2021》，在过去的一年中，全国人口出生率为8.52‰，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低出生率。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原新教授向八点健康解释，“2020年出生人口1202万，死亡人口998万，净增长204万，而在14亿的人口基数面前，204万是一个很微小的数字，几乎相当于没有。”“按照这样一个数字判断，相对而言，基本上可以认为中国人口已经进入了人口零增长的阶段，出生和死亡几乎抵消了。”“根据国际组织和中国科研机构的多个人口预测方案，之前是预估2027~2032年才进入人口负增长，但现在看来，随着人口出生率的进一步下跌，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推进导致死亡率逐渐上升，基本上可以判断，中国人口绝对意义上的零增长，也就是近一两年的事儿，在那之后，中国人口就会转成负增长。”有意思的是，这个结果，早在今年5月份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公布时也曾公布过。不过在当时，出生率并没有引起大家过多的关注，更多的关注集中于生育率——202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低至1.3，是生育率最低的国家和地区之一。出生率是新生儿数量在平均人口中的占比，而生育率则是出生人口与育龄女性的比率。如果说生育率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生育意愿和状态，出生率则可以体现人口增长情形。在2020年，这两个创下新低的指标，都昭示着中国的人口问题越来越不容乐观。消失30年的生育潮自2011年始，中国的生育政策开始掉头，双独二孩，单独二孩，全面放开二孩，放开三孩……从限制生育到鼓励生育，然而，女性的生育意愿一去不复返，预期中的生育潮一次又一次落空。根据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中国的人口出生率为8.52‰，总和生育率是1.3。一位育龄女性，平均生育2.1个小孩，也就是总和生育率保持在2.1，才能保证正常的人口更替水平——也就是下一代的人口总数不增不减。1963年，在新中国的第二次出生人口高峰期间，中国的生育率高达7.5。在50-60年代的多数年份里（除三年困难时期），中国的生育率都保持在6以上，出生率都保持在30‰以上。新中国72年的历史上，这样的出生人口高峰有过三次。第一次出生人口高峰出现在新中国刚成立后1949-1958年，10年间累计出生人口2.06亿，根据《统计年鉴》，1952年的人口出生率达到了30‰，几乎有2020年出生率的4倍还多；第二次出生人口高峰从1962年开始，那一年，人口出生率又一次跃升至37%以上，年出生人口超过2000万人的状态持续到了1975年，14年间为中国带来了3.64亿的出生人口；这两次生育潮，让中国的人口总量从建国时的5.5亿人口直接跳涨到9.3亿，创造1964年到1974年期间，平均每5年净增加1亿人的人口高速增加的奇迹，要知道，在那个时代，全世界只有中国、印度、美国和前苏联四个国家的总人口在1亿人以上，我国十年间净增加了2亿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经济近40年的强劲增长和韧性，都受惠于这两次人口高峰带来的人口红利。不过在当时，生育潮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趋势。全社会的舆论风向和政策风向，都认为出生高峰是“严峻挑战”和“考验”，是需要被“平缓”的。于是在第二次人口高峰的末尾，中国开始了影响深远的计划生育政策。1973年，中国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成立。整个70年代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以“晚，稀，少”为主——“晚”是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才结婚；“稀”指拉长生育间隔，两胎要间隔3-4年左右；“少”是指三个多了，两个正好。严格的生育政策，开始抑制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到中国的第三次人口高峰期，实际上是第一个和第二个生育高峰出生人口进入了生育期，育龄人群快速增加，虽然出生率水平赶不上前两个生育高峰，但是年出生人口超高2000万人却持续了17年，从1981年延续到1997年，累计出生人口达到3.75亿人。但这一次的出生人口高峰，并不是由于女性的高生育率带来的，而是当时育龄女性的庞大数量带来的。实际上，中国的生育率和女性的生育意愿自80年代开始大幅下降——第三次出生人口高峰期，中国的生育率的已经在1991年降至更替水平，并从1992年至今一直维持在更替水平以上，跨入了低生育率水平时代且保持了30年。和迅速下降的生育率和生育意愿相比，中国的生育政策越发严格。到80年代以后，中国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一对夫妻生育超过一个孩子，被定义为超生，并受到经济和行政处罚。这一政策延续了30多年，直到2016年废止。在2007年的时候，原国家人口计生委预计，中国将迎来为期五年的第四次出生人口高峰，“必须下最大力气做好稳定低生育水平工作”。然而，中国的第四次出生人口高峰迟迟没有到来。实际上，自第三次生育高峰1991年结束至今，已经整整30年，中国再没有出现过一个出生人口高峰期。年轻人为什么不想生了？房价高，育儿成本高，工作内卷，加班严重……在社交媒体上，这些都被认为是影响生育意愿的原因。而早在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田丰在一篇关于生育意愿的研究论文中便曾指出：衡量生育意愿的关键因素之一是生育成本。这些成本中，有直接成本，“子女的养育费用及子女将来的婚嫁费用”；也有间接成本，“即生育和照料子女给家庭带来的机会成本和时间成本”。而因生育造成的机会成本降低，在女性身上的表现尤为明显。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靳永爱提到：“现代社会，女性在外部（职场）与男性的差距越来越小，地位越来越高，但在家庭中，女性仍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照料的主要承担者，面临工作家庭平衡的巨大挑战。多生孩子，就意味着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在孩子身上，这对女性的生育意愿有很大的压抑作用，而且现代社会的生育行为，女性的自主决策权还是很高的，低生育率也就不可避免了。”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上海市妇幼保健中心等机构的数位学者访谈了多名育龄女性和相关工作人员，于2021年4月发表了论文《上海地区生育决策决定因素的定性研究》，其中提到：住房和养育经济成本高、教育竞争激烈、工作时间长、因工作和观念导致的父亲缺席、女性职业生涯受影响等，是当前中国许多女性不愿生育或少生育的理由。而间接成本之外，生育的直接成本同样惊人。生育需要结婚，而结婚往往需要有房子。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住房支出在居民所有的消费支出中所占比重最高。从2012年年底全部金融机构消费信贷情况来看，个人住房贷款占全部消费信贷余额的比重约为76.3%，信用卡贷款占11.1%，汽车贷款余额占比约为1.5%，其他各类消费信贷占比约为10%。影响生育意愿最为重要的两大经济因素，除了住房，还有教育，“双减”更曾被认为是为了减轻育儿负担，提升生育意愿而祭出的大杀招。在生育友好型社会，鼓励生育的政策框架已较为完善，包括：经济支持政策（津贴或减税）、时间政策（产假或育儿假、弹性工作时间等）、托育服务供给和职场权益保障（保留工作岗位、提供培训等）。此外，“生育友好”还应当对男女两性都友好，不把生养责任推给一方独自承担。而在目前的中国，大部分地区产假仍只有3-4个月。产假结束后，年轻母亲就面临着孩子谁来带的问题。中国的学前托育、教育资源仍然供给不足。0～3岁儿童主要由母亲或祖辈照顾，2019 年全国0～3 岁儿童入托率仅为 4.3%，现有资源远远无法充分满足家庭的需求。此外，许多女性“不生、少生”的原因是担心影响职业发展、遭遇“母职惩罚”。生育后的女性晋升机会减少、地位被边缘化等情况，并不罕见。还有研究者计算出，中国女性每生育一个子女，工资收入就减少7%。而同时，男性法定陪产假只有15天，育儿责任仍然更多在女性身上。打造一个职业友好的环境对提升生育率非常重要，靳永爱提到，“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北欧很多国家在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越高的时候，生育率是越高的。劳动参与度与生育率是一个正相关的关系，而不是一个负相关的关系。”要想生育政策的政策效用充分释放，全社会必须转变生育的价值理念,明确生育不仅是女性自己的事，也是一个家庭的事，同时也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事。中国何以未富先“少”？与上一代人想生而不能生不同，当下社会的年轻人是“发自内心地不想生了”，人口学上将这种由生育观念引起的生育行为的变化，叫做内生性因素引起的低生育，与之相对的，由生育政策限制引起的叫做“外生性低生育”。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内生性低生育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经济的发展，收入、教育、就业状况的改善，社会竞争的加剧，以及各种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都会使得人们的倾向于为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平而主动限制生育，这是人们自发的少生，是内生性因素变化的结果”。“不只中国，全世界都是这样子的，发达国家就这么走过来的”， 原新教授认为，中国唯一的特殊之处在于，人口生育率的转变发生得太快了，“给我们预留的认识和应对人口问题的时间都非常急促。与中国经济奇迹相伴而生的，是中国的社会奇迹，原新向八点健闻解释，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带动了中国社会的加速演化，“社会发展太快了，而且在开放的这样一个政策下，我们接受接纳了许多新思想，接受得非常快，而且也非常彻底”，在其中，中国传统的家庭-生育观念在潜移默化中被彻底改变了。原新举例，现代化过程中，人才竞争激烈，教育周期越来越长，这不仅压缩了个人生命周期当中的生育空间，高昂的抚育成本也会让人们逐渐形成了少生孩子、不生孩子以降低生存成本的价值观。越来越多的科技产品、万物互联、虚拟生活、数字化和智能化时代，部分替代了生育孩子的需要和乐趣。而且高昂的养育成本也是发展的题中之义，“创造更好的条件让下一代去生存发展，这也是发展的结果，是文明的标志”。原本由传统家庭提供的赡养、生育、感情等职能有了更多替代选择，如福利政策的建立，使得中国传统养儿防老的“家庭养老体系”逐渐瓦解。当家庭、生育不再是必选项，不婚不育、低出生率低生育率便成为了社会问题。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而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一种外生性的力量，无疑与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生育率下降相向而行，“加速了中国的生育率的下降或者说是稳定了中国的低生育率水平”。在中国，外生政策和内生因素同向而行，都指向了“少生”，二者还会产生加速度，政策也深深地影响了人们的生育观念，这就使得中国快速步入了人口零增长阶段。“从生6个孩子左右减少到生2个孩子，发达国家大概用了80年以上的时间，而中国只用了20年”。这样多重因素作用下的彻底改变，往往也带着巨大的惯性，外生性的政策易改，但很难拉住不断下滑的生育意愿。2013 年，我国开始启动“单独两孩”政策。2016 年，我国开始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政策放开的第一年，人口出生率出现了大幅增长并达到了近十年来的最高点，但是，接下来的 3 年却连续下跌。在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出生率的下跌带来的劳动力流失及老龄化问题短时间内或许不足为惧，原新反对将少子化与老龄化过度捆绑，“现在多生，十年、二十年以后是劳动力，但是60年以后又是老龄化，老龄化是另一个不可避免的发展结果，它更多地关乎越来越长寿的人们如何死去”。任何一个社会公共政策和社会现象，都应该坚持利弊分析，事实上，它们本身就客观存在利与弊。但“过低生育率维持的时间过长，就关乎人口安全”，原新告诉八点健闻，“如果我们一直维持1.8的适度生育率，300年后中国人口只剩5亿人，超低生育率维持的时间过长，就是人类的慢性自杀，这是人类社会问题”。“生育率低，这不是问题，关键是不能让他在低或者超低阶段的时间过长，千万不要陷在低生育率、尤其是超低生育率的泥潭当中，要扭转这个趋势，才是问题的关键”。错过的20年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院茅倬彦201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人口问题一旦出现，意味着解决人口问题的最佳时机已经过去了”。“船大难掉头！”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告诉八点健闻，早在2000年五普时期就应该有所警觉，至晚到2010年六普时就应该全面放开了。第五、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到这一阶段，总和生育率已经从人口出生高峰期（世纪70年代）的5.79降到了2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