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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20世纪的最初30年是西方新史学的形成时期,而1929年则是一个重要标志。在这一年,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两位教授吕西安·费弗尔(L.Febvre,1878——1956年)和马克·布洛克(M. Block,1886——1944年)创办了《经济社会史年鉴》(1946年改名为《经济、社会、文化年鉴》)。这标志着今后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整个西方新史学的发展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流派——年鉴学派的诞生。无独有偶,同在这一年英国也出版了一种新杂志《经济史评论》;不过它对新史学发展的影响比不上《年鉴》杂志。年鉴派两位创始人费弗尔和布洛克为新史学范型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他们的历史功绩。此后,不管这个范型本身还漫长的演变过程,甚至还有急剧的变化,也不管年鉴派自他们两位代表的第一代、经过以布罗代尔(F. Braudel,1902-1985年)为代表的第二代到第三代、第四代之间发生的种种变迁;也不管年鉴派以外法国和西方其他国家的新史学流派之间有多少差异,这些都属于这个新的历史学研究范型内部的完善、发展和变化,都可以看作是新史学的成长、繁衍和演变。 以年鉴派为代表的新史学的传布,主要不是通过他们的理论主张,而是通过一系列卓有成效地贯彻他们理论主张的具体史学研究作品。主要的有费弗尔的《腓力二世和弗朗什一孔泰地区:政治、宗教和社会史研究》(1912年)、《大地和人类演进:历史学的地理引论》(1922年)、《一种命运:马丁·路德》(1928年)、《16世纪的不信神问题——拉伯雷的宗教》(1942年)、《关于艾帕塔美隆——神圣的爱、世俗的爱》(1944年),布洛克的《国王与农奴:卡佩王朝史的一面》(1920年)、《会魔术的国王们》(1924年)、《法国乡村历史的原始特征》(1931年)、《封建社会》(1939-1940年);勒费弗尔(G. Lefebrre,1874——1959年)的《大革命期间贝尔格区物质资料史的有关资料》(1914年)、《法国火革命期间北方省的农民》(1924年)、《恐怖时期农业问题》(1932年)、《1789年的大恐惧》(1932年);西米昂(F. Semiand,1837——1935年)的《工资、社会演进和货币:工资的实证理论试验》(1932年)、《世界危机和长阶段中的经济变动》(1932年)、《16至19世纪价格的一般运动研究》(1933年);拉布鲁斯(E. Labrousse,1895——)的《18世纪法国价格和收入运动纲要》(1933年)、《旧制度后期和大革命前期的法国经济危机》(1944年)等。新史学在法国影响的扩大逐渐打破了传统史学的统治地位,一些被传统史学家把持的史学界重要位置也开始让位于新史学派。最明显的例子是,1933年费弗尔获得法兰西学院教授席位,1936年布洛克出任巴黎大学经济史讲座教授。以年鉴派为代表的新史学潮流,已开始从斯特拉斯堡(位于法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从德国收回的阿尔萨斯地区)向首都巴黎集中。除了法国以外,新史学在其他国家也在兴起,一些有影响的作品相继问世。例如有英国历史学家托尼的《宗教和资本主义的兴起》(1926年)、W·霍斯金斯的《1688——1800年埃克塞特的工业和贸易》(1935年)等。前者是运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年)社会学的题材研究历史的第一位史学家,后者是英国地方史的早期开拓者之一。在美国,运用新的研究角度解释历史(包括政治史)的作品也已出现。其代表人物是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A. Beard,1874——1948年),主要著作有((美国宪法之经济的解释》(1913年)、《杰弗逊民主制的经济起源》(1915年)、《美国文明的兴起》上下卷(与其妻合著,1927年)。 上述新史学作品的共同特点是打破了政治史的垄断,而向其他研究领域突破。当时最主要的新领域是社会史和经济史。在社会史的开拓方面立下汗马功劳的有勒费弗尔、布洛克、费弗尔等;在经济史的耕耘方面成效显著的首推西米昂和拉布鲁斯;比尔德则从经济的角度来解释政治史,别开生面。此外,布洛克和费弗还从新的人类学的视角或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文化史,成为战后年鉴派新一代兴起的历史人类学和心态史的先声。然而,总的说来,无论从研究人数和出版刊物看,还是从实际影响看,当时在西方史坛,占统治地位的还是传统史学。传统的政治史和叙事史牢牢地占据着大学讲坛。战前西方的所有大学几乎还没有单独的社会史讲座。而像《美国历史学评论》、《英国历史学评论》和法国《历史杂志》这样一些国际性的权威历史学杂志还都在抵制新史学的影响。尽管如此,以法国《年鉴》杂志为主要基地的西方新史学潮流,已经不仅是初露头角,而且正在迅速发展,代表着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转移的不可逆转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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笨鸟肥肥

学位论文《六朝时代的建康》(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1982)。出版著作《六朝的城市与社会》(台北:学生书局,1992)。《慈悲清净──佛教与中古社会生活》(台北:三民书局,2000)。刘淑芬著,任大熙译,《六朝的城市与社会》(韩文版)(韩国,서울市:景仁文化社,2007)。(注:本书系旧作,但译本有新增和校订部分。《中古的佛教与社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灭罪与度亡──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之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9)。学术论文〈六朝建康的经济基础〉,《食货月刊》(复刊)11.11/12 (1983):1-14。〈六朝建康的园宅〉,《大陆杂志》66.3 (1983):39-47。〈建康与六朝历史的发展〉,《大陆杂志》66.4 (1983):36-47。〈六朝建康与北魏洛阳之比较〉,《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学报》2.1 (1983):177-189。〈六朝建康城的兴盛与衰落〉,《大陆杂志》67.4 (1983):23-40。〈六朝时代的建康──市廛民居与治安〉,《大陆杂志》68.4 (1984):23-45。〈清代凤山县城的营建与迁移〉,《高雄文献》20/21 (1985):5-46。〈清代的凤山县城 (1684-1895):一个县城迁移的个案研究〉,《高雄文献》20/21 (1985):47-63。〈清代台湾的筑城〉,《食货月刊》(复刊)14.11/12 (1985):484-503。〈六朝会稽士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6.2 (1986):285-327。〈六朝南海贸易的开展〉,《食货月刊》(复刊)15.9/10 (1986):379-394。〈三至六世纪浙东地区经济的发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8.3 (1987):485-524。〈近四十年来中共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民国以来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立台湾大学,1988)。〈中古坊制初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1.2 (1989):293-315。〈中古都城坊制的崩解〉,《大陆杂志》82.1 (1991):31-48。〈五至六世纪华北乡村的佛教信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3.3 (1993):497-544。〈北齐标异乡义慈惠石柱──中古佛教社会救济的个案研究〉,《新史学》5.4 (1994):1-50。〈慈悲喜舍──中古时期佛教徒的社会福利事业〉,《北县文化》40 (1994):17-20。“Art, Ritual and Society: Buddhism practice in Rural China during the Northern Dynasties,” Asia Major 8.1 (1995): 19-46.〈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和唐代尊胜经幢的建立──经幢研究之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7.1 (1996):145-193。〈从本愿寺石刻看唐代获鹿的地方社会〉,见简牍学会编辑部主编,《劳贞一先生九秩荣庆论文集》(收入《简牍学报》〔台北:兰台出版社,1997〕,第16期),页119-151。〈经幢的形制、性质和来源──经幢研究之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8.3 (1997):643-786。〈林葬──中古佛教露尸葬研究之一(一)、(二)、(三)〉,《大陆杂志》96.1 (1998):22-31;96.2 (1998):25-43;96.3 (1998):20-40。〈石室瘗窟──中古佛教露尸葬研究之二(一)、(二)、(三)〉,《大陆杂志》98.2 (1999):49-60;98.3 (1999):97-113;98.4 (1999):145-152。〈唐代俗人的塔葬〉,《燕京学报》新7 (1999):79-106。〈中古的宦官与佛教〉,《郑钦仁教授荣退纪念论文集》(台北:稻香出版社,1999),页45-70。“Death and Degeneration of Life: Exposure of Corpse in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m,” 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s 28 (2000): 1-30.〈从民族史的角度看太武灭佛〉,《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72.2 (2000):1-48。“Jiankang and the Commercial Empire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the Medieval Chinese Economics History,” in Culture and Power in the Reconstitution of the Chinese Realm 200-600,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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