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回归本源论文范文资料

中华法系的终结和中国法制的现代化，寻根溯源，始自清末沈家本主持的法律改革。此次改革是在全面扬弃中国法律传统，全盘引进西方国家立法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果单从形式上看，毫无疑问，这次中国有史以来开天辟地第一次的大规模法律移植活动是卓有成效的：自成一体、源远流长的中华法系在国家法的层面上消亡了，取而代之的是以六法为中心的西方现代意义的法律体系，中国法制乃以此为契机，开始了向现代化的转型。沈家本也因此而获得了后世的持久赞誉和推崇，被誉为“中国法律现代化之父”，著名学者杨鸿烈称其为“有清一代最伟大的法律专家”，“中国法系全在他手里承前启后，且又是媒介东西方几大法系成为眷属的一个冰人”。然而，无论从主事者的初衷还是最终的结局看，改革的结果多少有些出人意料之外。它不仅未能挽救风雨飘摇的清王朝，相反地加剧了晚清政局的动荡。而如果对这场改革赋予更多现代意义的解读，把它视为中国百年现代化运动的重要方面和部分，或者视为中国法制现代化开端的话，那么，其得失的评价将会变得十分的复杂和困难，而现有的流行的结论总给人以失之于简单和肤浅之感。众所周知，清末修律是在欧风美雨催化下发生的，原非中国自身社会发展的自然诉求，复被用作摆脱内外困境、实现政治功利目标的工具，宛若揠苗助长的父母荫庇下的早产儿，难以保证其心智健全、肢体完好。由于它超越了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阶段，失之空阔而缺乏适用性，从而使法制的现代化建筑于流沙之上，不可避免地流于形式而无法得到持久的支撑和生命力。先天的不足，加上后天的乏力，直接导致法制移植和建构过程中非制度层面意识、精神因素的缺失，从而在本土化过程中遭遇困境和悖妄，而这一切都可以从清末改革那里找到其渊薮：正是由于这一改革与生俱来的缺陷和失误，注定了由沈氏肇端的中国法制现代化之路的曲折和坎坷。清末修律的成果并不曾因清室覆灭而化为乌有，从形式到内容，它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民国初造，其立法建制即以修律的成果为基础，其后，中国法制建设在多次狂风暴雨的社会变革间歇艰难前行，经历了取法日德，到以俄为师，而后兼采英美的近百年发展道路，这一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乃是清末法律移植运动的延续。因而，它的成与败、得与失无不滥觞于清末修律。从更广阔的范围看，沈家本主持的法制现代化运动是整个民族国家现代化的缩影和重要方面，它与政治、经济的现代化息息相关、不可分离。重新审视近一百年前发生的这场改革，以明其得失利钝和发展流变，无疑是法律史上一项饶有趣味的课题，且对未来的法治现代化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一与中国历史上的变法运动不同的是，清末律改革运动根源于西方先进文明的冲击。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经济、政治、文化解体和制度性危机，救亡图存是当时朝野上下一致的呼声，而变法修律则是清廷再三权衡犹豫之后作出回应的重大举措。尽管如此，如果简单以冲击———回应模式描述清末修律与外来因素的互动关系，仍不足以揭示其内在的必然性，也无法解释在其整个过程中出现的诸多现象。归根结底，改革还是中国社会自身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仍然不能摆脱传统思维模式的制约，因为我们从修律的指导思想以及具体方案的选择这两个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上，发现的是“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传统模式的明晰可辨的印迹。早在1865年11月6日，英人赫德(Robert•Hart)即撰《局外旁观论》，向清政府提出学西人器物长技、整顿财政、加强外交三项建议。总理衙门认为“中外情形尚能留心体察，然究系局外议论，且亦非急切能办之事”而予搁置。后英驻华公使参赞威妥玛(Thomas•F•Wade)著《新认略论》并照会清总理衙门，其中言及“借法兴利除弊”等事，希望清政府改弦更张，有所作为。总署认为其意似在借故寻衅，欲有事于中国，遂将该文并赫德氏前文发交各省督抚，“勿论成见”，详慎筹划。各省督抚反应不一，如左宗棠即认为此不过是英人欲借变法控制中国内政外交以取得在华优势地位，虽出于惟利是图之心，但于我有利无害，不妨采行之。江西巡抚刘坤一更借题发挥，主张改革科举。他们代表了一部分掌握地方实权的洋务大员的观点。事实上，英人的目的无非是希望清廷顺应世界大势，修法制律以促进和保护其在华商业利益，但由于英人建议未涉及具体措施，流于空泛，故而在清廷内部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也可见中国此时尚抱着天朝上国的虚骄之心，对西政认识尚停留在表面和皮毛，虽然有地方实力派推动的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自强运动，但多限于制船造炮，未遑顾及和留意政治法律层面。同治六年十二月(1867)，英公使致函清廷，建议设立新法，整顿旧基。总署回复“依照西洋制度，自致强盛，如时事大局情形无碍……亦甚愿意”。可见，清廷在制度变革上态度暧昧，一方面对传统盲目自信，对改革心存疑惧；同时又迫于世界时势，慑于列强淫威，不得不虚与委蛇、敷衍搪塞，若非“时事大局”所迫，万难有所变易。[2](P4)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国际局势趋于平静，出现了较长时间的中外相安的局面，洋务派主持的自强运动亦成绩斐然，中国甚至拥有了近代化的海陆军。正当清廷陶醉在“同光中兴”的幻梦中时，日本已经率先迈入了现代化的门槛。日本于19世纪50年代由美国人柏利率先叩开国门，此后列强纷纷跟进，订立商约，通商贸易，了无滞碍。日本也自觉自愿，以全盘西化为救亡自强之方，不料倏忽数十年间，卓然崛起于东方，竟与列强分庭抗礼。中日甲午一战，清廷强大的北洋水师竟倾覆于一旦，于是朝野震动，而停留于器物层面的洋务运动也因之而宣告失败。败于日本的奇耻大辱让有识之士警醒，于是乎舆论也为之一变，皆言变法方可强国，守制足以丧邦。中国之积贫积弱非但是器物不如人，如在民法典制定以前，大清民律草案一直是各级审判厅审理民事案件的法律渊源，其后民法典的制定亦以之为蓝本，学者多将其作为解释和适用民法典的立法史资料而予以引用。更是制度不如人，这个结论渐成舆论界的共识。日本成功的经验成为了维新人士吁请变法的借口，这对清廷后来决意改弦更张、变法改制不乏推动作用。治外法权的丧失，乃是修律最直接的导因。1842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最先认可了领事裁判权，尔后列强纷纷援例并不断扩大其范围。就清廷而言，司法主权的丧失，无论如何也是一件颜面失尽的事情，故其设法收回权利之心尚存。当时舆论大凡涉及修律之事，无不以之为托词。而日本在大改法律之后成功收回治外法权的先例，无疑给清廷以巨大的触动。1902年中英条约就这样写道：“中国深欲整顿中国律例，以期与西国律例改同一律，英国允愿尽力协助以成此举。一俟查明中国律例情形及其审断办法及一切相关事宜皆臻妥善，英国即允弃其治外法权。”[3]列强的承诺是个诱饵，对当时倍感屈辱的朝野上下而言，很难不为之动心。毫无疑问，上述两大因素对促成修律意义不菲。但对清廷而言，任何的耻辱都无法抵销对政权安危的忧虑，如何维持统治乃是他们的头等大事，一切变革如果危及政权本身，都将不可能得到认可。从这个意义上说，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的提出，乃是最终决定修律的根本原因。作为洋务派后期的首领和重要的封疆大吏，张之洞在晚清政坛上的影响举足轻重，其“中体西用”的思想充分体现在他撰写的《劝学篇》中。在这篇以“会通中西，权衡新旧”为宗旨的文章里，张之洞将法制划归为“用”的范畴。“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4]法制与器械、工艺等量齐观，这与中国传统社会根深蒂固的法律工具论不谋而合。于是，在“中体西用”的大旗下，法制的变革渐被视为一件无关宏旨的事情，一种与历朝历代的变法相类似的措施而已。《劝学篇》在当时曾名噪一时，影响极大。清光绪皇帝览后，认为“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且命各省“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5](P6)晚清变法改制，无不畏手畏脚，虚应舆论，惟修律一事放开了手脚，动了真章，这与张之洞的上述言论大有干系。二除张之洞外，一些封疆大吏以及其他洋务派首领对推动修律也不乏积极的贡献。在平定太平天国之乱的过程中，一批汉族地方官僚得以进入统治集团上层，并形成地方的实权势力。典型者如曾国藩，清廷曾授权其直接统辖江、浙、皖、赣四省军务，中央“不加遥制”。他们编练团练(如曾氏兄弟左宗棠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掌握了私人武装，并由于他们在镇压农民革命、筹办洋务和对外交涉中的出色表现，他们在清统治集团中的地位也随之提升，影响力不断扩张。在人事方面上，中央有李鸿章为督办政务大臣，地方的张之洞、刘坤一等人“亦著遥为参预”。这批封疆大吏大多是既接受传统儒家教育又不乏精明干练的实际经验、注重实效、力主变法的实权人物。他们对现实体制存有忧虑、对清朝宗室贵族独揽中央大权不满，因此积极主张变法自强，谋求国家富强以挽救危局，巩固和扩张自身势力。同时，在洋务运动发展过程中，他们直接或间接参与了现代意义上的工业企业的创办(如江南造船厂、汉阳铁厂等近代著名企业)，与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官僚买办阶级接近，实际充当了他们在政治上的代言人，因此，他们的变法呼声也反映了扶持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要求。他们的开明态度使他们区别于盲目排外、故步自封的保守派。同时，在与清廷的密切关系和坚持中体西用的温和路线上，他们又有别于主张激进改革的维新派。庚子事变后，顽固派被清算，地方实力派成为清廷的依靠，得以对中央人事任免和内外决策施加影响。这正是变法改制的最佳时机1901年，张之洞、刘坤一在上清廷的三道筹办新政折中，详细阐述了在行政、军事、法律、教育诸方面进行改革的构想，而清廷也试图通过改弦更张，推行改革，树立求新求变的形象，内安舆情，外示好于列强，同时以改革为借口，重新进行权力配置，加强中央集权，实现军令、政令的统一。诚如前文所述，在镇压农民运动过程中，地方督抚乘机坐大，独揽地方大权，对中央决策施加影响，以至中央对地方控制削弱，尾大不掉之势已显。八国联军侵华期间，东南诸省督抚对清廷的宣战上谕阳奉阴违，置身战事之外，乃有东南互保之议，虽然此为西太后议和留下余地，但也增长了清廷对地方势力的疑虑，只是迫于内外形势，未敢有所举动。所以，作为清廷而言，试图通过此次新政，不着痕迹地重树权威，乃其秘而不宣之隐衷。清廷1910年2月7日颁布《法院编制法》的上谕中云：“……以前部院权限不清之处，即着遵照此次奏定名节切实划分……嗣后各审判衙门朝廷既予以独立执法之权，行政各官即不准违法干涉。”[6]于此已见端倪。职是之故，实力派的变法主张得到了在内外交迫下急于寻找出路的清廷的首肯和支持，认为“事多可行，即当遵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行”，[7]并责成二人“慎选熟悉中西律例者，保送数员到京，听候简派，开馆纂修”。[7]沈家本遂由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联名保奏，揭开了清末修律的序幕。沈家本一经奉旨修律，便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这一前无古人的事业中去，几年之内，进展神速，不仅率先废除了旧律中不合于现代潮流的酷刑和肉刑，而且在短时间内颁布或编订了大量新式法律，主要计有：1906年奏进《刑事民事诉讼法》(未通过)，1907年奏呈《大清新刑律草案》(1910年颁行)、《法院编制法》(1909年颁布)和《违警律》(1908年颁行)，1908年编订《大清现行刑律》(修改后于1910年颁行)和《商律》(次年奏进)，1909年颁布《国籍条例》和《禁烟条例》，1910年奏进《刑事诉讼律草案》和《民事诉讼律草案》，商部编订了《大清商律草案》，1911年奏进《大清民律草案》。自新律编订之日起，新旧两派之间的斗争就一直不曾停歇。如在制订诉讼法过程中，即发生了法理派和礼教派的激烈论争。地方督抚反对诉讼法颁布的重要原因是诉讼法一旦颁布，则必然带来司法机构的相应改革和调整，有可能触及实权人物的既得利益，从而削弱他们手中的权力。沈家本首先选择制订诉讼法作为“改变旧律、修订新法的第一着”，这首先是出于诉讼法本为中国传统旧律所无，且不涉及实体利益，阻力较少的考虑。同时也与沈家本认为中国刑狱冤滥，皆因缺乏程序性保障和制约，遂使贪官胥吏得以上下其手，出入人罪之故有关。他认为欲变旧律，“尤以刑法为切要”，而欲变刑法，须先从程序入手，“查诸律中，以刑事诉讼律尤为切要，西人有言曰：刑律不善，不足以害良民，刑事诉讼律不备，即良民亦罹其害”。但是，新诉讼法激起了地方督抚的强烈反对，其中以张之洞最具有代表性。张于草案奏进的次年即上《复议新编刑事民事诉讼法折》，认为：该草案“袭西俗财产之制，坏中国名教之防，启男女平等之风，悖圣贤修齐之教”。他认为新法应当与中国国情民俗相适应，量为变通。而且以中国目前情势，自司法官以至律师、陪审员、证人等，皆缺乏专门道德，只会使“讼师奸谋得其尝试”，“到堂陪审者，非干预诉讼之劣绅，即横行乡曲之讼棍”，如不顾中国实际，则新法只能变为具文，无补于事。[8]应当承认，尽管带有保守的偏见和利益的争夺，但张氏言论也确实击中了修律的要害，即过分注重引进外国典章制度而忽略了国情，在当时的中国，这样一部“时髦”的法律与依然故我的社会现实之间缺乏相融和契合的基础，这也决定了此次修律的最终结局。近人杨元济氏反思此次修律得失时，即认为“溯自前清变法之初，醉心欧化，步武东瀛，所纂民律草案大半因袭德日，于我国固有之民事习惯考证不详，十余年来不能施行适用。”这种说法在奏进《破产法》时达到了印证，当时户部与代表民间新兴经济势力的沪京钱商即在破产财产的分配次序上发生争议，致使新法废止。再如1908年志田钾太郎拟定的大清商律草案也由于农工商部以其直接抄袭日德商法，不合国情为由而未能通过。从某种意义上说，反对派的意见是对的，因为“中国名教”与西方法律的精神冰炭不能同器，“徒袭皮毛”的抄袭条文，其后果不幸被反对派所言中。这也是中国法律现代化的悲剧之源。三1902-1911整整十年间，沈家本在修律大臣任上直接主持和具体参与了修律的全过程，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精深造诣、对中国政治现状的深刻体察和兼收并蓄、变法救国的胸怀使他得以担负这一历史赋予的重任，并取得了巨大成就———尽管是短暂的和有局限性的。同时，沈家本个人的知识背景和素养不足以使他成为一位真正的法律变革运动的领袖他对西方法律的误读和认识的局限也直接影响了这场法律变革的气质和命运。1902年，沈家本与曾留学英伦的伍廷芳一起被任命为修律大臣，这种传统加西学的组合本身就具有象征性。沈氏出任修律大臣固是张之洞等人鼎力保举的结果，但也确实是众望所归的不二人选，在众多或激进或保守而不切实际的人中，他温和而不偏激，务实而不虚夸。更重要的是，他是这一领域无可争辩的专家，他对中国刑律造诣精深，在清统治集团中声誉早著。他一方面具备了中国传统律学的深厚功底，一方面又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难能可贵的是，他在痛感国家贫弱、民族衰微之余，能清醒认识到西方富强之源，主张“有志之士当讨究治道之原，旁考各国制度，观其会通，庶几采撷精华，稍有补于当世。”[9]他以日本为例，阐述变法的可能性、必要性和光明前途：“日本旧时制度，唐法为多，明治以后，采用欧法，不数十年遂为强国”。[10]他的学习西方是立于富国强兵的爱国主义愿望之上的。在政治立场上，他主张变革，同情维新派，对维新失败感到“惨矣哉，痛哉”，并总结经验教训在欲速则不达，中国数千年之积弊，非一朝一夕所能根除。因此，他倾向于渐进、温和的改革。他还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与新的异质文明的对接点，甚至认为中西法律之间形异而实同，即都贯穿着“仁”。他从仁这个沟通中西法律的精神支点入手，辩白变法并非以新法乱政，西法的要旨皆可为中国旧学所涵摄，“各国法律之精义，固不能出中律之范围。”[11]他鼓吹在中国实行法治，认为当今之世，“法治之说洋溢乎四表，方兴未艾”，[12]实行法治实是中国富强之根本。遗憾的是，尽管他认识到西方的法治原与中国法家不同，“申韩之学，以刻核为宗旨，恃威相劫，实专制之尤。”而“泰西之学，以保护治安为宗旨，人人有自由之便利”，[13]已经初步接触到了问题的实质，但他与当时许多主张变法维新的知识分子一样，对法治的认识还停留在表面和静态观察的层面，不能从精神本源的高度去认识和理解法治，从而就不能意识到法治与中国名教的冲突和对抗，进而也无法看清他领导的修律运动的死穴之所在。作为身处新旧交替时代的历史人物，旧的思想不可避免地要在他身上打下烙印，在主张兼收并蓄各国良法的同时，他又强调“旧不俱废，新亦当参，当能使新律融会贯通，一无扦格”，“当此法治时代，若但征之今而不考之古，但推崇西法而不探讨中法，则法学不全又安能全面通之，以推行于世？”[14]这里沈家本强调变法应适于中国国情，避免生搬硬套“以推行于世”固然值得赞同，但是何者当废，何者当参，沈氏既没有给出一个标准，也没有作出成功的实践。深厚的儒学修养和常年治狱的经历，使他保有对中国旧的法律传统的偏好和留恋，从而未能彻底摆脱传统思想的桎梏。这种进步性与局限性的并存，使其所主持的变法既超出了清廷的预期，在许多方面带有时代的先进性，同时又带有重大的缺陷和失误，在与传统分裂的道路上不可能走得太远。同时，作为一个务实的和怀有忠君观念的旧官僚，他深知能否获得清廷的支持是变法成败的关键，因此在立法意旨上也亦步亦趋，与之保持一致，而在实际修律过程中，往往屈从于守旧势力，不得不违心地做出这样那样的让步，变法得其人而不得其时，这是他的局限也是他的悲剧。尽管这可归咎于其个人认识的局限，但究其根本，则总归是由其所处的客观现实环境所决定的。四反思清末修律之得失，一个很方便的参照系是日本。鉴于日本近代法制变革的相对成功，我们不能不正视并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近代以来，日本与中国面临的挑战一样，变法图强的起点也相似，何以日本能藉明治维新一蹴而就，法律现代化之路看起来较中国平坦得多？问题的答案见仁见智，其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日本之所以能在短短数十年间跨入现代化国家行列，当得益于日本民族传统价值观念的优势，进而归结为海洋性国家与大陆性国家气质和经验迥异使然。这种说法固有所据，但似乎忽略了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这一决定性因素。其实，日本法律移植之所以顺利，首先得益于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条件的相对成熟，也得益于日本在移植外来文明的时候成功地对自身土壤进行了改造。传统日本虽与中国同属儒家文化圈，但其具体社会结构和发展道路却又具有自身的特点而区别于中国的具有高度同一性的礼俗社会。早在明治维新前夕，日本的社会结构发生一系列巨大变化：国内组织已高度商业化，各大名为保证物质供应而实行的“乐市”和“乐座”政策基本奠定了全国性的商品流通和供应格局并造成了体系间的紧张关系。商业城市大量涌现，出现了强大的商人和商业组织，如贩卖农作物的“藏元”、“诸仲间”(商会)、“问屋”(批发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到了巨大发展并日益渗入农村，加速了小农经济的破产和解体。作为旧经济体制支柱的武士阶层也发生质变。在政治方面，日本长期存在的二元政治威权(天皇名义下的幕藩体制)，导致天皇威福下移，地方分权得以发展，从而维新只需对既成事实给予承认即可，表面上看似勇猛激进、雷厉风行，实则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是新制度之组织加诸新经济结构长期的演化，而并不仅仅是少数人的卓越才干或是献身精神所能造成的奇迹。相较而言，传统中国虽经受西方文明浸润，但其为时既短，广度和深度亦自有限。一方面是少数大城市(如上海、广州等)的高度繁荣，另一方面，城市之外的广大农村却仍维持着千百年来的旧习。整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观念等各个领域，均不曾发生深刻的变化，以支撑起脱胎换骨的法律移植。尤其是，中国欠缺的是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启蒙运动，不曾经历类似于日本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波及全国的“自由民权运动”。也许，全民性的启蒙对一个国家政治法律的真正变革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今天回顾历史，将清末修律纳入整个国家现代化的视野之中来考察，应该能够总结出一些经验教训：其一，统治者的动机与目的，是制约任何政治法律改革成败的关键因素。清末修律是内外交迫之下统治者所做出的一种姿态，以作为挽回人心或是实践私利的应急性策略措施，并无真心贯彻的诚意。民族主义激情、个人野心和偏见掺杂其中，使得这场改革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显而易见，在这场由上层和少数知识精英一手包办的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型改革中，法律仅被视为一种器物，一种治理工具，这样建立起来的新法制自然缺乏基础和生命力，也难以获得普遍的接受和认同。同时，对变法动机的怀疑和法律工具主义的传统也导致民众对法律本身的正当性的质疑。其二，变法超越了时代的进程。法律作为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结构和现实生活的确认和宣示，它是向后看的，具有滞后性。而变法修律机械照搬西方制度，试图模仿西方数百年来动态演化的静态结果，以泰西资本主义之良法，移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实寓有以法制推进经济、政治改革，塑造现代化社会的深意，殊不知往往有本末倒置之害。在社会急剧变化的转型期，大规模立法建制，不但束缚了手脚，也损害了法律的权威和稳定性，进而危及对法制信仰的培育和养成。其三，变法失之仓促，在变法时机的选择和具体操作上操之过急，“数百年之旧说，千万人之陋习，虽极愚谬，积久成是”(杨深秀语)，决非一朝一夕所能轻易改变。以中国地域之广、人口之众，建法立制，更需深思熟虑、通盘筹划以求周全。而此次改革专注于典章制度而忽略人心风习，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忽视系统和配套改革，仅仅满足于表面上的冠冕堂皇，未能在基层结构中创造一种“各因素能相互交换的局面”(黄仁宇语)，在锐意革新的同时不可避免对于传统社会价值体系的留恋和回归。改革作为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虽有仿行立宪、官制改革相辅，但缺乏内在联系和呼应，虽各有成绩但无法在整体上沟通，中间颇多窒碍难行之处，或不合于国情，或拘泥于旧法，难收实效。以上三端，决定了变法乃至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命运从一开始就已注定，非人力所能挽回。在现代化仍然是中国发展的主要任务和现实需求的情况下，(依照我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部署，中国现代化的实现，当是本世纪中叶以后的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百年前沈家本所面的使命及其困扰，在今天依然摆在国人面前。今之学者，对百年前的这场改革虽评价不一，但对主持这一千年变局的沈家本及其同事们却不能不抱有某种超越时空的同情和敬意，分享着共同的焦灼、困惑和痛楚。西哲有云：“在一般法律方面，欲平衡一大国或社会，……乃极为艰巨的工作。任何人间才子，尽管博学多能，亦不能仅靠理性与沉思可以期冀完成。在此项工作中，必须集中众人的判断，以经验为先导，靠时间以完善之。在其初次实验中，不能超越发生的错误，须由实践中感到不便时加以改正。”如果缺乏一种广阔的历史眼界和对吾国吾人的真切关怀，那么对于吾辈学人而言，欲“踵武前贤，继续沈氏事业，实现法治于中国”[15]，恐怕也将是一种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吧？[参考文献][1]杨鸿烈.中国法律发达史.[M].上海：上海书局，1990.[2]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3]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二册)[M].[4]劝学篇•变法[M].[5]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二一)[M].[6]刘伟.清末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4)；王霞.地方督抚与清末法制变革[J]，人文杂志，2001，(4).[7]清实录•光绪朝[M].[8]李政.中国近代民事诉讼法探源[J].法律科学，2000，(6).[9]寄簃文存六•政治类典序[M].[10]寄簃文存•历代刑法考•新译法规大全序[M].[11]寄簃文存•删除律例内重法折[M].[12]寄簃文存•历代刑法考•重刻明律序[M].[13]寄簃文存•历代刑法考•法学名著序[M].[14]寄簃文存六•薛大司寇辞稿序[M].[15]梁治平.宪政译丛(总序)[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教练一词源于体育界，近20年教练技术成为欧美管理学界新兴的一门管理技术，我为大家整理的教练技术论文，希望你们喜欢。 教练技术论文篇一 教练技术在大学英语翻转课堂中的应用 摘 要： 本文介绍及探索如何利用教练技术，通过翻转课堂，为大学英语教学提供新方法，同时为教练技术的应用扩展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 教练技术 翻转课堂 大学英语 1.引言 随着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及运用，教育发生了观念性的转变，大学英语教学的模式变得越来越多样化。翻转课堂随着多媒体技术发展应运而生。翻转课堂教学理念及其教学模式于2010年被引入我国后，随即激起了众多教育者的极大兴趣，许多大学英语一线教师纷纷将其运用到课堂教学中，给我国教学改革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希望。翻转课堂的教学理念契合于当前最受欢迎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即大学生的学习应该以学生自学为主，在研讨式教学、课外学习中，学生的知识水平及综合能力得到较好发展。翻转课堂完全符合这种教学理念，不仅能够促进师生角色的转变，同时能够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和提升其综合素质，而且能够为这种理念的实现提供操作方案和流程，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有着较好的应用前景(汪晓东，2013：11)。 教师传统意义上的职责为传道授业解惑，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及教学理念的更新，仅仅凭借教师自身掌握的知识已经不能满足课程发展的要求。现代意义上的教师既要有传统意义教师的知识，还要掌握现代教师所需的技能，以及引导、指导学生学习的能力，也就是扮演好教师和教练双重角色。Andi Stix (2006：11-15)认为教师应成为“教练教师(Teacher-coach)”，其作用是充当学生的学习教练，采用教练的方法和模式指导学生学习，发掘学生的特长，激发学生的潜能，开发学生的智力，拓展学生学习内容的深度和广度。 笔者试图探索如何利用教练技术，通过翻转课堂，为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提供新方向，力争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2.研究缘起及概念 2.1大学英语教学之困境 由于大学英语教学往往受教学时间有限、教学模式僵化、教材内容局限和培养机制还够完善的限制，难以创造良好而完善的英语语言环境。学生在大学英语课堂上只会学不会用，渐渐产生疲惫、厌倦、枯燥、乏味等抗拒心理，严重影响大学英语教学效果，因此很难实现对学生全方位技能的训练培养与综合提升。 2.2翻转课堂指导大学英语 翻转课堂，就是把传统上课模式颠倒过来。传统上课模式为预习、讲解、习题、讲解;而翻转后的课堂模式为学习、答疑解惑、总结、活动、讲评，也就是课上课下相结合的上课模式。翻转课堂的引进，能够在保证实现“知识传递”及确保学生在完成大量语言输入的前提下，教师在课堂上与学生互动交流、答疑解惑，帮助学生完成“知识内化”。学生用英语表达的时间和空间都较传统课堂而言大大增加，能够实现良好的语言输出，有助于树立学生自主深入学习英语的自信心并实现自我满足感和成就感。翻转课堂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有着重要意义和广泛用途，是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方向与出路之一。 2.3教练技术在翻转课堂领域的应用 需要广大教师注意的是，课堂被成功“翻转”以后，若要保证课堂教学质量，就必须以学生能够切实有效地自主学习为前提。教练技术是一个融合了心理学、管理学、教育学等多学科理论基础在内的综合应用体系，它的本质是凭借教练技术方法与工具的运用，通过完善被教练者的心智模式及思维方式，培养激发其潜能，帮助其向内挖掘、向外发散，提高其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完成其自我实现和自我超越的系统思维方式及科学行为方法。教练技术与早期的“苏格拉底产婆术”和“启发式教学”有所不同，它以学生为中心，以认同和鼓励作为引导的第一步，激活学生的潜意识，寻求更多可能性，从而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3.教练式教学在大学英语翻转课堂中的具体运用 3.1教练技术引领教师角色转换 教练的职责并不仅仅是手把手传授技能，还要在适当时候传授基本知识并指导学生学习，做到课上解答，课下辅导，培养学生的自觉学习、自主动手能力。目前大学英语班级规模通常在50―90人(李桂荣，2013)，这就导致课堂上缺少师生及学生之间的互动，不利于在有限的课堂时间上组织开展小组活动等。翻转课堂的核心和关键之所在是以教师与学生之间互动交流为外在表现形式的“知识内化”，过程中，教师充当教练角色，充分重视和考虑学生的实际需要，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借助互联网多媒体辅助教学，基于各种任务设置的呈现、训练和产出模式，促进学生个性化学习方法的形成和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发展。 翻转课堂在实施教练技术过程中，教师和学生的角色都发生了双重变化。教师从原来“讲台上的圣者”转变成“身边的指导者”，真正成为学生知识内化过程中的“导师”;学生由原来“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知识的主动探究者”，真正回归为“学习的主人”这一最初本源。 3.2教练技术应用的细节 教练技术的应用过程应遵循法则。第一步是“同步”，在教练(教师)与被教者(学生)之间建立信任。在这个过程中，彼此要相互熟悉对方的沟通方式。在建立相似的沟通模式之后，彼此之间会产生一定的信任，有效沟通的概率会变大，使得学生放下面具和心防，教师对学生思维、情绪及行动的引领才有可能继续。 第二步是教师需要帮助学生厘清问题所在，探索并剖析问题，整理出解决问题的思维路径。很多高校教师运用教练技术开展课堂教学时，使用最多的工具是非常经典的逻辑层次图。逻辑层次图以待解决的主要问题为中心，随着身份、价值观和使命的不断挖掘，使学生从内而发地主观能动地找寻相关环境下的对应的行为，发掘自己相关能力，最后形成庞大的向上引导结构。 第三步即目标引领，可以用教练技术中的经典公式“Behavior=Potential -Interruption”即“行为潜力阻碍”引导学生实现最终的目标，这也是学生最有收获的过程。此时教师的引导并非帮助解决眼前的具体问题，而是引导跳出问题，从更广阔的视角看待问题，帮助学生坚定信念，激发挖掘学生的潜力，再反向识别当下问题及解决问题的可能途径，从而实现学习目标。 4.结语 作为新世纪的大学英语教师，我们需要探索以翻转课堂为平台，利用教练技术优化传统课堂教学模式，改进转换自身角色，不断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参考文献： [1]Stix，A.&Hirbek，F.Teachers as Classroom Coaches[M].Alexandria，Virginia：Association for Supervision and Curriculum Development，2006：11-15，26. [2]李桂荣，陈玉娟.高校教学班级规模适度性的追问与探析――基于H大学的实证调查[J].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13(1)：3-8. [3]雷丹.多媒体网络教学环境下教师角色的定位与构建[J].外语电化教学，2008(5)：51-56. [4]汪晓东，张晨婧.“翻转课堂”在大学教学中的应用研究[J].现代教育技术，2013(8). 教练技术论文篇二 教练技术在高校职业指导工作中的运用探究 摘要：伴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成为了目前国内外亟待商讨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而高校学生职业指导工作的开展在其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传统的职业指导模式已经无法满足日益变化的形势。本文以此展开讨论，探究教练技术在高校职业指导工作中的运用。 关键词：高校;职业指导;教练技术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迅猛，尤其是高等职业教育更是迎来新一轮的发展大潮。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如何培养和输送具有独立能力的，与社会需求相适应的人才己成为当今高校面临的紧迫任务。为了适应就业制度改革的需要，为了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高校职业指导工作必须进行创新。 一、传统职业指导工作模式 (1)高校职业指导工作现状 1.学校教育与职业定向脱节，缺乏行之有效的职业观念的教育。学校教育与生产实践、劳动就业相脱离的现象仍然存在。只管学生培养，不管市场需求，只管毕业，不管学生去向的学校还很普遍。在许多高校虽然成立了就业服务中心、职业指导中心等机构，但由于缺乏系统的、一体化的职业知识教育和正确的指导工作，学生缺乏关于社会分工及社会职业方面的知识，职业意识仍很淡薄，职业选择带有很大的盲目性。 2.学生获取职业信息的渠道不畅通。据统计结果显示，42.5%的学生将宣传媒介作为他们获取职业信息的主要渠道，家庭成员的影响、学校的职业指导分别列为获取职业信息渠道的第二、三位。这说明，当前学校的职业指导工作还没有完全到位，学校教育在帮助学生获取职业信息、形成正确的择业观方面的主渠道作用还没有真正发挥出来。 3.在已开展职业指导的学校中，人力和物力的投入十分有限，由于缺乏专职指导人员和系统的职业指导课程，职业指导工作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职业指导工作基本上并在学生处和人事部门，它们在为大学生获得社会职业需求信息，沟通学校与人才市场联系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在机构设置、专职人员配备、各种心理测量及信息反馈的手段方面还很欠缺。[1] (2)传统职业指导模式 职业指导老师 学生群体 成才趋势 目前针对高校开展职业指导的研究已经开展了许多年，成果也较为丰富。但是其存在的缺陷也较为明显。按照现行的职业指导模式，作为职业指导老师需要进行的是采用各种方式方法去拓宽指导的面，力求让学生成才趋势得到扩大。但是其中的弊端显而易见。作为指导者站在一个点，去辐射学生群体，对于目前的90后学生来说由于其本身的逆反心理较强，自我管理能力较差，这样的指导模式往往会流于形式，缺乏实效。[2] 所以目前大部分高校的职业指导工作无法满足学生日益变化的复杂情况，而对于现在的大学生就业而言，尤其是高职学生，每一位都需要仔细研究、个性指导，仅从整体上的指导已经不能很好地起到作用，因此强调陪伴式、“1对1”协助的教练技术在职业指导工作中的运用亟待研究。 二、教练技术在职业指导工作中的运用 教练一词源于体育界，近20年教练技术成为欧美管理学界新兴的一门管理技术，通过系统的、有策略性的互动沟通，它帮助被教练者的真正了解自己的内心感受，向内挖掘深层潜力，向外发现更多可能，从而明晰和成就渴望的目标。目前对于教练技术的研究主要从企业管理中的教练技术开始，逐步拓展到学校教育教学。[3] (1)引入职业指导工作中的教练技术 根据教练技术的主旨，提出符合当前社会趋势的职业指导新模式，即： 1.如何通过教练技术的运用，帮助学生拓宽成才趋势，提高学生的自我学习及创新能力，达到“授人以渔”的目的。 2.如何建立起行之有效的职业轨迹，使职业指导老师在指导学生的同时自身得到进一步的升华。 3.通过教练技术的指引，职业指导老师自身及学生得到提升的同时，如何建立起长效机制形成循环作用，扩大教练技术受用群体，使本模式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 (2)教练技术运用于职业指导的主要方法 目前，在教学过程中，教练技术逐渐被大家所运用。在教育中引入教练式教学，是指教师自动把传统的角色转换为教练式的教师角色，将教练技术中优化教学双方关系、调整心态、锁定目标、价值行动和优化人格等教练环节中的精髓部分借鉴到教学中来，最大限度地增加学生的学习动力，开发潜能，培育健全的人格，提高综合素质，使学生更好地掌握各类专业知识和技能，成为社会急需的技术型、应用型人才。 [4] 而在职业指导中，教练技术所起到的作用同其在教学中运用一样，它所需要发挥的正是“教练”的特质，即塑造能够让被指导对象有所发现的环境，通过帮助被指导对象处理自己的经验，从而形成在现实中可灵活运用的能力。在具体运用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5] [6] 1.以就业市场为导向，进行项目化设计，培养学生实践能力。 项目设计是教练技术的核心技巧，直接决定着指导工作的质量和效果。在对教练技术以及国内外职业辅导模式深入研究基础上，可以设计自我认识、职业环境探索、职业素养提升、就业技能学习四个大的主题。同时在这几个主题中，我们应当充分考虑到教练背景、经验的差异以及学生需求的不同，所以职业指导老师应该结合自己的经验及学生的具体情况，与学生共同商讨每次教练过程的具体内容。同时在指导的过程中运用诸如非正式评估、角色示范、现场模拟、个人分享等方法，将就业市场的标准化要求带入到高校职业指导的过程中，让学生可以在学校就能体会到未来就业所需要的各项要求，同时也可以提高学生在此方面的实践能力。 2.以人为本，激发学生自我发展的动机和能力。 “以人为本”，这是教育的基本准则。而在教练技术中，“以人为本”的核心原则就是激发被教练者的动机和潜力，使被教练者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也同样是大学生职业生涯教育的重要原则。因此，职业指导中的教练技术既不能越俎代庖，代替学生做决定，也不是知识灌输，“教”给学生各种能力;而是通过教练的引导、分享、示范以及场景设置等方法，激发学生的职业生涯意识，促进学生探索、思考自己的职业生涯相关问题，并能够采取积极主动的行动，内化成长，规划并实现职业生涯发展。 3.从实际出发，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地开展职业指导活动。 学校教育作为一种专门的社会机构，有明确的目的，能够按照社会整体发展的要求，有选择地传递价值观念和职业知识，是对学生进行职业理想、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教育的重要场所。而大学生的职业指导所关系的绝不仅仅是学生能否找到工作，更是关乎学生的成长成才、社会人力资源开发和优化配置、国家稳定和长远发展的重要问题。因此，发展中的大学生职业指导工作不能闭门造车，必须是一种开放的、社会的、实践的教育。这就要求我们要开阔视野，兼容并包，并要有效吸纳和整合包括政府、用人单位、相关机构以及学生自身在内的各种资源，使之既是受益者，也是教育的重要力量，各自发挥优势，共同参与到学生的培养工作中来。 总之，职业指导工作是一项全面系统的社会化工程。希望通过教练技术的运用，高校的职业指导工作可以更加规范化、科学化。同时让学生能够在这样一种方式下，更好更快地融入社会，实现人生价值。 参考文献： [1]杨伦琪.大众化教育下高校辅导员工作面临的问题及对策[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5(4)：75-77. [2]邹茹莲.高校学生教育管理机制探究――辅导员、班主任、班导生、导师四位一体管理模式的思考[J].沈阳教育学院学报，2007(3)：51-53 [3]西楠.团队中的教练式沟通[J].理论探讨 [4]殷猛.企业教练理论与外语教学“教练”理念研究[J].鸡西大学学报，2012(1)：84-87. [5]孙晓蕾.教练式沟通在教学中的应用探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6]李冬华.教练式教学在高职高专教育中的探讨[J].广州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8)：57-61. 看了教练技术论文怎么写的人还看 1. 教练技术学习心得感想范文3篇 2. 教练技术培训心得体会3篇 3. 教练技术培训心得3篇 4. 教练技术培训总结800字 5. 浅谈摄影研究毕业论文范文

什么样的 议论文 是好的议论文呢?学生总认为婉转、隐晦地表达观点的 文章 ,才是优秀的议论文。事实上,议论文最讲求的是简洁明了,用最简洁的话语表达自己的观点才是优秀的议论文。下面就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议论文 范文 大全，希望大家喜欢。

平平淡淡才是真。

如果人人都是一出折子戏，在剧中尽情的释放自己的欢乐悲喜，演绎着属于自己的人生。

心平气和地感受每一次秒针的跳动和心跳的脉动，何尝不是一种享受呢?

我喜欢安静的感觉，喜欢一个人在幽静的小路上独行，白天可以免费的享受日光浴，晚上又可以聆听风的气息，这种感觉岂不妙哉!

平淡点，再平淡点。

人生不需要凤冠霞衣来修饰，也不需要用艳丽的脂粉来点缀，人生就是人生，真正的人生是平淡的真。

我不喜欢太累的生活，把自己束缚在一个压抑的环境中，抽不出一点时间给自己做深呼吸。我只想平平淡淡地过，平平淡淡地享受生活，不想奢求太多，真的。

这种平淡，并不是指我没有抱负，没有对生活的热情和对未来的追求。我的平淡，是平淡在心上。

鄙陋没世当然不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平平庸庸和平平淡淡，概念完全不同。

人生本该平淡，并非平庸。

陶渊明的人生是平淡的，他远离世外的纷争与嘈杂，向往世外桃源平淡的田园生活，自给自足，闲暇之时赋诗几首;月圆之夜，把酒对歌，此等生活乃平淡之典范。这样的生活，我喜欢!

而像那样整天在官场商场上摸爬滚打，去面对他们的明争暗斗，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让人生不免抹上了一层拭不去的阴影，如果官场抑或商场失利，得不到你所想要的，你可能会堕落，让颓废来逐渐吞噬你的人生，让你鄙陋没世，试问这样的人生又谈何人生价值可言?

人生本该平淡，并非平庸。

平平淡淡才是真，远离世外的纷争与世俗，让你的心静下来，去享受平淡的人生，去感受人生的真，让你的心得到一方净土，做下深呼吸，感受生活的律动。

脱下凤冠霞衣，拭去艳丽的脂粉，大红的幔布闭上了这出折子戏。

“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一)

夜已经来临了，他和他的马儿孤寂地站在冰冷的乌江岸边，秋风撩起他散乱的长发，那张刚毅的脸上竟也写满了疲惫，他忆起年少读书时听叔父说的那句话：“为千千万万的人牺牲一个人和为一个人而牺牲千千万万的人同样是不对的，然而，你必须作出选择。”是啊，今晚是要作出选择了。他回看不远处的营帐，那里有他曾经的辉煌和如今的颓败，他不忍再想，只是轻轻地抚摸着身旁马儿的鬃毛，他看见马儿的眼角亮晶晶的，自己的虎目竟也有了发胀的感觉，连忙把头扭向了一边……

(二)

几十个人闷闷地喝酒，往日的喧闹，多了几分悲凉，他也是一言不发，双手捧着酒坛自顾自地喝，直至他将整坛酒喝光，才站起身来从旁拿出一个包袱。他走到酒桌前，从包袱里抓出一锭锭银子，放在几十个人的面前，然后挥挥手，叫他们各自去吧，便将脸别在了一旁，他听到身后一阵的叮当之声，仿佛觉得那被扔到地上的兵刃是砸在自己的心口。良久，他才慢慢转过头来，霎时便惊呆了，那落在地上的哪里是什么兵刃，竟然是一锭锭的银两，泪终于来了……

(三)

她对他说：“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他便看着她举剑抹向了自己的粉颈，他眼睁睁地看着，酒力发作，他已无能为力。第一次觉得那种颜色竟是如此的刺目，它曾经从敌人的脖颈中喷涌而出，而今竟染红了自己心爱女人的翠玉黄衫……混浊的泪水悄无声息地滑落。

(四)

他终于陷入了敌人的包围。他们个个使出了自己的全力，然而敌人仍像潮水般压了过来，当他被部将推攘着上了那只救命的小木筏时他虚吼了一声，将自己的战马拉上了木筏，静静地说：“来世，仍是兄弟。”便举起兵刃返身投入“潮水”中，透过层层血污，他看到那只木筏上的乌骓马竟跃进了无底的乌江，看到了身旁的兄弟一个个地倒下，他觉得无悔于自己的选择，他流着泪，含着笑举起了手中的剑……乌江岸边，洒遍了霸王的眼泪……

时间的钟表滴滴答答的走，高速运转的社会往往只留给了你极短暂的积淀时间。你只能在这短暂的时间内陷入沉默冷静思考，你可知往往正是这短暂的沉默决定了你灵魂的深度。

古人云沉默是金。强调深邃的思想，正是来源于那看似沉默的思考过程。寡言君子梅贻琦就是其中的典型。“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是梅贻琦奉行的箴言，率先垂范身体力行，他的一生可谓将这12个字发挥到了实处。身处政局动荡的多事之秋，梅贻琦淡定从容，既不蛮干激进，也不委曲求全，热血与激情沉淀在他的沉默之中，最终换来整个清华的盛况。

卢沟桥炮响前夕，抗日激情席卷了整个中国，血气方刚的清华学子更是将矛头对准了当地驻扎的军队。对军人入校做出过激之举的这一不理智行为致使驻扎军队于当晚强行进驻清华园。紧急关头，清华校务会议成员齐聚梅贻琦家，商量万全之策。不同于旁人的心急如焚慷慨陈词，梅贻琦向隅静默始终未发一言。正是这两三分钟的沉默，万全之策终于在梅贻琦的脑海中成型，最终保障了清华学子的安全健康，保证了学术的自由独立。

梅贻琦的沉默使他性格谦虚温和，从而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收获了持久的拥戴和尊敬。他温和如水淡定从容的气质铸造了一个时代的斯文，留下了让后人永远怀念和敬仰的大师人格。

同样，它的沉默使他在风云激荡的年代里始终保持清醒的认知头脑，做出正确近乎完美的决断。挽既倒之狂澜，扶大厦之将倾，勇敢果断地驾驶清华在惊涛骇浪中安然前行。

周国平 散文 中深刻剖析了沉默。在他看来，凡有志于探究人生真理的人，首要的功夫便是沉默，在沉默中面对他灵魂中真正属于他自己的重大问题。

三年的沉默带给楚庄王的是韬光养晦宏图伟业。他在沉默中运筹帷幄，在沉默中积蓄力量，“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他最终厚积薄发成就春秋霸业。

十年的沉默带给曹雪芹的是针砭时弊时代风骨。他在沉默中清醒认知，在沉默中剖析时局，以锋利刚劲的笔触掀翻了笼罩在晚清王朝之上的最后一层虚假外衣。

鲁迅曾说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是的我们往往只看到博学的人侃侃而谈，却忽视了他寒窗苦读的默默无闻;往往只赞扬潇洒自如的谈吐，却小瞧了正在沉默中酝酿的思考。

当生活的巨浪袭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沉默静守才能保持自己的清醒，因此沉默不是退让而是积蓄下一次奋起的力量，寻找时机迎来人生真正的辉煌。

丝瓜藤蔓与肉豆茎须长在了一起，小孩执意要将它们分开，而大人阻止了小孩的行为说菜是为了吃的。对于对任何事都充满好奇的小孩来说分辨丝瓜与肉豆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们想还事情一个真相。而对于只重结果的大人来说，能吃到瓜与豆才是最重要的。此处并非是想要讨论大人与小孩的问题，只是想借而表达大人与小孩思维的差别。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若视前者为形式而后者则可以视作是内涵。反复思索这个关于形式与内涵的问题之后，又回到“分辨”与“吃”的问题上来。若将这个问题放到柴米油盐的生活之中来说，我们便会由此想到其实形式并不重要，内涵才是一切的本源。

上世纪20年代，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徐志摩与林徽因陪同，当时的报纸报道：林徽因人面桃花，泰戈尔仙风道骨，长袍长须，加上郊寒岛瘦的徐志摩，犹如苍松瘦竹春梅三友图，成绝世佳品。但是，细细品味之后，会发现，我们的社会中越来越缺少这种“三友”

“三友”是什么?“三友”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的信义;是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超凡脱俗;是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儒雅修养。人失去“三友”，即便拾人牙慧，附庸风雅，也便不免落入俗套，成为俗人，因为这是流于形式的矫揉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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