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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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砖加点瓦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要统筹区域发展，加强对区域发展的协调和指导，有效发挥中部地区综合优势，支持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当前，在我国区域发展格局中，东部地区已初步形成以香港、广州、深圳为中心的珠三角城市群，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城市群，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环渤海城市群，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引擎。三大城市群正步入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成熟期，有其先发优势。在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推动下，以重庆为中心的城市群正在崛起，整个西部地区经济呈现集中、连片发展的势头，有其后发优势。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中，中部地区客观上承担了产业梯度转移和市场高效统一的重任，而且相对于东部地区来讲，交易成本较低，其作用日益突出。统筹区域发展，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有必要在中部地区尽快形成一个快速增长带，带动中部地区加快发展，使之更好地承担起承东启西的战略支点作用。建设以武汉为核心的城市圈，带动湖北和我国中部地区跨越式发展，进而促进我国建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使命，已经摆在我们面前。武汉是华中地区的特大中心城市，是东、西部地区资源、信息、技术等交流和交换的战略结点。建设以武汉为中心的城市圈，可以充分利用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集聚扩散功能，形成一个极化带，通过聚散效应，带动湖北及我国中部地区整体发展，更好地发挥承东启西、贯通南北的特殊作用，推进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和西部地区的开发建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这对于湖北、武汉的振兴，对于整个中部地区的腾飞，对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协调发展，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圈的形成，有赖于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武汉城市圈是以武汉为中心、由武汉与周边城市组成的经济联合体。它不是行政区划的概念，而是经济联系的范畴。建设武汉城市圈，最关键的是要摆脱计划经济的思维定势，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利益为纽带，以企业为主体，整合资源，实现共赢。以市场为导向，就是按经济规律办事，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促进产业在区域内合理布局，要素在区域内合理流动。以利益为纽带，就是建立合理的利益分享机制，使各地都能从区域合作中获得更大的利益，实现共赢。以企业为主体，就是发挥企业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主体作用，以企业的扩张带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同时，政府在武汉城市圈建设中也不是无所作为。区域内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性障碍需要政府来解决，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整合需要政府来推动，跨行政区域的重大项目需要政府来协调。因此，我们主张以市场为导向、以利益为纽带，采取“市场主导、企业主体、政府推动”的模式，建立城市之间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加强城市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推进武汉城市圈的建设。建设武汉城市圈，核心是提升和发挥中心城市的聚散功能。中心城市的形成有其客观规律。中心是针对周边而言的，没有周边就无所谓中心。一个城市要成为区域经济中心，必须具备很强的集聚和扩散功能。在这一点上，武汉显然还有不小的差距。“九省通衢”的武汉，区位市场优势明显，科教实力雄厚，产业基础较好，自古就是地区经济的中心。然而，在改革开放、加入WTO的新形势下，武汉的传统优势在逐步减弱，总体聚散能力在逐步下降。在南有广深、北有京津、东有沪宁这些迅猛发展城市的有力竞争下，武汉传统辐射范围内的城市正呈现“离心”现象，武汉有被边缘化的可能。因此，在构建武汉城市圈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把不断增强城市聚散功能、强化中心城市“极核”作用作为首要任务来抓。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构筑差异性竞争优势，大力推进区域性金融中心、商贸中心、科教中心、信息中心、物流中心建设，强化对周边城市的服务功能；大力推进现代制造业基地建设，培育支柱产业，促进产业升级，强化对周边城市的产业辐射功能。通过聚散功能的发挥，把更大范围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聚集在一起，又通过这种功能把这些资源辐射到周边，从而加强区域内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好地发挥武汉在城市圈建设中的带动作用。

我 国经济建设议案论文伴随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的政府职能转变蕴含着两种类型：一是改变管理方式和手段，政府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主体组织的地位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二是政府退出作为经济资源配置主体的地位，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为以社会事业为中心，GDP、财税增值率等并不成为考核政府政绩的直接指标，相反，过去未引起高度重视的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项目，如安全、就业、保障、环保等成为评判政府业绩的主要尺度，以人为本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理念得以真正贯彻。 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政府职能的转变基本上属于第一种类型。转变的重点是：政府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过程中，积极引进市场机制，并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同时，改变政府运作经济的方式，即从直接管理为主转向间接管理为主。由于这一转变适应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因而带来了国家面貌的显著变化。然而，即使是第一种类型的政府职能转变，也不能估计得太高，只是处于初级阶段，转变的任务仍然十分繁重。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只是处于启动阶段。从主观上看，观念的转变明显滞后。如果不是仅仅看宣传口号，而是深入体验上下群体文化，在一些地区，不仅计划经济的观念、行为方式，而且封建意识、积习依然根深蒂固。从客观上看，企业素质差、市场欠发育、适应市场经济的管理人才严重缺乏等等，可谓政府职能转变步履艰难。因此，总体而言，第一种类型的政府职能转变目前还是我国政府改革的艰巨任务，政府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体之一的角色在大部分地区暂时还难以根本改变。 着眼于经济运行的现实，目前政府转变职能应更多地表现为分阶段的理性退出。即：(1)退出企业生产经营活动；(2)退出经营性投资主体地位；(3)退出消费采购者身份(政府采购通过市场组织实现)；(4)退出产业调节者角色等。目前，以上四种退出尽管总体上均不尽如人意，但相比较而言，第一、二种退出力度较大，并且在不断深化和规范。第三种退出也在逐步推进。如国务院已颁布《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决定》，明确提出，政府投资主要用于关系国家安全和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经济和社会领域。即使是对投资项目的审批，也明确规定：对于企业不使用政府投资建设的项目，一律不再实行审批制，区别不同情况实行核准制和备案制。困难最大的是第四种退出，现在总体上还未提到议事日程。客观而言，这里体现着如前所述的发展阶段制约，目前若各级政府均退出产业调控极易导致经济发展受到影响甚至衰退的后果。 三、“又好又快”发展的文化生态 无论是适度、持续的增长，还是产业升级和制度创新，从更深层次去观察，均离不开文化的重塑，这至少包涵：理性文明的消费文化；激励、支撑的产业升级文化；促进改革的制度文化。 1.理性文明的消费文化。自1998年以来我国历次宏观调控过程中，反复强调着一个要求或目标：扩大最终消费需求。这至少发出两个信号：一是决策层已将立足于内需，尤其是立足于消费需求作为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长期、根本的战略；二是“消费不足”已经成为困扰经济发展的顽症。 “消费不足”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导致的因素无疑是多方面的，可从经济制度构建、经济政策设计去寻思对策，但文化影响更为深层。制约消费的文化影响至少体现在信仰影响、人文影响、时尚影响、变迁影响、节俭影响和情绪影响6个方面： 消费支出中的信仰影响具有普遍性。信仰是社会稳定发展的伴生物。从百姓的视角看，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对精神生活的需求也愈来愈高，其中就内含着信仰支出提升的趋势。因此，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信仰消费始终是增量，在这里，若消费不足只是表明缺乏科学引领。人文影响主要表现为受人的自身素质提高和传统文化以及普适性人文关怀制约所派生的消费行为。首先，社会发展对人的素质提出愈来愈高的要求，其中文化素养越来越受到重视。人们不仅在教育孩子过程中更加注重文化支出，培养人文情操，自身在生活工作中也逐渐增加文化消费，并将此视为提高生活质量之必需。其次，传统文化被视为民族精神和道德传承愈来愈影响人们的消费行为。如民族风俗消费等。此外，随着文明水平的提高，社会人文关怀的消费支出也不断上升，包括在社会慈善、扶贫、帮学等各种捐助过程中日益增长的各类消费。时尚消费是一定社会群体相对稳定的消费倾向。消费中的时尚实质上是一种精神现象，因而时尚消费归根到底是文化消费。时尚消费一般具有审美性、跟从性和弃旧性特征。审美性展示对消费美感的创建和引领，如着装中的“款式”变动与人们对美的追求息息相关。在这里，着装样式实际上成为一种价值符号，既体现时代对美的理念赋予的新内涵，又展示人们在生活中对美的创造行为，因而是人类文明演进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跟从性是指时尚消费群体中存在着不具有独立审美意识和自我审美标准的人们，他们的时尚消费是“随行就市的”。弃旧性是时尚消费标志性特征。时尚只有在弃旧中才能得以体现。时尚性消费总是使特定时空中的消费品成为“过时”，并使其价格明显下降。与此同时，新一轮的时尚消费物予以替代。变迁影响是指随着消费水平、消费层次普遍提高而产生的消费压力 2.激励、支撑的产业升级文化。转变发展方式，推动产业升级是否需要特定的文化生态？这往往是经济学人忽略的。其实，支撑产业升级的文化生态至少涉及民族精神、知识产权观念、品牌意识等。这里仅就民族精神作些讨论。 民族情结、国家意识，这是目前世界各国普遍具有的精神现象，对于无国家意识或相反者至少被认为是另类。当然，极端的民族主义从本质上看也是对理性国家意识和民族精神的背叛。因此，这里存在着介于两种极端意识(国家、民族冷漠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之间的理性国家与民族精神。这种精神至少包括以下特征：其一，具有爱国主义的激情。说到底，激情来自于发自内心深处的“爱”，它警示劣根，但包容不足；它期盼国家、民族能融入世界文明，能在世界文明前进的进程中步步赶上甚至走向前列，并能为此而牺牲自我。其二，在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利益的前提下，选择符合法制，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判断和行为举措。 所谓群体意识，即指对于某种行为的判断并非是个别现象，而是被多数人甚至是绝大多数人认同。认为某种行为方式发生对于维护国家、民族利益总体上是有益的、必须的，即使在特定时期民众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因此，就爱国主义、民族精神而言，判断是否属于肯定的领域，有无群体意识特征是重要的标志。 时代性往往与国家意识、民族精神表现形式相联系，如封建社会的时代性通常表现为反抗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农民起义反抗封建统治。当资本主义的列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通过经济行为表现爱国主义、民族精神成为主要状态，如贸易保护、国内主要产业和市场保护等。与此同时，民众自发地通过消费选择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逐渐成为重要的形式，尤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在国际竞争中常常居弱势，爱国的民族情结与经济活动、产业发展更加紧密地相连也在情理之中。 3.促进改革的制度文化。转变政府职能固然是推进改革的先决条件，但不是改革的最后目标，深化改革的重点就在于真正建立并能予以实施的一系列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然而，无论是制度的建立，还是制度的实施均离不开文化的支撑。以现代企业制度为例，之所以自1993年提出，历经15年艰苦探索，至今依然不能到位，重要根源之一就是深层的文化障碍。以公司制为典型形式的现代企业制度并非土生土长于中国，而是起源于欧美。1600年建立的东印度公司是其最早的组织形态。出资人在外，依靠职业经理人代理经营所依托的文化只能是法治文化、公开透明文化以及诚信文化等。恰恰是这种制度文化在我国确立十分艰难。 从更广阔的视角看，制度与文化本身就不可分割，制度改革与文化创新无法脱节。无论是领导体制、组织结构还是管理制度，从与文化的内在联系观察，可用三句话来表达，即基于文化、表明文化和体现文化，因而在制度构造时，必须考虑相应的文化对应和水准。基于文化意味着制度构筑于特定的文化土壤之上，不同的制度依托于不同的文化背景。表明文化是指具有创造性的制度本身就是文化的重要成果。文化本来就内含着制度文明。制度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而变更或调整、完善的轨迹就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过程，也是社会整体文化前进的象征。体现文化强调制度的任何一个部分都能展示理念，设计制度时，必须考虑文化理念的整体配套。 结论 从“又快又好”转向“又好又快”，这是共和国历史上发展观深刻演变的产物，展示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经济建设道路。经济适度持续增长、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经济体制日臻完善是这一道路的集中标志，而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则是：理性文明的消费文化；激励、支撑的产业升级文化和促进改革的制度文化。为此，举国将面临充满希望而又前无古人的尖锐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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