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学位论文

试辛弃疾对豪放词的继承和发展 词自产生以来，似乎就掉入了脂粉堆里：专事刻红雕翠，描眉画目。言辞华艳浮靡，香软浓腻。北宋范仲淹的《渔家傲》，呈现出慷慨悲凉的格调，成为豪放词的先驱。至苏轼以诗入词，扩大了词 题材，开拓了词的意境，使词走出了闺情和旅思的樊笼，达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意概》）的境地，词从花间樽前步入了广阔的社会人生。苏轼之后，铁板铜钯，继东坡高唱“大江东去”的代表人物当首推稼轩。辛弃疾词的风格源于苏轼，但由于时代的剧变，使稼轩的词走上了雄奇跌宕，豪迈奔放的道路而具有另一种风格，入词的题材也更加广泛，表现了词人匠心独运，卓尔不群的高人才华和创作方法、写作技巧，驾御语言方面的独到之处。 稼轩的词获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就，是与他非同寻常的生活经历密不可分的。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而是具有雄才伟略，可以出将入相的人物。23岁时，即“壮岁锦旗拥万夫，锦谵突骑渡江初”，仅带数十骑，突入五万人的金军大营，活捉叛徒张安国，率军南归而被委任为江阴签判。但此后，或赋闲散居，或沦为下僚，天生英才却无处可用，只好将一腔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寄托于吞吐八荒，独立浩茫，“横绝六合，扫空万古”（刘克庄《辛稼轩集序》）的诗词中，从而将苏东坡创立的豪放词，进一步发扬光大。 苏轼是豪放词的代表人物，是豪放派的基石。他用词来抒发政治报负，塑造英雄人物，描写祖国的万里江山，并以诗入词，打破了缘情与言志的界限，使词发展成为即可言情，又可言志，亦庄亦谐，庄媚兼有的文体，提高了词的品格。苏轼的词诚如李清照在《词论》中所说，具有“句读不葺之诗”的特点，但“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裁剪以就声律耳”（陆游《老学庵笔记》）。这种做法，突破了词律的束缚，使词更具有表现力，更加灵活。辛弃疾在苏轼的基础上，又将豪放词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促成了宋代词坛豪放与婉约两派分流和双峰并峙的局面，且影响深远，直贯元明清。辛词对后世的巨大影响，是与辛弃疾对豪放词的巨大贡献密不可分在词的表现内容上，辛弃疾继承发展了苏词的传统，并超越了苏词。苏词突破了爱情，离别和羁旅的樊笼，以词来书写报国的豪情壮志，农村恬淡的生活和贬居的无限感慨。辛弃疾则更加自觉地开拓创作视野，提高了词的社会功能，特别是集中突出地表现了抗金斗争，并以此作为词的主体。在词中，作者高呼“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调歌头》“千里渥洼种”），要“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高唱“马革裹尸当自誓 ，娥眉伐性休重说”（《满江红》“江水东流”），作者在词中，贯注了对国事的热忱和对抗金的关注。这在词史上，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如果说苏词抒写的爱国情感，只是涓涓细流，那么辛词抒发的爱国热情，则如汪洋大海一般，汹涌澎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