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啥啥不活
对于当今社会的文学作品而言,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其特征。外国文学作品不仅孕育了外国文化,同时也推动了外国文学走上巅峰。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外国文学史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新课改要求突破以往一成不变的教学理论,在文学阅读教学的革新中可以增加对外国文学的多角度解读。本文以接受美学为基础,着重讨论这一理论对外国文学阅读教学的影响,并提出教学关键所在。
关键词:接受美学;经典文学;阅读教学法
引言
接受美学的核心在于以读者为基础,它是以读者的接受为根基产生的文艺理论。这是一种全新的具有时代性的文艺理论,它的出现改变了“以作者为核心”的传统文艺理论模式。该理论传入中国后,必然会改变我国文学阅读教学的现有模式。而实际上,这种文艺理论在我国很容易被接受。中国的传统美学向来注重内敛含蓄,这种美学观点在国画里的体现是意蕴幽深的“留白”,在文学理论中的体现则为“言在此而意在彼”。中国传统美学中的含蓄美与接受美学的内核有十分契合的地方,这就为其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良好的“民间基础”。一类理论是否可以被一个国家文化所接受,关键之处是其能否真正的本土化,而接受美学就有了这种本土化的良好基础。所以,该理论成为指导我国外国文学教学的重要理论也是时代发展需要。[1]
一、外国文学阅读教学以接受美学为基础的必要性
接受理论是一类以读者为重点,关注阅读接受的文学理论,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成立。该理论产生的根基是现象学与解释学,它是以读者的接受为根基产生的理论。这一理论将读者看作文学作品的重要构成之一,其内核是将文本观点从创作者——作品转移至文本——读者,从而凸显读者“阅读”对于文本含义的构建作用。该理论首次从本体论的角度指出了长期以来都被众人忽略的读者和其阅读接受的问题,并且肯定了作品是作家和读者一同完成创造的。这一理论从读者对文本的“接受”历程来看待文学作品,此处提到的“接受”并非大众以为的被动接受,实际上这一种“接受”是指读者将作品看作给予的对象,将其“占为己有”。读者首先要接受活动,然后进行再创造,凭借自身想象力对作品进行加工,然后将作品中潜藏的能量释放出来的过程。[2]这种行为不是被动的接受并且吸收,其真正意义在于读者在阅读的时候积极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进行想象与再创造。这一理论强调的是读者在阅读理解的历程中对文本产生的关键性影响,可以说该理论的最大意义是发掘了读者的作用。接受理论弘扬的是人文主义的精神品质,其凸显的是面对读者的开放性思维,凸显了个人的主体特性,而这些都是以往阅读教学当中的不足之处。
二、接受美学对外国文学教学的影响
(一)鼓励学生从多元角度解读作品
接受美学把读者放在首要地位,并且着重凸显阅读时的过程和感受的意义。在学生阅读作品的时候,同时也是对审美、历史与文学的整合过程。传统的教学思路是把外国小说当作典范进行学习,这对学生而言,限制了他们的学习热情,无法展现学生自身对于作品的再创作。在阅读时,学生与作者及文本是在同等的地位上展开对话的。学生对文本产生的困惑,利用其自身的经验与视野糅合了文本历史中的异域视野,这对他们而言,可以很好地提升自我修养与理解力。理解文学作品并非强迫人们接受文字信息,在文本可以给当代解读留下空间的时候,文学作品才能够永葆活力。学生就是当下的解读者,他们把过去的作品从被人遗忘的角落捡起来,而作品又反过来给人以新的启迪,促使他们提升自己的理解力与素养。[3]从马斯洛需求理论的角度来看,如果学生的低级需求在学习时无法被满足,在接下来的学习中就难以再生出对于求知审美的高级需要。学生在高校求学时正处在自我意识的独立时期,自尊心也强于以往,他们可以对自己展开深入合理的自我评估,因此,被区别化对待与被尊重对学生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心理需求。接受美学给了学生们充分的自我展示的舞台,让他们可以从传统的墨守陈规的文本解读中挣脱出来,让他们可以积极地把自己的经验与文学作品关联在一起。这种教学可以充分地激发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让他们参与到文本的多元化诠释当中。
(二)推动教学目标更好的达成
接受美学要求学生将自己的生活与体验融合在一起,要求学生挣脱文本的束缚,从而给文学作品注入新的内涵,这些要求对于实现“多元化教学目标”十分有益。传统的外国文学教学只关注作者与作品背景,着重于解析作品的内涵与创作方式。多元化教学目标则要求在教学时需要多方面的提升与完善知识储备、过程方式与价值态度。为了更好地完成教学目标,需要将文学生活化,解析的重点要转移到人类学的样式分析。[4]这就需要从作者以外的历史和社会背景来思索文学作品的创作。只有生活化地体会文学作品的内涵,才可以实现与学生个体经历的完美对接,这对于全面提升学生在生活领域的思考能力,对社会问题的理解深度与行为能力都很有帮助。在实践学中,老师可以利用接受美学的视域,促使学生充分激发出自己对文学和历史的观点,从而让他们体会历史并非客观精神的连续发展。他们会发现自身的解读对文学发展的作用,并积极加入到这种自我创造与开创历史的过程中。学生们将领悟创作文学作品并让其得到广泛传播,时代因素可以造就一部经典文学。所以还需从历史的角度对作品展开多元化的诠释,深入发掘这部作品在当代的意义。让学生和作品与生活、社会之间的关联进行深入解读,这对提升其文学素养与对作品的解读能力很有帮助。
三、接受美学理论在教学中的运用方式
(一)充分解释作品中的多样化特点与一致性特点的关系
在现实中,文学结构里不存在完全的自由,这点在阐释外国文学作品时同样成立。此时就要在作品的多样性与一致性间寻找平衡。在解读过程中,可能有时候一致的情况多点,也可能多样的情况多点。要以创作者的立场为起点,意识到其在创作时就已经设置了“隐含读者”的位置,即创作者已经提前预估了各类读者可能对作品做出的诠释。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读者也需要设定出创作者的位置,依据其给出的预定条件进行再次创作,即想象。这个过程中,作者地位不会比读者高,或反之,这是一种平等的对话过程。进行多样化阐释的基础是作品中预留的空白和未定点,只有作品中留给读者想象与再创作空间才有利于进行多样化解释。但在阅读过程中,读者得到的所有信息均为文本所提供,即作品已经设定了阅读目标与可以采取的思考路径,能做出怎样的阐释实际上是作品本身已给出范围,所以作品的客观属性通常会限制人们的多元化解读。老师应对教学理论进行深入理解,在教学过程中规避出现技术功利主义的情况。[5]外国文学作品阅读课的意义阐释包含三个方面,分别是创作者设定的意义、结构和语言等本身的意义,还有读者参与理解的解读意义。对作品诠释的“一元”与“多元”可以区分不同的诠释层次,基础层面是对创作者设定的主题、结构和语言等本身的诠释,发展层面是对读者参与理解的解读意义,这是读者加入自己的理解后得出的衍生含义。以接受美学为基础解读外国文学作品时,应该将这两个层面结合在一起。
(二)协调学生再创造和教师的主导作用的关系
在授课时,相较于老师的讲授,学生是客体,相较于学生的学,其又变为了主体。但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老师应处于主导位置。两者的关系与接受美学中创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存在类似之处。相同的是,两者是平等对话的关系,不同点是,授课时老师为了达成教学目的需要加入其额外的意图。教学时,师生之间的讨论对作品解读十分有利,而在阅读时,创作者和读者之间则是一对一的联系。这要求教师要协调好各方的关系,让外国文学教学有序开展。
(三)创设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与感受力
创设情境是教学中一类常见的导入形式,用在以接受美学为基础理论的外国文学作品阅读中十分合适。单独使用这种方式通常无法达到最好的效果,一般老师在教学时还会使用多媒体导入或形象叙事导入等方式。创设情境导入可以更好地激发学生利用自身生活经验进行理解,同时给对作品的整体感知与视界融合打下基础。例如,在教授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时,可以播放影片让学生观看和海洋有关的内容,同时让他们到海洋馆或自行准备阅读资料做好理解准备。在创设情境的时候,老师要充分了解学生的经验,并且控制好情境与其经验间的适应度,以课本主题为基础,不可以让人感觉太熟悉也不能太陌生。除此之外,还可以利用别的课程资源帮助教学。例如,上课之前播放《老人与海》的动画短片,利用其帮助交代文本的背景。课后也可用同样的方式播放与文本相关的动画,让文学作品与动画相互关联,帮助学生加深情感体验。[6]在授课的初始阶段,学生就需要在整体上很好地了解文本内容,在解读作品时如果碰到疑惑再予以深入解析,这样的过程可以帮助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因为课堂上选择的教学文本大多是外国文学作品的节选或是短篇小说,所以学生对于文本的整体感知就十分关键。学生在阅读时要创建一个结构上较为封闭的整体去体会文本内容。需要细心体会作品中的每一个场景、角色与细节,包括每一个情感的末梢,表现方式等。课堂上选择的不同作品可以让学生体会到不同的内容。例如,《娜塔莎》的文本节选,学生在阅读每一段对话时都可以体会到作者情感上的各种细微的改变,要让学生对这些改变进行合理的描述。在教授《清兵卫与葫芦》时,他们体会到的是作品利用矛盾推进故事情节,在《墙上的斑点》中,他们可以感受到的是其以点带面的意识流表现方式。上述内容都不需要经过老师的讲解,学生通过阅读就能体会到。
四、结语
以接受美学理论作为根基的外国文学阅读课程,给学生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解作品的角度。该理论着重于以学生作为教学主体,提倡的是平等自由精神,它激发学生对文学作品进行多样化阐释,以此培养他们的理解力与文学素养。
参考文献
[1]冯广艺.语境适应论[M].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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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文学教学中,审美教育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审美教育的开展能够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当前,高校开展外国文学教学时,已经充分的认识到审美教育的重要性,并且在教学中注重审美教育实践的进行。在本文中,首先介绍了高校外国文学审美教育的必要性,接着分析了外国文学教学审美教育的方法,旨在提高外国文学教学中审美教育的有效性。
关键词:外国文学教学;审美教育;教学方法
前言
实质上,审美始终贯穿高校文科课程教学的始终,文学作品的欣赏、语言运用的分析等均是在进行审美教育。文学作品来源于生活,是对生活和艺术的描述,尽管并不具备直接的审美特点,但是文学作品具备自身所特有的审美特点。外国文学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必修课,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向学生传授外国文学知识,还应该进行审美教育,提升学生知识水平的同时,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
一、外国文学审美教育的必要性
高校外国文学教学中开展审美教育具有非常强的必要性,这可在审美教育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功能中体现出来。通过审美教育的开展,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在教学的过程中,学生不仅可以对外国的文学史、文学理论等有所了解,同时,还可以锻炼文学作品的审美能力,在外国文学作品中,可以体现出西方社会当时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在审美教育的作用下,可避免消极影响侵蚀学生[1]。在审美教育的作用下,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可以得到提升,所谓创造性思维,是在对长期经验的归纳、总结以及逻辑分析基础上形成的,属于跳跃式的思维方式,属于“直觉”范畴,而审美活动同样以“直觉”为中心,利用主观的感受对审美对象进行感知,最终形成审美观点,外国文学教学中,审美教育实施的过程可锻炼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促进其提升。由此看来,高校在开展外国文学教学的过程中,审美教育有利于提升教学效果,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具有而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外国文学审美教育的教学方法
(一)在作品中感受美
依据外国文学教学大纲的要求,学生需掌握的外国文学作品数量比较多,短暂的大学时间无法达成教学大纲的要求,对此,教师应该指导学生学会正确的阅读,系统的对外国文学作品进行学习,并在学习中重视作家个性及流派特征的学习与分析,从而真正的实现带着审美的眼光欣赏和学习作品。新生入学后,教师将外国文学作品必读书目印发给学生,并逐步的指导学生学会阅读,在阅读的过程中,感受作品的美,如作品的情感美、人格美,从而实现审美的迁移,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
(二)在作业中创造美
在学生的阅读中,课外阅读笔记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能够激发学生的审美灵感。学期开学后,教师依据学生实际的状况,规定学生需要阅读的作品数量,并形成阅读笔记,教师并不对阅读笔记进行命题,而是由学生依据阅读的书目自行撰写。对于学生的课外阅读笔记,教师应该认真的批改和讲评,并挑出优秀的作品在学生中穿越,这个过程中,教师不仅可以了解学生的审美能力状况,还可以锻炼学生的审美能力[2]。此外,还可以针对具体的作品指定学生写作小论文。通过课外作业,让学生在完成作业的过程中创造美,增强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提升审美能力。
(三)在课堂教学中提升审美能力
在现代教学中,讨论教学法是比较有效的教学方法,通过讨论教学的开展,可以促使学生全面的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提升教学效果,同时也可以激发学生的思维,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外国文学教学中,审美教育的开展也可以利用讨论教学法,讨论可以针对整个作品来开展,也可以针对作家、作品中的某个人物、运用的某个词汇等来进行讨论,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学生的学习兴趣并充分的激发出来,还可以充分的调动学生的思维能力,锻炼审美水平[3]。如在进行巴金《家》的教学时,教师可以针对心理描写词汇进行讨论,可以针对高觉新这个人物进行讨论,讨论中,学生的审美能力得到有效锻炼。
(四)利用多媒体陶冶学生情操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教学手段越来越丰富,并广泛的应用在教学中,有效的弥补了教师力所不能及的地方。在进行审美教育的过程中,可充分的利用现代教学手段,如多媒体、电视、音响等,展示出与外国文学作品相关的视频介绍、作品插图、精彩片段、改编的电影、配备的音乐等,让学生直观的感受作品中的美,进而在心中产生认同感与好奇心,在探索的过程中发现美、体会美,最终实现审美能力的提升。
三、结论
综上所述,在外国文学教学中,通过阅读作品、讨论教学、课外作业等多种方法,有效的渗透审美教育,从而促进学生审美能力的提升,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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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当代审美主义文艺思潮的历史文化语境弥 沙1,李育红2(1.东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30;2.渤海大学中文系,辽宁 锦州 121013)[摘 要]审美主义是中国当代文艺的主潮,它以审美为文艺的最高价值和本质,确立了一种审美主义的文艺观。不仅如此,它还将审美主义从一种文学观念提升为一种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它既是我国当代文艺潮流的一种转变,也是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一部分和重要表征。它带来的文艺转型和文化转型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一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对极左文艺思潮的反拨,一是改革开放后西方审美现代性的制导。这两种历史文化语境深深嵌入当代审美主义文艺思潮的机体,使它表现出巨大的历史合理性,但同时也存在较为严重的历史局限。[关键词]审美主义;文学工具论;文学审美论;现代性;审美现代性[中图分类号] I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3541 (2008) 03-0034-05On the Historical Culture Context of the IdeologicalTrend of Literature and Art of Modern AestheticismMI Sha, LI Yu-hong(1. College ofHumanities, Northea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30;2. Department of Chinese, Bohai University, Liaoning, Jizhou 121013, China)Abstract: Aestheticism is the main stream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art, and it takes aesthetic as highest value and substance ofliterature and art. Furthermore it improves the viewof literature toworld view, the viewof value and philosophy. Itwas not only the changeof Chinese modern trend of literature and art, but also the part and important signal of Chinese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t brings the transfor-mation and the historical literary context: one isthe criticismto extreme leftist literary and artistic ideas; two isreferringtowest aesthetic the-ory. The two historical cultural contexts inset the body of modern aestheticism deeply, and showed great historical rationality, but it has theserious limitation of history.Key words: aestheticism; the theory of tools of literature; literary aestheticism; modernity; aesthetic modernity审美主义文艺思潮是我国当代文艺思潮中出现较早,渗透面较广,影响力较大的一种文艺思潮。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当代中国快速的现代化进程,具有中国特色的审美主义文艺思潮萌生并迅速发展壮大,压倒了政治化的革命文学,成为我国当代文艺领域中的主流。这种文艺思潮的核心观念,强调文艺的审美独立性、自律性,以审美为文艺的最高价值、最高本质。这种文艺观念渗透于当代文艺活动的各个方面,并成为我国当代文艺理论研究、文艺创作、文艺批评的最高标准、唯一标准。审美主义文艺思潮,不仅确立了一种审美主义文学观,还将审美主义从文学观上升为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因此,它既是当代中国文艺潮流的一次转变,也是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一部分和重要表征。因此,深入分析中国当代审美主义文艺思潮产生的语境,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这一文艺思潮的性质。中国当代审美主义文艺思潮最直接的文化语境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对极左思潮的拨乱反正。审美主义文艺思潮的兴起是作为对我国文艺极端政治化、泛政治化的极左文艺思潮的强有力反弹而出现的。而从更大的范围和长远的历史发展状况来看,它受到了西方现代性的深刻影响,与我国的现代化发展息息相关。西方的现代性思想和实践,作为我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他者”,深深地介入了我国当代各个方面的现代化发展过程,这在文艺领域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一、对文学“政治工具论”的反拨新中国的文学长期以来是以“为工农兵服务”,特别是“为政治的文艺”为宗旨的,它秉承和延续着革命战争年代解放区的文艺与政治相统一的新型革命文学传统。因此,新中国的文学一直带有强烈的政治性。强调文学的政治性在建国之初,是完全必要的,是有其合理性的。然而,随着“左倾”思潮的逐步膨胀和极端发展,文学的政治性因素不断被强化、被体制化,导致思想领域中的带有专制色彩的非人化,造成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扭曲和畸变。在这种语境下,“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被“文艺为政治服务”所取代。文艺沦为政治的奴仆,沦为表现政治思想的图解,沦为描写政治斗争、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工具。新时期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和以拨乱反正为目的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了打破人们的精神枷锁,求得与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相一致的社会和文学的新发展,开展对极左政治思潮的批判,是正当的和正义的,是非常及时和完全必要的。新时期文学就在这种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的语境中形成,开始了对政治挤压、剥夺文学的反拨。这种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准确地找到了极左文艺思潮的思想核心和基础———“政治工具论”,相继展开了对“政治工具论”的批判和阶级斗争工具论的批判,进而转向了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历史性扬弃。但是,文学界也把政治确定为文艺的“外部规律”,以隔离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进而切断文学与政治的一切联系。至此,对文学的政治工具论的否定经历了一个越来越激进的道路:从反对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推进到以文学立法的方式确定政治属于文学的“外部规律”,最后发展为文学“远离政治”、要求文学具有“非功利性”、“非政治性”和“非社会性”。就在对文学“政治工具论”拨乱反正过程当中,一些学者发出了“文学回归本位”的呼声,认为文学“政治工具论”抹杀了文学本身的特征,泯灭了文学的审美品格、忽视了文学的“内部规律”。这种“文学回归本位”的学术要求在批判极左文艺思潮的过程中越来越强烈,最后终于以傲然独立的面貌出现,变成新时期之初最有感召力的文学主张。审美主义文艺思潮正是在对文艺政治工具论的反拨的基础上,循着“文艺回复自身”的道路出现并发展起来的。审美主义文艺思潮对我国文学从被政治的束缚和扭曲状态中解放出来,恢复文学的自身活力,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审美主义文艺思潮作为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一翼和重要的组成部分,有力地批判了“左倾”文艺思潮,使文学的审美特性得到重视,使文学具有了一定程度的自觉,从理论到实践,包括文艺创作、文艺评论到文学史的书写都取得了突出的实绩。这是必须充分加以肯定的。然而,这种正义的批判和清算具有历史合理性的同时,始终存在着问题的另一面。人们不禁要问:难道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不重要吗?难道没有好的肯定人的政治吗?难道不存在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的政治吗?难道不存在有利于推动当代中国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政治吗?我们在拒斥文艺与不好的、非人的、危害社会和历史发展的政治的同时,又怎样处理文艺与好的、宜人的、有利于社会的历史发展的政治的关系呢?克服文艺与政治的不正确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学术上的矫枉。矫枉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过正。但真的一定要矫枉必须过正,只有过正才能矫枉吗?事实上,这种矫枉过正的理论与实践,相当长的时间内,造成了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误解,造成了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偏见,造成了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学说和意识形态理论的遮蔽,造成了当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狭隘理解和冷漠态度,造成了文学内部的政治、审美、道德等因素的失衡。当然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既保证文学与政治各自的独立力量,又使二者在有机关联中达到互相推动,至今仍然是个尚待解决、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更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回避的任务。审美与政治的关系,并没有因时代的演进而消失,所改变的只是这个问题的存在方式和提问方式。其实,政治具有不同的形态:政治的思想形态和观念形态、政治的制度形态和体制形态,政治的生活形态和实践形态等等。同时,政治也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不同时代的政治的质态和表现形式是很不一样的。如果狭隘地理解政治,就可能会导致狭隘地理解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然而,尽管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但政治对社会关系和国家群体意志的重要性,对文学的制导作用的内在机制是不会改变的,所改变的只是影响文学创作和审美活动的形式。中国的当代文学应该以此调节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对此,王杰说:“从当代中国文艺实践来看,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仍具有现实意义。其一,文艺、审美必然具有政治性。这个命题所揭示的是政治性只是审美、文艺的一个属性,但它决不等于文艺、审美必须为政治服务。文艺不被规定为‘为政治服务’时,文艺仍然具有政治性或者意识形态性。其二是什么是‘政治’?政治不能被简单地界定为‘党派政治’,政治并不狭隘地局限于政党之间的争权夺利。相反,当代社会直接的政治斗争具体、广泛地以文化冲突的形式在作品文本中得到曲折表现。其三,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看来,现实生活中人与自然界、个体与社会、人的内在要求与外在现实相统一。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重要性在于,它要求我们在正视现实矛盾的前提下,把生产力的巨大力量以及个体的心理内驱力转化为与人类幸福生活这个目的相一致的建设性力量。美学通过对艺术和审美现象的分析而把握现实关系,通过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态度而实现对现实的改造。”[1]因此,一概不加分析地、笼统地忽视、轻视或漠视文学的社会因素和政治因素的观点都是不妥当的。二、西方的社会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改革开放之后,当代中国明确以实现现代化为发展目标,预示着我们已经自觉地加入到世界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之中,这标志着中华民族的历史性进步。在此进程中,西方现代性的范导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审美主义文艺思潮的产生和发展,一方面是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诉求,一方面是西方现代性本土化的必然结果。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为我国审美主义文艺思潮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复杂的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现代性,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反映着西方社会历史自身内部的一种巨大变化。这种变化现在已席卷全球,变成了世界性的社会历史过程。社会历史现代性是一个总体性的概念,表现为两个具体的现代性层面,即社会现代性和文化现代性。社会现代性,主要指社会的物质层面和经济、政治等制度层面的现代化;而文化现代性则主要指社会的思想文化层面。这种文化现代性,从精神性质上说,可以划分为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前者倡导一种以培育和弘扬启蒙理性为宗旨的启蒙精神,后者则往往表现为对启蒙精神的反思和批判,特别关注和追求人们对社会现代性的负面因素的感受和体验,宣扬一种与社会历史现代化进程不相协调的审美现代性精神。历史现代性是以文艺复兴特别是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开端的。启蒙理性和启蒙精神是历史现代性的主导的和重要的精神意向和思想内涵。正如康德所指明的:“人从自我蒙蔽的状态中走出来”。为此,必须“强烈地意识到要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开发心智”“成为启蒙运动最响亮的口号之一”。[2](p.22)在这种精神指引下,现代社会取得了巨大进步。在思想文化等精神领域,启蒙思想家们为了实现“理性的塑造生活”,“坚定不移地推进客观化的科学、道德与法律的广泛基础以及独立的艺术的发展,但同时也要把如此积累的认知潜能从其深奥的阳春白雪形式中解放出来,将其运用到实践。”[3](pp.112-113)“那是一个拥有原理和世界观的时代,对人类的精神解决它的问题的能力充满信心;它力图理解并阐明人类生活———诸如国家、宗教、道德———和整个宇宙。”[4](p.421)。这种现代性与主体构型连接起来,使现代人摆脱外在权威的辖制,赋予主体以一种改变自己和批判自己的气质。社会的物质文化和经济政治制度领域中的变革,促进了物质生产的飞跃发展,使社会财富急剧增加,形成了合理的社会管理体制和民主政治制度,同时为人的全面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岂不正是在普遍交换中造成的个人需要、才能、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岂不正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不正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5](pp.486-487)但是,以启蒙现代性为主导的历史现代性同时存在着严重的负面因素,诸如社会层面的资本主义和技术主义,制度层面的工具理性,精神层面的感性与理性的不平衡。最严重的是由于资本和雇佣劳动所造成的人的异化。当时的一些学者对以理性为依托的历史现代性进程中的负面因素进行过种种批判。法国思想家卢梭较早地对西方现代文明提出了质疑。黑格尔、马克思、尼采、阿多诺、马克斯·韦伯、哈贝马斯等思想家和一些无政府主义者都这样那样地对历史现代性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加以反省,寄予忧思。马克思对“异化劳动”所导致的人的异化进行了无情的批判。马克斯·韦伯称现代合理化和官僚化的社会制度已使现代生活成为“铁笼”。斯宾格勒觉察到西方文化开始“日落西山”,走向“文化悲剧”的时代。海德格尔把破坏了人的完整性的技术统治一切的时代指称为“贫困的时代”,指出“技术越来越把人从地球上连根拔起”[6](p.1305)。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辩证法》中说:“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但是完全受到启蒙的世界却充满了巨大的不幸。”[7](p.1)马尔库塞提出“单面人”的概念,指出“技术解放的力量”不仅导致“物的工具化”,而且造成“人的工具化”[8](p.136)。审美现代性在批判启蒙现代性,克服社会现代性的负面作用中,功不可没。当时的西方社会,用审美现代性来批判历史理性和启蒙现代性逐渐成为一种时尚。它反对工具化、科学化的目的理性的思想,反对体制和制度的一体化、总体化和绝对的完美化,赞美和追求个性、差异、分化和多元,关注“内在的自然”和“灵性的抒发”,倡导“不纯粹性”。阿多尔诺的《否定的辩证法》将审美现代性表述为“背离传统”,“通过否定的思维方法建立一种肯定的东西”,“在不缺少规定性的情况下把辩证法从这种肯定的本质中解放出来”。反对主张“理性与现实和解”的黑格尔的保守的辩证法,把黑格尔宣扬的绝对统一性的哲学本体论说成是戕杀事物的差异、矛盾和运动的根源。强调艺术“对个体进行更高层次的全面塑造”,“必须抛弃那种靠再现正面的东西来帮助社会干欺买卖的现实主义”[9](p.703)。他批判“文化工业”生产的“大众文化”是以丧失艺术的自律为代价,通过制造“虚假的同一性”导致公众意识的“物化”,削弱了批判能力和超越意识。海德格尔提出只有艺术才是守护“亲在”和自身的“诗意地栖居”的护法神。然而,审美现代性批判本身所存在的问题是非常明显的。一是审美乌托邦的倾向。席勒主张审美能弥合人的感性与理性的分裂,是人类要达到的理想状态和理想境界,审美教育是改变社会零散化的唯一途径。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则认为艺术是现代社会负面作用的解毒剂,是被理性高度抑制、高度异化的现代人的解放之路。阿多诺认为“艺术救赎”是一剂消除理性控制的良药,因为艺术具有形式上的颠覆能力,可以消除统治阶级行使意识形态的理性条件。马尔库塞主张通过“文化心理本能革命”来解决社会问题和实现人的解放。海德格尔则认为,人的本真生存是诗性生存,艺术是存在的家园。这些理论都陷入了不切合实际的审美乌托邦。马克思指出:“意识的一切形成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批判来消灭的……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10](p.43)审美现代性批判的另一个问题是对现代性的阻碍。丹尼尔·贝尔认为:“现代主义文化扰乱了文化的一统天下,动乱来自三个方向:对艺术和道德分治的坚持以及把自我(热衷于原创与独特性的自我)奉为鉴定文化的准绳。”[11](p.30)伯林一语中的地道破了催生了审美现代性的浪漫主义的局限:“整个运动,事实上,是一种要将审美模式强加于现实的企图,……对于艺术家,事实上,浪漫主义的一些主张是非常合适的。但他们企图将生活转变成艺术假设在我看来是荒谬的。”[12](pp.145-146)卢卡契批评处于异化状态下的艺术家往往企图以谋取内心的自由来对抗现实的异化,他说:“自由便缩小为一种灵魂的实际,缩小为个人行动的一种特有的方式”。[13](p.383)通过以上地分析我们看到,历史现代性本身存在的问题是十分明显的。历史现代性内部更存在着社会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之间的对立与冲突。西方学者对现代性进行反思,但大多把现代性所带来的弊病归结为启蒙理性,倾向于认为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的冲突是全部问题的关键,倾向于从精神方面解决二者的对立,建构二者的和谐,或用审美现代性取代启蒙现代性。这种审美现代性的精神价值取向在文化现代性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它一方面夸大了启蒙现代性、社会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矛盾,另一方面加深了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的冲突。最主要的这些学者将问题的解决寄托于精神层面,试图通过审美现代性来战胜工具理性,克服启蒙现代性的弊端,解决社会现代性的问题,表现出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倾向。马克思批判现代社会的人的异化,人性的分裂,艺术与社会的敌对,但并不认为这只是精神的问题,他不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归结为精神矛盾。马克思发现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私人占有制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冲突,因此解决资本主义矛盾的出路在于改变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解放生产力;归根结底,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与生产力要求之间的矛盾造成了人的异化。西方大多数反思现代性的学者,虽然也看到了制度与人的矛盾,但把这种矛盾的本源理解为精神之间的冲突。因此,他们不去反对资本主义的不合理的物质关系和政治关系,而试图从精神上反对启蒙理性和工具理性,加剧了审美现代性批判精神的紧张;另一方面,由于他们提出的用审美现代性解决现代社会矛盾的方法的乌托邦性质,所以他们看不到解决社会问题的真正出路和历史发展的光明前途,从而感到悲观和绝望。这种理论、思想的偏失诱发出历史与人文的对立,社会的全面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对立,造成西方文学艺术及其理论对审美的批判性的过度强调。三、西方审美现代性对我国审美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西方审美现代性对我国的文艺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西方的审美现代性作为“他者”,遮蔽了中国的现代性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性的诸多差异,导致对中国现实的误解,导致我们对西方审美现代性缺乏必要的反思,使审美主义文艺思潮走上了批判社会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的审美现代性的道路。当代中国的现代性与西方的现代性是存在着诸多差异的。一是时间上的差异。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的现代性并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现代性水平,我们的主要任务仍然是推进现代化进程,走向现代性的历史深处;二是制度上的差异。我们是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我们所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途径不能全盘照搬西方。人们思想中对我国这两个关键性现实还存在着极大的误解,或急于改变我们的不发达状况,主张走向资本主义;或忽视了我国现有的制度基础,误认为通过改革走向资本主义,把实行的商品经济误当作实现资本主义的必经之路。对中国当代基本现实的这两种误解,一方面,使我们忽略了对西方现代性、特别是对审美现代性的反思;另一方面,限制了我们具有而且应该创造新型社会制度、新型审美现代性的勇气和创造性智慧的发挥。当代中国既有现代性发展不充分和不成熟之处,又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我们的问题是如何将两者结合起来,创造一个新的“和谐社会”。这既是人类的理想,又是现实的运动,绝不是一种乌托邦幻想。为了推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西方的现代性经验,尤其是西方审美现代性的批判精神,对我们具有极大的警示作用。但我们也要注意到审美现代性的限度。中国当代审美主义文艺思潮是深受西方审美现代性影响的。其核心理念“审美”及其理论基础“美学”主要是通过吸收西方审美现代性而建构起来的。在较为匆忙地以他山之石攻己之玉的过程中,不可能会对西方审美现代性进行较为深入的反思。现在看来这种反思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目前学界也已展开了对西方审美现代性的反思。周宪运用社会批判理论对“审美现代性”进行了全面地反思。他着重指出了审美现代性的悖论性质,尤其是审美现代性本身的内在矛盾。他指出这种内在矛盾有三种:第一,肯定与否定的矛盾。这一矛盾在于,审美现代性并非只是单纯地批判否定现存社会,它同时也承担了肯定现存社会的功能,但这二者之间并不是否定之后的重建,审美用它自身感性的或“身体的话语”对抗理性的绝对命令,这种张扬感性的路径同时产生两个后果,一种是对现存社会生存状态的反叛,一种是提供工具理性无法达成的另类体验或欲望的满足,这又是对现存社会的一种补充或弥合。这两个后果之间是矛盾的。第二,是精英与民粹的矛盾。它指的是,现代艺术自律性包含着精英主义和贵族立场,它往往把艺术退守到很小的专业圈子范围内,因而呈现出某种“自恋”特征。而自律性艺术又采取一种社会批判路径,社会批判是要通过对社会公众的影响来实现的,既然自律的现代艺术并不以广大社会公众为目标,那么它的颠覆力量从何谈起呢?第三,普遍人类学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矛盾。审美趣味、天才、艺术自律性、审美价值等本是资产阶级为了更有效地施行统治而设置的意识形态观念,但是它们又被提升为人类的普遍要求和价值,资产阶级试图通过这种方式使自身成为普遍的人类主体,但在资本社会的现实中,他们又只代表自己的利益,因而,这种意识形态策略是不能服人的。这就是自律那么软弱无力的原因[14](p.252)。在西方,查尔斯·泰勒对审美现代性的思考在众多的对现代性的反思中独树一帜。他不仅描述现代性精神的两个方面———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冲突和紧张,而且,在历史的追索和分析中,他恢复了这两者各自给现代性、现代生活中的人们带来的精神滋养和道德力量,并指出人们应该宏观、客观的看待两者。在泰勒看来,审美现代性从其来源———浪漫主义对现代自我的支撑是重要的,也是正确的。它保证了我们的自由和自主。但这种取向却有一个过于狭窄的道德容量,它排斥、无视其他的同样是道德的自我构成因素,尤其是启蒙运动的分解式理性带来的自我构成因素———自负其责、自我控制和对日常生活的肯定。由于这种排斥和忽视,致使它混淆了自由和自主或自我实现的两个不同层面———行动的方式和行动的质料。前者是指真实的理想是自我指示的,它必须是我的取向,这是对的,但这不意味着我的目标或自由、自主的内容也是自我指示的,也是由自我决定的。相反,这种内容应该是以某个外在于我的东西为背景。否则,自我实现可能会滑入肤浅和主观主义。简单地说,审美主义与理性主义是冲突的,但两者并不是不相容的,它们带给我们的都是有效的道德价值理念。在现代,由于没有了前定的、统一的意义秩序背景,于是,它们变成了探索性的东西,因而会给人带来不确定的误解,使现代人无所适从。而一旦我们知道他们虽然是可探索的,但他们都已成了支撑我们的道德力量,我们应当恢复他们的道德效力,而不是使他们你死我活的斗争。面对西方现代性对我们的影响,我们必须对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和现代化发展程度作出比较准确的科学定位,从我国特殊的国情、人情和文情出发,追求和探讨与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相适应的文学的现代性。当代中国最主要的问题仍然是推进启蒙现代性。我们的审美现代性应当受到有利于实现现代化历史使命的规定和制约。一切反对和不利于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现代性,特别是阻碍当代中国启蒙现代性的审美现代性都应当加以检视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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