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的论文

审视金融危机 随着中国的金融体系融入全球金融体系，任何来自外部的风吹草动都将对中国的金融体系产生大的影响，而中国自身的金融体系现状也无法回避金融危机的风险 过去十年间，对于全球经济危害最大的事件既不是战争也不是自然灾害，而是此起彼伏的金融危机。在这十年间规模较大的金融危机有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1998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和巴西金融危机、2000年的土耳其金融危机和2001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机。 十年来的几次金融危机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它们大多发生在新兴市场国家。这些新兴市场国家在自身宏观经济条件尚未成熟的时候比较早地进入了全球金融体系，完成资本项目下的本国货币可自由兑换。尽管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普遍认为允许资本在各个国家间无限制地自由流入和流出对于债务国和世界经济有益，但大量的资本项目自由化带来了投机性外汇交易和银行危机。有的新兴市场国家在经济基本面出现问题的背景下，一旦本国货币被国际炒家狙击，往往首先汇率失守，本国货币大幅贬值，然后银行业遭遇危机，大量中小银行倒闭，危机扩散到整个社会，导致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出现倒退，多年成果毁于一旦，在印度尼西亚和阿根廷甚至引发了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 中国政府在1996年年底实现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可自由兑换时，曾经承诺2000年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正是由于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不可自由兑换，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逃过一劫，而东南亚国家遭受金融危机蹂躏的惨状也令中国政府深为戒备。因此，从1998年开始，加强金融监管、清理整顿非法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成为中国金融行业的主题。其中比较大的动作包括救助四大国有银行、整个信托业的推倒重来、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的清理整顿、农村“三会一部”的清理撤销等等。 在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金融业逐步对外开放，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将逐步实现可自由兑换。这个时候，在未来若干年中国会不会发生金融危机、发生了金融危机如何应对的问题已经不容回避。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和学者已经深刻认识到金融危机将成为中国经济下一步发展所面临的最大危险和挑战。2001年，著名的华人经济学家钱颖一和黄海洲在递交到最高层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未来十年内中国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差不多是100％！ 除了中国身边的亚洲金融危机引起了国内的广泛关注以外，对于过去十年间新兴市场国家频频发生的金融危机，从墨西哥金融危机到俄罗斯金融危机再到阿根廷金融危机，并没有引起国内各界太多的关注。学术界到政府官员对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关注，主要是分析为什么创造“东亚奇迹”的东南亚国家会发生金融危机，以及中国能否避免东南亚国家金融危机的传染。亚洲金融危机一结束，国内的金融问题以及金融改革便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而对于金融危机进行深入研究，如何防范和管理金融危机不再引人关注。在很多人看来，只要中国加快金融改革，金融危机距离中国很遥远。其实，随着中国的金融体系融入全球金融体系，任何来自外部的风吹草动都将对中国的金融体系产生大的影响，而中国自身的金融体系现状也无法回避金融危机的风险。因此，深入研究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研究金融危机与国际资本流动的关系，了解其他国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金融危机的防范与管理方面的经验和做法，对于中国在未来应对金融危机具有重要的作用。 幸运的是，国内最新出版的两本关于金融危机的杰作《金融危机、流动性与国际货币体制》（让·梯若尔著）和《金融危机的防范与管理》（巴瑞·易臣格瑞著）对于过去十年的金融危机以及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应对措施进行了深刻的理论分析和经验介绍。 面对过去十年间频频爆发的金融危机，众多宏观经济学家和国际经济学家都在思考以下这些问题：金融危机是不是完全资本账户自由化所带来的令人不快而又不可避免的副产品？世界各国应当演进到一个共同治理的模式，其中的解决方案是经常性的非危机事件，还是一个地方自治债券模式，其中很少发生不履约事件？一个较好的秩序（即国外直接投资与证券投资的自由化以及在短期资本流动自由化发生之前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机构谨慎地监督金融中介）能否防止这些危机的发生？是否应当对短期资本流施加暂时的或永久的限制？所有这些措施如何与汇率体制的选择相适应？这些危机是否得到了恰当的处置？以及国际金融机构是否应当改革，应当怎样改革？经济学大师让·梯若尔教授在《金融危机、流动性与国际货币体制》中试图从理论上回答这些问题。 尽管经济学家对于金融危机有大量富有成果的研究，但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对于金融危机的理论分析一直缺乏明确的分析框架，而梯若尔试图在这本书中用公司金融（Corporate Finance，又译公司财务）中的“双重代理”和“共同代理”理论来建立金融危机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梯若尔首先分析了关于金融危机以及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普遍观点。他认为，大多数的改革建议只注重表象而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并且无法协调建立有效的融资限制条件与确保借款国自行改革之间的目标冲突。他强调指出，正确识别市场失灵对于重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目标责任是十分必要的。然后，他将公司金融、流动性供给以及公司风险管理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个体国家的借款问题。建立在“双重代理”和“共同代理”的基本分析框架之上，他重新审视了通常建议的政策，并且考虑了多边组织如何帮助债务国在开放本国资本账户的同时获得更多的收益。对于从事国际金融的理论研究，尤其是对于金融危机的研究感兴趣的学者而言，这本薄薄的小书带来的是丰厚的收益。 对于政府金融主管部门的官员和相关的政策研究人士而言，如何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爆发的金融危机中吸取教训，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其他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中汲取经验，从而学习防范和管理金融危机的方法，是他们更加感兴趣的话题。对于这些人而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政治经济学教授巴瑞·易臣格瑞的《金融危机的防范与管理》能够满足他们的要求。 曾经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顾问的易臣格瑞对于过去十年在新兴市场国家爆发的金融危机有大量的仔细观察和深入研究。在这本书中，他深入地分析和研究了各国对于金融危机采取的防范措施和发生金融危机之后的应对措施，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援措施，并且对众多的学者提出的政策建议进行了分析。对于金融危机的防范，他从增强透明度和信息披露、遵循国际组织确立的标准、加强对金融体系的审慎监管、对汇率进行管理等四个方面进行了探讨，指出防范危机的官方努力应当建立在两大支柱之上：市场纪律和审慎监管。他具体分析了在阿根廷和土耳其金融危机中各方所采取的措施产生的教训和带来的影响。对于政府官员和政策研究人士而言，易臣格瑞的介绍和分析都充满了有用的信息。

当前的金融危机是由美国住宅市场泡沫促成的。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一金融危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每隔4年至10年爆发的其它危机有相似之处。 然而，在金融危机之间，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当前的危机标志信贷扩张时代的终结，这个时代是建立在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美元基础上的。其它周期性危机则是规模较大的繁荣-萧条过程中的组成部分。当前的金融危机则是一轮超级繁荣周期的顶峰，此轮周期已持续了60多年。 繁荣-萧条周期通常围绕着信贷状况循环出现，同时始终会涉及到一种偏见或误解。这通常是未能认识到贷款意愿和抵押品价值之间存在一种反身（reflexive）、循环的关系。如果容易获得信贷，就带来了需求，而这种需求推高了房地产价值；反过来，这种情况又增加了可获得信贷的数量。当人们购买房产，并期待能够从抵押贷款再融资中获利，泡沫便由此产生。近年来，美国住宅市场繁荣就是一个佐证。而持续60年的超级繁荣，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例子。 每当信贷扩张遇到麻烦时，金融当局都采取了干预措施，（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并寻找其它途径，刺激经济增长。这就造就了一个非对称激励体系，也被称之为道德风险，它推动了信贷越来越强劲的扩张。这一体系是如此成功，以至于人们开始相信前美国总统罗纳德�6�1里根(Ronald Reagan)所说的“市场的魔术”——而我则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原教旨主义者认为，市场会趋于平衡，而允许市场参与者追寻自身利益，将最有利于共同的利益。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因为使金融市场免于崩盘的并非市场本身，而是当局的干预。不过，市场原教旨主义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成为占据主宰地位的思维方式，当时金融市场刚开始全球化，美国则开始出现经常账户赤字。 全球化使美国可以吸取全球其它地区的储蓄，并消费高出自身产出的物品。2006年，美国经常账户赤字达到了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2%。通过推出越来越复杂的产品和更为慷慨的条件，金融市场鼓励消费者借贷。每当全球金融系统面临危险之际，金融当局就出手干预，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80年以来，监管不断放宽，甚至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次贷危机导致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必须重新估计风险、分配资产，未来两年，发达国家资金将纷纷逆转回涌，加强当地金融机构的稳定度。由此将导致新兴市场国家的证券市场价格大幅缩水、本币贬值、投资规模下降、经济增长放缓甚至衰退，其中最为脆弱的是波罗的海三国和印度。新的金融危机将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压力，但中国资金也面临“走出去”抄底整合并购相应企业的好时机

2008年下半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华尔街金融风暴，快速席卷整个国际金融市场，演变成全球性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出现明显下滑，进而使发达国家几乎整体陷入衰退。在同世界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条件下，我国经济受到的影响日益显现。为应对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央迅速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增长的政策和措施。200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首要任务，把扩大内需作为保增长的根本途径，把“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推动又好又快发展”作为2009年的工作重点。 从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分析看，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仍然存在，不会因为这场金融危机而发生逆转。只要我们措施得力，狠抓落实，就一定能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一、国际金融危机起因及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2003年以来，全球经济是典型的高增长、低通胀，同时呈现的是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发展中国家是高储蓄、低消费；美国等发达国家是高消费、低储蓄，通过低利率政策扩张信用，靠借发展中国家的钱来过日子，在借钱的过程中扩大了进口，扩大了赤字，同时带动了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带旺了全球的需求，而背后是全球的供需失衡。这是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内部矛盾产生的必然结果。由于没有约束美元的供给，或者说由美元供给所引起的全球货币供给过快，先是通胀，后是美国的次贷危机。由次贷危机引发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之一，就在于以金融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严重脱离实体经济而过度膨胀。最后把世界经济中的一系列问题全部暴露出来，引发国际金融危机。 国际金融危机已严重影响到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也是存在的。由于对美欧的外贸出口约占我国对外出口的40%，现在外需减少对我们的影响已经很明显。从经济先行指标看，去年7月份以来，已连续五个月下滑，财政收入增长率下降。从货币角度来说，名义贷款增长率减去PPI后的实际贷款增长，2008年7至9月份平均增长5%，2007年同期是14%左右。这表明，我国经济下滑势头不可小视。 二、2009年我国经济发展仍然趋好 尽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影响不能小看，尽管我们的政策选择也面临着很大挑战，但只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要求，政策调整及时、到位，2009年我国仍然有把握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势头，有希望保持8%以上的增长。 理由是：第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将会出台更多的有利于经济稳定增长的新政策。第二，农业是基础，2008年粮食又是连续第五个大丰收，创历史纪录。这为我们保持物价基本稳定提供了比较好的物质基础。第三，尽管2008年下半年来我国财政收入逐月下降，但财政整体实力仍是比较雄厚的。还有一个因素是财政规模占GDP的比例，已到了20%，财政支出对GDP的影响度已明显上升。这意味着在目前关键时刻，当需要出台更大的刺激增长的政策时，我国财政完全可以通过一定的赤字政策来保增长。第四，我国现在仍然实行的是资本项下的有限管制。资金大进大出没那么容易，尽管最近有些钱向外流，但数量不大。而整个银行体系存贷比很低，流动性是充裕的。第五，2009年全球经济增长肯定放慢，世界银行预测，全球经济增长0.9%，发达国家是零增长或负增长。在此背景下，全球能源、大宗商品价格可能处于往下走的趋势。海外有预测，2009年我国CPI不到2%，国内专家的预测也较低。这为我们在采取宽松政策保增长中防止物价上涨和主动进行价格调整提供了空间。第六，我国仍然处于城镇化、工业化过程中，东中西差距大，且存在13亿人口这么大的消费市场，人民消费正处于快速升级阶段。所以，只要政策调整及时、到位，中国的经济增长空间还是很大的。估计到2009年下半年，我国宏观经济各种比较好的指标现象会出现。 三、积极应对挑战，切实把握机遇 当前，对我国经济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危”中有“机”，关键是看我们如何抓住和利用好机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只要我们审时度势、科学决策、周密部署、扎实工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加快解决突出问题，完全有条件变压力为动力、化挑战为机遇，把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程度，继续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一要处理好保增长与结构调整的关系。一方面，当务之急是防止经济严重下滑，确保经济增长在8%以上。另一方面，在保增长中要重点进行结构调整。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好事，是机遇，使我们过去长期靠出口驱动的增长模式不能再继续了，必须进行结构调整。从我国长期发展角度考虑，经济增长必须要靠国内的大消费市场拉动。结构调整同时包括价格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城乡结构和地区结构等，都应进行调整。现在的关键是，如何贯彻结构调整意图，这是对政府有关部门最大的挑战。 应该鼓励政策创新和制度创新，而不是简单地扩大投资。比如，放松银根也不能简单看信贷规模。信贷规模多一点与少一点是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培育金融市场体系，市场体系结构完善了，效率提高了，即使贷款规模上不去，整个金融体系还是能适应经济的发展。当前，要防止1998至2002年松货币、紧信贷局面的重新出现。即央行货币供应放松了，商业银行可能出现“惜贷”、“慎贷”的现象。银行往往易出现与股民一样的“买涨不买跌”的行为。有关数据表明，尽管央行在放松银根，货币供应量M2和M1增长同样处于下降通道，但其中M1下降更快。因此，有关部门应运用政策引导，通过发展私募股权基金、担保公司、中小板市场门槛降低、企业债券、短期融资券等等，克服信贷市场中的“慎贷”问题。 又如投资政策，我们可以在降低政府储蓄、扩大居民储蓄比例，推动民间投资上多动脑筋、下功夫。应考虑如何鼓励更多的民间资金进入大项目投资、进入服务领域投资，建立健全引导民间资金投资的体制机制。所以，要处理好保增长与结构调整的关系，关键是政策创新和制度创新。 二要把握扩大内需市场的重要机遇。我国经济结构长期失衡，高储蓄，低消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恰恰给我们提供了改变这种状况的历史性机遇。回顾改革开放30年，我们是被“逼”着解放思想，搞改革开放，想方设法谋发展。现在，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又一次“逼”着我们解放思想，采取与过去不同的发展方式，扩大内需。在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机遇面前，如果处理得好，会“逼”出一个经济增长新格局，“逼”出一个大的国内消费市场。当然，这需要时间。今明两年世界经济最好的可能是在衰退中复苏。我国经济只要内需市场繁荣，仍然可以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长。对此，我们要有这种认识和信心。 三要把握参与重建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性机遇。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使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60多年来积累的矛盾和问题暴露无遗，给了我们清醒的认识。2008年11月结束的世界经济首脑峰会，标志着今后的世界将开始走上重新完善和建立国际货币体系的新的历史时期。鉴于我国这30年财富的积累和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地位的变化，世界迫切需要我们参与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我们也需要参与。抓住参与国际货币体系重建的历史机遇，恰恰是我国经济今后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当然，我们要做好长期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