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地坛学位论文

八十年代的经典文学作品——伤痕文学：刘心武《班主任》卢新华《伤痕》老鬼《血色黄昏》改革小说：张洁《沉重的翅膀》张贤亮《龙种》柯云路《新星》李国文《花园街五号》路遥《人生》王润滋《鲁班的子孙》矫健《老人仓》茹志娟《剪辑错了的故事》（短篇）刘真《黑旗》高晓声《李顺大造屋》和《陈奂生上城》张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叶文玲《心香》韩少功《西望茅草地》古华《芙蓉镇》鲁彦周《天云山传奇》王蒙《布礼》和《蝴蝶》谌容《人到中年》李国文《月食》和《冬天里的春天》张贤亮《灵与肉》和《绿化树》韦君宜《洗礼》等寻根文学：刘心武《钟鼓楼》、《四牌楼》等，（长篇）陆文夫《美食家》（中篇）阿城《棋王》还有韩少功、贾平凹、郑义、郑万隆、李杭育等九十年代最有影响力的十部作品则是—— 《长恨歌》（王安忆著） 《白鹿原》（陈忠实著） 《马桥词典》（韩少功著） 《许三观卖血记》（余华著） 《九月寓言》（张炜著） 《心灵史》（张承志著） 《文化苦旅》（余秋雨著） 《活着》（余华著） 《我与地坛》（史铁生著） 《务虚笔记》（史铁生著）

注重讲作者与地坛的关系和他与母亲的爱.《我与地坛》感受智者精神的魅力，以及澄净的思和深切的悟带给我们的启迪和引导。一个被命运打倒而最终又站起来的人与一座古园的故事。中国当代50本经典著作之一20世纪中国杰出作品之一《我与地坛》是读了以后忍不住想流泪感激上苍的文字，春华秋实，一草一木，陌生的情侣，古老的地坛……一切有生命的无生命的，在史铁生的笔下，在他的心目中都是那样温和而有触感，他温情而不滥情地用纸笔来描述他眷恋着的世界。《我与地坛》全文感情深厚隽永，哲理含蓄博大，感人至深，是史铁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基础，叙述多年来他在地坛公园沉思流连所观察到的人生百态和对命运的感悟。当史铁生在"最狂妄的年龄"突然瘫痪之后，坐着轮椅，他每天来到一座古代帝王荒废的祭坛--地坛，在时空的交叉处，思索着历代哲学家们都苦思了一生的问题--死与生。对当代文艺和当代人生都感到腻味的朋友不妨来读一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他会告诉你许多许多。作者在历尽苦难折磨之后突然进入了一个明朗的境界，用一种拷问的方式面对自己的心灵，几乎在绝境中找到了存在的理由与存在的可贵。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著名评论家 毛时安 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的诞生，才标志着中国有了真正的"复调散文"。《我与地坛》仿佛是一个乐队的集体创作，每个音符、每种乐器都在努力张扬自己的见解，竭力显示自己的意识：受苦、悲悯、惶恐、不安、宁静、绝望、原罪以及道德和宗教的探索。--青年作家 余杰 史铁生的名篇《我与地坛》，是在15年内几乎天天以轮椅出没于地坛废园之后写成的。在地坛里，他的精气神与超自然的力量同时到场，纠结在一起，氤氲成一团，仿佛有天线接着天，有地线接着地。研究生命哲学的学生，尤其需要好好读读这文章，完全可以以这文章做资料做一篇价值不菲的学位论文。--著名作家 焦国标 早些年我只读过铁生的一篇散文《我与地坛》，但印象极深。其时，我在内蒙和北京两地奔波，每一次回内蒙的必修课就是文化沙龙，三五好友同时邀请名媛淑女饮酒读文。《我与地坛》是在草原的蒙古包里由主持"内蒙古新闻联播"的两个主持人轮流读的。一字一句敲在人的心坎上，每一个人都禁不住泪流满面。--贺雄飞 走 过 苦 难有位哲人说：人生的本质就是痛苦。痛苦联结着生活和生命，它是一个看不见底的深渊。痛苦无论多和少，大家都一样无法超越它，必须经历它。痛苦是一本书，研究它、体味它、咀嚼它，会有诸多独特的感觉。痛苦是深沉的土地，它孕育着生命，感染着灵魂。在痛苦里，我们认识了这纷繁的世界。 我曾经设想没有苦难的生活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这种生活的意义何在。没有经历过痛苦的人生是幸福的人生吗？没有经历过痛苦的人是幸运还是不幸？反复思考"痛苦"这个字眼，我试图从这个字眼里寻求一种滋味，我想感受那些经历过大苦大难的人所体味到的人生况味和所获得的人生价值。 于是，我便想起了史铁生。他是一位我无比敬慕的作家。他写了很多作品，但让我始终难以忘怀的是他的《我与地坛》。最初读《我与地坛》是在一个黄昏，凄冷的夕阳弥漫在窗前，那深深的红里有一种悲壮的色调。我沿着文字翻动书页，我的泪水也悄悄涌满了眼睛。史铁生到延安地区的清平湾插队时得了一场大病，从此便高位截瘫了。当他活到"最狂妄的年龄"时，他的双腿忽然残疾了。他从此坐上了轮椅，永远离开了正常人的生活。 这是一份多么沉重的苦难�有谁能随意地经受这种苦难呢？一个本是活蹦乱跳的男孩子，突然间不能走路了，只有靠两手摇着轮椅去自己想去的地方。 史铁生不能走路了。于是他与北京地坛公园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每天摇着轮椅去地坛读书，他说："没处可去我便一天到晚耗在这园子里。跟上班下班一样，别人去上班我摇了轮椅到这儿来。"地坛公园弥漫着沉静的光芒，它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准备了这样一处安静的地方。树阴和夕阳笼罩着他的身影。 史铁生的母亲也是一位活得最苦的母亲。每次摇出轮椅动身前，他的母亲便无言地帮他上轮椅。母亲看着他摇车拐出小路，每一次她都是伫立在门前默然无语地看着儿子走远。有一次，他想起一件事又返身回来，看见母亲仍然站在原地，还是那样一动不动地站着，仿佛在看儿子的轮椅摇到哪里了，对儿子的回来竟然一时没有反应。她一天又一天送儿子摇着轮椅出门去，站在阳光下，站在冷风里。后来，她猝然去世了，因为儿子的痛苦，她活不下去了。这是她惟一的儿子，她希望儿子能有一条路走向自己的幸福，而她没有能够帮助儿子走向这条路，儿子长到20岁上忽然截瘫了。她心疼得终于熬不住了，她匆匆离开儿子时只有49岁。 我读史铁生那些苍凉的文字，那些文字来自他的心灵深处。没有经历过痛苦的人是写不出那样凝重悲壮的文字来的，也永远感受不到在那苍茫的底色下而汩汩滚落的热流。 "我摇着车向这园子里慢慢走，这园子是一片朦胧的温馨与寂寥，是一片成熟的希望与绝望，谁又能把这世界想个明白呢？世上的很多事是不说的。"史铁生，你这不堪说的是什么呢？ 生活果真像一张网，痛苦是网上的绳结。经历过一次次痛苦，这张网才会负重。痛苦是一笔财富，痛苦是一份辉煌，经历过痛苦的人生才能称得上辉煌的人生。 我为痛苦感动。 �宋秋雁

对母亲的歌颂(地坛与母亲相似),对生命的思考,母亲通过爱告诉我“怎样活”。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鲁迅研究的生态系统王家平内容提要 本文首先从纵向勾画了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中国鲁迅研究者“四代同堂”的代际关系图景，认为四代研究者之间的传承与超越关系构成近二十年鲁迅研究的学术史，而各代研究者正是在与另几代研究者的相互参照中显示出自身的优长与局限。其次，论文简述了八九十年代中国鲁迅研究的3大阐释体系的基本价值取向，以及各阐释体系之间的复杂关联。接着，论文比较详尽地展示了该领域最重要的阐释体系——学院派鲁迅研究6个研究系统的基本风貌，对学院派鲁迅研究的思想史系统、精神心理学系统、文化学系统、比较文学系统、文本形式系统和考据学系统的学术路向、特点和得失，以及各系统的代表性论著都作了评析。 从80年代初起，鲁迅研究业已逐步形成了一个相对平衡、稳定的学术生态系统：首先是形成了衔接紧密、环环相扣的学术梯队；其次是多种阐释系统在相互竞争、相互促动中不断开辟着自己的生长空间。新陈代谢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学术研究的连续性有赖于代际链条的紧密衔接。新时期以来，鲁迅研究界形成了四代学者相依相存的有序性。第一代学者中从解放前就开始接触鲁迅的艺术世界，在80年代仍笔耕不辍，作出了各自不同贡献的有唐tāo@①、王瑶、李何林、林辰、孙用、王士菁、陈涌、薛绥之、孙昌熙、单演义等，钟敬文、任访秋、田仲济、戈宝权、贾植芳等在其他研究领域成绩卓著的学者也在本时期鲁迅研究领域作出了不凡的成绩。第一代学者出生、成长的环境令他们获得了对现代文化氛围的切身感受，这就使得他们更容易契合于鲁迅丰富博大的心灵，并且对有关的史料了解于心。第二代鲁迅研究者基本上是在五六十年代的高校接受苏联模式的文学教育，他们获得了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思维方式，形成了规范严谨的学院派治学风格。第二代学者中的孙玉石、王德后、朱正、林非、陈漱渝、袁良骏、彭定安、陈鸣树、吴中杰、鲍昌、许怀中等长期耕耘于鲁迅研究领域，获得了丰硕的学术收成；介于一、二代学者之间的王景山、林志浩等，以及同时从事其他领域研究的乐黛云、严家炎、刘再复、范伯群等学者也为鲁迅研究奉献了自己的辛勤和汗水。第三代鲁迅研究人员中的佼佼者大多是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后培养的硕士、博士，这批人年龄跨度较大，其中像钱理群、王富仁、杨义等人在文革前就已经完成或开始接受本科教育，在随后的动荡年代里经历诸多磨难，因此，他们的鲁迅研究熔铸了自身丰富的生命体验，与现实人生有着密切的血肉关联；这之外还有一部分从80年代初起步的中年学者，他们也对鲁迅研究作出了突出的成绩。第三代研究者中值得关注的还有林贤治、王乾坤、孙郁、朱晓进、陈方竟、张梦阳、李新宇、金宏达、程麻、李春林、阎庆生等。第四代为1978年以后上大学，其中许多人后来还继续攻读了硕士、博士学位的青年学人，80年代后期以来，他们陆续在学界崭露头角，成为鲁迅研究界的生力军，他们中已经取得一定实绩的有汪晖、吴俊、高旭东、高远东、王彬彬、郑家健、薛毅、皇甫积庆等。这一代学人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接受高等教育的，因此大多具备鲜明的创新意识；同时因普遍拥有良好的外文基础，使得他们能及时吸收国外的新观念、新方法。对四代鲁迅研究者的上述划分只是相对意义上的代际勘界。实际上，四代学者之间存在着由师生、学友之谊和因学术风格互相交叉而形成的复杂关联，并且在学术积累上形成了代代相传的递进关系：正因为有第一代学者对鲁迅史料所作的广泛的辑佚、精心的考证，第二代学者对鲁迅的思想、创作进行理论的概括和提升才有了可靠的依据；而第三代学者经由鲁迅研究来批判现实和参与现代人文精神重建，又是以第二代学者对鲁迅所作的理论性思考为基础的；同样，若没有第三代学者无畏地冲破一个又一个精神禁区的开拓，第四代学人就未必能上升到对鲁迅本体层面的研究。每一代研究者也正是在和另几代人的相互参照中展示了自己的优势和特色，同时又显露了自己的弱点和局限：第一代对史料求证的过于执着，可能会导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第二代过分热衷于通过鲁迅的思想和创作发展道路来印证“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难免带上浓重的先验论色彩；第三代若把个人体验强调得过了头，就会以损失学术研究的科学性为代价；而第四代学人的“创新”意识太强烈，往往使自己的研究浅尝辄止，缺乏应有的深广度。21世纪在召唤着新一代鲁迅研究者的出现，这一代人应在汲取前几代人研究智慧的基础上，超越以往的种种局限，争取在新的世纪使鲁迅研究跃上一个新的境界。把代际比较的纵向视角转换为对鲁迅研究生态群落的横向观测，会发现研究领域内存在着三大阐释系统，即：主流意识形态的、学院的、民间的阐释系统(注：对鲁迅研究阐释系统的划分，一些学者已作过不同的探讨，可参阅：秦弓：《鲁迅的遗产》，《鲁迅研究月刊》，1997，(1)；孙郁：《算是求疵》，《鲁迅研究月刊》，2000，(7)；刘玉凯：《解读鲁迅的三重话语层面》，《鲁迅研究月刊》，2001，(7)。)。早在1940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主流意识形态阐释鲁迅的基调已经确定(即三个“伟大”的称谓)，新中国成立后，鲁迅研究更是被纳入国家意识形态的整体建构中，人们主要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层面来看鲁迅的成就和影响，因此，更多地阐述鲁迅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贡献，突出其作品的革命内涵和政治意义。这一阐释系统的代表性人物有瞿秋白、毛泽东、冯雪峰、陈涌、李希凡等。鲁迅是一位关心现实政治的作家，他本人在研究魏晋士人的“风度”和心态时，就很重视结合当时的政治环境进行分析。从政治层面来探讨鲁迅的思想和创作，不失为一种简单明快的分析角度，在鲁迅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会作为诸种阐释系统的一“格”而存在。但问题是80年代以前，官方总试图让政治阐释系统凌架于其他阐释系统之上，甚至以这一系统排斥、取代其他系统，显示出了鲜明的排他性。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反对“右派”到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政治运动，鲁迅奇迹般地一次又一次充当了代言人的角色。事实已经反复表明，在鲁迅研究中以政治实用主义的态度进行庸俗社会学的阐释，必然招致普通民众对鲁迅的误解、反感，从而使鲁迅研究蒙受巨大损失。与庙堂人士阐释鲁迅时的正襟危坐姿态和法官断案式的权威语态不同，民间百姓对鲁迅的议论是零碎的、随意的、即兴的(至少八十年代以来是这样)。既不必像政治家或政治家型的学者那样代他人立言，也不必如学院里的知识分子一般因职业习惯而引经据典，老百姓议论鲁迅的话题有着鲜明的“家常性”，正像一位学者所言，老百姓关心得更多的也许是：“鲁迅是哪里人，他住多少房子，他一个月挣多少钱、一生共挣了多少钱，他老婆是干什么的，为什么他有了老婆又要娶许广平，他弟弟在北大当教授他为什么倒当讲师，鲁迅是怎么死的，鲁迅的作品我们不爱读那还算好作品吗”，“鲁迅为什么不入党，鲁迅那么尖刻还算好人吗，鲁迅要是活到今天他的命运会是怎样的，鲁迅骂的人是好人是坏人”等(注：刘玉凯：《解读鲁迅的三重话语层面》，《鲁迅研究月刊》，2000，(7)。)。由于身居民间，老百姓对鲁迅的议论自然没有载入正史的“荣幸”，通常也不大可能越过学院的高墙飘入学者的耳朵，他们的声音都湮没在时间逝水的洪流中。还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况：部分文化人、尤其是少数作家力图超越现有的认识框架和专业体制，从个体的生存境遇出发去体认鲁迅，这种体认可以算作是特殊的民间解读——尽管其中有创造性的读解，也不乏“误读”。在创作界，张承志、张炜追认鲁迅为他们的“抵抗哲学”的先驱，抨击当下人文精神的“堕落”；邵燕祥、公刘以杂文为利器批判社会生活中的种种丑陋、腐朽现象，承续着鲁迅开辟的关怀民瘼、干预现实的现代知识分子精神传统；李锐、何满子、谢泳等作家都对鲁迅作出过独异于时俗之见的阐释；即使是王朔对鲁迅的“误读”，也比一些人云亦云、空洞枯燥的专业论文更具可读性；有人甚至说：宁读王朔“糟改”鲁迅的文章，也不再看那些“人样鬼气”的八股论文。话是说得偏激了些，但值得专业人员反省。在新闻出版界，林贤治、孙郁、房向东等人对鲁迅的解读也别具特色。林贤治86万字的传记《人间鲁迅》(注：该书分为《探索者》、《爱与复仇》、《横站的士兵》三部，1986-1990年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1998年又出了第2版。)不仅是此类书中篇幅最长的一部，而且也一反现代作家(特别是鲁迅)传记呆板枯燥的写法，以灵动的散文笔调，抒写着作为‘人之子’的鲁迅的人生际遇，叙述了他在由爱与恨、情与仇、生与死织就的情感巨网中的挣扎与突围，写活了他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人间鲁迅》重大贡献是祛除了笼罩在鲁迅周遭的“神圣性”，还原了鲁迅的世俗面貌，从而缩短了人们与鲁迅的心理距离，因此，该书受到普通读者的广泛好评。孙郁在90年代由专业从事鲁迅研究转向新闻领域，在业余状态下撰写、出版了《20世纪中国最忧患的灵魂》、《鲁迅与周作人》、《一个漫游者与鲁迅的对话》、《鲁迅与胡适：影响20世纪中国的两位智者》等4部关于鲁迅的书[1]。从这几部书来看，孙郁是通过与学院派风格保持必要的距离来确立自己的学术个性的，其个性具体体现为：感悟胜过思辩，体验多于推论，同研究主体的心灵对话重于对具体文本的精细阐释。这种个性在《一个漫游者与鲁迅的对话》中得到充分的展现：此书设置两个角色——漫游者(“我”)和鲁迅(“你”，而非“您”)，通过“我”与“你”之对话关系的建立，消解了横亘于主体和对象之间的隔阂，从而达致心灵的沟通。“我”与“你”绝不仅仅是两个简单的人称代词，它们的联袂而出指示着深刻的精神关系。犹太现代思想家马丁·布伯在其哲学著作《我与你》中，以“我”与“你”的关系喻指人和上帝的关联，认为宗教就是人(“我”)和上帝及先知圣徒(“你”)的亲切对话，无需由概念体系构成的神学(“他”)作为中介[2]。岂止在宗教王国，在文学世界同样存在着沟通的问题：鲁迅研究著作中过多的术语、理论淤塞了读者感知鲁迅的通道，读者需要一些能够重建鲁迅与读者直接对话关系的“导引”式读物。孙郁自然没有马丁·布伯那样深刻的思想，但他的《对话》一书的确为读者直接进入鲁迅的心灵世界提供了帮助，因而受到普通读者的欢迎。从业于出版界的房向东近年也著有《鲁迅与他“骂”过的人》和《鲁迅：最受污蔑的人》两部比较畅销的书[3]。与许多专业研究者相比，房向东似乎更执着地维护着鲁迅，在回击以往和现今对鲁迅的种种“苛评”方面，他颇像是李逵、鲁智深，经常赤膊上阵，与论敌杀他个天昏地暗，不打三百回合决不罢休，深得民间人士的喝彩。当然，对3个鲁迅阐释系统的划分也是相对的，换言之，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变通性：在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框架内阐释鲁迅的学者中，有些人(如陈涌)的著作带有较鲜明的学院派色彩，有些人(如毛泽东)则颇为看重鲁迅在民间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学院中不乏乐于充当鲁迅研究官方代言人的学者，也有面向民间百姓阐释鲁迅的学人；同样，民间也有一些身居江湖而心存庙堂和学院的人士。作为对学术史的回顾，本文自然要把更多篇幅放在学院派的鲁迅阐释系统上，该阐释系统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有思想史、精神心理学、文化学、比较文学、文本形式及考据学等研究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