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故乡中的人物论文答辩

20年前的杨二嫂年轻美丽，因此她的豆腐店的买卖非常好，人称“豆腐西施”；20年后，她成了“凸颧骨，薄嘴唇”的“细脚伶仃的圆规”，变得自私、尖刻、贪婪、势利，爱搬弄是非爱唠叨，想方设法从“我”的搬家中捞点东西。杨二嫂是庸俗的小市民的典型形象。20年前人称“豆腐西施”，“因为伊，这豆腐店的买卖非常好。”20年后，她变得泼悍、放肆。为了从“我”家捞点东西，交替着虚伪地吹捧、尖酸地嘲讽，还中伤闰土偷碗碟。

成年“我”“我”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他在自己的“故乡”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失去了自己的精神落脚地。他像一个游魂，已经没有了自己精神的“故乡”。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是官僚地主。在经济上是地主，在政治上是官僚，是有权有势的阔人。但现代的知识分子是在城市谋生的人。他已经没有稳固的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的权力。在豆腐西施杨二嫂的心目中，值得惧怕和尊敬的是做了“道台”，“有三房姨太太”，出门坐“八抬的大轿”的“阔人”。现在“我”不“阔”了，所以也就不再被她惧怕，尊重，而成了可以随时掠夺、偷窃的对象。他同情豆腐西施杨二嫂的人生命运，但豆腐西施杨二嫂却不会同情他。他无法同她建立起精神的联系。他在她那里感到的是被歧视、被掠夺的无奈感。闰土是他在内心所亲近的人物，但闰土却仍然按照对待传统官僚地主知识分子的方式对待他，使他无法再与闰土进行正常的精神交流。他在精神上是孤独的。他寻求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平等关系，但这种关系在现在的“故乡”是找不到的。总之，现实的“故乡”是一个精神各个分离，丧失了生命活力，丧失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幸福的情感关系的“故乡”。成年闰土少年闰土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是一个富有表现力的少年。“他的父亲十分爱他”，他的生命是有活力的，他的思想是自由的，他的心地也是善良的。“这不能，须大雪下了才好。我们沙地上，下了雪，我扫出一块空地来，用短棒支起一个大竹匾，撒下秕谷，看鸟雀来吃时，我远远地将缚在棒上的绳子只一拉，那鸟雀就罩在竹匾下了。什么都有：稻鸡，角鸡，鹁鸪，蓝背……”“现在太冷，你夏天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日里到海边捡贝壳去，红的绿的都有，鬼见怕也有，观音手也有。晚上我和爹管西瓜去，你也去。”“不是。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个瓜吃，我们这里是不算偷的。要管的是獾猪、刺猬、猹。月亮地下，你听，啦啦的响了，猹在咬瓜了。你便捏了胡叉，轻轻地走去……”“有胡叉呢。走到了。看见猹了，你便刺。这畜生很伶俐，倒向你奔来，反从胯下窜了，他的皮毛是油一般的滑”。在这些话里，跳动着的是一个活泼的生命。少年闰土较之少年“我”更是一个富于表现力的少年，是一个有更多的新鲜生活和新鲜感受要表达的少年。少年“我”的知识像是从书本当中获得的，少年闰土的知识则是从大自然中，从自己的生活实感中获得的。他生活在大自然中，生活在自己的生活中，他比少年“我”更像一个语言艺术家。他的语言多么生动，多么流畅，多么富有感染力啊！它一下子就把少年“我”吸引住了，并给他留下了至今难以磨灭的印象。但这个富于生命力和表现力的少年闰土，到了现在，却成了一个神情麻木、寡言少语的人。“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为什么他在少年时就能有所感而又形容得出．现在却形容不出了呢？因为“那时是孩子，不懂事”，但“不懂事”的时候是一个活泼泼的人，现在“懂事”了，却成了一个“木偶人”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所说的“事”，实际是中国传统的一套封建礼法关系，以及这种礼法关系所维系着的封建等级观念。维系中国传统社会的是一套完整的封建礼法关系，而所有这些封建礼法关系都是建立在人与人不平等的关系之上的。帝王与臣民，大官与小官，官僚与百姓，老师与学生。父亲与儿子，兄长与弟弟，男性与女性，都被视为上下等级的关系。他们之间没有平等的地位，也没有平等的话语权力，上尊下卑、“上”对“下”是指挥，是命令，是教诲，“下”对“上”是服从，是驯顺，是听话。闰土之所以说小的时候是“不懂事”，是按照现在他已经懂得了的礼法关系，“我” 是少爷，他是长工的儿子，二者是不能平等的。“我”尊，闰土卑，他那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卑贱地位，在“我”面前毫无顾忌地说了那么多的话，都是极不应该的。但那时年龄小，可以原谅，一到成年，中国人都要遵守这样一套礼法关系。不遵守这套礼法关系，就被中国社会视为一个不守“规矩”、不讲“道德”的人了，就会受到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惩罚。闰土就是在这样一套礼法关系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他是一个“老实人”，是一个讲“道德”的人。但一旦把这种礼法关系当成了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准则，人与人之间的思想感情就无法得到正常的交流了，人与人的心灵就融合不在一起了。这就是在“我”和闰土之间发生的精神悲剧。“我”怀念着闰土，闰土也怀念着“我”，他们在童心无忌的状态下建立了平等的、友好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两个人的心灵中都留下了美好的、温暖的、幸福的回忆。“我”想到故乡，首先想到的是闰土，闰土实际上也一直念着“我”。“他每到我家来时，总问起你，很想见你一次面。”只要想到他和“我”在重年一起玩耍的情景，我们就能够想到，闰土的这些话绝不是一般的客气话。两个人重新见面时，“我”“很兴奋”，闰土也很兴奋：“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说明他心里颤抖着多少真挚的感情呵！但封建的礼法关系却把所有这些感情都堵在了他的内心里。形容不出来了，表现不出来了。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老爷！……”在这里，我们能够听到两颗原本融合在一起的心灵被生生撕裂开时所发出的那种带血的声音。闰土不再仅仅把“我”视为平等的、亲切的朋友了。他把“我”放在了自己无法企及的高高在上的地位上，他自己的痛苦，自己的悲哀，在这样一个高高在上的人面前已经无法诉说，无法表现，这个称呼带着一种“敬”，但同时也透脱着一种“冷”。在这种“冷”的氛围中，“我”的感情也被凝固在了内心里。两颗心灵就被这个称呼挡在了两边，无法交流了，无法融合了。所以“我”“打了一个寒噤”，知道两个人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故乡》让我们看到，只有少年闰土和少年“我”的关系才是符合人性的，后来这种封建礼法关系不是人的本性中就具有的，而是在社会的压力之下形成的，是一种扭曲了的人性。人在自然的发展中不会把自己树为一个卑贱的、无能的人，像闰土这样一个人的封建礼法观念是在长期的强制性的压力下逐渐形成的。社会压抑了一个人的人性，同时也压抑了他的自然的生命，使他习惯了消极地忍耐所有外界的压力。忍耐一切精神的和物质的痛苦。那个手持钢叉向猹刺去的闰土是多么富有朝气，富有生命的活力呵！是多么勇敢呵！但封建的礼法关系逐渐压抑了他的生命力，使他在一切困苦和不幸面前只有消极地忍耐。只有意识到闰土已经没有了少年时的旺盛的生命力，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能够“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他已经没有反抗现实的不幸的精神力量。他把所有这一切都视为根本不能战胜的。他只能承受，只能忍耐，他尽量不去思考自己的不幸，尽量迅速地忘掉自己的困苦。他不再敢主动地去感受世界，思考生活、思考自己。久而久之，他的思想干瘪了下去，他的感受力萎缩了下去，他的表现力衰弱了下去，他的精神一天天地麻木下去，他已经成为一个没有感受力、没有思想能力和表现能力的木偶人。只有宗教还能给他带来对未来的茫远的、朦胧的希望。他的精神已经死亡，肉体也迅速衰老下去。成年闰土体现的是“我”所说的“辛苦麻木而生活”的一类人的特征。这些人是善良、讲道德、守规矩的人。但传统的道德是压抑人的生命力的。他们在封建道德的束缚下丧失了生命的活力，精神变得麻木了。杨二嫂豆腐西施杨二嫂是一个可笑、可气、可恨而又可怜的人物。她为什么可怜呢？因为她是一个人。一个人是需要物质生活的保证的。当一个人无法通过自己正常的努力而获得自己最起码的物质生活保证的时候，为了生命的保存，就要通过一些非正常的、为人所不齿的手段获取这种保证了。在这个意义上，她是值得同情的。她原来是开豆腐店的，为了豆腐店能够赚到更多的钱，她擦着白粉，终日坐着，实际上是用自己的年轻的美来招待顾客，“因为伊，这豆腐店的买卖非常好”。“美”，在豆腐西施杨二嫂这里已经不再是一种精神的需要，而成了获取物质利益的手段。物质实利成了她人生的惟一目的。为了这个目的，她是可以牺牲自己的道德名义的。当自己的青春已逝、美貌不再的时候，她就把任何东西都拿来当作获取物质实利的手段了。她的人生完全成了物质的人生，狭隘自私的人生。这样一个人，亲近的只是物质实利，对别人的感情已经没有感受的能力。在这类人的感受里，“利”即是“情”，“情”即是“利”。“利”外无“情”，天地间无非一个“利”字。她感受不到别人的真挚的感情，对别人也产生不了这样的感情，“感情”也只成了捞取好处的手段。她的眼里只有“物”，只有“利”，只有“钱”，而没有“人”，没有有感情。有道德、有精神需要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她是能捞就捞，能就，能偷就偷，能抢就抢。但人类社会是在相互关联中存在和发展的，人类为了其同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心灵的沟通，需要感情的联系，需要道德的修养，需要精神品质的美化。像豆腐西施杨二艘这样一个毫无道德感的人，时时刻刻都在做着损人利己的勾当，是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厌恶乃至憎恨的。所以，就她本人命运的悲惨而言，她是可怜的，而就其对别人的态而言度，她又是可气、可恨的。她的可笑在于长期的狭隘自私使她已经失去了对自我的正常感觉。她把虚情假意当作情感表现，把小偷小摸当作自己的聪明才智。她是属于世俗社会所谓的“能说会道”、“手脚麻利”、“干净利索”、“不笨不傻”的女人。但在正常人眼里，她这些小聪明心把戏都是瞒不了人、不了人的。所以，人们又感到她的言行的可笑。人们无法尊重她、爱戴她，甚至也无法真正地帮助她。她是一个令人看不起的人。如果说少年“我”和少年闰土的一切言行的总体特点是自然、纯真，豆腐西施杨二嫂的一切言行的总特点则是“不自然”、“不真挚”。在她这里，一切都是夸大了的，是根据自己的实利考虑变了形的。她一出场，发出的就是一种“尖利的怪声”、“突然大叫”，这是她不感惊奇而故做惊奇的结果。她的面貌特征也是在长期不自然的生活状态中形成的。她一生只练就了一个“薄嘴唇”，“能说会道”，脸相却迅速衰老下来，只留下一个“凸颧骨”，没有了当年的风韵。她的站姿也是不自然的，故意装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实际上她早已失去了自己的自信心，失去了做人的骄傲，但又希望别人看得起她。尊重她。她对“我”没有怀恋．没有感情，但又故意装出一副有感情的样子。她能说的只有“我还抱过你咧！”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事实，但却把这个事实说得非常严重，好像这就对“我”有了多么大的恩情，好像“我”必须对她感恩戴德，牢牢记住她的重要性。她不关心别人，因而也不会知道别人的生活状况，不会了解别人的思想感情。她通过自己的想像把别人的生活说得无比阔气和富裕，无非是为了从别人那里捞取更多的好处。豆腐西施杨二嫂体现的是“我”所说的“辛苦恣睢而生活”的人的特征。她的生活是辛苦的，但这种辛苦也压碎了她的道德良心，使她变得没有信仰，没有操守，没有真挚的感情，不讲道德，自私狭隘。

20年前的杨二嫂年轻美丽，因此她的豆腐店的买卖非常好，人称“豆腐西施”；20年后，她成了“凸颧骨，薄嘴唇”的“细脚伶仃的圆规”，变得自私、尖刻、贪婪、势利，爱搬弄是非爱唠叨，想方设法从“我”的搬家中捞点东西。展现出了家道中落对一个人的影响。

杨二嫂属于下层劳动妇女，有着悲惨的生活遭遇。早年是人见人爱的“豆腐西施”，因有几分姿色而让人高看一眼。而后则是一个世俗、麻木、贪小便宜的人。变化中可见社会因素对一个人的影响。文中有一个经典的动作描写：“……一面愤愤的回转身，一面絮絮的说，慢慢向外走，顺便将我母亲的一副手套塞在裤腰里，出去了。”

“我”见到的“豆腐西施”是这样的“我吃了一吓，赶忙抬起头，却见一个凸颧骨，薄嘴唇，五十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是什么原因使得昔日西施般整天擦着白粉的杨二嫂成了“细脚伶仃的圆规”呢？很显然，是社会，是辛亥革命后农村破产，农民和小市民受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摧残所致。

扩展资料

《故乡》是现代文学家鲁迅于1921年创作的一篇短篇小说。小说以“我”回故乡的活动为线索，按照“回故乡”——“在故乡”——“离故乡”的情节安排，依据“我”的所见所闻所忆所感，着重描写了闰土和杨二嫂的人物形象，从而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农村破产、农民痛苦生活的现实。

同时深刻指出了由于受封建社会传统观念的影响，劳苦大众所受的精神上的束缚，造成纯真的人性的扭曲，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冷漠、隔膜，表达了作者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和改造旧社会、创造新生活的强烈愿望。该小说入选初中语文，人民教育出版社九年级（上册）。

辛亥革命后，封建王朝的专制政权是被推翻了，但是代之而起的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的统治。帝国主义不但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而且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由于这双重的压迫，中国的广大人民，特别是中国的农民，日益贫困化，他们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

作者于1919年回故乡期间，耳闻目睹了中国农村疮痍累累的残酷现实，加之在这个风雨飘摇的社会中求索了三十余年的生活体验，于是写出了这篇悲凉沉郁但又不失希望的小说

作者鲁迅于1898年第一次离开老家绍兴，“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呐喊）自序》）。1919年12月，最后一次回故乡绍兴接他的母亲等人来北京居住。从《鲁迅日记》中可以了解这次回乡的经过：1919年9月，鲁迅卖掉了绍兴的老屋，添了些钱，买了北京西城新街口附近八道弯宅第。

11月修葺完毕，21日“上午与二弟眷属俱移入八道弯宅”。26日鲁迅“上书请归省”。12月1日，由北京动身回老家，4日晚“抵绍兴城，即乘轿回家”，在家乡处理搬迁事务，大约住了二十来天。12月24日“下午以舟二艘奉母偕三弟及眷属携行李发绍兴”。29日中午抵达北京，“下午俱到家”。往返大约29天。《故乡》的故事情节便是根据这段生活经历演绎而来。不过这只是触发故事的一点，而作品真正反映的却是更为广阔深邃的社会背景。

《故乡》创作于1921年1月，最初发表于《新青年》杂志第九卷第一号，后来由作者编入小说集《呐喊》。

小说写“我”“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通过自己在故乡的所见所闻表达了离乡多年后重新回乡的一番物是人非的感慨。小说一开始所极力渲染的那种悲凉的气氛，是为后面的感慨作渲染和铺垫：“时候既然是深冬……没有一些活气。”这也正是“我”此次回乡的悲凉心境的反映。

作者忍不住怀疑“这可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旋即转入对故乡的回忆：“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但又恍然意识到，“故乡本也如此”，只不过是“我”的心境变化而已，“因为我这次回乡，本来就没什么好心绪”。

这“心境的变化”表明了“我”在经过了二十多年的离本乡、“走异路，逃异地”，到现代都市“寻求别样的人们”这一段隐藏在小说背后的曲折经历之后，却仍然在为生活而“辛苦辗转”的失落和悲哀，而这一切正是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普遍困惑和迷茫。

带着这样的心绪，“我”回到了久别的故乡，心中自然感到了无限的凄凉。在这个意义上，“回乡”也正是“寻梦”，从而带有了一层形而上的人生况昧，表达了一个出走异乡的现代文明人对于故乡的眷恋，一种难以割舍的乡土情怀。

参考资料：故乡 （鲁迅创作短篇小说）-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