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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豆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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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天很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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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参考文献 张毅,张颂颂编著,《中国农村工业化与国家工业化》,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2 张毅,《中国农村工业化与国家工业化》,中国农业出版社 杜润生著,《中国农村制度变迁》,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3 杜润生主编,《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2 胡必亮, 胡顺延著,《中国乡村的企业组织与社区发展 湖北省汉川县段夹村调查》,山西经济出版社 彭恒军主编,《乡镇社会论》,人民出版社,2001 黄正瑞编著,《温州苍南农村工业化城市化探索》,工商出版社,2000 马戎、刘世定、邱泽奇主编:《中国乡镇组织变迁研究》,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秦晖著,《江浙乡镇企业转制案例研究》,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 1998 吴天然著,《中国农村工业化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徐志超编著,《农村工业化的思考与实践》,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 冯芷艳, 姚梅, 王晓毅,《中国村庄的文化传统与企业管理 辽宁省海城市赵堡村调查》, 山西经济出版社 1997 陈甬军,陈爱民主编,《中国城市化:实证分析与对策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2 李树琮著,《中国城市化与小城镇发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2 汝信主编,《城市化: 苏南现代化的新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林广,张鸿雁著,《成功与代价:中外城市化比较新论》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0 钱文荣著,《城市化过程中的耕地保护问题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0 秦润新主编,《农村城市化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0 刘传江著,《中国城市化的制度安排与创新》,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9 陈颐著,《中国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南京出版社, 1998 折晓叶:《村庄的再造:一个 超级村庄 的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程漱兰:《中国农村发展:理论和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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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Amy

简单啊 要免费的参考文献就去“文发网”上找嘛 多得很哦城市化与过度城市化摘 要:工业化、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和政府的发展规划成为推动城市化的动力。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城市人口过度增长、政府的过度消耗、过度的资源消耗与污染以及过度的非人本指标等现象,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关键词:城市;城市化;过度城市化Abstract: Industrialization, change of rural economic & social structures and government development planning have become the driving force of urban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the phenomena of over-increase of urban population, over-consumption of government, over-consumption of resources and serious pollution and excessive non-human-oriented indexes, etc. bring a series of serious social problems.Key words: city;urbanization;over-urbanization一、城市与城市化要理解城市化问题,先要了解城市。什么是城市?美国学者曾经指出,有三种定义城市的方法,“在美国,城市是有2500人居住的社区,城市化地区是居民不少于5万人的城市”;“在巴西,人口规模则不是确定城市的依据——城市就是首府”;“按照社会学的传统,城市被定义为在地理上有一定范围并具有某些特征的社会组织形式”① 。中国学者对城市也有定义,有人指出:“城市是大规模高度聚集的人类活动区域。”②城市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基地,是人类文明的历史性产物。城市是特定国家或特定地区居民经过生活演变,在合适的地点逐步发展起来的,有稳定的生产布局和贸易市场,有各种相对完备的政治、法律、宗教、教育和文化事业组织,以及相对严密的专业化管理秩序的大规模人口聚居区。什么是城市化?可以把城市化看成一种指标,一种用以分析城市化实现水平的评估体系;也可以看成形容词,形容一个相对大的区域内城市的密集程度。50年代初期有一个划分城市的标准,3000人口以下的是农村集镇,3000人口以上的叫城镇,或者叫城市,所以在中国有城市、城镇和农村集镇的区别。建国初期江苏的城市化率是14%强,而根据有关统计资料,苏南地区的城市化率是17%强,大约高于全国平均数7个百分点,所以苏南是全国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城市化在当前,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即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当局以扩大城市的规模,强化城市的经济功能,提升城市的辐射能力为手段,加快国家经济建设的一种手段或者方案。站在这个角度上看,城市化就是政府的一种经济发展战略、方针或者策略,具有很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特征。关于城市化的发展方向,有关专家有许多研究,提出了很多设想,比如信息化城市、数字城市、生态城市、和谐城市、创新型城市等。这都是一些十分有价值的想法,实现起来有一个过程。严格说来,当代中国的城市化运动,是最近20多年的事情。尽管1949年以后,城市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但是,由于发展方针方面有问题,或者限于发展速度缓慢,都不能称之为城市化运动。最近20多年来,城市化运动才有了长足的进步,有以下三组数据能够说明这一点。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有关数据,笔者选取了四个年份,反映中国城市化水平的变化(表1)。综合有关《中国统计年鉴》的统计,笔者选取了1985年以来的四个年份,反映全国城市的建成面积(表2)。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运动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笔者选取了1990和2001两个年份中国城市发展的有关数字对比(表3)。二、过度城市化应该承认,我们的城市化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当然,经验教训也不少,其中过度城市化就是一个值得注意和预防的问题。西方学者曾经提出了“城市化过度”的概念。有学者指出:“城市化过度是伴随着前殖民地国家经济发展而产生的一种状况,即一国城市居民相对于全国人口的比例大于该国经济发展水平所允许的比例,一般说来,它是迅速城市化的孪生兄弟。”③上述西方学者关于过度城市化的观点,对我们研究这个问题有很大的启发性。现在看来,城市居民占全国人口的比例高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所允许的比例,当然可以作为讨论过度城市化问题的衡量指标;从占全国人口总数比例的角度上分析过度城市化问题,也是一个现实的因素。不过,由于各个城市的具体情况的差异,占全国人口总数的比例往往并不具备决定的意义。换句话说,在考察具体城市是否已经城市化过度的时候,单纯以其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比例来衡量,有可能并不十分科学。因为有的城市,虽然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比例较高,但是它的综合能力所决定的人口涵养能力比较强,因而并没有达到过度城市化的程度。除了人口因素之外,过度城市化的指标,应该包含城市生存质量和城市功能的因素。所谓过度城市化,是指城市发展过程中,产业落后、供养能力不足,管理水平低下,但是人口数量畸形增长,其膨胀速度大大超过了经济、环境与公共设施所能承受的程度,使城市不仅失去了现代化发展的牵引作用,而且成为充满社会不公、环境污染、疾病、贫困、混乱、犯罪、黑帮势力和政治冲突的恶劣生存空间。过度城市化是人口片面增长,经济社会发展失去协调性,城市管理严重失控的结果。在城市发展的历史上,过度城市化是任何国家在一定阶段上都会或多或少地发生的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一个更容易发生和更值得重视的问题。一般来讲,城市化的动力有三个:第一个是工业化。近代之前,包括西方世界的城市化,它的驱动力主要是工业化。由于工业化,城市里面兴办了大量的近代化工厂,致使大量人口向大城市流动,这是一个动力。工业化引起的城市发展,在欧洲特别明显:“在欧洲,十九世纪是城市大发展的年代。1816年德国城市人口略多于250万,到1895年就达到了1300万。1846年法国城市居民是850万,而1891年则增加到1450万。巴黎在1800年时只有50万人,1891年达到250万,是1800年的5倍。”④第二个是农村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农民的生存状况恶化,自发流入城市,增加了城市的人口。这个情况在近代以前很明显,据国外有关专家统计,1800年北京人口110万,伦敦86.1万,巴黎54.7万,东京49.2万,柏林12.7万,莫斯科23.8万,开罗26.3万,费城20万,汉城19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计划经济时期,由于人口控制得比较严厉,人口的流动性相对差一些,但是仍然有流入城市的,特别是一些省以上的政治中心城市。据统计,1949年北京市的城镇人口大约178万,1959年达到421万,1979年达到510万,其增长速度还是相当可观的。第三个动力来自政府的发展规划。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特别是2000年以来,中国城市化加快,最重要的动力来源于政府的规划和发展战略。政府把城市化率的提高作为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过度城市化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城市人口的过度增长。当前城市化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城市范围和人口规模的扩张。比如在城市买套房子,就给予城市户口;因各种圈占土地,郊区变成市区,农民成为城市居民;也有工业第三产业投资所带来的经济扩张。但是,有些城市的人口膨胀非常厉害,而其动力不是来自于工业化或者说第三产业的发展。工业化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是城市化最重要的前提,它们直接造成城市的劳动力需求,保证城市扩容的人口有稳定的职业和生活来源。离开了这个前提,离开了产业基础,盲目地扩大人口,会导致社会的极度不稳定。政府的过度消费。中国的城市化运动,是政府当局的一种经济发展战略、方针或者策略,与此相联系,城市化运动中的过度城市化,也就包括政府的过度消费。或者说,过度的政府消费,自然成为中国这样的政府主导型现代化国家城市化运动中的基本特征之一。公务员和编制外人员数量快速增长,公款消费数额巨大,政府楼堂馆所豪华气派,这实际上是现代化成果的不正当不健康的消耗。在有些城市,政府的消费非常大。有些地方的县政府,办公大楼里豪华的电梯,庞大的空调,加上物管费,每年支出费用极大,这是很大的浪费。应该把这些过度消费的钱用到更需要的地方去,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改善经济技术基础,增加物质储备,提高抗击各种社会风险的能力。过度的资源消耗与污染。这一点,有许多报道和研究。城市化过程中的资源透支、水透支、环境透支,已经非常严重,人们深有同感。现在即使到农村去,许多地方也是污水一片,奇臭无比。城市里出现地面开裂或下沉、地下水资源枯竭、噪音、粉尘、废气、酸雨、沙尘、热岛效应等现象。恶性疾病发病率上升,甚至已经成为常见病、多发病。过去讲“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是说苏州和杭州是人间天堂。现在,有哪些地方还可以真正称为人间天堂呢?假如我们不计后果地建设,把自己生活的地方污染到很严重的程度,终将有一天这个地方会成为死亡之域,经济发展再好,又有什么用?这是一件非常恐惧的事情。过度的非人本指标。城市化应该以人为本,致力于建设一个宜居城市,为居民创造优美的生活条件。除了环境的宜居之外,还有生活的宜居,工作的宜居,文化的宜居。这就要求一切发展的举措,都要以人为本。各种规章、制度、管理目标的提出,都要把以人为本放在核心的地位上考虑。要明白,非人本指标与宜居城市的目标是不协调的。过度的非人本指标存在于很多方面,比如市容的过度美化,造成很大浪费。为了城市的美观,造成老百姓生活的不方便,这就是非人本指标。在我们的城市,城管是一个工作难度最大的部门,也是一个群众意见比较集中的部门。有个城市曾经有人公开在店门口贴了“城管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讨论。其实不管理肯定是不行的,问题是怎么管,哪些该管,哪些不该管,用什么方法管。群众对城管意见那么大,为什么会这样?原因是复杂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城市管理的某些指标具有非人本化的性质。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和拆迁,也具有非人本化的性质。旧城改造是必要的,特别是城市的商业区、文化区、窗口地区和基础设施改造,有利于改善城市条件,美化环境,提升城市品位。但是,为了拉动房地产市场,不加区别地针对居民区的拆迁改造,只会增加群众负担,加重群众生活成本。国外有些城市,富人住郊区甚至远郊的别墅,公寓区、贫民区在市区。我们反过来,拆迁的困难户都转移到远郊,经济适用房多数建在远郊,他们的生活成本仅交通费就要多花许多。城市的建设为富人考虑多,为穷人考虑少。上海这样一个大都市,新中国成立前那么长时间有棚户区,过去每个城市都有棚户区,就是条件相对差一些的地方,有的甚至是有点破烂的地方,因为居民的经济水平不一样,所以棚户区的存在有其客观必然性。现在美化城市要把那些旧民房大片地拆掉,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是人为地加剧了社会矛盾。一些市区边缘的民房拆掉之后,没有便宜的地方能租住。有些地方的教育部门调整学区和学校布局,把农民工办的学校取消掉。这样一来,农民工子女读书很成问题。原来民工子女学校费用很低,现在把他们并入城市学校,他们要和城里孩子交一样的钱读书,农民工的生活成本增加。媒体曾报道,有个地方,政府专门花钱建造了楼房,一间房子放四张床,然后说对农民工说我,给你们谋利益了,一个月可以花一百多块钱用一张床,结果没有一个农民工要。记者采访农民工,他们说:“我在这边打工,工地就可以住,为什么要住那里?我每天工资才几十块钱,住在那边每个月要交一百多块钱,另外工地在城东,房子在城西,每天交通费又要加好几块钱,一个月下来,要多花不少,划不来。”结果政府为农民工造了房子,他们却不肯住。这种事情很多。有些城市建设草坪,大量采购,进口草皮,效果怎么样呢?一些中国土生的草可以上去踩,可以躺在上面,没什么事,外国进口的草很娇嫩,它只能看不能踩,这样做城市建设的成本无意间就扩大了。这些实际上都是为了完成脱离实际的非人本化指标的结果。过度城市化还带来了一些很严重的问题。公共设施跟不上,交通跟不上,电力、煤气、住房跟不上,生态恶化,大量人口失业,大众普遍贫苦化,犯罪率上升,城市管理成本上升等(城市管理是要成本的,我们现在城市管理成本很高,有些重大的案件破案很快,一打110警察就到场,这很好。我们的公安已经从静态管理转入动态管理,这是很了不起的,但要有成本的)。当初,在盲目扩充人口的时候,矛盾可能还不会马上暴露出来,但是这些问题,迟早会成为社会动荡的隐患。城市的各种利益阶层、各种等级之间的利益协调,做得很不够。城市居民各个等级间的利益和愿望要调节好,社会矛盾不能太尖锐。促进和谐社会建设不是没有矛盾没有差异,但是社会的利益分配,必须维护公平底线。党中央提出要研究收入分配政策,并且提出和切实落实关注弱势和推进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是正确和及时的。城市虽然扩大了,但是还没有建立成熟的社区伦理。城市有城市的伦理,过去西方学者把农村社会称之为通体社会,把城市称之为联组社会,是按照农村和城市的不同伦理精神来分析它们的性质的。通体社会和联组社会,这两个概念有一点玄。什么叫通体社会?在一个村子里面,可能聚集着一个宗族,本来就是一个熟人社区,居民有共同的价值观,也有比较稳定的民间纠纷的处理习惯,社会秩序比较稳定,所以叫通体社会。但城市人口来源于各个地方,他们脱离了原住地,来到了陌生的地方,没有了原住地居民之间在生产上、血缘上、情感上、历史渊源上的密切联系,必须自我奋斗,优先考虑个人利益才能生存,这就导致城市各个群体之间的亲合度不够,所以城市社会是一个联组社会。也有人反过来讲,说农村里是机械团结,而城市是一种有机团结。因为农村里虽然有统一的乡规民俗,但乡民之间缺乏共同利益,缺乏有机的分工合作,所以他们之间的互相团结不是很稳定。而城市里专业分工的程度很高,各个行业之间互相依存度比较高,某一个行业、某一个工种停下来,其他行业、其他工种,甚至整个城市的运转就要停下来。所以城市的人必须互相协作,互相支持,高度紧张地团结在一起,为了共同的生存而结合。城市居民的结合,当然比农村居民之间的结合,要密切得多、有机得多。以上两种看法都有一定道理。这两种看法取了两个极端,有点绝对化,因而可以继续讨论。但是,不管怎么说,城市确实应该有共同的社区伦理。所谓城市的社区伦理,是指城市居民共同遵守的体现都市文化特征的公共规范,包括城市的公共信仰、公共观念、公共权力、公共秩序、公共利益和公共制度等一系列规章性、制度性、观念性、习惯性价值与规则。有这一整套公共的规则,来维护市民的共同利益,把人们共同生活的代价降低下来。共同生活是有代价的,有时社会的组织不协调不合理,共同生活的代价就很大。城市是五湖四海的人的汇集,所以必须确保每一个人的利益,否则大家无法共同生存。只有建立起共同的社区伦理,让这些五湖四海、三教九流的人有一种公认的价值基础,才能团结起来,这是一个很长久的过程。培育新形势下的城市伦理,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目前已经可以看出,在有些城市,城市化的推进,不是提升了城市原有文明的水平,而是降低了水平。原因很简单,在有些地方,外来人口差不多占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甚至超过了原住人口,城市原来的文化特色被消解了,甚至外来人口的语言、民俗、生活习惯、人际网络、利益诉求、群体风气改变了原有文化内涵,成为城市面貌的新的主流特色。多数情况下,这种新的特色带有许多负面意义的内容,或者说,具有负面的性质。怎样才能在人口急剧膨胀的条件下不降低城市的文明水平,强化城市的文明管理,让外来人口尽快融入城市生活,改善他们的文明素质,是一个十分艰巨的现实任务。提供一篇 希望能帮到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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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夜磨牙

内容摘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解决“三农”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我国的城市化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是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既是我国城市化的发展阶段;也是我国城市化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城市化 关系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涵义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思想和思路的集中体现,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新理念,是实现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进一步促进农村城市化的新举措。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坚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方略,在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的同时,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 生产发展—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强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产业支撑。大力提高农业科技创新和转化能力;加强农村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积极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快发展循环农业。 生活宽裕—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夯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经济基础。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保障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稳定、完善、强化对农业和农民的直接补贴政策;加强扶贫开发工作。 乡风文明—加快发展农村义务教育,大规模开展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繁荣农村文化事业,加强县文化馆、图书馆和乡镇文化站、村文化室等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推动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扶持农村业余文化队伍,鼓励农民兴办文化产业,开展和谐家庭、和谐村组、和谐村镇创建活动。 村容整洁—加快农村能源建设步伐,在适宜地区积极推广沼气、秸秆气化、小水电、太阳能、风力发电等清洁能源技术;以沼气池建设带动农村改圈、改厕、改厨;加强村庄规划和人居环境治理;引导和帮助农民切实解决住宅与畜禽圈舍混杂问题,搞好农村污水、垃圾治理,改善农村环境卫生。 管理民主—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主题,在全国农村深入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加强农村基层组织的阵地建设;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进一步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议事制度,完善村民“一事一议”制度,健全农民自主筹资筹劳的机制和办法。 可以看出,“十一五规划的论述概括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内涵和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实际上就是要实现农村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化、市场化,实现农业的新型工业化、产业化、企业化,实现农村的城镇化,农民成为与城市居民具有平等身份的社会成员,这些都应该包括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涵中。 实行农业生产的社会化、市场化、工业化、企业化,最终结果是大大节约了农业生产的成本,节约了劳动力,这样就会产生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而农村富余劳动力要靠工业化和城镇化来吸纳。农业现代化的结果是,传统农业和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农业脱胎换骨,变成现代化的、社会化的、市场化的农业。一部分农民成为新型的现代农业的经营者、劳动者,一部分农民成为工业和其它产业的经营者、劳动者,越来越多的农民成为现代城镇居民。农村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而这也正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我国城市化发展历程及现状分析 城市化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生产活动和生活方式由农村向城市不断转移以及城市空间不断扩大的过程,包括基础设施的配套、城市功能的健全、生活环境的改善、社会经济的发展等方方面面,而不仅仅是人口、用地规模扩张,城市化需要坚实的经济作基础,兴旺的产业作支撑。既有数量的扩大,又有质量的提高,是一个全方位、多元化、多层次的综合过程,更是逐步的、渐进的过程,需要长期艰巨的努力。 推进城市化要积极稳妥,既要充分利用有利条件,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又要从实际出发,立足于经济基础,因地制宜,量力而行,与经济发展速度相适应。 我国建国至今,在不同的时期城市化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阶段: 起步阶段(1949-1957年。这是我国三年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实现的时期。围绕着156项重点工业项目进行的工业基本建设,吸引了较多农民进城镇和工矿就业,一批重点城市扩建,城镇人口增长极快,从1949年的5765万增加到1957年的9949万,平均每年增加523万人,城市化水平从建国时的10.6%增至15.4%,平均每年提高0.6%。 剧烈波动动荡阶段1958—1965年。这段时期国民经济大起大落,工业项目上上下下,这种国民经济的剧烈波动极大影响了城市化的发展,使其呈现出动荡起伏的特征。 停滞阶段1966—1978年。这一阶段正处于政治动荡,极左思潮泛滥的“文革”时期。由于有效需求缺乏和政治运动的影响,使国民经济遭受到极大的破坏,城市停工停产,工业扩张无力,无法吸收城市自身的就业人口,非城市化的思潮达到登峰造极。 稳定发展阶段1979年-2002年。1979年至2002年,是我国城市化稳定发展时期。这一阶段开始,由于大批知识青年返城,城市人口增加较快。此外,城市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得到重新认识,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出现了巨大转变。农村生产经营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劳动生产率,出现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很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镇打工、经商,又进一步促进了城市人口的增长。 高速发展阶段2003年至今。2002年的十月,第十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把我国城市化的发展进一步推向高潮。笔者认为,十六届五中全会以来,尤其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被明确写进“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更使得我国的城市化发展进入了一个独特的高速发展时期。 十六大之前,我国城市化发展的眼光仅仅集中在城市的建设和城市人口的增加方面,忽视了农村在城市化发展中极大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农业大国,农村的推力更是不容忽视。十六大确定了大力发展农业、极力解决三农问题的一系列重农、惠农政策,从而把城市化的发展重心转向了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加快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倡导农民生活方式城市化方面。这首先从理论上符合了城市化的定义:即城市化是社会生产力的变化所引起的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改变的过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城市规划术语》对城市化的定义是“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由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它表现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内的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城镇人口不断膨胀,城镇数目不断增加,用地规模不断扩大,农业用地逐渐转化为城市性地域;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水平不断提高;城市文化和价值观念成为社会文化的主体,并在农村地区不断扩散和推广,城乡居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不断得以改善并逐步实现现代化。 因此笔者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与我国的城市化发展一致的,它是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必经阶段,是我国独具特色的城市化之路。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必将带来我国城市化水平的高速发展和城市化质量的显著提高。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我国城市化的关系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城市化的必然要求。 城市化的发展归根结底是要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将大量的劳动力从农业中解放出来,使之在第二、三产业就业,从而提高城乡二、三产业的就业比例;加强城市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使城市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容量和辐射力;改善农村的环境和基础设施,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和习惯,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进一步缩小城乡的各种差距……而城市化发展的动力因素既有来自于城市二、三产业的拉力,也有来自农村的推力,尤其对我国这样的农业大国,忽视农村在城市化发展中的推动作用将给我国的城市化发展带来严重的不良影响,而要消除这种不良影响,使我国的城市化顺利发展,就必须重视农村的建设。目前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思想正适应了城市化发展的这一必然要求。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城市化的发展阶段。 从世界各国城市化发展的轨迹来看,城市化的发展呈现出由不平衡发展趋于平衡的规律。在某种形态的城市化开始时,是在首先实现突破的地方取得发展,然后再向更多的地方铺开。当一国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时,也是先从经济发达地区实现迅速发展,再逐步向经济后进地区铺开。例如英国于18世纪后半期首先实现工业革命,到1850年其城市化水平已达到50%。1900年,当世界城市水平为13.3%时,英国则激增至78%。直到20世纪后半时,欧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才发展到与此相当的水平。 我国的城市化发展也呈现出同样的趋势,如目前我国东部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城市化水平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随着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指导思想的全面实施,,这种东西部城市化水平的极度不平衡状况将得到进一步改善,我国的城市化也必将进入一个高速的、趋于平衡的、城乡统筹发展的新阶段。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城市化的必由之路。 我国的城市化率要提高,就必须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吸纳到城市中来,从而提高城市人口的比例。而目前我国城市现有的吸纳能力和就业岗位根本不能满足大量存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需求,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另辟蹊径,即通过推动农村经济自身的发展,尤其是农村二、三产业的大力发展,就地吸收一部分剩余劳动力,并改变这些农村地区的面貌,使之成为城市地区;我国城市化的质量要提高,不仅要注重城市自身的经济发展、基础设施的建设,还必须保证农村地域在向城市地域转变过程中的质量,以及新转化为城市居民的那部分农民的技能和素质的提高,而这些技能和素质的提高要靠进入城市之后去学习是不现实的。因此,他们必须在进入城市之前就得到培训。 由此可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城市化发展由不平衡趋于平衡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王伟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要求[N].学习时报,2006 2.颜昌成.推进城镇化应走内涵式发展之路[N].中国建设报,2003 3.余戎,罗清萍.我国农村城镇化发展偏离以农民为本的表现及其对策[J].安徽农业科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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