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散文的研究论文2000字数

作者文字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注重细致绵密的描写。第二时期则文句较为单纯，表现一种素朴的趣味。朱自清说：「书中文字颇有浓淡之别……平伯有描写的才力，但向不重视描写。虽不重视，却也不至於厌倦，所以还有《湖楼小撷》一类文字。近年来他觉得描写太板滞，太繁缛，太矜持，简直厌倦起来了。他说他要素朴的趣味。《雪晚归船》一类东西，便是以这种意态写下来的……书中前一类文字好像昭贤寺的玉佛，雕琢工细，光润洁白；後一类呢，恕我拟於不伦，像是吴山四景园驰名的油酥饼——那饼是入口即化，不留渣滓的。」（《燕知草序》）作者之诗喜谈哲学，作散文此癖亦不能改。朱自清谓其「夹叙夹议的体制，却没有坠入理障里去，因为说得乾脆，说得亲切，既不隔靴搔痒，又非『悬空八只脚』，这种说理，其实也是抒情的一法。」但我以为这还是作者失败的地方，《湖楼小撷》写风景大谈其佛理，和同异之理，实觉令人头痛。朱自清的小品散文有《背影》、《踪迹》（一部分为新诗）及《欧游杂记》等。朱氏与俞平伯为好友，文体亦颇相类，盖同出周作人之门而加以变化者也。但俞氏虽无周广博之学问与深湛之思想，而曾研哲学，又耽释典，虽以不善表现之故有深入深出之讥，而说话时自然含有一种深度。至於朱氏则学殖似较俞氏为逊，故其文字表面虽华瞻，而内容殊嫌空洞。俞似橄榄，入口虽涩，而有回甘；朱则如水蜜桃，香甜可喜，而无馀味。俞、朱笔法都是细腻一路。但俞较绵密而有时不免重滞，朱较流畅有时亦病其轻浮。俞似旧家子弟，虽有些讨厌的架子，而言谈举止总是落落大方；朱似乡间孩子初入城市，接於耳目，尽觉新奇，遂不免憨态可掬。这话或者有些唐突我们的作家吧。但看下面这一节文字，我又觉得这样批评不算过分了。她那几步路走得又敏捷，又匀称，又苗条，正如一只可爱的小猫。她两手各提一只水壶，又令我想到在一条细细的索儿上抖擞精神走著的女子。这全由她的腰；她的腰真太软了，用泉的话说，真是软到使我如吃蘇州的牛皮糖一样。不止她的腰，我的日记里说得好：「她有一套和云霞比美、水月争灵的曲线，织成大大的一张迷惑的网！」而那两颊的曲线，尤其甜蜜可人。她两颊是白中透著微红，润泽如玉。她的皮肤，嫩得可以掐出水来；我的日记里说「我很想去掐她一下呀！」她的眼像一双小燕子，老是在灩灩的春水上打著圈儿。她的笑最使我记住，像一朵花漂浮在我脑海里。我不是说过，她的小圆脸像正开的桃花麼？那麼，她的微笑的时候，便是盛开的时候了；花房里充满了蜜，真如要流出的样子。她的发不甚厚，但黑而有光，柔软而滑，如纯丝一般。这段文字真是风流跌宕，诗意茏葱。尤其那活泼轻灵的笔调好像并不吃力，要摹仿时半句也难。在新文学中这样不落窠臼的「女性美」描写，果然少有。但你知道他描写的对象是什麼人呢？原来仅仅是友人家里的一个青年佣妇。我并不说佣妇中没有美人，也不敢限制作家描写的自由。但总觉得作家说话应当有点分寸。一个佣妇用了这样美丽的形容词去形容，真的见了西子、王嫱又当说什麼话呢？作者与俞平伯共作《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把那「一沟臭水」点染得像意大利威尼斯一样，我已嫌其「描写力」之滥用；但那是夜间所游，所见景物本不明确，作家以想像力加以改造尚无不可，至於人物也要「化腐臭为神奇」，那就不大妥当了。总之作者见闻过於偏狭，而描写才力有馀，不择对像而乱用，所以如此。又他对於生活感觉得很美满，只有赞颂，永无诅咒，表现於文字者遂亦觉太甜，甜得至於令人腻。其写自然风景则颇多□E丽委婉，性灵流露之处。如《荷塘月色》之一段：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彷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著轻纱的梦。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别有风味的。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峭楞楞如鬼一般；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著和谐的旋律，如梵婀铃上奏著的名曲。《温州的踪迹》记马孟容海棠横幅，笔致之细致秀媚，也如画中的花一般，「妩媚而嫣润」，「红艳欲流」。但我们要知道作者风格也和俞平伯似的，显然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期如工笔花卉，设色鲜活而究觉板滞。第二期则是写意笔法了。像《旅行杂记》与《温州的踪迹》作风便不相同。作者有些文字颇有稚气，像《仙巖梅雨潭的绿》一段；「那醉人的绿呀，我若能裁你为带，我将赠给那轻盈的舞女，她必能临风飘举了。我若能挹你以为眼，我将赠给那善歌的盲妹；她必明眸善睐了。我舍不得你；我怎舍得你呢？我用手拍著你，抚摩著你，如同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我又掬你入口，便是吻过你了。我送你一个名字，我从此叫你『女儿绿』，好麼？」便是最可厌的滥调。新学为文者每易蹈此而不自觉。所以成为近人所讥笑的洋八股，特为拈出，以便知所警戒。叶绍钧为五四後有名之小说家。散文有与俞平伯著的《剑鞘》和《脚步集》。前者多写抒情，後者则多杂感和短篇小说体的散文。作者散文的好处第一是每写一事，刻画入微，思想深曲沉著，有鞭辟入里之妙。试引《回过头来》一节：低头做功课也只是微薄的强制力，勉强支持著罢了。这可以把乐器的弦线来比喻：韧强的弦线找不到，固然可以把粗松一点的蹩脚货来凑数，从外貌，这乐器是张著整齐的弦线，偶一挥指，也能够发出卜东的声音。但是这粗松的弦线经不起弹拨的，只要你多弹一会或者用力量一点，它就拍地断了。当然的，你能够把它重行续上；然而隔不到一歇，它又拍地断了！断是常，不断是变；不能弹是常，能弹是变；这蹩脚的弦线还要得麼？可怜我仅有这蹩脚的弦线，这微薄的强制力，所以「神思不属是常」，而「心神倾注是变」了。形容不能潜心之苦，何等深细，而譬况又何其恰当巧妙。第二，他因为气力充足之故，常能不借「比喻」、「形容词」的帮助而为正面的描写。描写借助於「比喻」原是文学上少不得的办法，但真正上乘文字则自能以白描见长。如《老残游记》听白妞说书一段文字是有目共赏的了。但胡适说它不如齐河县看黄河打冰的一段。俞平伯、朱自清的描写好用比喻，徐志摩更多，甚至近於铺排。而叶氏独能摆脱这种习惯，「白战不许持寸铁」，哪得不令人拜倒！

杂文创作，是鲁迅毕生最重要的事业，是他心血的主要结晶和创造力的重要标志。正是他那博大精深和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的杂文创作， 确立了他在中国现代思想史、 文化史和文学史上无以伦比的地位。如果说，散文诗和记叙散文，分别表现鲁迅的个性和艺术风格的某一方面，那么在杂文中，我们却看到了鲁迅的灵魂，中华民族的灵魂。 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中指出：现代杂文是“萌芽于‘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的”。这概括了中国现代杂文“打破传统的思想和手法” 的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特征。 “五四”新文化运动原先是以“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为核心，猛烈批判传统的思想和文化，后来又扩展为广泛深入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这种广泛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 经常是以最便于攻战， 最便于启蒙宣传的杂文来进行的。这样，广泛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自然就成为中国现代杂文的主要内容。鲁迅一再强调，他倡导议论性和批评性的杂文，为的是进行广泛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为的是打破中国社会这一“黑色大染缸”，为的是改变中国愚弱的“国民性”，为的是推进中国社会改革的顺利进行。这既是鲁迅一贯的思想，也是他对中国现代杂文创作历史经验的深刻理论概括。 鲁迅杂文的内容，可以用、冷峻、深刻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来概括。具体说，它们是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珍贵文献，是中国现代“社会相”的大全，是中华民族斗争史图的描绘，是对中国国民灵魂的深刻解剖 鲁迅看问题的冷峻尖锐， 源于他“多疑”、 “尖刻”的现代智慧。他在《两地书》中，一再谈到自己的这一思维特点。“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我的习性不大好，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常有“疑心”。他还在《我还不能“带往”》一文中指出：“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所谓“仔细”、“多疑”、“尖刻”，正表明鲁迅思维的周密性，不肯轻信表面、主观、片面的观察所得出的简单化结论，而努力追求对社会现象及其矛盾着的各个侧面做精细的观察与思考。 写于1918年7月的《我之节烈观》，就很好地体现了鲁迅的这种思维特点。“节”（守寡）和“烈”（殉夫）是封建礼教摧残女性的“吃人”道德， 这个道德的始作俑者孔子对女性十分卑视， 他曾说过：“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鲁迅对此曾在《关于妇女解放》一文中加以诘难：“女子与小人归在一类里，但不知道是否也包括了他的母亲。”孔子还竭力表彰妇女为了愚贞而惨死的“妇道”。北宋理学家程颐恪守儒教的道德观，鼓吹“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南宋朱熹更张皇其说，于是妇女节烈之风，兴于宋元，盛于明清。直到民国，北洋军阀政府还在表彰“节烈”。鲁迅用怀疑主义的否定眼光考察在中国曾被当成“天经地义”的“节烈观”，一口气提出了十个疑问： （1）不节烈的女子如何害了国家？ （2）何以救世的责任，全在女子？ （3）表彰之后，有何效果？ （4）节烈是否道德？ （5）多妻主义的男子，有无表彰节烈的资格？ （6）节烈这事何以发生，何以通行，何以不生改革？ （7）节烈难么？ （8）节烈苦么？ （9）女子自己愿意节烈么？ （10）节烈这事现代既然失去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节烈的女子岂非白苦一番么？ 鲁迅像解剖尸体的医生一样，非常冷峻地把传统“节烈观”这具历史陈尸的里里外外、 前前后后、 正面反面，都做了透彻的探查剖析，层层驳斥了“表彰节烈”的荒谬悖逆。 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的《五论“文人相轻”——明术》一文中说：“果戈理夸俄国人之善于给别人起名号--或者也是自夸--说是名号一出，就是你跑到天涯海角，它也要跟着你走，怎么摆也摆不脱。这正如传神的写意画，并不细画须眉，并不写上名字，不过寥寥几笔，而神情毕肖，只要见过被画者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是谁；夸张了这人的特长--不论优点或弱点， 却更知道这是谁。” 鲁迅很赞赏“五四”时期钱玄同创造的“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认为只有自己创造的“革命小贩”和“洋场恶少”差可匹敌。其实除此之外，还有“捐班文人”、“粪帚文人”、“商定文豪”、“文坛鬼魅”等等，也都是“寥寥几笔”，就把对象“神情毕肖”勾画出来，让它逃到“天涯海角”也甩不掉的。此外，鲁迅还经常借助于荒诞的相似来比拟，造成一些最意想不到、最新颖奇特的组合。他在《匪笔三篇》中也认为：“这种拉扯牵连， 若即若离的思想， 自己也觉得近乎刻薄”如： （1）在《新药》中， 他把黔驴技穷、 失宠落寞的党国元老吴稚晖，比作宫女泄欲余下的药渣； （2）在《商贾的批评》中，他把“一知半解”的大学生林希隽砍杀杂文的高论，比作“孔雀翘起了尾巴，露出他的屁股眼”； （3）在《小品文的危机》中，他把上海“正在盛行，茶话酒谈，遍满小报的摊子上”的文人雅士的小品，比作“烟花女子，已经不能在弄堂里拉扯她的生意，只好涂脂抹粉，在夜里躄到马路上来了”； （4）在《“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中，他把三十年代国民党文人发起的 “民族主义文学” 发扬踔厉、慷慨悲歌的文章和诗歌，比作“落葬的行列里”“悲哀的哭声”； （5）在《张资平氏的“小说学”》中，把大都描写三角恋爱的张资平小说，比作“△” 。 (四)所谓“深刻”，是指其观察、分析问题深刻，逻辑上无可辩驳，而且挖到历史的根脉、现实的底蕴、人的灵魂深处。 鲁迅最善于从民族多数成员身上去解剖国民的劣根性， 善于从“古老的鬼魂”和“祖传的老病”中去挖掘民族的阴暗面，从而使他杂文的思想达到惊人的高度和深度。更让我们叹服的是，鲁迅最善于选择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现象、心理习惯，作为他思想探索的“开发口”，一直挖掘到历史的底层，揭示出深广的社会、历史、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如《坟》中的《看镜有感》、 《说胡须》、 《灯下漫笔》、《再论雷峰塔的倒掉》、《论“他妈的”》，每一篇杂文都是一口开掘不尽的思想深井，你会惊异于几面古镜，几根胡须，饭后闲谈时的传闻， 兑换钱币的心理变化， 乃至于几乎人人都挂在嘴边的“国骂”，竟蕴含着如此丰富的社会学、历史学、民族学、心理学等等的内涵，体现着社会发展的本质。 如《看镜有感》，作者从家里的几面古铜镜子谈起，他发现汉唐的镜子周围和背后充满了外国风格的装饰，这在宋代以后几乎不可想象。鲁迅为此感叹： 遥想汉人多么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束，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还不算弱，例如汉人的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驼鸟，则办法简直前无古人。 一个时代的审美情趣和艺术气度，的确是能反映出那个时代的民族精神来的。鲁迅看镜有感，从汉唐艺术敢于猎取外来事物做装饰的闳放气度，谈到宋代文艺的国粹气味熏人，两相对比之下他得出了如下结论： 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 鲁迅的这段话很有启发意义，它教我们如何进行心理分析，从表面虚伪的迹象中， 剖析出真实的心理状态来。 原来那种拒斥外来事物，宣扬国粹主义的行径，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对民族传统强有力的捍卫，实际上正如鲁迅所说，不过是缺乏民族自信力的孱弱心理的表现。 鲁迅的杂文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理论思维的一座高峰，是特别形式的一代诗史，是“鲁迅风”革命现实主义杂文洪流的强大源头，是一切杂文家智慧和灵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