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

很多。著名的有美国、日本、韩国、西欧、苏联等美国：美国在鲁迅研究方面有相当成就。威廉·莱尔是美国鲁迅研究专家，他的著作《鲁迅的现实观》于1976年在伯克莱和伦敦出版，但中文译本迟迟未能与中国读者见面，仅有一章《故事的建筑师 语言的巧匠》（An Architect of Stories and a Carpenter of Words）被乐黛云先生编入了《国外鲁迅研究论集1960——1981》。即便如此，该书在当代鲁迅研究中仍然有很重的份量，特别是海外现当代文学研究。J.R.普赛的《鲁迅与进化论》分9章，在自中国近代以来进化论的传播之思想史背景下，研究了鲁迅与进化思想的关系。《鲁迅与进化论》的另一重要内容是追踪中国鲁迅研究界如何评价、探讨鲁迅与进化论关系的学术线索，并不时加入普赛个人的评价。普赛指出，青年鲁迅的思想通常被中国学者说成是受了达尔文主义及其分支学派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但普赛引用美国著名的严复研究专家本杰明·施瓦兹(BenjaminSchwartz)的观点，认为鲁迅青年时代阅读的严复所译赫胥黎《天演论》实际上是“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个攻击”。中国学者普遍把鲁迅的思想说成是经历了从进化论到唯物论的演进，普赛反对这样的描述，认为“鲁迅思想从来没有经历过真正变化”，“真正的鲁迅是一个真正的儒教徒”。认为鲁迅的思想几乎是不变的观点早在40年代就由日本的竹内好提出过，关于鲁迅与儒家思想的关系至少林毓生在70年代就有所阐述。普赛在前人基础上提出上述看法并无多大不妥，问题在于普赛把这部专著的主要篇幅用于质疑、批驳中国学者上，多少显露了他精神深处还残留着某种“冷战”思维的痕迹，虽然普赛本人在理性上是想竭力避免重新陷入“冷战”思维的陷阱的。其他的比如哈里叶特·米尔斯、帕特里克·哈南、史沫特莱、埃德·加斯诺等或是美国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或是创作有相当分量的鲁迅研究著作。日本：日本的鲁迅研究历史较长。据日本鲁迅学家藤井省三先生考证，1909年5月1日出版的《日本及日本人》五零八号“文艺杂事”栏，就有关于周氏兄弟翻译、出版《域外小说集》的消息和评议。在鲁迅正式走上中国文坛后，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家青木正儿又于1920年9月至11月，在《支那学》一卷一一三号发表《以胡适为中心的潮涌浪旋着的文学革命》一文，称鲁迅“是位有远大前程的作家”，他的《狂人日记》，“描写一位迫害狂的恐怖的幻觉，达到了迄今为止中国作家尚未达到的境地”。1931年5月，原野昌一郎的长文《中国新兴文艺与“鲁迅”》翻译到了中国，该文详细分析了鲁迅小说的乡土性，并介绍了当时中国的茅盾（方璧）所作的《鲁迅论》等对鲁迅的最早评论。像这样的长篇论文在别的国家尚未出现，可见日本的鲁迅研究很早就达到了相当的程度。之后，又出现了佐藤春夫、增田涉对于鲁迅著作的翻译和鲁迅生平的介绍。1937年，鲁迅逝世不到一年，改造社就刊行了《大鲁迅全集》全七卷。小田岳夫写出了《鲁迅传》并翻译到了中国。而最为重要的是竹内好1943年12月写的《鲁迅》。40年代以后的日本鲁迅研究几乎是以这本书为起点的。该书1986年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中译本，可以看做“竹内鲁迅”本体直接进入中国的开端。2005年3月又由中国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李冬木的更近完善的中文译本，开始引起广泛注意。2005年12月25日至26日，百十几位来自北京、上海等地及海外的学者，围绕“鲁迅与竹内好”这样一个议题，召开国际讨论会。国内相关媒体也陆续刊出了一些会议的论文。日本鲁迅研究者给人的一贯印象是孜孜不倦地探究每一个细小的问题，不搞得水落石出决不罢休。这种精神使他们在考证方面取得了可贵的成绩。如鲁迅早年所作的《斯巴达之魂》究竟是翻译还是创作，学界一直没有定论。樽本照雄发表了《关于鲁迅的<斯巴达魂>》，从当时的希腊文、欧美译作和日本译作文献中寻找线索，得出了结论：鲁迅的文本是翻译加创作，创作部分对原故事进行了不恰当的改编。又如，素来擅长考证鲁迅作品资料来源的北冈正子女士，前两年和她的弟子们对鲁迅在东京办《新生》杂志时所用封面画《希望》（英国瓦兹作）的具体情况进行了探究，其成果以书信的形式发表在《中国文艺研究会会报》1999年8月号上。此类文字还有很多，兹不一一列举。然而，日本学者笔下并不是没有理论性的探讨。本山英雄的长文《鲁迅<野草>的诗与“哲学”》，丸尾长喜的论著《“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等等，都有独特的视角，足以给我们启示。韩国：在韩国，对鲁迅的研究始于1920年。从1927年在韩国杂志《东光》上发表鲁迅的《狂人日记》译文，到至今为止的80多年间，其译介随着韩国社会的发展从未间断过。鲁迅的大部分作品都被翻译成韩文出版，对其相关研究的论文也有400余篇。有着独立运动家与民族诗人之称的李陆史，除了关注鲁迅作品的文学方面以外，更注重其社会功用性。这是独立运动家对鲁迅的革命精神和社会改革意识作出的极高评价。作家韩雪野接受了当时鲁迅的人道主义思想以及革命精神，并把鲁迅看作是启蒙思想家和人道主义者。与以上学者持不同意见的小说家李光洙，对鲁迅的作品发表了不同的看法。虽然他承认鲁迅作为小说家的才能，但是他对鲁迅文学作品中出现的阿Q与孔乙己这样的人物持否定的态度。这与他本人推崇日本帝国主义有关，他为了自身的处境，轻视“阿Q”、“孔乙己”具有的历史内涵和启蒙意识，忽略“阿Q”、“孔乙己”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价值和意义。另外，他故意无视鲁迅文学的价值、文学中的批判精神以及作品中的启蒙侧面。有着“韩国鲁迅”之称、为学生运动精神支柱的李泳禧教授在《从鲁迅看今天的我们》一文中曾作过下面的表述：“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鲁迅是多彩多样的，可是我所介绍的是在中国黑暗而混乱的社会里，作为思想家、评论家并将其思想付之于实践的知识分子的鲁迅。”他认为鲁迅自身的思想不仅以文学形态展现，并且被社会实践中的知识分子所称颂。所以李泳禧不把鲁迅看作一名文学家，而把他看作是一位实践知识分子。90年代以后，把鲁迅看作是思想家和革命家的倾向多少有点减轻，但还没有完全消失。这一时期，鲁迅文学作为文学家本身的“文学”价值渐渐得到更多重视，这个领域的研究出现了更加多样化的趋势。这时期学者们注重鲁迅作品的文学性、现代性。有关鲁迅作品中的语言风格、叙事特征和人物描写等文学方面的论文不断出现，还有以《鲁迅的现实主义理论》，《鲁迅‘叙事’的‘现代主义’性质》等文章为代表的鲁迅现代性研究也层出不穷。这些文章都注重鲁迅文学本身的价值，更深入地认识鲁迅，鲁迅作为文学家的地位比以前更巩固了。韩国著名的鲁迅研究学者还有朴宰雨、金河林、柳中夏等欧洲英国学者的鲁迅研究成果数量不多，但显示了稳扎稳打的求实精神。波尼·麦克道戈尔和凯姆·劳撰写的《20世纪的中国文学》属于文学史著作，其中对鲁迅的创作有较多的评述。在论及《野草》时，该文学史指出，“这些散文诗融记事、讽刺、怀旧、梦幻和短剧、打油诗等多种风格和技法于一体”，“《野草》在主观性、抒情性风格的探索上作了罕见的尝试”，“鲁迅对‘黑暗力量’的执迷构成《野草》的基本线索”。该文学史对于鲁迅的小说创作作了更充分的评价，认为鲁迅的《狂人日记》“虽然从灵感和标题上都受了果戈理的恩惠，但它是完全具有原创性的作品，它是中国第一篇同时使用文言和白话写作的小说，序言用文言写作暗示了这种语言的权威地位，而且文白并置暗示了《新青年》读者群需要被启蒙。当然，该文学史也显示了西方学者还未能完全摆脱把鲁迅的小说当作是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反映的这一传统的分析模式，比如对《阿Q正传》、《药》等作品的阐释，就基本把它们定位在对辛亥革命不彻底性的批判上，这恐怕也是受了中国国内学术界庸俗社会学研究模式的影响。法国本时期法国的鲁迅研究显得步履维艰，原计划出版的8卷本鲁迅作品集因资金问题未能出版，这对法国鲁迅研究者来说应该算是一次不小的挫折，但米歇尔·露阿等“鲁迅小组”中的学者一如既往地热爱和研究着鲁迅。米歇尔·露阿给中国的刊物寄来《敬隐渔名字的来源》这样的考据性文章，解释20年代最初把鲁迅的《阿Q正传》翻译成法文的敬隐渔姓名的基督教背景，以及其姓名每一个字在基督教文化中的含义和象征，有较高的学术价值。90年代中期，米歇尔·露阿为中国画家裘沙、王伟君的《鲁迅之世界全集》作序，她认为裘沙、王伟君画的《鲁迅之世界》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翻译工作，比起把汉语的鲁迅作品译成法语并不会容易，这种特殊的翻译“是两种感觉方式之间的纽带，两种文化之间思想沟通的桥梁，它是一种超越国界的语言”。她认为裘沙、王伟君的画面常常“象闪电一般将鲁迅深刻的思想内涵揭示在我们面前”，她感谢画家辛勤的劳作使人们更容易走进鲁迅的精神世界。德国1994年在瑞士联合出版社出版了6卷本《鲁迅选集》，选集的主持者是德国沃尔夫冈·顾彬，他撰写了长篇后记，后记对他本人学习汉语，走向鲁迅作品翻译和研究之路的历程作了勾勒，对德国学者翻译鲁迅作品基本情况作了回顾和评价，对鲁迅的小说、散文、杂文等各类作品作了细读，中间穿插了对欧美鲁迅研究成果的评价。2001年德国法兰克福的彼得·朗格公司用德语出版了《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一书，它的作者张钊贻是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教师(他在1987年出版过英文著作《尼采和鲁迅思想的发展》)，该书分5章论述问题：一、尼采到东方的旅程；二、奴隶价值的重估；三、尼采的反政治性和精神激进主义；四、尼采的永恒的“民族性”改革；五、鲁迅文学创作中的尼采影响。该书最后的结论是：“通过融和现代西方和中国传统中的‘积极力量’，鲁迅把尼采带给中国，把中国带向世界。”苏联：苏联学者在鲁迅研究界也曾取得较高成就。但本人不甚清楚，网上也似乎绝少这方面的资料另：澳大利亚在鲁迅研究方面也有一定进展，然相关作品数量较少，因此不论。鲁迅是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亚洲作家，他值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铭记与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