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改革论文

所谓群体性突发事件，就是指突然发生的，由多人参与，以满足某种需要为目的，使用扩大事态、加剧冲突、滥施暴力等手段，扰乱、破坏或直接威胁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应予立即处置的群体性事件。以下是今天我就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公安机关依法处置群体事件的对策思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公安机关依法处置群体事件的对策思考全文如下：

一、从一个典型案例谈起

(一)案例

2008年6月28日，贵州省瓮安县发生的“6、28”群体性事件，原本就是一起普通的少女溺水死亡事件，因为公安机关的死亡鉴定结果得不到家属认可，加之被别有用心的人员煽动利用，甚至黑恶势力人员直接插手参与，演变为公然向党和政府挑衅的对当地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打砸抢烧的严重群体性事件。造成县委大楼被烧毁，县办公大楼104间办公室被烧毁，县公安局办公大楼47间办公室、4间门面被烧毁，刑侦大楼14间办公室被砸坏，县公安局户政中心档案资料全部被毁，42台交通工具被毁，被抢走办公电脑数十台，150余人不同程度受伤的严重损失。如今，该事件已平息，相关责任人也依法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反思 瓮安“6、28”群体性事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公安机关在处置过程中处置方式的欠妥当，也是致使谣言越来越多，最终被一些黑恶势力利用，一发而不可收拾，酿成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引发案情发展的原因分析

上述案例中由于未能尽快将信息公开，充分满足民众的知情权，致使民间关于“当地政府部门纵容包庇、销毁证据”等流言才能够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恶意传播之下迅速升温，从而点燃本就失去理性的情绪。但凡流言，都是见光死的。决策过程、执行过程的不透明引发的谣言必然导致胡乱的揣测和极度的不信任，如果没有完善的法律沟通机制，不仅加大群体性事件的处置难度，更容易引发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本来对于公民的非正常死亡案件，老百姓最担心的就是恃强凌弱、草菅人命。因此，公安机关在处置此类案件时，不能一律以保密为名对民众封锁消息。尽管在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并没有告知受害人家属进展情况及解释相关误解的义务，但从社会稳定和保障公民权利的角度看，这种及时诚恳的沟通会打消老百姓的疑虑和担心，消除不安定因素的隐患。社会的负面情绪会及时得到释放，揣测会及时得到合理解释，流言也会不攻自破。

另外，贵州“瓮安事件”中，民众质疑当地警方与事件有内在关联，警方未能及时做出回应，也没有让相关人员回避，而进一步加深了民众的质疑情绪。公安机关在事件的处置中，程序上既要合法，也要合情、合理，用程序正义避免民众的质疑，从而增强处置结果的正当性和权威性。对于引发民众质疑的鉴定程序这一关键环节，是否允许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对鉴定过程进行现场见证，是否能够尊重受害人家属的要求“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的诉求，则将直接决定鉴定结果的可接受度。“瓮安事件”发生后，对死者的尸体进行了第三次鉴定，同时也允许家人在场、部分群众现场见证，如果这一事后的鉴定处理方式能够提前一些也许谣言也就不攻自破，这一恶性群体性事件也就不会发生了。

这个事件的发生，究其原因本文认为有两点：一是有关部门在事件萌发阶段，不负责任，推诿扯皮，甚至不适当地采取压服的强硬手段，把小事变成大事。二是政府和公安机关在事件发生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假若对事情有足够的敏感度，收集相关信息，把事情解决在萌芽状态，决不会出现这么严重的后果。同时每逢事件发生，当地政府往往一个强烈的惯性倾向，就是立即封锁消息，不许消息外传，这样也会引起当地群众的强烈反感，从而激化矛盾，引发群体性事件。

纵观整个群体性事件的处置，如果我们能够在工作中时时把握住民法、民生、民权这条线，也许这种带有偶发因素的群体性事件就会减少许多。

总之，群体性事件作为公共安全危机之一，从社会学角度说是一种社会秩序维护;从法学的角度说是一种权益保障;从行政学的角度说是一种国家职能。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评论道：“安全是市民社会的最高社会概念，是警察的概念;按照这个概念，整个社会的存在都只是为了保证它的每个成员人身、权利和财产不受侵犯。”

二、从上述案例看公安机关依法对公民权利的保障问题分析        上述案例中，贵州瓮安县民众围攻县政府和公安机关的群体性事件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在群体性事件发生后，对于所收集的情报信息，大部分公安机关的情报部门并没有综合整理，分析群体性事件的性质、特征、规模等，不能为公安机关和党政部门做出有效的决策和制定行动计划提供可靠依据。有效的情报信息对公安机关的工作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主要表现在：能够有效判断群体性事件的性质，详细了解所发生的事件到底是政治性群体性事件还是非政拍性群体性事件;能够评估事件的危害，了解现场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和交通堵塞、秩序混乱等直接危害，引起国内外社会舆论在公众中产生消极影响等间接危害;能够推测事件的发展趋势，分析预测事件可能出现的情况;此外，还能提供具体的对策方案，为决策部门处置工作提供智力支持和保障。

但是，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由于群体性事件处置的突发性、紧迫性，公安机关执法也往往呈现出执法权力范围的扩张性、权力行使的自决性、处置 措施 的不断性等特点。

从总体上看，到目前为止，群体性事件的处置工作中还没有形成完善的维护社会稳定、化解消除矛盾的工作机制。少数地方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领导，并没有充分认识到群体性事件的重要性，没有研究其发生的内在原因，对于群众反映的社会问题摸不关心，缺乏了解，或者说有的虽然对问题有一定的了解，但是重视程度不够，能拖延就拖延，能回避就回避，不愿或者不敢面对群众做工作，从而导致矛盾激化，错过了化解矛盾的最佳时机。也有的党委政府或者相关部门，一旦发现群体性事件就不分事情的性质和严重程度，把公安机关推到最前面，强行下令公安机关抓人，这样做的后果是不但不利于事情的解决，反而增加群众的对立情绪，造成矛盾的激化，使事情的解决朝着恶化的方向发展。有的责任主体大局意识、责任意识不强，对于群众的要求当面答应，事后变卦;还有的平时不重视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发生了事情才想起了解决问题的办法，给群众造成“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错觉，导致集体上访成为相当一部分人解决问题的主要 方法 。

(一)立法缺失

法律是公安机关处理群体性事件的指南针，只有在法律的框架下才能更好的对这些事件进行明确而公正的处理。可有可无，模棱两可的处理只能最终是对群众不利。当前，我国处置群体性事件的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导致公安机关在处理有些群体性事件时缺乏法律依据，有的表现为使用警械、武器或采取强制性措施时，有的表现为处置群体性事件的主体资格方面。《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规定》规定：公安机关坚持依法办事、按政策办事，坚持理性、规范、适时、有效的处置，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和发展，以“发现得早，控制得住，处置得好”为工作目标，提高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和水平。

但这一规定对主要任务的规定比较宽泛，在很多情况下需要上级部门的授权才能采取相应的措施，并且对公安机关处理不当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只是笼统的规定了追究相关领导和责任人的责任，实践中不易操作，很难把握标准，具体的责任也不好落实。基层公安机关在具体的处置工作中经常处于两难境地，导致对群体性事件处理不当。

(二)预警机制不完善

群体性事件的预警机制不完善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现的最明显：首先预警工作没有形成权责一致分工明确的良好局面，信息来源 渠道 依然比较单一，覆盖面过于狭隘，信息的准确度不够，时效性、全面性、真实性都达不到防控标准，重点事件和重点人群的掌控工作还存盲区;其次，在目前的机构设置中，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机构没有独立出来，公安机关处于实战的主导地位，但是公安机关过分依赖行政协调，使防范和处置工作，形成了条块分割不清、层次架构不明的松散局面，而且设备资源，信息资源，指挥资源，都不能形成“高效、连贯、科学”的具有专业性的统一指挥和咨询系统，也建立不起“全社会共建，多部门联动”的职责明确的运行机制，一旦群体性事件发生，只能被动出击、疲于应对;第三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工作机制没有真正形成，各部门和各单位在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中的职能作用，工作衔接、权责分担等方面没有一整套完善的运行机制，不能够实现在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另外对一些群体在特定时间、特定地域反映其合理诉求的请愿活动，没有真正按照《游行示威法》的要求，进行批准和引导，使得一些合法途径手段，无法起到减压阀的作用。

(三)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方法不得力

1.处置手段简单

群体性事件的处置手段过于单一粗陋，主要是表现在事件发生后，公安机关往往不区分情况，统一按照一个模式处理。一旦发生群体性事件，事必会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到社会稳定，公安机关必须以最迅捷的方式对这些事件做出反应，“息事宁人”,履行职责。但是快速平息需要按照法律的规定、在法律的范围内。有些公安机关在处置民事纠纷或刑事案件时，出于种种“考虑”,没有秉公处置，引发民众对公权力不信任，导致社会怨气积聚，某些突发事件成为“导火索”,最终引发冲突。

公安机关在抓捕犯罪嫌疑人、调处纠纷、专项整治治安等警务行动不当，不但无法处置群体性事件，反而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有的地方公安机关不当干预事件，或干预时机错误，或处置手段不利，不但不能够及时解决问题，反而使矛盾转化形成新的冲突，引发事件升级;有的地方公安机关则以消极态度应对群体性事件，退为应付上行下不达，片面强调群体性事件涉及的矛盾与公安机关没有关系，对事件现场治安态势的变化视而不见，不主动实施其职责内的干预和控制，事态因此得以蔓延和发展，规模越来越大。此两种处置方式都会导致群体性事件处置工作的被动。

有的警员平时缺乏应急事件的处置的理论培训，缺乏事件处理的“现场感”,只是领命行事，一旦赶赴现场却面临着无从下手的多重困境：一是到达现场前任务不明，只能以“随大流”的态度，盲目参照其他人的做法;二是缺乏妥善处置现场警情的 经验 ，不能够根据实际情况迅速作出正确反应，很多警员不知道针对事件现场群众作出的过激行为，例如推操、指骂、打架、破坏车辆和设备等违法行为，是应该依法及时制止、查处，现场抓捕并扣留违法犯罪嫌疑人，还是应该先设法取证，等到事态平息后再去处理。论文格式而这些现场情况的处理不能够采取如同一般治安事件的简单模式，只能根据现场情况采取措施，如果警员把握不了现场处置的尺度，只是按操作程序上报情况，被动等待指令，就形成了事实上的“不作为”、或者“不当作为”:三是因为平时缺乏对事件处置的实战演练，警员缺乏对有效处置事件所必需具备的技能和战法，接到上级指令后，不知用什么战术、什么手段去实现上级意图，实践中贻误战机，处置不力。

2.协作能力不强

一些公安机关在处置现场的各联动单位，不能实现联动，既不知道如何取得其他处置单位警员的行动支持，也不会适时回应其他处置单位及其人员发出的协助请求。群体性事件的现场处置往往会集中本地区甚至是周边地区多单位警力，并根据现场情况或是分小组合成作战或是分区域分散作战，警队单位及其人员之间多处于相互陌生的关系状态，由于缺乏合作默契，协同支持配合很少，难以形成整体合力。所以在一些事件个案的处置现场彼此之间，不能及时得到有力的警务支持与协助，形成了周边其他小组的警员观望，个别受到闹事者攻击的警员或小组孤军奋战的散乱状态。这种散乱的处置情形容易助长闹事者的哄闹气焰，削弱警队在处置现场的威慑气势，不利于事件的平息。

当然，出现事件现场警力充足，却大多处于被动待命状态，不能及时对有关情况进行相应处置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群体性事件的突发性与通信技术不足，一些单位接令赶往群体性事件现场后，对在事件处置中的工作任务、目的、权限和警力调度区域、协同单位等不清楚。

(四)在处理的过程中信息的严重滞后与信息的不当处理近几年来，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越来越具有组织性和隐蔽性的特点，加上反映的问题往往具有一定合理性，容易引起人们的同情，所以公安机关对于情报信息的收集工作越来越难，与此同时，一些地方的民众对群体性事件缺乏规律性的认识，对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原因缺乏敏感性，从来不积极主动地了解当地的不安定因素，相当一部分公安机关并没有建立起灵敏高效的情报信息网络，导致情报收集和控制工作不完善。

在群体性事件发生后，无法做到速报(群体性事件随时发生随时报送)、续报(及时将群体性事件发展事态、现场处置情况等上报有关部门)和专报(对插手群体性事件的敌对分子、幕后操纵指挥者、聚众打砸抢烧的违法犯罪分子，在打击后专案专报)。公安机关缺少一个权威、统一、高效的情报机构来负责群体性事件情报信息的管理，造成群体性事件情报信息的多头管理而造成情报延误或渠道不畅。此外，公安机关并没有有效地控制信息传播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充分利用大众传媒或采用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发布权威信息，说明事件真相，解释政府己经和即将采取的措施等。

三、公安机关依法处置群体事件的对策

(一)加强预防处置群体性事件的立法工作

群体性事件有着深刻而复杂的社会背景，涉及众多人的人身、财产权利，关乎整个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而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难度大，一旦把握不好很有可能侵犯公民利益，甚至引起社会秩序混乱。目前，对群体性事件工作处置的法律法规有：《人民警察法》、《集会游行示威法》、《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规定》、《治安管理处罚法》等等，但是以上规定还不够完善，过于原则，对群体性事件的处置范围、处置主体、处置的工作原则、组织领导、职责分工、目标任务、善后工作等规定不够明确，“禁止性、义务性规定多，授权性、可行性条款少，还未形成一个从权利的设置、组成到行使、保护、规范的完整的法律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容易导致因法律规定不明确而发生的侵犯公民权利的情况。因此，我国应加快对群体性事件有关问题的立法工作。

(二)完善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的预警机制1.进行信息预报

健全分析研判制度：

一是防患于未然，及时综合、分析由国保、治安、技侦、网监等部门提供的信息，努力获取深层次、预警性、内幕性和行动性的情报信息，超前分析预测可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

二是为防范与处置赢得时间和空间，开展危机风险判断，分析各种危机的规律和特点，综合设计应对策略;

三是进行网上分析和比对，为预防和处置危机提供支持，并严格信息报送制度，公安机关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信息和己经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及处置情况，在及时 报告 当地党委和政府的同时，还报送上级公安机关。

建立数据库：

一是以境外敌对势力、恐怖组织、激进教派等情况，和国内高危群体、极端分子相关情况，作为人的方面的数据基础;

二是以剧毒、核生化、爆炸等高危物品、的分布、储藏情况作为物的方面的数据基础;

三是要全面掌握，政治敏感期、节假日，气象、地质骤变期等高危时间数据，作为时间方面的数据基础;四是空间方面，本地的党政机关、标志性建筑、公共场所，易于地质变化的地段、河流等要害部位。

组建完备的信息网络系统，一是信息要准确和及时;二是信息要左右相联、公秘结合、上下相通;三是要建立人机相结合的信息平台，形成人联络，机联网的互动状态。要保障决策的有效实施和指挥有力，需要做到：党委、政府、公安、安全、气象、军分区等重点单位实施联网;政情、敌情、社情、民情进行综合收集研判：重点人员、重点群体，重点单位、重点地区、重点时期实施监控。广泛收集重点时期的各种信息，争取时间上和空间上的超前性。对发现的不管是大问题还是小纠纷，都应该公正、合法的处理，特别是一些小问题要做到事前的及时处置，预防事件的扩大化。同时，发挥电台、电视台、报纸等主流媒体正面作用，设立具有信任感和亲和力的新闻发言人及专家评论员，及时向公众发布危机事态、处置情况和公众应尽的社会责任，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发布“交通管制”、“局部地区戒严”公告。严厉打击制造虚假信息，扰乱社会治安的犯罪活动，营造良好的应急处置环境。

2.制订应急预案

应急预案是指面对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指挥、救援计划等。预案的科学合理离不开对群众性事件的深入分析和调查，以及 总结 归纳经验教训。针对群体性事件可能发生的具体设施、场所和环境，在安全评价的基础上，为降低事故造成的人身、财产与环境损失，预测事故发生后的态势和多种情形，组织建立应急救援机构和培训人员，制定行动的步骤和纲领，以及控制事故发展的方法和程序等，预先做出的科学而有效的计划和安排。对群体性事件这类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应该重点建设如下子系统：完善的应急组织管理指挥系统;预警和预防机制;应急响应程序;后期处置体系等。

“911”事件后，许多国家建立了用绿、蓝、黄、橙、红5种颜色代表的5种危险等级，根据恐怖威胁情报向国民发布预警信息，我国也应建立预警等级制度。对危险的群体和个人、对危险的事、对危险的时间、对危险的空间和不良天候，根据情报信息及时预警，向公众发出预警信息，力争在防范和先期应对上收到双赢的效果。

三、提高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能力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使得公安机关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能力不足的缺点暴漏了出来，因此，提高处置群体事件的能力和水平必将是公安机关面临的一项艰巨而又刻不容缓的任务。笔者将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如何提高公安机关处置群体事件的能力进行探讨：

1.加强特警队伍建设

公安机关担当着维护社会秩序的重任，其训练强度和方法也是不同于一般的训练。一方面，公安机关应当把平时的训练工作制度化，这样不仅可以形成一套有效的针对群体性事件处理的制度，而且还可以更好的应对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另一方面，应当加强特警队伍建设，组建一支政治过硬、训练有术的队伍，这一点可以借鉴土耳其的经验。目前有33个省份建立了快反警队，没有组建快反警队的省份发生社会事件时由邻省已组建的派员干预，避免了其他警员因未受过专门培训而干预失当、激化矛盾。快反警队人员主要来自警察学校，警察局新招收的警察首先要满足快反警队的需要，剩余部分才分配到其他警种，警员年龄不超过35岁，警官年龄不超过45岁，警员最长服役期3年，骨干服役期可以延长，但不得超过6年。这些做法，较好地解决了队伍更新问题，使快反警队能够长期保持旺盛的战斗力。

2.及时化解矛盾

多数群体性事件的起因很小，但由于反应迟缓，使事态升级为“事件”,形成“小的事件—下级忽视—小事升级一一下级失控—触动上级—快速解决—事态平息”怪圈，暴露出处置能力不强的弱点。

应当及时化解群体性事件中产生的社会矛盾，有效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公安机关要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本着积极预防、全力控制、依法处置的原则，坚持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上级公安机关的指导下，相关职能部门的配合下，按照既定方案，快速反应，动员组织优势警力，整体联动，协同作战，采取果断措施，运用综合手段，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应急处置群体性事件工作，迅速有效地控制、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社会影响，努力为本地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创造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

3.提高执法者素质

依法行政能否顺利推进，执法者的素质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要求做到：

(1)促进执法者思想政治水平的提高，树立“权为民所用、得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观念，深入思考“为谁掌权、为谁执法、为谁服务”问题，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解决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提高公安机关依法行政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努力做到依法管理国家政治、经济、 文化 和社会事务，维护和树立法律权威;

(2)完善执法者的入门考试制度，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形成“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用人机制，增强活力，提高效率，为公安队伍素质的提高奠定坚实的基础;

(3)加强对执法者的业务素质，提高执法者准确适用法律的能力，通过制度约束，建立学习型队伍，使执法者在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以执政为民为宗旨，注意维护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利益;

(4)从优待警，在财政支出许可的情况下合理提高警察待遇，提高其生活水平，要关注警察职业的心理健康，建设公安民警活动中心，多开展 体育运动 和体质能力训练，进行压力疏导，提高职业素质，加大对警察执法的经费支持，更新装备，并尽量保证他们工作中的人身安全。让警察无后顾之忧，公正无私地投入工作。

(四)建立正当、合法的公民利益损害的救济机制        在群体性事件的处置中，各级公安机关往往会采取相应的现场管制措施、强制措施，必要时还可能使用警械和武器。如《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规定》中规定，公安机关在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时，可以根据现场情况，依法采取强制性措施;发布命令或通告，责令围观人员立即离开现场，责令聚众组织者立即解散队伍，责令聚集的人员在限定时间内迅速疏散;对超过限定时间仍滞留现场的人员，可以使用必要的驱逐性或制服性警械强行驱散，但要尽量避免伤亡，对经强行驱散仍不离去的人员或者进行煽动的人员，可以强行带离现场或者立即予以拘留，等等。 相关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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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昨天就报警了，你说的警务保障建设实在是太荒谬了。虽然北京这边警察还不错，但是没有办法。那些大人物是不会在意百姓的生活的。

随着法治社会构建的一步步深入，对执法环节的关注也日渐增多，执法过程的好坏是法制建设的体现，执法水平的高低，质量的好坏，凸现了我国法治的建设程度及文明程度。警察是构建和谐社会，维护社会稳定的专门力量，又是执法的主体之一，警察执法是现阶段我国执法的重要内容。现阶段的警察执法，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但距离法治的目标人民群众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存在较多问题，如滥用职权，粗暴执法等，这些问题是制约我国法制建设的瓶颈，解决这些问题，对于我国法治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 当前警察执法存在的问题 (一)执法理念，指导思想错误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步伐也不断加快，然而在部分警察身上，一些不合时宜的传统执法观念没有得到及时的清理，特别是法治意识和人权保障意识没有很好确立，在执法过程中，还有很多问题存在，具体表现在：1 不重视理论学习及“以人为本，人性化”执法理念的培养，表现在现实中，理论修养不深，法律知识匮乏，执法方式简单，粗暴，接待群众缺乏耐心等。2 不履行或不认真履行法定职责，《人民警察法》第六条规定了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的十四项法定职责，在现实中一些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没有很好的履行这些职责，这在当前一些基层公安机关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首先是不及时处理群众的报警，不及时立案及调查，其次是对群众保护人身，财产权利的求助，不理不睬或拒绝履行，再就是对公民依法申领证件，执照，故意刁难，无故拖延等。比如办理伤害案件，一些派出所接到报案后，不管案件大小，先叫治保会或协警处理，而这些人无专业警察素质，往往延误时机，最终导致加害人逃避制裁，受害人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 (二)违反法定程序办案 1 执法主体不合法：在基层派出所，协警，保安参与办案，制作笔录，有的派出所，甚至让见习生参与办案，笔者暑期在派出所见习时，就“有幸”单独进行讯问并制作笔录。2 违反地域管辖，部门管辖规定执法办案，如派出所跨辖区查赌，抓嫖，派出所上路查处交通违章行为等3 违反程序办案，在基层派出所，先调查后立案，先处罚后裁决等执法现象大量存在，当场处罚不出示证件，处罚决定书不及时送达等问题也时有发生4 超越职权审批，如派出所所长审批刑事案件。 (三)滥用职权 1.滥用罚没权：表现最明显的就是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同类案件违法情节相似，罚款数额却相差悬殊，原因在于当事人态度的好坏或有无重要“关系”。其次是乱罚款现象大量存在，在办理赌博、卖淫嫖娼等案件中，以罚代刑、以罚代教的现象还很多。2.滥用强制性措施：首先适用强制性措施的随意性大。比如对嫌疑对象的强制传唤，超过24小时还进行非法关押。其次随意扣押处置涉案财物，如不按规定审批登记后就扣押，久不处置等。 (四)粗暴执法的存在 1.办案中的变相体罚，刑询逼供仍然存在。2.对待来访群众不耐烦，不愿意接待。如派出所民警对某个屡次上访的群众“讨厌”之至，以致于该人每次来派出所都没有民警接待。3.处理治安纠纷案件，多采用强制手段，不重视引导及思想教育。这种现象是导致警民关系不和谐的主要原因。笔者粗略统计，大部分公民对警察粗暴的形象不满，希望有所改善。 二.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体制不完备，不适应，法规不统一等客观原因，又有部分民警综合素质不高，执法观念保守、落后等主观原因，最主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缺乏正确的执法理念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政治不断发展，但一部分警察并没有树立相应的执法理念，指导思想，最根本的表现是指导思想偏差，执法观念不适应，1.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人性化意识，没有很好确立、表现为执法手段的简单、粗暴，以及违悖法治精神，前期吵的沸沸扬扬的“杜宝良违法现象”中执法部门就违背了人性化的执法理念，使执法本应有的教育、警示及制裁三种功能，只剩下了制裁的功能。达不到警示教育的目的，显然违背了法治精神，也造成了公安机关相当尴尬的局面。2.缺乏法制理念与执法为民的理念，以 言代法，以权代法，唯长官意志和权力执法，这是目前执法中最大的问题，也是产生一系列执法问题的根源。 (二)警察整体素质不高，队伍不规范 有一调查统计表明，目前我国警察队伍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占总数的52.3%，这较之上世纪90年代的3.9%，已有了长足的进步，但调查结果又表明，57.3%的高学历警察，多在办公室，在基层的很少，目前我国警察的整体素质状况令人担忧。1.部分民警缺乏应有的法律业务知识，导致业务不精，对新形势下执法办案的要求不了解，导致粗暴执法，违法办案，比如这几年，从地方和部队转业军人中录用的新民警，只进行了短期的培训，没有系统地学习法律业务知识，不能适应岗位执法的要求，2.一些民警职业道德水平不高，缺乏应有的工作责任心，一方面是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想严重，比如对没有经济利益的案件能推则推，而对有经济利益的案件的案件则争着办理，借办案之机，吃拿卡要，有的甚至索贿受贿、贪赃枉法，笔者在基层实习时就发现，对打架纠纷等治安案件，民警互相推诿，不愿办理，而很多民警却忙于办理抓嫖、抓赌案件，个中缘由，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抓嫖抓赌案件油水“多”，而打架、吵架等纠纷案件则既“浪费”时间，又无油水可捞。 (三)公安管理体制存在弊端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现行的公安管理体制弊端日益显现，人事管理体制、财政保障体制，执法监督体制都不能适应当前的执法活动，表现在：1.人事管理体制不适应，目前，公安机关列入地有政府机构编制序列，实行公务员人事管理;地方组织人事部门的制约，内部人事管理，缺乏自主权，2.财政保障机制不适应，现行公安办案经费重要靠财政拔款，这取决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财政状况及有关领导的重视程度，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公安经费，难以达到基本保障，资料显示，发展中国家维护治安的经费占财政收入的9.9%，我国仅占2.8%，是少数低经费国家之一。因而产生某些“创收”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如警察与妓女联手罚款创收，以罚代刑，以钱代罚等，并且经费过低，严重影响了警察执法能力和质量的提高，在执法过程中发生的某些徇私枉法、滥用权力、以权谋私、渎职违法等直接、间接侵犯人权的行为，与之有密切关系，3.执法监督体制不力，(1)监督与被监督意识薄弱，表现在：一方面将权力与监督对立起来，另一方面主要是对执法监督畏难，部分民警认为监督就是干扰办案，监督就是故意找茬，对监督持抵触心理。(2)有关监督的制度不健全。《人民警察法》第六章专门对执法监督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规定，但太过原则，《公安机关督察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颁布，同样存在上述问题，太过原则、僵化，没有考虑到变化的现实。(3)监督的视野不够宽敞，只强调了内部监督，而外部监督往往流于形式，群众监督渠道不畅。 (四)公安法规的不统一，不完善 这主要表现为立法滞后、法律法规不完善，我国现行法律不完备，尤其是相关行政处罚方面没有统一的程序法，多而是分散于各实体法律法规中，如公安机关常用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刚颁布尚未实施行的《治安处罚法》同《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等法律不配套，常发生矛盾，互相抵触，如对卖淫嫖娼的处罚规定中就出现罚则相同，量罚尺度不同，这些给民警执法带来了困难。其次法律还存在“空白地带”，比如对取得证据的法律程序方面，我国刑诉法没有禁止以非法取得的证据可以作为定案的证据，在法律上为警察以刑讯逼供取证留下了漏洞，虽然最高法院以司法解释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判决案件时，不得采取非法取得的证据为证据，但这对于警察的行为并没有直接的强制性约束力，因为警察属于行政机关而非司法机关，此外，我国对刑讯逼供的法律规定又太过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导致了在现阶段警察执法办案时，存在大量的刑讯逼供现象。 三、解决问题的途径 (一)树立以人为本，人性化的执法理念 1.确立良好的法治意识，人权保障意识，在改革不断深入的情况下，要使民警执法的思想和理念跟得上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步伐，就必须确立良好的法治意识和人权保障意识，首先是在处理法律与权力的关系上，摒弃以往根深蒂固的权力至上思想，改变部分民警习惯按领导意志办事的陋习，重视法律的要求，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切实从保障人权、维护公民合法权益出发来执法，杜绝取权合法，以权代法的现象，其次是对执法的认识程度上，要认识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才是执法的最终目的，那些漠视公民权利，认为只要是打击犯罪，就可以不顾违法嫌疑人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为了稳定大局，侵犯一些人的权利也在所难免的想法和行为都是错误的，要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树立执法为民的思想，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作为执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群众满意作为公安执法工作的最高标准。 2.建设和谐的警民关系，牢记执法为民，人民群众是公安执法工作的基础，而人民警察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群众是公安工作的基础，和谐的警民关系对于公安工作的开展具重要意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要求，和谐的警工关系，要求人民警察严格执法，热情服务群众，警民间形成一种相互支持，相互理解的良性的互动，有利于执法工作的改善。 (二)加强教育培训，全面提高警察素质 1.应通过修改国家公务员条例和有关警察人事管理的法律、法规的内容，进一步改革和完善警察的考试、录用、培训、考核、奖惩等管理制度，使我国警察的包括文化水平道德素养，法律知识，人权知识等在内的整体素质及以明显提高。 2.突出警察法律业务素质的培养提高，这是确保公安执法质量的核心问题，也是目前影响执法质量的主要问题，提高警察的法律，业务素质，关键是加强民警对执法相关法律的学习及对业务知识的熟练掌握，中央政法委刚出台了规范警察执法行为专项整改活动及开展培训考核工作的意见，意见规定：对重点岗位的执法警察要定期考核，以作为评定警察执法资格的重要依据，培训考核的重要内容是警察工作的基本法律，执法程序和工作规范，培训考核不合格的，取消执法资格，调离执法岗位，笔者认为此举甚好，一方面提高了执法民警的业务素质，另一方面从心理上使执法民警重视法律业务素质的提高。从而有行于民警整体素质的提高。 (三)建立规范统一的警察法规体系 要使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把各项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全国纳入法制化轨道，公安立法就要从实际出发，遵循立法之规定，并贯彻公开公正，便民利民的原则，统一规范，这样对执法工作的开展进行亦有现实意义。1.从实际出发，进一步完善从刑诉法到警察办案具体规定的各项程序，严格规范警察及公安机关的行政行为，切实防止警察滥用职权，侵犯人权。 2.对不同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法规间有冲突，不协调的条款进行修改，进一步明晰职责权限。 3.统一公安机关处罚方面的法律，新出台的《治安处罚法》还存在很多问题，与《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还存在矛盾规定，多头执法等规定，应进一步统一相关规定，以明确其职责，节约警力，并“减负”于民。 (四)推进警察体制改革 1.首先是建立：条块结合，以条为主，特殊情况下公安内部垂直领导的领导管理体制，撤消重复建设的公安派出机构，整合统一，将组织人事业务统一领导，最大限度的发挥公安机关整体作战效能，减少其他地方部门的干扰，减少非警务活动，比如，依据地方(辖区)治安状况设立公安派出所，而不是“一刀切”，原则性的凡地方都要设立派出所，确立能够合并的就要整合，依据实际情况建立警署，既有利于节约警力，又有利于改善县级公安机关经费保障。其次建立符合公安职业特点的人民警察职务序列，在国家公务员序列中单列出来，同时优化重新整合警力资源，最大限度地将警力沉列到一线，实行小机关，大基层，切实解决头重脚轻、机关化严重的问题及职能交叉，人浮于事问题，警力的配置，从实际出发。 2.改变由地方政府提供维护治安经费的机制 (1)逐步提高维护治安经费，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2)改由中央统一从国家财政中拨款，充分保证警察维护治安所需的经费和设备。 3.深化执法责任制，加强执法过程监督，提高执法质量，强化执法监督，要做到个延伸，遵循“广泛监督、深入现场、内外联支、超前控制”的原则：实现监督工作的主动性、前瞻性、深层性。(1)由事处置向事前预防延伸，一方面加强监督部门的信息保障，加强信息交流、协作，建立全方位的监督体系，另一方面随警察执法的过程，同步监督，随程控制。(2)监督工作由监督执法查纠向服务保障延伸，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监督机关要反馈信息，辅助决策，二是保护执法，加强执法者的心理疏导，这样做，一方面加强了监督工作的力度，另一方面又使监督工作由被动到主动，既改变了监督工作的被动局面，又有利于执法决策的完善。 警察执法的改善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对公安体制的改革也需不断推进、完善和巩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我们建设法治和谐社会的宏大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