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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客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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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论文吗?建议最好自己写传统社会的中国经济及对其发展历程的思考董方炜 40901008 经济学基地一班中国在十九世纪前的传统社会中,经济实力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大量财富聚集在中国,在几千年的变革中,中国形成了自己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发展史,面对这样一部丰富的历史巨篇,我们不禁好奇,这其中缠绵着怎样的悲喜纠结,掩藏着多少对错善恶,蕴含着多少文化和精神,又是怎样让中国经济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最终被西方国家用武力打开国门,投向了经济大变革的浪潮。经济史是研究物质资料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的这个社会过程所形成、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的一门学科。其科学性在于考察问题的客观性,在历史文献和大量数据材料中找寻其最能反应社会现实的基础论据,并用一定的方法研究经济制度演进。其重点在于考察经济运行的机制和绩效,并考虑机制绩效的质与量。在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史时,必须要考虑的另一点是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因为一个国家和民族中,出现的哲学或宗教中的精英与大师的思想著述会在该国历史发展进程中起到奠基和指引性的作用,就像雅斯贝尔斯所说“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中所出现的大师一样,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确定了西方发展模式,孔、墨、孟奠定了中国发展模式。考察几千年的经济发展史,我们从大到小,从浅如深,从传统经济制度的形成说起,到具体发展成就和财政制度经济思想结束,并着重探讨为何中国并未走向资本主义之路。在技术条件低下的古代社会,自然资源禀赋影响着国家的经济规模结构及性质,由于自然条件的不同,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表现出一定差异,存在着不平衡性,并预示着不同的经济形态发展方向。例如中国历史上出现的黄河流域文明和长江流域文明。在攫取经济时代,人们主要以采集和渔猎为主,这是一种依赖于自然界提供的现成天然的物质资料的经济形态,在这种经济形态下,远古社会的进步非常缓慢,因为这种现成物资的提供限制了远古人类智力的发展。而当无数次的经验积累启迪了原始人的智慧,开创了原始的种植业和畜牧业后,人类的社会的迅速发展便一发而不可收拾,人类社会进入了改造自然,通过自身劳动增值产品的生产经济时代,这标志着人类开始了智力大发展,经济大进步,社会财富急剧增长,并开启了人类罪恶本性的伟大时代。夏商周时代是由氏族部落向封建领主经济的国度,是奠定中华民族前进方向的时代。早期人类社会形成了及生产和消费为一体的社会细胞——氏族,随着氏族组织的繁衍于扩大,在此基础上,逐渐产生了部落与部落联盟,并逐渐向王权社会过渡,并最终形成了层层分封的宝塔式结构。中国早期封建社会的基础,就是建立在井田制上的领主制经济。不管是由于社会传统的巨大惯性还是由于文化堆积力,人类文明的最初时代所奠定的一些思维模式和体制形式都对后世产生了引导性的影响,使后世发展从未摆脱前朝前代所带来的渗入骨髓的根本性的纠缠,并决定了中国几千年的经济发展历程。源于原始社会部落酋长管理生产活动传统习俗的“工商食官”制度,即各级宗族首领控制垄断经营,不允许四人从事工商业的制度,对中国古代工商业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由于这种传统的延递,使人们开始延续重农思维,并不断排斥工商的重要作用,使工商业始终未能形成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春秋时期,封建领主制经济由于其自身内在的矛盾,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而日渐趋于瓦解和崩溃,相应的土地改革产生的土地私有制,引发了剥削关系和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终于在战国秦汉时期,确定了以小农的小规模经营,以精耕细作和劳动力大量投入为特征的传统农业经济结构。在以后几千年的社会进程中,这种经济制度不断完善和健全,从秦汉至明清,经历了几次较大的曲折变化,兴衰交替,呈现出“两个马鞍形”的发展态势。中国传统经济的主体是农业,农业的发展水平及其成就制约着手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的发展。“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农业是“人类一切经济发展的开端”。中国传统社会的农业是以个体小农经济精耕细作为特色的劳动力高度密集性的集约农业,其单位面积产量和耕地复种指数都很高,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在利用土地保持地力方面达到了但是世界的最高水平。古代中国一直被认为是经验知识积累量大,经验科学非常发达的社会,而在农业上更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多粪肥田”保持了地力,使几千年后今天的中国仍然能够利用那本来就为数不多田地养活十三亿的人口。在中国传统社会,农业一直是最基本的生产部门,农业经济所提供的剩余不仅满足了传统社会中非农业部门的消费需要,而且还是专制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繁荣的农业经济史专制中央集权国家的经济基础,小农家庭是赋税徭役的承担者,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中国历代专职郑度都十分重视农业经济,形成并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重农思想和政策体系,维持着精耕细作集约化农业的平衡。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土地是最重要的一种经济资源和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地主土地所有制、国家土地所有制和自耕农土地所有制延续了两千多年而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不过随着地权变动机制和地权转移的频繁,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土地呈现出不断向各类地主集中地趋势,地主占有土地,目的是投资于土地,通过转让土地使用权来获取地租,形成租佃制度。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租佃制度也不断调整和完善,地主对佃农的人身束缚逐渐松弛。中国有很多无产者,即是贫农,贫农租赁地主富农土地,并定时交租,形成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的一个特色,这种封建制度下的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工厂中的无产者有很多相似之处。中国古代的手工业有官营手工业,城镇手工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三种生产组织和经营形式并存发展。官营手工业在我国传统社会占据统治地位,汉武帝时起,中国实行了“盐铁官营”政策,这一政策影响了一个历朝历代的政策制定,对中国手工业工商业的发展起到了严重的限制作用。官营手工业的生产具有双重目的,一是为了满足皇室和专制国家的需求和生产,二是为了市场生产垄断商品,目的在于追求垄断利润,以增加财政收入。垄断地位和为皇室生产不计成本决定了其具有精湛的技艺和低下的收益这两个特点。城镇民营手工业是指由城镇中的一些个体小手工业者和豪民贵族经营的手工业,它是一种脱离农业或农民家庭而独立存在的手工业结构,民营手工业者主要是为市场而生产的商品生产者。中国古代脱离农民家庭独立出来的民营手工业大多是以手工作坊的形式已出现的中小手工业者,真正的工场手工业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只是极少量得存在于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和有限的几个次要的手工业部门。由于民营手工业要为专制国家承担各种差役,劳动力得不到保证,缺乏稳定的城乡市场,同时,技术进步和创新的有效机制欠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城镇手工业在官营和农村家庭手工业的夹缝中艰难挣扎,发展极其缓慢。现在我们再从整体上看一下中国古代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这两大不同的经济结构。个体小农经济是我国典型的自然经济,统治着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它把农业和手工业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满足了家庭基本需求,使之与市场的关系降到了最低限度。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结构是自然经济性质的,具有明显的自给性和封闭性,上下同构,相互离散,却又十分稳定。而商品经济则呈现出螺旋式上升发展的态势。虽然中国的商品经济在不断发展完善,但由于其特有的对自然经济依附的特性和缺乏自由发展的环境和条件,缺乏独立发展的性格,同时,中国古代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之间虽然存在冲突,但更多的是一种相互补益,共生共存的关系,其最终也未能独立出来。中国古代财政管理机构不断健全,其曲折的演变过程中,财政管理的权益有相对集中向多极化发展,纵向配置有地方分全乡中央与地方均权发展,财政管理体制在整个国家建制中的地位日见重要。随着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考虑经济研究经济,在儒学思想出于支配地位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经济思想以“富、均、庶、义”为基本标准。国家在经济领域的地位一直被人们争论,中国古代也发展出了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放任主义两种思想,但最终确定下来的却是国家不断参与宏观管理,考虑各经济问题时,总是以国家为本位,从国家的角度、立场和利益出发。但几千年来,传统经济思想一直处于停止状态,几乎没有什么创新和变化,不断教条化。中国历经千年,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但在近代史上却不断遭遇耻辱,落后就要挨打,但几千年领先于世界的中国为何不能自我实现向近代经济的转型,没有走向富强呢?由于古代中国经济的自营性,和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中国传统经济的效率领先于同时代的西欧领主制经济,但其有效性又强化了它的稳定性,也增强了它的弹性和包容性,对于资本主义萌芽来说,传统经济是一种保守的和惰性的力量,由于它的弹性和包容性允许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甚至有一定的发展,又由于它的稳定性和强大,资本主义萌芽很难成为普遍发展的生产关系而受到遏制和摧残。中国的传统经济并非是自然经济的纯粹形态,它以广泛的商品性生产作为必要的补充,在此基础上发展起高度的传统商业,但这种商业只是一种补充,并且也扩大了地主和国家的剥削范围和数量,更多的起到维护传统经济秩序的作用。商人、地主、高利贷者三位一体的封建剥削形态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基础,形成的强大中央集权制度在商品经济危害其自身发展时便伸出了恶魔之手,重农抑商,同时官营资本也在挤占城市手工业的市场,占用了劳动力。在向市场经济缓慢演进的历史过程中,只有在国家认同并出面确立了市场经济的两大基石——法律和货币制度——之后,这种“自发秩序”的扩展过程才可能持续不断,而中国在发展中只是中刑法和行政法,轻民法商法,货币制度也不甚完善,长期处于欠缺流动性的情况下。由习俗经济、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是渐进的,这种转变的起点是商业的专门化,商业的专门化不只是出现了以经营为目的的手工业等,而是出现了以专门从事商品生产经营以谋取利润者,由于中国古代的财政制度,重农抑商,有存在“士大夫一旦得志,其精神日趋于求田问舍”,“有田方有福”的思想,大批商人购置田产,转而投资土地,成为地主。所以,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的发展,虽然孕育出资本主义萌芽,但并未走向真正的资本主义社会。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是最好的老师,研究中国经济史,从其中找到历史和经济发展规律,不但可以指导我们怎样去发展经济,而且还可以提醒我们,稳定的制度虽然可以给国家带来稳定和长久,但内部表面的和谐不代表人民真正的利益得到了实现。中国古代的经济制度虽然保障了封建王朝的延续,但相对于外部世界,中国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已严重落后,而大部分人民在政府王朝愚民洗脑政策下,不能意识到这些,而专制政府也是为了维护王权和自身利益,不思改革,目空一切,最终被西方用武力打开国门,被迫变革。所以,一个有作为的政府不应该只是为了保持内部和谐,而应该在应该和必须的时候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真正体现人民利益,发展经济和完善政治体制,以达到国富民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的长久支持和国际社会的尊重,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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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洋务运动 中国近代处于过渡时代。从独立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独立)并向殖民地演化,这是个向下沉沦的过程;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向资本主义演化,这是个向上发展的过程。两个过程相互矛盾,又相互连结、相互制约,没有国家的独立,就不能保证社会的真正进步,而没有社会的进步,则无法赢得国家的真正独立。 阻止帝国主义灭亡中国和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力量在于人民,在于人民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反侵略反压迫的英勇斗争。反抗英国鸦片侵略和反抗英法联军侵略的两次民族战争,反抗清朝统治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就是这种人民的伟大斗争。洋务运动不属于人民的反抗运动。它的历史地位、历史作用决不能和人民的伟大斗争相提并论。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在洋务运动和人民斗争之间,又存在着曲折的联系,洋务运动可以说是民族战争和农民战争的副产品。封建统治阶级中一部分有识之士,被民族战争的炮火所惊醒,探索战争胜败的因由,利用农民战争所造成的新局势,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缓慢地逐步朝资本主义方向挪动,在暗地里或客观上为中国的独立和进步积累着物质力量,因此,不能以其不属于人民的反抗运动而完全抹煞。 从林则徐、魏源的引进洋炮、仿造战船、“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冯桂芬、李鸿章的“采西学”、"制洋器”、“师其所长,夺其所恃”,一脉相承,明显地表现出他们在民族战争炮火的洗礼下,为抵御外侮而不惜“以夷变夏”的清醒的认识。向当时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学习,是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 在19世纪60年代,曾经一度出现过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的另一种可能的前景,那就是经过农民战争摧毁清朝统治。太平天国取得全国性胜利后,推行由洪仁牙设计的、全面向西方学习的《资政新篇》的方案。这种前景也许比日本的明治维新更加光辉夺目。但是,太平天国毕竟是失败了,可能没有成为现实,灿烂的前景只不过是某些历史学家们一厢情愿的假设.严峻的历史事实却是:农民战争打乱了封建统治秩序,打翻了一批腐朽的旧权贵,打破了清朝“太阿从不下移”的祖宗“家法”,但没有把清朝推翻,只是造成一种局势,使李鸿章等人能够依靠镇压农民战争而崭露头角,成为新权贵;这些新权贵凭借手中所掌握的有限权柄,在太平天国的废墟上,把林则徐、魏源等人开其端绪的学习西方的主张着手付诸实施,并扩展开来,持续达数十年之久,形成了一个“图富强”的洋务运动。对于李鸿章等人来说,镇压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自然是罪恶滔天;但镇压之后,他们不是全面倒退,而是有所进取,为国家富强而向西方学习,为学习西方而对当时的封建顽固势力进行斗争,他们的所作所为,至少在客观上导致了资本主义幼芽的出土。因此,洋务运动表现了中国社会进步的不可逆转的趋势,曲折地反映了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 清朝二百年极端专制主义的封建统治和闭关锁国的反动政策,严重地阻得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戕害了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以至历史进入了近代却还没有诞生资产阶级。向西方学习的任务,在始初阶段便不得不由地主阶级的开明派来承担。洋务运动既然是地主阶级向西方学习的运动,也就不能不具有封建保守的性质。后来被概括为’中学为体,酉学为用”的口号,恰当地体现了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封建主义是地主阶级安身立命的根基。洋务派并没有破毁这个根基的意愿,而只是想在这个根基上嫁接点资本主义,本意甚至还在于强化这个根基。要求地主阶级不去维护封建制度乃至具有反封建思想,那是根本不切情理的。作为地主阶级,企图在封建根基上嫁接点资本主义,还应该说是一种进步的倾向,开明的表现。因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在向西方学习的始初阶段仍有其积极意义。“中学为体”,历来如此,没有人反对,也没有人提出异议,并不需要特别强调或者着力捍卫,洋务派揭橥“中学为体”,无非企图表明他们不是离经叛道。“西学为用’则是具有实践意义的新思想,它针对封建顽固派妄自尊大、拒绝一切外来新知识的昏庸和愚昧,因而强调必须向西方学习。如果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便不难看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开始时的着眼点在于提倡和保护引进西学,只是到了后来,当资产阶级维新派要求改变封建专制主义、实行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的时候,这个口号才具有抵制维新的反动性。 洋务运动从发生、发展到政治上破产的过程,大体上反映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认识由浅入深的过程。堂堂天朝“受制于小夷”,是对外战争失败的结果,因此,首先引起人们注意并提到日程上来的,是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以及与军事相联系的科学技术。洋务派大办造船、制炮等新式军事工业,开始改变了中国军队专恃刀矛舟楫等原始武器的落后状况,井培育了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和科技人材。随后,洋务派进一步认识到经济力量是军事力量的基础,“必先富而后能强”,于是学习西方的经济设施被提上了日程。开矿藏、办工厂、架电线、修铁路,古老的中国出现了第一批大型的新式工矿交通企业,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也开始逐渐成长起来。再后,当人们认识到西方的经济设施必须有相应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能获得成效的时候,也就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上逐渐成熟的时候,洋务运动也就濒临政治上破产之日了。洋务派的实践证明,资本主义之苗是不能在封建主义根基之上茁壮成长的,不是苗的枯萎便是根基的破裂,而这一点,却是封建性十分浓厚的洋务派所始终无法理解的。事与愿违,恰好说明洋务运动在这方面的客观进步作用。 洋务派不仅封建性十分浓厚,而且对外往往具有很大的妥协性,这是他们的阶级属性所决定的。他们作为地主阶级开明派的代表,力量非常软弱。和广大人民处于对立地位,是他们本身软弱无力的根源。上有深恐大权旁落的专制朝廷的压力,下有盘根错节的封建顽固势力的牵制,洋务运动声势不小,成效甚微。李鸿章对比明治维新说;“日本盖自其君主持,而臣民一心并力,则财与才日生而不穷。中土则一、二外臣持之,朝议夕迁,早作晚辗,固不敢量其所终极也。’所以中国“有贝之财,无贝之才,不独远逊西洋,抑实不如日本”1。在中外力量对比日益悬殊的严峻形势下,李鸿章虽然企图勉力支撑,挽回颓势,但他鉴于朝廷内外阻力重重,所以缺乏信心,甚至感到前途茫茫,危机四伏,把当时的中国描述为“敝絮塞滑舟,腐木支大厦,稍一倾覆,遂不可知’的惨象,发出了“东西各国日益强盛,中土一无足恃”的悲鸣。软弱必然产生妥协.每当帝国主义肆意欺凌的时候,千方百计地避免和外国兵戎相见,成为李鸿章外交政策的特色,并因此招来“卖国贼”的恶谥。但是,妥协避战和图强御侮并不是绝对互相排斥的.避战属于外交,图强属于内政,两者并不完全是一码事。洋务运动属于内政范围,积极加强国防建设,增强军事实力,努力从事经济建设,谋求保护利权,都很明显地具有图强御侮的意义。至于成效大小,则受着主客观各种条件的制约,不能单纯以成败评论是非功过。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的失败,岂可归咎于洋务运动的兴办?从洋务派到资产阶级维新派以至资产阶级革命派,都存在一种错误的认识,即所谓“患之有无,不在外而在内”,以为只要国家富强了,外患就自然可以消除,并因自身的软弱而不敢正面反对帝国主义。同盟会的〈对外宣言〉公开声明:“所有中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所有外人之既得权利,一体保护”(《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一二,第3页)。这不正是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承认列强在华侵略特权吗?明白这一点,对李鸿章所说的“各国条约已定,断难更改”、“居今日而日攘夷,日驱逐出境”,纯属“虚妄之论”,也就可以理解了。怎么能用资产阶级革命派尚且不能达到的高度去要求洋务派呢? 洋务运动时期尚处于世界“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欧美列强还没有完全操纵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和军事政治力量,中国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也还没有形成.因此,把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定性为“买办官僚”,把洋务运动期间兴办的“官督商办”企业定性为“官僚资本”,都是需要重新进行深入研究的。至于引用甲午战争以后的某些材料来证明洋务运动的买办性,井由此肯定它是一个反动的、卖国的运动,那就更加难以令人首肯了。甲午战争以前,几乎所有进步人士都支持和拥护洋务运动,即使有所批评,也属于条陈和建议的性质,其目的是希望洋务运动搞得更好一些,而反对洋务运动的大都是封建顽固派.甲午战争期间,系军事、外交大权于一身的李鸿章怯战求和,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从而声名狼藉.但甲午战争以后,维新派首领康有为等虽然反对李鸿章,却不反对张之洞,革命振首领孙中山等则直到1900年还对李鸿章抱着某种幻想。此中消息,是值得参酌的。 清朝初年,封建士大夫中有所谓“经世派”,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为代表,他们有鉴于明末农民战争,总结明朝亡国的教训,批判理学家的空谈误国,主张经世致用,改革时弊,讲求富国强兵之道.从康熙、雍正到乾隆,清朝皇帝唯恐这个学振不利于爱新觉罗一姓的统治,采用提倡理学、奖励考据,编纂群书以及文字狱等种种手段,斩断了这个学振的流传。但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知识分子是具有关心国家命运的优良传统的.鸦片战争前后,面临历史的大变局,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人又拾起顾、黄、王的余绪,并把富国强兵之道引为向西方学习。经过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远承顾、黄、王,近继林、龚、魏,兴起洋务运动,把向西方学习的富国强兵之道付诸实践。他们尽管具有这样那样的严重弱点和局限性,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乃至罪行,但比起那些不办实事、空谈礼义而且对办事者多方掣肘、挑剔细故的封建顽固派,实在是更值得同情和肯定的。评价历史人物,只能把他们和前人及同时代的人相比较,否则便不是科学的历史的态度,难免流于苛求。 洋务运动当然不是成功的运动,历史已经宣判了它的失败。首先,外国资本主义并不愿意中国富强起来,不断地采取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乃至军事的手段进行干扰,而洋务振对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压力,往往是妥协退让的。其次,封建顽固势力害怕他们的根基和权势遭到破坏,在政治上、经济上、舆论上进行多方面的钳制和阻难,而洋务派对于这种压迫,往往是斗争不力的。第三,洋务振本身的封建性窒息着洋务运动的生机,诸如企业衙门化、贪污中饱、挥霍浪费、任用私人、侵吞商股,等等,在这个意义上,可说洋务摄既是新式企业的创建者,又是这些企业的摧残者。洋务运动失败的经验教训,是很值得认真总结并引为鉴戒的。 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里,为了阻止中国向半殖民地、殖民地沉沦,不同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从事过不同形式的探索和斗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是这些探索和斗争的几个主要表现。这些探索和斗争统统失败了,但也都对中国社会的进步起了不同程度的有利影响。向西方学习是近代中国社会面临的重要课题。主张学习西方还是反对学习西方,成为评价近代中国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重要试金石之一。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必经阶段,不能因为它是地主阶级学习西方的运动而抹煞它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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