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lly9073
电影研究的“历史转向”:理论与方法新世纪之交,值电影跨越百年之机,主要依附于学府机构的美英电影研究界也对1960—1970年代以来逐步确立自身合法地位的电影研究学科进行了反思。在这场不乏前瞻性的反思中,首先受到质疑的是1970年代以来流行于电影学科的以符号学、心理分析、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欧陆学说为基础的“宏大理论”(grand theory)。大卫·波德维尔(David Bordwell)、诺埃尔·卡罗尔(Noel Carroll)编辑出版的《后理论:重构电影研究》和克里斯汀·葛兰希尔(Christine Gledhill)、琳达·威廉姆斯(Linda Williams)主编的《重构电影研究》是“宏大理论”批判的集成,两书不仅对欧陆理论和以其为基础形成的学术套语讥锋犀利,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近年来美英电影研究的“历史转向”(historical turn)趋势,亦即电影史和电影史写作逐渐从“宏大理论”的荫佑下浮出,重新成为众多电影学者讨论和研究的重点。(1)2004年,伴随美英规模最大的学科组织“电影研究学会”(Society for Cinema Studies)应映情势的变化更名为“电影与媒体研究学会”(Society for Cinema&Media Studies),学会季刊《电影杂志》(Cinema Journal)也在春季号和秋季号的“焦点”(In Focus)专栏汇集了一批有影响的电影学者,就电影学科在美英的发展状况和电影研究的“历史转向”进行了深入的讨论。(2)换一种角度看,电影后百年时期美英电影学界的这种历史转向或许也反映了更广泛意义的“范式转型”(paradigmshift)。如果说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在科学哲学基础上提出的范式转型必须以现存范式的危机为条件的话,那么,电影后百年时期的“危机”不仅反映在宏大理论面对日益丰富复杂的电影创作实践逐渐显现了阐释的僵化和教条,而且也体现在数字技术的出现和成熟迫使电影学者重新思考一系列形成于胶片电影制作、发行、放映(接受)基础上的观念和理论。仅以文本为例。从其脱胎自传统人文、社会科学而自成独立学科起,电影研究的对象就是以胶片为介质、以放映机投射到银幕上、在暗黑剧院里群体观看的电影文本。但是,这一文本在很大程度上却因数字技术的发展和普及被边缘化了。传统电影文本不仅会因数字化而改变形态(如字幕、版本、画面纵横比、色彩明暗和声音,乃至镜头和叙事的互动变化等),更会因为数字化所带来的展示平台和观看环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异。换言之,后百年时期电影学科的最大“危机”恐怕是传统研究对象的消失:文本在哪里?哪一个是文本?哪一种语境下的文本?范式转型带动了历史的思考。在“历史转向”的大语境下,关于早期电影及其历史的讨论和写作成了很多学者共同的旨趣。不过,后百年时期对早期电影的关注,无论在问题提出还是在历史思考方面,都具有明显的当代特征。除了对档案材料和第一手资料重要意义的强调、并以此凸现与重理论轻资料的“宏大理论”派的区别外,“早期电影热”中提出的很多问题,明显得益于此前电影研究的理论洗礼,并(1)参见[美]大卫·波德维尔(David Bordwell)、诺埃尔·卡罗尔(NoelCarroll)编《后理论:重构电影研究》(Post-Theory:Reconstructing FilmStudies),威斯康辛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克里斯汀·葛兰希尔(ChristineGledhill)、琳达·威廉姆斯(Linda Williams)编《重构电影研究》(ReinventingFilm Studies),Hodder Arnold出版社2000年版。(2)详情可参阅美国《电影杂志》(Cinema Journal)第43卷第3期(2004年春)和第44卷第1期(2004年秋)。
黄小仙128
百年简史自1905年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的诞生到2005年,中国的电影已走过了第一部中国电影《定军山》整整一百年的历程。在这百年的中国电影历史长河中,中国电影的发展史离不开中国武术的熔入。中国电影从无声、单机、黑白影片到高科技、大投入、环绕立体声巨幕电影,乃至全球最有影响力的电影节,以武术及以尚武崇德的侠义思想为主题的电影占据了中国电影的重要地位。因此,可以说,中国武术促进了中国电影的发展;中国电影推广和宣传了中国武术。中国电影史上的三次产业发展时期:第一个产业时期中国电影第一个产业时期是1922年—1937年。在世界电影诞生的第二年,1896年电影现身于上海开始,中国本土的电影业便从商业放映起步了。在经过蹒跚学步的萌芽期之后,到上世纪20年代,已经开始向私营化的产业发展,当时社会的资本环境与行业内的准备日渐成熟,民族工商业获得了空前的机遇得以迅猛发展,个人/社会资本,更准确地说是“游资”的逐渐充盈,使得很多资本家们投资的目标开始瞄准电影这一新兴行业。在这个行业里,人才和技术上的储备正在丰满,张石川、郑正秋、罗明佑、黎民伟和后来的邵氏兄弟等一批电影人都是从摇篮期走过来的先驱者,他们各自不同程度地涉猎了电影行当中创作、制片甚至发行、放映几个方面,所积攒下来的经验使之成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电影中坚。在技术上,初期设备使用和摄制过程都要依靠外国技术人员,但有了像罗永祥、董克毅、吴蔚云等最早的一批技术人才的加盟,这一局面很快就被打破。具备了上述条件,以1922年明星公司成立为标志,电影公司迅速增长,到1924—1926年达到了高峰,据统计中国共开设有175家电影公司,仅上海一地就有141家。在这个大浪淘沙过程中,“明星”、“联华”、“天一”三大公司浮出水面构成了三足鼎立。老字号的“明星”在上海的成立是电影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始终当仁不让占据着第一把交椅,将个人资本的运营方式发挥到了极致;1930年成立的“联华”拥有院线的先天条件,形成“影院业与制片业之最初的联合阵线”。罗明佑率先在一家私营公司里实现了制—发—放一条龙,他的经营思想在现在看来都是先进的,他试图结束中国电影的个人资本经营时代,进入垄断金融资本的高级阶段。然而当这一超前的理念遇到战争炮火和尚在襁褓中的金融体系时,只能是被描绘在纸上的美好前景,罗明佑成了一位悲剧的人物;1925年成立的“天一”公司,以数量取胜的作风固然可圈可点,但它成功地开发了东南亚市场,发展到现如今的“邵氏”,其生命线之长足以独立支撑起一部私营公司发展脉络的活历史。与此同时,三大公司不同的制片策略也为中国电影奉献了不同的艺术形态,“明星”是“长篇正剧”的鼻祖、“联华”是“文艺片”的源头,而“天一”则把“稗史、神怪片”一脉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些影片的类型直至今日仍在延续。三大公司是电影产业链中上游制片业的代表,而与之同步发展的中、下游发行放映业也不甘示弱。在上海,最初的影院放映是由西方人经营的,西班牙人雷玛斯的青莲阁是第一个电影固定放映点,随后建起了属于自己的一条“院线”。到1926年雷玛斯离沪回国时,他的动产与不动产相加总计不下百万,足以号称“电影大王”。雷玛斯告老还乡时,张石川和百代公司的经理张长福终于等到时机,立即于1926年3月份承租了雷氏的五家电影院,组成中央影戏公司,以原有中央大戏院为领衔戏院,又吸收了“中华”、“平安”,中央影戏公司直辖7家影院。这条国片院线的形成是制片商涉足放映业的标志,同时中国电影的院线开始了新的划分。在北方,1918年开始经营北京真光电影公司的罗明佑将其属下3家影院,于1927年与经营西片的发行业务的英籍华人、平安电影有限公司董事长卢根属下的3家电影院合营,定名为华北电影公司。1929年华北电影公司进入全盛时期。罗明佑除掌控以上影院的首轮、二轮中外影片上映外,还以平津为中心,在石家庄、太原、郑州、济南、青岛,乃至沈阳、哈尔滨拥有直接或间接管辖的院线,同时开展国内外影片的代理发行的业务,短短几年时间控制了北方地区的电影发行放映,经营的影院达二十多家,把曾垄断经营影院的洋商一概排除在外,成为影院业名副其实的“华北王”。面对中国庞大的市场和丰厚的回报,好莱坞八大公司纷至沓来,在上海和华北地区分别设有办事机构。关于当时电影的放映数量,有数字显示,美国电影以每年占进口影片数量平均80%以上的绝对优势控制着中国电影的放映市场,甚至决定着影院业的生计。尽管国产片的总生产量只是进口影片输入量的1/3或1/4,但是就中国的放映率和受众人群来说,国产片的影响力并不逊色于以美国片为主的外国电影。第二个产业时期1937年后,上海电影业因时局波动而变化,以“明星”消亡、“联华”解体、“天一”南迁为标志,老影业逐步消亡。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黄金岁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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