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生态学报导师确认函怎么填

黄娟1 刁承泰1，2，3 刘雪1

（1.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重庆，400715；2.西南大学三峡库区生态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重庆，400715；3.西南大学三峡库区经济社会研究中心，重庆，400715）

摘要：从城市土地持续利用概念出发，对城市土地利用系统进行定量的科学评价。主要从土地生产性、生产稳定性、资源环境保护性、经济可行性和社会可接受性5个方面建立了城市土地持续利用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数学方法对其进行了初步研究。以重庆市为例，对城市从 2000～2004年土地持续利用情况进行了纵向综合分析评价。结果表明，重庆市土地持续利用水平在加速增长。针对评价结果，对重庆市城市土地持续利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促进城市土地持续利用的几项措施。

关键词：城市土地持续利用；指标体系；协调度函数法；纵向综合评价

我国目前正处于城市化的起飞阶段，从1978～1998年，我国城市数由223个增至668个，城市化水平也从17.9%提高到30.4%［1］。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带动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解决了我国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但当前由于体制和管理的原因，我国的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着城市规模非理性增长、土地利用效率低、土地利用结构不合理、土地闲置情况严重、环境质量下降以及没有处理好公平问题等情况。

我国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1 世纪议程》关于“促进稳定的人类居住区的发展”一章为人类居住区可持续发展提出了8个方面的具体内容：①为所有人提供足够的住房；②改善人类居住区的管理，其中尤其强调了城市管理，并要求通过种种手段采取有创新的城市规划，解决环境和社会问题；③促进可持续土地使用的规划和管理；④促进供水、下水、排水和固体废物管理等环境基础设施的统一建设；⑤在人类居住中推广可循环的能源和运输系统；⑥加强多灾地区人类居住区的规划和管理；⑦促进可持久的建筑工业活动行动的依据；⑧鼓励开发人力资源和增强人类住区开发的能力。上述8个方面，实际上在对人类居住区的持续发展提出了具体要求的同时，也对人类居住区土地的持续利用提出了相应要求。因为人类居住区的持续发展、城市的持续发展和城市土地利用系统持续发展是息息相关的。

我国在城市土地利用过程中实现自然条件的适宜性、经济有效性、社会可接受性、公平性和生态环境质量持续稳定或好转，并保持城市土地利用系统的合理状态在时间上有序延伸，就是我国城市土地利用系统持续发展的基本概念［2］。本文对城市土地利用系统进行定量的科学评价，主要从土地生产性、生产稳定性、环境资源保护性、经济可行性和社会可接受性5个方面建立了城市土地持续利用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数学方法对其进行了初步研究，以重庆市为例，对城市土地持续利用情况进行了纵向分析评价。

1 构建城市土地持续利用评价指标体系

1.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实际上是在充分分析被评价对象的基本结构和特征的基础上，从某种层面上模拟评价对象的运行机制。一个客观的土地利用系统，本身就是科学、全面和动态的，因此，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既要符合评价体系的一般原则，又要概括被评价对象的基本结构和特征［2］。

1.1.1 科学性

为了保证评价结果符合客观实际，指标体系将建立在科学基础上，采用能够充分反映土地持续利用的内在机制的分析模型，提出能够反映城市土地持续利用的涵义和目标实现程度的指标，尤其注意建立各指标间的逻辑关系。

1.1.2 全面性和系统性

持续利用是对一个系统全面的要求，指标体系将能够全面地反映城市土地持续利用的各个方面，包括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诸方面及其协调性，使得评价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和元指标层构成层次分明的有机整体。

1.1.3 动态性

城市土地持续利用既是一个目标，又是一个过程。因此，指标体系的建立将具有动态模拟性。动态指标综合反映城市土地持续利用的现状特点和趋势。

1.1.4 代表性和简洁性

指标的选取应强调典型性、代表性，避免选入意义相近、重复或可由其他指标组合而来的导出性指标，使指标体系相对简洁易用［3］。

1.1.5 可获得性

在指标选取中，要注意指标的可操作性，即注重所选择指标在现有的技术经济条件下能够被获取。

1.1.6 可比性

可比性要求体系内部各个指标之间的可对比性，可比性是得到准确结果的基础和先决条件。

1.2 指标体系的构建

指标体系的构成有几种方法，如 PSR 方式，系统分析方式，目标分解方式，可持续利用三效益分析方式等等，这里选取目标分解方式来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为了从总体上把握和设定评价的基本要点，根据指标体系建立的一般性原则和城市土地持续利用评价的基本目标，设计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该框架遵照 FAO《FESLM》的一般原则，从土地生产力、生产稳定性、经济可行性、资源环境保护性和社会可接受性五个方面设定评价指标。根据重庆市城市土地利用的实际情况，从这5个方面，选择了53个因素作物参评因子，建立了重庆市城市土地持续利用评价指标体系（表1）。

表1 重庆市城市土地持续利用评价指标体系

2 城市土地持续利用综合评价方法

在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结合评价对象的实际情况，选取一定分析方法进行基本的判断，并对评价结果进行分析研究，并形成评价结论。

2.1 指标数据的采集

指标值的采集一般有以下几种方法。

（1）试验法 指通过对实地样点的测验，以样本数据、经统计分析处理后推断整个区域的数据。

（2）调查法 指通过对专家和实地调查获得相应的评价指标数据。

（3）根据统计数据确定 指通过查阅正式出版的统计资料来获取数据。

（4）遥感法 通过遥感测量和分析的手段来获取评价数据。 一般来说，自然资源方面的指标可以通过专家咨询和科学实验的方法来采集数据；社会经济方面的指标主要通过社会调查与统计资料来获取数据；环境方面的指标主要通过科学试验的方法获得数据［2］。

2.2 评价指标的量化和标准化

评价指标有些是定性的，有些是定量的，而且有时候定量的指标值本身不是评价所需要的值，因此需要对评价指标进行量化和转换。对于定性的社会性指标，一般采用调查法和专家咨询法来解决，例如将土地规划公众参与程度分为0～10 共十个等级，由实际调查和专家咨询相结合给调查年份的指标打分。

评价指标的标准化可以采用极差标准化、百分比标准化、模糊数学法、幂转换法和分级给分法等等。这里采用百分比标准化［2］。评价因素与评价对象之间有3 种情况：

（1）正向型关系，即因素指标值越大，反映持续状况越好；

（2）逆向型关系，即因素指标值越大，反映持续状况越差；

（3）适度型关系，即因素指标值，在适度值上，持续性最好。针对这3 种情况，因素指标标准化处理公式分别为：

（1）正向型因素：

土地信息技术的创新与土地科学技术发展：2006年中国土地学会学术年会论文集

（2）逆向型因素：

土地信息技术的创新与土地科学技术发展：2006年中国土地学会学术年会论文集

（3）适度型因素

设X为某因素的适度值：

当Xi≥X时，

土地信息技术的创新与土地科学技术发展：2006年中国土地学会学术年会论文集

当Xi≤X时，

土地信息技术的创新与土地科学技术发展：2006年中国土地学会学术年会论文集

式中， 为处理后某因素指标值；Xi为处理前某因素指标值；Xmin为处理前某因素最小指标；Xmax为处理前某因素最大指标。

各个指标的目标值采用国际标准、设计规范、统计数据、经验数据相结合的方法确定。如参考国家可持续发展标准、区域“十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等。通过计算得到各单项指标的标准化值如表2 所示。

2.3 指标权重的确定

由于以上53个元指标对城市土地持续利用的贡献程度不同，因此有必要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确定权重的方法比较多，有专家打分法、回归系数法、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以及相对权重法等等。其中，层次分析法（AHP）是一种多层次权重分析决策方法，是基于系统论中的一个重要原理——系统的层次性而建立的。把城市土地利用系统看作一个大系统，对其中多个因素进行分析，划分出各个因素间相互联系的有序层次；再请专家对每一层次的各因素进行客观的判断后，相应的给出相对重要性的定量表示，进而建立数学模型，计算出每一层次全部因素的相对重要性的权重值，并加以排序，最后根据排序结果进行规划决策和选择解决问题的措施［4］。

（1）明确问题并构建层次分析图应用 AHP 首先要从众多复杂的因素中筛选最重要的关键性评价指标，并根据它们之间的制约关系构建多层次指标体系（见表1），按层次划分做出层次分析图。通常可以分为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元指标层。

（2）构建判断矩阵。

（3）约请专家填写判断矩阵。

（4）进行层次单排序。它的实质是求单目标判断矩阵的权重，即根据专家填写的判断矩阵计算对于上一层某元素而言，本层次与其有关的元素的重要性次序的权重。

（5）层次总排序和一致性检验。通过这种方法，得到各个元指标的权重值（表2）。

表2 重庆市城市土地持续利用评价指标标准化值及权重

注：表中数据根据《重庆市统计年鉴2001》、《重庆市统计年鉴2002》、《重庆市统计年鉴2003》、《重庆市统计年鉴2004》、《重庆市统计年鉴2005》及实地调查资料整理测算。

2.4 土地持续利用综合评价

土地持续利用评价的方法比较多，例如人工神经网络法、协调度函数法、复合生态系统的场论、层次分析评价法、模糊评价法、多目标加权函数法、SPSS 建立回归模型以及利用ARCH 和 ARIMA 时间序列分析方法等等。这里采用二次综合的协调度函数法来对土地持续利用进行纵向综合评价［5］。准则层内部各元指标之间的一次综合评价函数式为：

土地信息技术的创新与土地科学技术发展：2006年中国土地学会学术年会论文集

二次综合评价函数式为：

T＝T C1 ＋T C2 ＋T C3 ＋T C4 ＋T C5

式中，w 代表各元指标权重，T 为土地持续利用协调度，且0≤T≤1。T 值不同，与之相对应的土地持续利用程度不同。评价结果和对应的土地持续利用程度见表3 和表4。

表3 重庆市城市土地持续利用评价结果 （2000～2004年）

表4 T 协调度区间标准及所对应的土地持续利用程度

3 评价结果分析

研究表明，重庆市从2000～2004年城市土地持续利用程度从初步可持续利用发展到基本可持续利用，再步入可持续利用，城市土地持续利用程度是加速提高的。在这5年中，土地生产性和社会可接受性略有提高，生产稳定性和资源环境保护性变化不大，对城市土地持续利用程度提高贡献最大的是经济可行性，此指标从2000～2004年是加速增加的。土地经济可行性提高说明该市土地承载的经济价值增大，即单位土地面积上承载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值增大，并且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土地自身的价值也得到显化。土地生产性略有提高说明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人流、物流以及建筑容量都有所增加。社会可接受性略有提高说明人们的生活条件改善，这是可持续发展中公平性原则的体现，同时土地制度也逐渐完善，人们对土地规划、土地政策的参与度提高了。生产稳定性和资源环境保护性变化不大，这是重庆市城市土地持续利用中存在的问题。生产稳定性变化不大说明该市用地规模和用地结构尚未按照该有的速度向好的方向发展，由于各行各业用地多，土地供需十分突出，城市规模非理性增长，用地结构亟待优化。资源环境保护性变化不大说明资源承受的压力仍旧很大，城市环境问题、三废问题急需更好的解决。

针对以上城市土地利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该市未来土地持续利用应从以下几方面来采取措施：①控制城市用地非理性增长，采取有效措施，适度发展外围组团，改变人口和产业过于集中于主城的现状；②合理调整土地利用结构，增加城市绿化面积，实行平面绿化与垂直绿化并举，因势利导，尽可能把坡坎、屋顶都利用，改善生态环境；③采取切实措施防止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调整城市大运量、重污染企业用地，增加城市污染治理设施用地；④提倡“以人为本”的原则，鼓励建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限建豪宅和别墅，大力普及土地科学知识，增强土地忧患意识，增强公众的参与意识；⑤盘活城市存量土地，将其提到远期发展用地的高度，实现旧城区功能结构的改变，完善城市功能，实现土地集约利用。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1997 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

［2］张凤荣，王静，陈百明等.土地持续利用评价指标体系与方法［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238～241

［3］于开芹，边微，常明等.城市土地可持续利用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原理与方法研究［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 （3）：60

［4］刘黎明.土地资源调查与评价［M］.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5，224～228

［5］李炳中，杨浩，包浩生等.PSR 模型及在土地可持续利用评价中的应用［J］.自然资源学报，2002 （5）：543

男，江苏海门人，汉族，1934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1958年7月毕业于山东农学院植物保护系。历任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动物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副所长，研究员。中国昆虫学会三届、四届、五届、六届理事会理事，中国科协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客座教授。1995年6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国科学院挑选为中国当代科技精英之一。1995年10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6年2月被河北大学聘为终身教授。印象初院士长期从事蝗虫分类工作，30多年来发现蝗虫新属37个，新种103个。1975年发表《白边痂蝗在青藏高原上的地理变异》一文，揭示了一个物种由于海拔升高，其形态特征出现梯度变异为种内（亚种内）变异。提出蝗虫类在高原上的适应性，演化途径和高原缺翅型等新见解。阐明了高原上风大不适于蝗虫飞行导致翅的退化，翅是蝗虫的发音器官构造之一，翅的退化导致发音器的退化，发音器的退化和消失又导致听觉器官的退化和消失。在高海拔地区生存的缺翅，缺发音器，缺听器的种类是最进化的种类，也是青藏高原的特有种类。1984年出版的《青藏高原的蝗虫》为该地区蝗虫的研究和防治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1982年建立了《中国蝗总科新分类系统》，后被誉为印象初分类系统；1990年发表了《北美洲镌瓣亚目（蝗亚目）的分类》一文，两者之间的区系组成和主要危害种类完全不同，提出了必须防止相互传播的建议。1996年出版了《世界蝗虫及其近缘种类分布目录》，200多万字，英文，记录了从1758—1990年所有的已知的蝗虫类10136种，是目前世界上最全面，最系统的同类专著。97年获第八届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青藏高原的蝗虫》获青海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国蝗总科分类系统的研究》和《青藏高原的蝗虫》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自然科学四等奖。 男，浙江绍兴人， 1935年5月9日生，中共党员，1953年毕业于江苏师范学院（前东吴大学，现苏州大学）生物学系。1955年华东师范大学动物学研究班毕业后赴哈尔滨师院任教。1957年考取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甲壳动物学研究生，1961年毕业后留所工作，任动物所副所长、无脊椎动物学研究室主任、所学术委员会及学位委员会委员等职。1999年来河北大学工作，当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内外兼职：法国国际蜘蛛文献中心（CIDA）理事、中国动物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科学和技术委员会委员、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中国动物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分类区系学科发展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濒临物种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委员、《动物分类学报》主编、《生物学通报》副主编、《中国动物杂志》副主编、《科学》和《生命》科学编委等职。在六十和七十年代，先后从事枝角类、淡水和寄生 足类的分类区系研究，河蟹生殖洄游的研究以及吸血蚂蟥的生物学和防除研究。首次报道剑水 噬食鱼苗，找出了淡水养殖中鱼苗突然大量死亡的原因，避免渔场的经济损失。针对河蟹减产，通过研究查明系由于成蟹和蟹苗在洄游中受水坝和河水污染的阻拦，提出移苗的办法。经各地采用后大大增加了河蟹的产量。首次详细阐明了日本医蛭的生物学并提出驱避的办法，发表吸血蚂蟥新种多个。自七十年代末起，从事蛛形类的研究。蛛形纲是陆生动物中除昆虫纲以外的第二大类群。蜘蛛作为农林中害虫的主要捕食性天敌，在消灭害虫和维持生态平衡中有重要作用。先后赴法国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美国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斯密桑研究院、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联邦德国柏林工科大学生物学研究所、法兰克福圣肯堡博物馆、梅茵茨哥登堡大学、斯图加特国家自然博物馆，韩国蛛形学研究所、日本东京自然博物馆等地进行访问和合作研究。通过他的研究及与同行的合作，使我过蜘蛛学的研究尽快赶上了国际先进水平。他积极推动我过蛛形学会的成立和《蛛形学报》的出版， 在推动我国蛛形学的发展和奠定我国现代蜘蛛学研究方面做出重要贡献。迄今为止，先后主持或参与编写专著和工具书20余册，论文约200篇（其中10篇发表于美、日、德、韩国学术刊物上）。《中国淡水 足类志》、《农田蜘蛛》分别获科学院二、三等奖。七五期间主持中国科学院重点项目西南动物资源研究。八五期间，主要从事中国土壤动物、动物地理分布研究和蜘蛛目系统演化研究，以及中国动物志（蟹蛛科）的编写。在参与领导中国动物志编写工作的同时，还主持我国动物科学发展战略研究（已完成初稿），以及动物学名词的审定工作（已完成审定词6000余条），为我国动物学界学术带头人之一。 男，汉族，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人，1931年11月1日生，中共党员。俄罗斯生物科学博士、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2000年被河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软引进为河北大学教授，2007年成为河北大学终身教授。国内外兼职情况：中国孢子植物志编辑委员会副主编，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副所长，《真菌学报》 副主编，中科院真菌地衣系统学开放实验室主任，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学位委员会主任，《国际孢子植物学报》 编委，《极地研究》 编委，《POLAR SCIENCE》编委，中科院分类区系学科发展专家委员会委员，中科院生物多样性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探险西会理事会理事，中国菌物学会理事长，中科院真菌地衣系统学开放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委员，《Mycosystema》科学顾问，美国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植物系名誉研究员，国家基金委、科技部、中科院联合资助的三志（动物志、植物志、孢子植物志）九五重大项目首席科学家。共发表论文60余篇，专著四册。1986年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1991享受有突出贡献科学家的政府特殊津贴，1996国家海洋局科学技术特等奖，1997国家海洋局科学技术二等奖。 1950年12月生，汉族，教授，九三学社社员，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动物学。长期从事动物学教学和蛛形纲动物区系分类、动物地理和无脊椎经济动物开发利用研究。共订立320新种、5新属和2新亚科。近年来主持和参加国家、省自然科学基金共13项，其中主持国家“八五”、“九五”、“十五”重大项目子项目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4项；主编或参编专著8部；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10余篇（含SCI索引5 篇）。首次对具有重要科学意义和经济价值的我国原蛛类进行修订研究，为我国本领域的学术带头人。解放后作为中国学者首次在国内外刊物上独立发表盲蛛目新种。其研究成果已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广泛关注，被美国自然博物馆的世界著名蛛形学家Platnick博士在《世界蜘蛛学进展》中全部引用，并为我国农林植保工作者和生态学研究者广泛参考和应用。世界著名蛛形学家美国哈佛大学Levi教授评价《 中国动物志·球蛛科》为“……本志及其有用性，为世界其他各地同样的志提供了范例” （英文原文见《蛛形学报》，1999年8卷1期）；《中国动物志·肖蛸科》对我国肖蛸科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总结，2002年完成后获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2003年出版后受到国内外专家的一致好评，如日本蛛形学家Ono, H. 评价本志说：“……书中附图非常精确，一一列出了每种的异名，并详细进行了分类讨论，我认为这一卷是中国动物志中编著地最好的卷册之一。”采集保存蛛形动物标本近10万头号，模式标本300余种。目前正在进行中国原蛛下目分类和生物地理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本类动物是蜘蛛目中较原始的穴居类群，为历史生物地理研究最理想的类群），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十五”重大项目子项目《中国动物志蛛形纲蜘蛛目· 暗蛛科 漏斗蛛科》编著工作。承担本科生、博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教学任务。现有6名在读博士研究生和7名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蜘蛛目、盲蛛目和蝎目的多样性及系统学、蜘蛛的生态学和蛛毒的毒理学研究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动物学会蛛形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蛛形学报》和《河北大学学报》编委。 女,1955年5月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民进会员，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专业方向 为微生物多样性及系统进化生物学。1982年2月毕业于河北大学微生物生化专业，获理学学士学位，1988年10月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获理学硕士学位，1998年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生物学院获微生物学专业，获理学博士学位，1999年12月—2002年7月在云南大学生物学博士后流动站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1988年10月定职讲师，1993年6月定职为副教授，1998年10月定职为教授。1996年聘为水生生物专业硕士生导师，1998年聘为微生物专业硕士生导师。2004年聘为动物学专业博士生导师。现为河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河北大学微生物学研究所所长，生物专业硕士点导师组长。河北省微生物生物多样性研究与应用重点实验室主任，河北省生物工程重点学科带头人。中国农业大学微生物学专业兼职教授、博导。埃及开罗大学微生物学专业硕士、博士论文国外评议人。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河北省微生物学会理事长。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九届中央委员、第五、六届河北省委委员、第五、六届保定市委副主委。第九届河北省政协常委。 男，汉族，1963年10月生，博士、留学以色列博士后，教授，博士生导师。1985年学士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生物系，1988年硕士毕业于新疆农业大学植物学专业，1998年博士毕业于西北农业大学植物营养专业，1999～2001年在以色列巴伊兰大学生态学实验室完成博士后研究。1988～2002年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植物教研室工作，2003年1月被引进到河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工作。现任河北大学植物学科带头人,植物硕士学位点导师组组长，动物学博士点博士生指导教师,河北省第二届学位委员会评议组农学、农业工程学科组召集人，中国植物学会区系分类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菌根联合会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科技部973项目和国际合作项目函审专家，教育部研究生优秀推荐教材评审专家，河北省科技项目评审专家，保定市高新技术专家库成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植物学博士点博士生指导教师，《生物技术通报》编委。 男，1964年9月生，中共党员，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研究方向为细胞、发育生物学及水生动物学。1991年7月于江西大学获硕士学位；1991年8-9月到北京大学生物学系高级生理班进修学习；1992年4-5月到内蒙古大学“动物胚胎中心”进修学习；1995年8月8-18日到扬州大学畜牧兽医系“转基因中心”进修学习；1998年6月于华东师范大学获理学博士学位；2000年12月厦门大学海洋与环境学院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从事海洋生物科研工作)期满出站；2002年12月被评为博士研究生导师；现为中国甲壳动物学学会理事，中国动物学学会、中国生理学学会、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中国海洋湖沼学会会员，河北省动物学会常务理事；国家自然基金函审专家库成员；河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编委委员。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城建环保工委专家咨询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