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官制度的研究现状论文

当时的士官制度出现了很严重的异变，形成了很多的不同政党，并且每个政党对于国家的统治方式都是不一样的，导致了国家的发展变慢。

唐朝刘知几著《史通》，对古代史官建置的起源与演变，有详细记述。他认为史之为用，是"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的大事。假如没有史官，就会善恶不分，是非不辨，功过不清，结果是"坟土未干，妍媸永灭"。因此他说："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帝王和史官，一个要"自称我长"、"掩恶扬善"，一个要"直书其事，不掩其瑕"；一个要文过饰非，一个要"君举必书"；一个要为自己树碑立传，一个要对后人"申以劝诫"。两种目的，两个标准，南辕北辙，形成两种力量的尖锐矛盾和较量。较量的结果，常常是权力压倒亢直者，屠刀强过笔杆子。在封建君主专制下，史官们屡遭厄难，原因就在这里。史官就是为了记录当朝最真实的发展和所有事件在夏代的奴隶制国家机构中，已设置了史官。《吕氏春秋·先识篇》记载：夏桀荒淫无道，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进行劝谏，无效，即弃而奔商。

中国历代均设置专门记录和编撰历史的官职，统称史官。各朝对史官的称谓与分类多不相同，但主要的可以分类记录类和编纂类两者。史官刚刚出现的时候以及发展过程中的很长时间，这两者是不大分别的，后来演化出专门负责记录的起居注史官和史馆史官，前者随侍皇帝左右，记录皇帝的言行与政务得失，皇帝不能阅读这些记录内容，后者专门编纂前代王朝的官方历史。在 中国历史上，设立史官，记录国家大政和帝王言行，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制度和传统。夏商周在夏代的奴隶制国家机构中，已设置了史官。《吕氏春秋·先识篇》记载：夏桀荒淫无道， 太史令 终古出其图法进行劝谏，无效，即弃而奔商。商周时代， 甲骨文中有“ 作册”、“史”、“尹”等字。《说文解字》：“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即史的初义是指古代记事之官吏，即史官。金文有“ 作册 内史”、“作册尹”的记录。据 王国维在《观堂集林》中考证，“ 作册”和“内史”是同样的 官职，其长官称“尹”，都是掌管 文书、记录时事的史官。《周礼·春官》记载周王室设有五史。（一）大史 职位很高。新王登基，大史参加策命典礼。王为国家大事有时还会访问大史。如《国语·晋语》载胥臣曰：“文王访于辛、尹（ 辛甲、尹佚，二人皆周大史）。”有时大史还命令百官规诫王的缺点，如《 左传》襄公四年载：“ 魏绛曰：昔周 辛甲之为大史也，命 百官箴王缺。”此外，大史还掌记录时事，保管 文书等。（二）小史 秩卑， 金毓黻说：在古代史籍中一般称之为“史”。《周礼》云：“凡国事用礼法时，佐大史，掌其小事。”（三） 内史其秩最尊。《周礼》说内史掌策命诸侯及孤卿大夫，掌书王命。如《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王命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 侯伯。”有时，内史还奉王命出使 诸侯国，《 左传》僖公十六年载：“周内史叔兴骋于宋。”（四）外史 秩卑，《周礼》云其职务是“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五） 御史秩卑，又一名 柱下史。其职务是掌管图书等。春秋时期春秋时期，“君举必书”，有大史、小史、 内史、外史、 左史、 右史等史官。“大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刘知几：《 史通·史官建置》）。《礼记·玉藻》说是“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可见，史官的分工和职责是十分细致、明确的。秦汉以后秦汉以后史官制度的演变。汉承秦制，至 武帝时置 太史令，以 司马谈任其职。谈卒，其子司马迁继其任。司马父子，是为西汉著名史官。迁卒，知史务者皆出于他官，而太史不复掌史事，仅限于天文历法职掌范围。这是古代史官职责的一大变化。汉 武帝置史官，除 太史令外，似在宫中置 女史之职，以记皇帝起居，故有 《禁中 起居注》； 东汉因之。后世以“起居”作为史官的一种职掌和名称，与此有很大关系。 东汉时，以他官掌史官之事，如 班固以 兰台令史之职撰述国史。三国 魏明帝置史官，称 著作郎，隶属中书。晋时，改称大著作，专掌史任，并增设佐 著作郎人，隶属 秘书。宋、齐以下，改佐 著作郎为 著作佐郎。齐、梁、陈又置修史学士（亦称撰史学士）之职。十六国、北朝，大多设有史职，或有专称，或杂取他官。其体制、名称，多源于魏、晋而有所损益。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中国古代史学形成多途发展的趋势，而皇朝“ 正史”撰述尤为兴盛，故史官当中，名家辈出，被誉为“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选”。其间，关于起居之职，魏、晋以著作兼掌。北齐、北周，著作、起居二职逐步分开。 隋炀帝时，以著作如外史，于 内史省置 起居舍人如内史。唐代，因正式设立了 史馆，史官制度乃趋于规范化。 史馆以 宰相为监修，称监修国史；修撰史事，以他官兼领，称兼修国史；专职修史者，称史馆修撰；亦有以卑品而有史才者参加撰史，称直史馆。著名政治家 房玄龄、 魏徵、朱敬则，著名史学家 刘知几、 吴兢，著名文学家、思想家 韩愈，著名诗人 杜牧等，都先后参与 史馆工作，并担任各种修史职务。自 史馆设立而以 宰相监修史事，由是 著作局始罢史职，这是古代史官制度的又一重大变化。唐初，于 门下省置 起居郎，后又在 中书省置 起居舍人，分为左右，对立于殿，掌起居之事，故有时也曾称为左右史。其所撰 起居注送交 史馆，以备修史之用。五代迄清，史官制度多因唐制而各有损益，其名称虽因代而异，而职掌略同。其中以宋、清两朝较为繁复。宋有国史院、实录院、 起居院和 日历所，各有史职。辽有国史院，金有国史院和记注院，元有翰林兼国史院，明以 翰林院掌史事。清以翰林院掌国史、图籍管理与侍读等职，以 国史馆、实录馆掌纂修事，以 起居注衙门掌起居之事，其史职则多以他官兼任。史官与帝王历代帝王对于史官们载言记事，都是字斟句酌，斤斤计较。至于"君举必书"，却是有选择、有条件的。有了功绩，做了好事，当然要大书特书。就是没有功绩，没干好事，也要虚构一些载入史册；或者“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者颠倒黑白，把坏事说成好事。总之，“自称我长，相谓彼短”，“略外别内，掩恶扬善”（ 刘知几：《 史通》），凡是对自己有利的事，"必书"无疑；凡是对自己不利的事，万万不可见诸史册。帝王们或多或少都会干一些坏事，那些 贼臣逆子、淫君乱主，干的坏事就更多，但是干归干，举归举，要载入史册，传之后代，是绝对不允许的。"秽迹彰于一朝，恶名披于千载"，有哪一个帝王愿意把自己的"秽迹"载入史册呢?所谓"君举必书"，不过是一句假话。只有在古代史书作为宫廷秘籍，由太史负责的时候，史官有记载特权，皇帝是不能察看史官记载。史官们对于“君举必书”的态度颇为认真。中国古代的史官有“ 秉笔直书”好传统，尤其是司马迁这样一个特殊的史官，成为后世史官竞相继承的品操和史德。他们都知道"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刘知几：《史通》）。因此，对帝王们的言行，随时都要记录下来，不管你"举"得对不对，都要"直书其事"。那怕把屠刀架在脖子上，也要说真话，不说假话。"宁为兰摧玉折，不为萧敷艾荣"，绝对不能"兰艾相杂，朱紫不分"。帝王和史官，一个要"自称我长"、"掩恶扬善"，一个要"直书其事，不掩其瑕"；一个要文过饰非，一个要"君举必书"；一个要为自己树碑立传，一个要对后人"申以劝诫"。两种目的，两个标准，南辕北辙，形成两种力量的尖锐矛盾和较量。较量的结果，常常是权力压倒亢直者，屠刀强过笔杆子。在 封建君主专制下，史官们屡遭厄难，原因就在这里。起居录则是史官对帝王言行的严格把控与记载，早在周已有，那是称为“ 内史”。历经 秦汉魏晋南北隋唐宋……而不衰，皇帝皆无权干预，但这种风气却被 李世民打破。至此以后，有唐以来，帝王阅著并非罕见之事，却使得历史逐渐朝着扭曲的方向发展。

感觉是不是应该从史官的诞生谈起呢？？找点原始社会生活方面的书或许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