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修论文爱国主义的参考文献

思修结课论文——弘扬中国精神 1500字【摘要】弘扬中国精神 ;就是要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中国文化的软实力，使中国精神得到世界的认可与尊重。随着基督教的衰落，中国以伦理与审美为本的文化在现代反而富有生命力。尤其是中国二元中和的文化精神使中国自古就允许文化的多样性与多元共存，人与自然的和谐对于建立后现代的环境伦理学和生态文明具有极大的文化价值，而国际关系中的“协和万邦”则会导向一个和平的绿色星球，这比崇尚二元对立与炮舰政策的西方文化精神更有利于当代世界的发展。因此，随着中国梦的真正实现，世界文明也会因此而得以提升。弘扬中国精神 :中国梦的全面实现依次有三个层次。第一个是中国独立自强的层面，没有这个基础的层面，中国就会陷入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泥潭而任人宰割。中国自强强国的梦想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得以实现的：这表现在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更表现在1951年7月就基本上分出胜负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国梦的第二个层面就是摆脱贫穷而在经济上起飞，从邓小平领导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到现在，中国人民在逐步走向小康，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不远的将来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的富国梦正在逐渐实现。中国梦的第三个层面就是中国精神得以弘扬。即中国在当前的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文化身份的自我确认，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中国文化的软实力，使中国的价值观得到世界的认可，使中国真正在国际上获得尊重。正是在这个方面将中国梦与中国精神密切联系了起来。固然，中国精神包括爱国主义精神，这是中国自古以来就具有的悠久精神，甚至高举反传统大旗的“五四”一代人，由于他们在童年、少年阶段读了大量的中国典籍，身上具有浓重的传统文人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拯救家国的使命感和忧患意识，因而尽管当时的中国面临着被瓜分被蹂躏的危险，但是他们几乎没有一个“拿绿卡”住在外国，都充满了传统文人所具有的那种强烈使命感，毅然归国拯救华夏；倒是“文革”一代不读中国古代经典的学子，走出国门就不想回来，有的甚至还拿着绿卡回国傲其邻人！这就是季羡林临终前为什么那么重视国学教育，因为这种国学教育能够使具有历史使命感的中国精神内化成中国人的文化血液，抵制一切不利于中华民族的言行。而且，中国精神还有超越爱国主义而具有拯救现代化弊病的文化价值。儒家在忠实于大地的伦理法则下，实现了类似宗教的不朽与超越应该看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是在不平衡与精神痛苦中完成的，中国要在社会的现代转型中避免个人的孤独感与荒诞感造成的畸变与裂痕，文化梦的意义就显示出来了。不然的话，各种怪力乱神与邪教就有了滋生的土壤。事实上，西方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伴随着的正是上帝逐步死亡的世俗化，在这个过程中基督教文化的大厦几乎是轰然倒塌，西方人在精神上如临孤独痛苦的荒原。与西方相比，中国的传统文化本来就不是以神明为本的文化，因而现代科学可以摧毁基督教的创世造人，却不能摧毁儒家的礼义。而且中国传统文化总体上与现代科学并没有大的冲突，从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以及“祭如在，祭神如神在”①等语录来看，孔子基本上是不相信鬼神却鉴于宇宙之大而对鬼神取存疑的态度。这种世俗化的姿态不但使中国文化接受起现代科学来并没有什么障碍，而且对于现代与后现代的人文重建也有重要价值。中国是以伦理（儒家）与审美（庄学）为本的文化，从尼采到海德格尔对审美超越的追寻都可以在中国文化中找到知音。那么，怎样使伦理与审美结合，来消除现代人的焦虑与价值危机？这就是中国梦所要展示的现代文化魅力。中国精神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孔子的伦理精神就是以人为本的，这种人本精神足以抵御西方传统的神本主义和现代的物本主义。这就是为什么在基督教衰落之时以拯救文明为己任的白璧德（Irving Babbitt），到儒家文明中寻找拯救西方的新人文主义。儒家在忠实于大地的伦理法则下，实现了类似宗教的不朽与超越。儒家为什么以孝道为本并且具有祖宗崇拜的文化特征？因为人的生命是从父母那里来的，向上可以追溯到祖宗。而生养子女保证祖宗的生命血脉得以延续，从而实现生命的不朽也非常重要，所以孟子才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说。个体的生命就在整体族类的生生不息中得以超越，情感在伦理之乐中得以抚慰。而士大夫还要在“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文化血脉的延续中发挥作用。当然这种超越是整体性的，当人作为个体的时候，儒家尤其是道家还倡导审美的超越。在基督教的大厦倾覆之际，这种以伦理与审美价值为核心的中国精神其在当代世界意义尤其值得重视。甚至在现代化建设中，都可以发现这种伦理价值的积极意义。中国的现代转型不可能再像西方那样，进行海外扩张掠夺殖民地，那么，儒家教化的资本积累不但同样可以达到这个目的，而且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创造了条件。中国文化“和”的观念，在当代世界最应该受到推崇与西方文化的二元对立概念不同，中国的二元概念都是反对对立要求中和的。按照中国的传统，乾与坤、天与地、男与女、夫与妇、父与子等二元概念都要求中和，因为天地合，才能生万物；男女和，才会有父子；君臣和，社会有机体才能正常转动。这就是《国语》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儒、道、阴阳各家的共性，就是都推崇“和”。老子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②，庄子致力于和而反对分。孔子认为“君子和而不同”，他以“克己复礼为仁”，又说“礼之用，和为贵”③，并将致中和的中庸之道看成是至高的道德。《礼记》中的《中庸》一篇，就是阐述怎样致中和的，并以为“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把握中国文化的中和精神，就能把握中国精神之脉动。那么，二元中和的中国精神比二元冲突的西方传统为什么更适合当代世界？先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说起。《圣经》中上帝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人的，并让人支配天上的鸟、地上的兽和水中的鱼。这样一来，人与世界万物相比就处于鹤立鸡群的地位，正如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中所说：“跟属人的灵魂相比，太阳、月亮和地球算得了什么呢？”④这种教化与工具理性相结合，导致了对大自然的严重破坏，人类的生态灾难越来越严重。与西方传统的人与自然对立相比，中国文化精神则要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儒家认为人应该“敬天礼地”，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种生态智慧加上从陶渊明的田园诗到王维的山水诗、画的艺术实践，对于当代建立后现代的环境伦理学和生态文明，具有极大的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