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公式论文答辩

胡明复（1891.5.20～1927.9.12），原名孔孙，后改名为达，字明复。1891年5月20日生于江苏省无锡县堰桥镇一个书香之家。祖父胡和梅曾任江苏省桃源县教谕，父亲胡壹修热心新学，曾出资建造图书馆。胡明复行三，有兄弟姐妹9人，幼年与诸兄弟姐妹在家塾读书，由其叔亲自教诲。1901年，与胞弟胡刚复同入上海徐家汇南洋公学（上海、西安交通大学前身）附属小学。1902年兄弟俩一同升入南洋公学中学。南洋公学校长张元济（字菊生，后来曾主持商务印书馆多年）对胡明复弟兄十分欣赏，称他们为奇童。胡明复12岁时到宜兴，在一家杂货铺当小伙计。后入上海中等商业学校念书。随后，又入南京高等商业学堂就读。

同学们都知道，华罗庚是一位靠自学成才的世界一流的数学家。他仅有初中文凭，因一篇论文在《科学》杂志上发表，得到数学家熊庆来的赏识，从此华罗庚北上清华园，开始了他的数学生涯。 1936年，经熊庆来教授推荐，华罗庚前往英国，留学剑桥。20世纪声名显赫的数学家哈代，早就听说华罗庚很有才气，他说：“你可以在两年之内获得博士学位。”可是华罗庚却说：“我不想获得博士学位，我只要求做一个访问者。”“我来剑桥是求学问的，不是为了学位。”两年中，他集中精力研究堆垒素数论，并就华林问题、他利问题、奇数哥德巴赫问题发表18篇论文，得出了著名的“华氏定理”，向全世界显示了中国数学家出众的智慧与能力。 1946年，华罗庚应邀去美国讲学，并被伊利诺大学高薪聘为终身教授，他的家属也随同到美国定居，有洋房和汽车，生活十分优裕。当时，不少人认为华罗庚是不会回来了。 新中国的诞生，牵动着热爱祖国的华罗庚的心。1950年，他毅然放弃在美国的优裕生活，回到了祖国，而且还给留美的中国学生写了一封公开信，动员大家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他在信中坦露出了一颗爱中华的赤子之心：“朋友们！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虽然数学没有国界，但数学家却有自己的祖国。 华罗庚从海外归来，受到党和人民的热烈欢迎，他回到清华园，被委任为数学系主任，不久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从此，开始了他数学研究真正的黄金时期。他不但连续做出了令世界瞩目的突出成绩，同时满腔热情地关心、培养了一大批数学人才。为摘取数学王冠上的明珠，为应用数学研究、试验和推广，他倾注了大量心血。 据不完全统计，数十年间，华罗庚共发表了152篇重要的数学论文，出版了9部数学著作、11本数学科普著作。他还被选为科学院的国外院士和第三世界科学家的院士。 从初中毕业到人民数学家，华罗庚走过了一条曲折而辉煌的人生道路，为祖国争得了极大的荣誉。 陈景润出生在一个小职员的家庭，上有哥姐、下有弟妹，排行第三。因为家里孩子多，父亲收入微薄，家庭生活非常拮据。因此，陈景润一出生便似乎成为父母的累赘，一个自认为是不爱欢迎的人。上学后，由于瘦小体弱，常受人欺负。这种特殊的生活境况，把他塑造成了一个极为内向、不善言谈的人，加上对数学的痴恋，更使他养成了独来独往、独自闭门思考的习惯，因此竟被别人认为是一个 “怪人”。陈景润毕生后选择研究数学这条异常艰辛的人生道路，与沈元教授有关。在他那里，陈景润第一次知道了哥德巴赫猜想，也就是从那里，陈景润第一刻起，他就立志去摘取那颗数学皇冠上的明珠。1953年，他毕业于厦门大学，留校在图书馆工作，但始终没有忘记哥德巴赫猜想，他把数学论文寄给华罗庚教授，华罗庚阅后非常赏识他的才华，把他调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当实习研究员，从此便有幸在华罗庚的指导下，向哥德巴赫猜想进军。1966年5月，一颗耀眼的新星闪烁于全球数学界的上空------陈景润宣布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2"；1972年2月，他完成了对"1+2"证明的修改。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外国数学家在证明"1+3"时用了大型高速计算机，而陈景润却完全靠纸、笔和头颅。如果这令人费解的话，那么他单为简化"1+2"这一证明就用去的6麻袋稿纸，则足以说明问题了。1973年，他发表的著名的"陈氏定理"，被誉为筛法的光辉顶点。 对于陈景润的成就，一位著名的外国数学家曾敬佩和感慨地誉：他移动了群山！ 苏步青1902年9月出生在浙江省平阳县的一个山村里。虽然家境清贫，可他父母省吃俭用，拼死拼活也要供他上学。他在读初中时，对数学并不感兴趣，觉得数学太简单，一学就懂。可量，后来的一堂数学课影响了他一生的道路。 那是苏步青上初三时，他就读浙江省六十中来了一位刚从东京留学归来的教数学课的杨老师。第一堂课杨老师没有讲数学，而是讲故事。他说：“当今世界，弱肉强食，世界列强依仗船坚炮利，都想蚕食瓜分中国。中华亡国灭种的危险迫在眉睫，振兴科学，发展实业，救亡图存，在此一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座的每一位同学都有责任。”他旁征博引，讲述了数学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巨大作用。这堂课的最后一句话是：“为了救亡图存，必须振兴科学。数学是科学的开路先锋，为了发展科学，必须学好数学。”苏步青一生不知听过多少堂课，但这一堂课使他终身难忘。 杨老师的课深深地打动了他，给他的思想注入了新的兴奋剂。读书，不仅为了摆脱个人困境，而是要拯救中国广大的苦难民众；读书，不仅是为了个人找出路，而是为中华民族求新生。当天晚上，苏步青辗转反侧，彻夜难眠。在杨老师的影响下，苏步青的兴趣从文学转向了数学，并从此立下了“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座右铭。一迷上数学，不管是酷暑隆冬，霜晨雪夜，苏步青只知道读书、思考、解题、演算，4年中演算了上万道数学习题。现在温州一中（即当时省立十中）还珍藏着苏步青一本几何练习薄，用毛笔书写，工工整整。中学毕业时，苏步青门门功课都在90分以上。 17岁时，苏步青赴日留学，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在那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着。为国争光的信念驱使苏步青较早地进入了数学的研究领域，在完成学业的同时，写了30多篇论文，在微分几何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并于1931年获得理学博士学位。获得博士之前，苏步青已在日本帝国大学数学系当讲师，正当日本一个大学准备聘他去任待遇优厚的副教授时，苏步青却决定回国，回到抚育他成长的祖任教。回到浙大任教授的苏步青，生活十分艰苦。面对困境，苏步青的回答是“吃苦算得了什么，我甘心情愿，因为我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这是一条爱国的光明之路啊！” 这就是老一辈数学家那颗爱国的赤子之心。

严国敏祖籍浙江吴兴，1925年12月出生于上海一个铁路职员家庭。他的父亲工作勤奋，从司事渐升为事务员（相当现在的公务员），月俸颇丰，家境小康。严国敏的童年生活无忧无虑，他天资聪颖，学习成绩优秀。1937年“八一三”事变日寇侵占上海，家园遭炮火摧毁，父亲失业、家庭经济每况愈下，全家逃难至南京、扬州乡下，几近一贫如洗。幸而母亲心细如丝，逃难时手里紧握着的木制马桶里做了夹层，正是靠藏于其间的一些细软饰物，帮助全家渡过了难关。此后，哥哥及姐姐相继牺牲学业而参加工作，一道协助父亲，勉强维持了一家八口人的生活及严国敏的初中学业。中学期间，严国敏不仅学业名列前茅，而且乐于助人。一位曾姓同学，家中殷实，在严国敏的帮助下，进步较快，其父母常邀严国敏去曾家切磋功课，把他视为己出，在生活上给以关照。战乱年代，曾家当时已无生意可做，决定迁回福建老家，并力邀严国敏同去，并向严家表示愿意承担费用帮助他完成学业。在这人生转折关头，为减轻家庭负担，严国敏决定随曾家去龙岩，与曾姓同学亲如手足继续共同求学生活。1943年中学毕业时，在昆明工作的父亲写信叫他去昆明上大学。曾家再次慷慨解囊，资助他由闽西向闽北转入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借道贵州，再到昆明。一路上备受艰辛，到达桂林时，他终因体力不支而病倒。此时钱已用完，不得已变卖行李赖以生存。后幸得父亲的故旧相助，病体稍有好转后又继续前往昆明。到达昆明时已是1943年秋天，因错过了大学招生期，其兄资助先进入云南大学预科就读，其后考入西南联大土木系。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1946年初，三校组建的西南联大分制分拆各回天津、北平原校。当时国民党为了笼络人心，办了“义民回乡”之举，免费用卡车或轮船送“义民”回老家，严国敏也因此回到上海，恰逢大学招生，他报考了唐山交大和清华大学两个土木系二年级插班生，都被录取。由于西南联大情结，他选择了清华大学，于1949年毕业。奋发有为的青年时期 严国敏年少时勤奋读书，立志科学救国。在他中学时代正是日寇侵华时期，亲眼目睹国民党军队实力不济，常常溃不成军。他既憎恨日寇给中国人带来苦难，又深痛国民党的腐败无能。他积极参加一些进步的学生运动和夜间护校纠察队的工作。从西南联大转至北平后，他对于解放战争形势有发自内心的兴奋，对新中国的光明怀着极大的憧憬和希望。 严国敏在清华大学毕业时的学业成绩非常优秀，曾被学校作为土木系唯一一位应届生受聘留任清华大学当助教。但由于党的“统一分配”政策规定，教务长周培源为难地向他解释了学校聘书有悖于当时政府对应届毕业生必须统一分配的政策，因此严国敏被分配到铁道部，在工务局桥梁处设计科工作，从此一生与祖国的桥梁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宝剑锋从磨砺出 1950年2月初，工务局改为工务总局，严国敏被分配到技术科的桥梁股工作。同年4月北京桥梁载重检定站成立后，他又去检定站。由于他理论基础扎实，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独立开展绘图、计算、做桥梁材料表、材料试验等工作。桥梁标准图材料表是根据以前中国桥梁公司所设计的一套标准图而制，虽有很完善的断面尺寸，但所用的材料其长度均没有在图上标示出来。严国敏根据这些标准图所用的一切材料的尺寸数量和重量，详尽计算，列表汇总，使这些标准图真正成了精确、详尽、适用、方便制造和施工的经典定型图。 严国敏一丝不苟、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深得领导的赞许和高度评价。在试验工作方面，从设计科到技术科，所有各地外局报送工务局代做的材料试验，均由他负责绘出试验曲线并写出详尽的试验报告。在绘图工作方面，他参加了增编《桥涵工程设计手册》的编著工作。他绘制的图纸，布置合理，线条粗细均匀清晰、字体清秀、尺寸标记分明无误，加上材料表的各项数据精确全面，使阅读者深感满意。技术科的领导见他这样的人才难得，为了进一步培养磨砺他，常派他出差去现场见习，多接触些实际的东西，使他的良好理论素养与实践密切结合起来。 在调到桥梁检定站后，严国敏经常去工地。在第一次深入京津沿线时，他做了京山线的落岱桥、W-14号桥以及津浦线的白河桥的载重检定。第二次又做了津浦线上的藤梁桥、大汶河桥、张河桥以及京山线的87号桥的载重检定工作。他还做了全国各大桥（包括郑州黄河大桥、济南黄河桥、哈尔滨三棵树松花江大桥等）的钢梁检定工作（丈量尺寸、补充图纸、检验计算、核定等级）。 经过实践的磨炼，严国敏的智慧和才华得以充分显露，工作起来得心应手，为他日后的桥梁设计工作打下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开创中国铁路第一片预应力梁 1951年底，中央在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就开始规划要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修建武汉长江大桥。严国敏作为拔尖人才，被选调到设计总局武汉大桥设计事务所从事设计工作。在桥梁界前辈胡世悌、王序森、刘曾达等专家领导下，他参加了武汉长江大桥的设计工作，因为技术知识全面，常常在分析及解决复杂技术课题时有独到见解和首创精神，不久就成了这些专家们的得力助手。 在沈山线大凌河的沉井设计中，他就写出了早期的沉井算例的技术报告，被擢升为一级技术员。此后又在刘曾达总工领导下，勘测西南铁路桥址的工作，并对一些大桥的设计工作独当一面，主持总体设计。1954年，他成为解放后第一批被提拔的青年工程师。1956年在陇海线新沂河大桥上，他开创了第一孔跨度23.9米铁路预应力混凝土简支梁的设计，当时是国内首创的P.C.桥。他在1956年土木工程学报第一卷第四期上发表了《23.9米跨度铁路预应力混凝土梁的设计介绍》论文。严国敏既有较高的技术水平，也有较强的组织能力。他在1956年担任了科总工程师，主持了内昆线宜宾岷江大桥、重庆市牛角陀嘉陵江城市公路大桥、陇海线新沂河大桥的总体设计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经验。1958年他所在的北京专业设计院合并到大桥局设计处（后改为设计院），仍任科总工程师。 1959年南京长江大桥开工，这座桥的水文、地质条件较复杂，洋人认为中国人是无法修建的。为慎重起见，严国敏去上海虚心请教李国豪教授，探讨桥梁共振问题。又向周念先教授请教预应力混凝土结构上的理论问题，颇得启发。他在南京大桥指挥部的设计处任设计组长，大胆将预应力梁的设计推向了新的高度，主持并改进了31.7米跨度的公路和铁路预应力的“T”形混凝土梁的通用图设计。当时，南京大桥的总工程师陈昌言，为了验证这种新型预应力梁的强度、稳定性和承载能力，提出做静载极限试验。结果证明严国敏设计的梁完全符合原设计要求，充分反映了他在预应力梁设计上的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这种梁迄今运用40多年，未发现任何质量问题，没有调换一片梁。严国敏还参加了成昆线各桥钢梁设计及枝柳线麻阳大桥的总体设计工作。当时处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由于缺乏营养，他经常拖着病弱的身体坚持工作，并认真负责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十年动乱时期，严国敏也无例外地受到“再教育”的冲击。1948年他在清华大学读书时，一次到西山郊游，学生们自带午饭在一家饭店门前的广场上用餐，恰逢蒋介石和宋美龄也到这家饭店用餐。蒋、宋下车后看到这些清华大学学生，就和同学们合影。这次巧遇，这张照片，就成了审查严国敏的历史材料。让他到五七干校边劳动边接受审查。严国敏胸怀坦荡，直言不讳，后经内查外调，最后证明他并没有什么政治活动。1972年他回到设计院仍任科总工程师、主任工程师，后又提升为院副总工程师。 当时国民经济受到四人帮的破坏，业务工作不多。严国敏原有的英文和俄文基础相当扎实，又自学了德文、法文和日文，并在业余时间饶有兴致地翻读一些外文读物。俄文名著《静静的顿河》、德文书籍《奇妙的光线》、《格林兄弟童话选》及《五十天》等，是他工作闲暇时极好的乐趣与消遣。下班在家做家务时，口里还不忘背诵外文词汇，他这种认真和执着的学习精神，使其子女深受感染。在出差途中，他大胆与同车厢的日籍旅客进行日语交流。一有闲暇,严国敏更是孜孜不倦投入到外文书本中，这为他日后对专业文献的翻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九江长江大桥引桥预应力梁设计新创举 1976年，严国敏到九江长江大桥北岸组织设计小组，这是他第三次主持设计该桥引桥上的预应力梁。他以其独到深刻的理念和造诣，主持设计了40米跨度无碴无枕箱形钢筋混凝土预应力梁，是国内首创的桥梁新型结构品种。对轨道上的无碴无枕箱形钢筋混凝土预应力梁来说，由于没有通碴的厚度来调整上拱度的影响，势必就会增加正常的轨面高程而可能影响高速行车的稳定和安全。因此，如果预应力梁上拱度的问题不能妥善地解决，就会影响预应力梁的发展和使用条件。 严国敏对这种预应力梁除了从应力、张度、抗裂等因素来考虑外，又从结构的变形角度来考虑对结构在使用中的影响。过去在研究钢筋混凝土梁变形方面，通常以考虑活载产生的挠度影响为主。而对预应力梁而言，他特别在设计、制造、施工及使用上，对上拱度的影响给予了充分重视和研究。他根据自己在南京大桥原设计制造的31.7米跨度T形的预应力梁的上拱度（含弹性上拱度和徐变上拱度）的统计数据，证实了弹性上拱度的实测值与用弹性理论的结构力学公式计算的计算值基本一致。但徐变上拱度由于与混凝土的级配、环境湿度、养生方法、预应力大小、张拉龄期、截面尺寸及形式（梁体理论厚度）等诸因素有关，因此其离散性较大。他根据实测资料分析，发现同一种梁的徐变上拱度因桥而异，同一桥的同一梁也因梁而异，种类型式不同的梁则出入更大。在研究徐变上拱度（ft）与弹性上拱度（fe）之间的关系时，引入一个徐变系数（Φt），又根据现行铁路桥规提供的混凝土收缩徐变的变形值在紧拉后10天为终极值的33%，30天为40%，60天为50%，半年为75%，一年为85%，三年为100%，可得出时间与徐变的关系曲线来推算徐变上拱度的终极值。根据31.7米T形预应力梁的实例数据，得出徐变系数接近1.0。笔者针对40米跨度的预应力箱梁，先作了梁号自025～075共50片梁3年以上时间的上拱度终极值观测，得出的徐变系数为0.570，及时向严总提供了一系列的实测数据。严总参考了笔者提供的资料，当机立断将制梁台座上预设的下挠度70mm改为50mm。他同时对这种新型无碴无枕梁在施工工艺上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当时负责施工制造的孟庆浩主任工程师也非常重视，在制梁时十分注意混凝土的材料质量、级配、水灰比、养护、立模等各个环节的质量要求。制造出的288孔40米跨度（全长40.7米）的预应力梁，没有一片出现质量问题，经过40年的运营，迄今无大的病害出现。实践见证了严国敏在预应力梁上的创举，获得了杰出的成就。他及时总结写出了《40米跨度无碴无枕预应力简支箱梁设计中的一些问题》的论文，发表在1982年第三期土木工程学报上，又译成英文提交于1986年在印度新德里FIP第十届年会作为交流论文。著、编、译、辅工作并驾齐驱 为了把桥梁科技事业的发展推向前进，严国敏广泛吸收国内外先进的桥梁建设经验，他结合自己的工作心得，撰写了一大批专题论文，或编著专论书稿，或翻译各种外文论著及规范。他文笔漂亮，文章内容扎实且具有言简意赅、厚积薄发的特点。他撰写了多篇英、俄、日文桥梁专题论文，发表在国外有影响的刊物上，向世界报道我国桥梁建设的新技术及新成就。同时他身为国际桥梁与结构工程协会会员，曾多次参加大型国际学术会议，维护及扩大了中国桥梁界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晚年，他从未滋生消极情绪，反而为了桥梁事业，更加专心致志地伏案工作。他深知自己的身体状况和年龄已进入生命的暮色，遥望着西天的晚霞，他发自内心地呼唤：“朝阳、夕阳都是太阳，是太阳就要发光。”“有一分热，就要发一分光。”他于晚年发表了中文论文30多篇、英文论文16篇，日文论文2篇。由于他才思敏捷，博学多识，在科技上开拓创新，一生中留下的著、编、译颇丰。他的著作主要有：《国外预应力工艺体系》《现代斜拉桥》《现代悬索桥》等；编译的各国桥梁文献资料达200多期，每期约6000～20000字。他用毕生的心血换来的这些宝贵财富，为我国的桥梁建设及桥梁专业人才的培养提供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严国敏在桥梁理论上造诣颇深又具有丰富的设计实践经验，经常被有关高校和学术单位特邀聘请，曾先后担任过西南交大、长沙交通学院、长沙铁道学院、宁波大学的兼职教授，华中理工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铁道部桥梁工程科技情报中心顾问，广东虎门技术咨询公司通讯咨询专家，铁道部技术鉴定委员会特邀专家以及多所高校硕士及博士研究生论文答辩委员会主任或委员。 他在讲学、答辩中，条理清晰，立论新颖，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精彩绝伦的观点和分析，充满前瞻性的理念，深得听讲者的钦佩和诚服。他在一些会议上发表意见，直言不讳，睿智精辟，深刻独到，这与他学识渊博、积淀颇深的才华是分不开的。他确实是我们所见到的难得的才思横溢、思维深邃缜密的学者之一。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德才兼备，方称贤才。“德”好比水之源头，“才”是水之浪花；“德”为木之根本，而“才”是木之枝叶。桥梁泰斗茅以升说过：“先做人，后做事。”严国敏一生作风正派，在生活上朴素无华，胸襟坦荡。在技术上敢于鲜明地用理论论证一些敏感问题，从不说模棱两可的话，敢于直言，秉持己见，从不随风倒当骑墙派。他在预应力梁上的开拓创新成就，独树一帜，卓见非凡，可以说对我国桥梁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成绩。1998年，他说：“今年我已经73岁了，今后也没有计划参与国际学术活动了，当然只要我脑子还能用，写点文章，做点译文也是要做下去的。希望青年一代不要不如我们，要学好外语，在技术上要刻苦钻研，敢于并善于创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中国这样一个人口最多的大国，在各次国际学术会议上，应该是赴会人数最多的，关键是要培养青年一代参与，注重国际交流活动，这样才可使祖国在国际学术界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声望。”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对桥梁事业竭诚热爱，奋斗一生，直至病逝前两个多小时，还致力于对国外优秀桥梁建设的文章翻译。2000年1月21日上午，严国敏还在对《桥梁信息资料》的打印件进行复核和剪贴，中午饭后稍加休息，又像以往一样，继续埋头书案工作，至下午3点才去卧室午睡。17点30分，突然气喘病发作，未能抢救过来，于17点45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享年75岁。直到此时，他才真正放下了他毕生挚爱的桥梁建设事业！

The Relationship among Green Formula, Gauss Formula and Stokes FormulaAbstract: Green Formula, Gauss Formula and Stokes Formula are three important formulae of calculus, they connected diffierent calculuses together, and have very important applications in the research field. In the paper, several formula relations are discussed, and from the exterior differential angle, three formulae are expressed uniformly and some applications of three-formula are enumerated.

物理学家介绍——霍金 1942年1月8日，霍金出生于英国牛津。这一天正是伟大的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伽利略300年前阖然长逝的日子。伽利略是最先提出了惯性定律原理（一切物体在不受外力作用时都会保持原来的运动状态）的人，后来牛顿系统地归纳了这个定律（因此后人也叫它“牛顿第一定律”），使之成为一切力学定律的基石。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彻底改变了人类的时空观念。霍金的成就与这几位前辈相比又如何呢？他有资格跻身科学名人堂吗？让我们从他在学术界的第一次亮相看起： 1970年，28岁的霍金和彭罗斯（R. Penrose）合作，证明了“奇点定理”：在一定条件下，按照广义相对论，宇宙大爆炸必然从一个“奇点”开始。为此，他们共同获得1988年的沃尔夫物理奖。 霍金的贡献——对黑洞性质的研究和提出量子引力论——论重要程度虽赶不上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和爱因斯坦的两个相对论，但是足以为他在科学名人堂中留下一席之地。尤其是他的量子引力论，整合了现代物理学的两大领域，自成体系，使他能与创立分子生物学（生物学与量子力学的成功结合）的科学家平起平坐。 在霍金之前，所有的宇宙理论都以广义相对论为基础，但是只有霍金发现并证明了广义相对论只是一个不完全的理论，它不能告诉我们宇宙起源的细节。因为根据广义相对论得出的结论，所有的物理理论（包括它自己在内）都将在宇宙的开端处失效。显然，广义相对论只是一个不完全的“部分”理论，所以奇点定理真正所显示的是，在极早期宇宙中有过一个时刻，那时宇宙是如此之小，以至于人们不得不考虑用20世纪另一个伟大的“部分”理论——专门描述微观世界的量子力学——来研究它。霍金和他的搭档被迫从对极其巨大范围的理论研究转到对极其微小范围的理论研究。 恰好有这样一种可能存在的微型天体可作为研究对象。正如霍金后来回忆的：“研究黑洞的性质，有助于我们同时理解大爆炸奇点，因为他们之间实在是太相似了。”于是他开始潜心研究黑洞问题。 【名词解释 黑洞：一颗内部燃烧尽了的大质量恒星由于自身的重力作用，外壳不断向中心坍塌缩小，最后就会形成致密的黑洞。黑洞是宇宙中的实体微粒，它们的体积趋向于零，而密度（密度＝质量÷体积）几乎是无穷大，由于具有强大的引力，物体只要靠近这个微粒，就会被强大的引力吸住，连每秒传播30万千米的光也不能幸免。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信号能够从黑洞的作用范围内传出，这个作用范围的界限被称为“视界”，人类无法看到里面的情形——对于观测者来说，那就是漆黑一片——这也是黑洞名字的由来。】 1971年，霍金指出，宇宙大爆炸时间可能产生像质子那么小（半径10-13厘米）的重约十亿吨的“太初黑洞”，它们的寿命大约和宇宙年龄相同。 1973年霍金、卡特尔（B. Carter）等人严格证明了“黑洞无毛定理”：“无论什么样的黑洞，其最终性质仅由几个物理量（质量、角动量、电荷）惟一确定”。即当黑洞形成之后，只剩下这三个不能变为电磁辐射的守恒量，其他一切信息（“毛发”）都丧失了。“黑洞”的命名者惠勒（J.A. Wheeler）戏称这特性为“黑洞无毛”。 华裔著名物理学家介绍 吴有训 吴有训先生于1916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理化部，受教于留美归来的胡刚复博士。在胡先生的指导下，吴有训在国内即对X射线有了一定的了解。1921年以优异成绩获得赴美留学机会。该年底吴有训赴美，1922年初进入芝加哥大学。其时，著名物理学家A•H•康普顿正以访问学者身份在芝加哥大学从事研究与教学，1923年他正式成为该校教授，该年5月康普顿发表了解释X射线被石墨散射后频率改变现象（后称康普顿效应）的论文。当时也研究这一现象的美国物理界一位重要人物杜安已有所谓“箱子效应”和“三次辐射”的理论，因此他极力反对康普顿的工作。吴有训先后以十几种元素为散射物质进一步做了大量深入研究，通过精心设计实验方案以无法辩驳的事实对康普顿的理论给予了极大支持。这些成果得到了国际物理界的关注和承认。相关数据被一些国际著作引用。吴先生1926年获博士学位。国外有的物理教科书，因尊重吴先生的工作而将康普顿效应称为康普顿—吴有训效应。 严济慈 严先生1923年赴法国留学，1927年获科学博士学位。1880年著名物理学家比埃尔•居里发现了晶体的压电效应，但压电效应的定量数据的获得，是严先生深入研究并精确测量给出的。严济慈的导师是物理学家夏尔•法布里，他是居里夫妇的好朋友。玛丽•居里夫人对严先生的研究非常支持，并把四十年前居里用过的石英晶体样品借给了严济慈。著名的物理学家朗之万对严济慈也非常赏识，给予了许多指导和帮助。严先生在大量实验基础上，总结出了石英晶体的压电效应及其反效应具有各向异性、饱和现象以及瞬时性等特性，扩充发展了居里的理论。1927年法布里当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在就职仪式上他宣读了他的得意弟子---严济慈的博士论文。1931年严先生回国。1935年与著名物理学家F•约里奥—居里及卡皮察同时当选为法国物理学会理事。 赵忠尧 赵忠尧先生1927年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受教于1923年诺贝尔奖得主密里根，1930年获博士学位。1979年丁肇中在西德同步幅射中心“佩特拉”加速器落成典礼时，向十多个国家上百名科学家这样介绍赵忠尧：“这位是正负电子产生和湮灭的最早发现者，没有他的发现，就没有现在正负电子对撞机”这是指赵先生在研究密里根给出的第二个课题（第一个课题被赵先生拒绝了）“硬γ射线通过物质时的吸收系数”时，测量到了反常吸收和特殊辐射现象。所谓反常就是与当时比较公认的克莱因---仁科公式有很大出入，即只有在轻元素上的散射才符合而在通过重元素时相差很大，如当硬γ射线被铅散射时吸收系数比公式结果大了约40%。由于密里根相信克莱因---仁科公式的结果，而对赵先生的结果不甚相信，以至将论文搁置了2个多月。后来由于鲍文教授十分了解赵先生的工作，向密里根作了保证，文章才于1930年5月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报》发表。在接下来的实验中赵忠尧发现γ射线被铅散射时，除康普顿散射外，伴随着反常吸收还有一种特殊的光辐射出现。由于当时所用的方法不能显示详细的机制，只能断定这两种现象不是由于核外壳层电子而是由于原子核所引起的。事实上，反常吸收是由γ射线在原子核周围产生正负电子对而减少的结果，而特殊辐射就是一个正电子和一个负电子碰撞湮没而产生二个（或二个以上）光子的湮没辐射。 王淦昌 丁肇中先生说过：“中国老一辈物理学家能留名学史上的有赵忠尧和王淦昌先生等。” 王先生1930年考取官费留学生，到德国柏林大学威廉皇家化学研究所，师从迈特纳，他先后在哥廷根和柏林大学有幸听过玻恩、米泽斯、海特勒、诺特海姆、弗兰克、薛定谔以及德拜等人的课。1933年26岁的王先生完成博士论文《ThB+C+C11的β谱》，年底由著名物理学家冯•劳厄、玻登斯坦以及迈特纳等人组成的答辩委员会审查并通过了王淦昌的博士论文。1934年1月王淦昌参观了卡文迪许实验室，拜会了卢瑟福、查得威克等物理学家。1934年4月回国。 王先生的科学贡献主要有：提出了验证中微子存在的实验方案；利用宇宙线研究了μ介子衰变特性；首次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首次观察到在基本粒子相互作用中产生的带奇异夸克的反粒子，获1982年国家发明一等奖。 王先生参与了我国两弹研制的试验研究和组织领导，是我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钱学森 钱学森(1911—)，中国科学家，火箭专家，1911年12月1日生于上海，3岁时随父来到北京，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1935年赴美国研究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1938年获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后留在美国任讲师、副教授、教授以及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1950年开始争取回归祖国，受到美国政府迫害，失去自由，历经5年于1955年才回到祖国，1958年起长期担任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中国科技协会名誉主席等职。 钱学森1935年进入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当时美国唯独加州理工学院有一所空气动力学实验室，主任是匈牙利著名学者冯•卡门（也译为冯•卡曼）。冯•卡门早年也是有成就的物理学家，是麦克斯•玻恩的好朋友及合作伙伴之一。后来，卡门专门研究流体动力学和空气动力学，成为在这两方面极富盛名的权威。1936年秋，钱先生慕名到加州访问卡门。卡门对钱学森敏捷而又富于智慧的思维非常欣赏，建议钱学森到他这里来读博士学位。从此钱学森在卡门指导下专攻高速空气动力学。中国学生赢得了卡门的特殊感情，除钱先生外，他还培养出了林家翘、钱伟长及郭永怀等中国著名数学家、科学家。他常说：“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有两个，一个是匈牙利，一个是中国”。 在卡门的指导下，钱学森1933－1945年间在《航空科学》、《应用力学》等杂志发表8篇论文，推出了卡门---钱学森公式，提出了跨声速流动相似律等许多开创性工作。1945年卡门任美国空军科学顾问团团长，授少将军衔，钱学森任顾问团火箭组组长，上校军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空军当局高度评价钱学森的工作，认为他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卡门更是器重他的得意门生，称他为火箭方面最得力的专家。钱学森几经磨难1955年才得以回国，为新中国火箭、导弹以及航空航天技术的发展做出了奠基性的工作。1991年荣获《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的称号。 钱三强 钱三强(1913—1992)，中国实验物理学家，浙江省吴兴县。1929年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36年清华大学物理学系毕业。1937年赴法国留学，在约里奥•居里夫妇指导下，在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居里实验室和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实验室进行原子核物理的研究工作，1940年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1942年底赴里昂等待乘船回国，由于太平洋航线中断，他滞留里昂大学任教，1944年和1947年起先后担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和研究导师，1946年获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奖金。1948年回国后，任清华大学物理学系教授和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成立后历任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所长、计划局副局长、局长，学术秘书处秘书长，1956—1978年任副秘书长、1958年任原子能研究所所长，1978—1984年任副院长；1955年受聘为数学物理学化学部(现为数学物理学部)学部委员，任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成员，特邀顾问。1956—1978年还担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1951年起选为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1982年被选为理事长。1978年被遴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92年6月28日0时28分于北京病逝，终年79岁。 钱三强1948年回国后培养了一批从事研究原子核科学的人材，建立起中国研究原子核科学的基地。1955年起参加了原子能事业的建立和组织工作，将近代物理所改建为原子能研究所， 领导并促进了这一事业的发展以及有关科技工作的开展，对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建设、计划和学术领导都做出了贡献。 1937年，钱三强考取了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留法公费生。夏到达巴黎，当时正在法国参加会议的严济慈亲自将他介绍给了伊莱娜•居里。伊莱娜•居里和约里奥•居里人称“小居里夫妇”。钱三强进入居里实验室后，尽量多干具体的工作。除了自己的论文工作，有机会就帮助别人，目的是想多学一点实验本领。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钱三强说：“我比不得你们，你们这里有那么多人，各人各干各人的事。我回国后只有我自己一个人，什么都得会干才行。”就这样东问西问两年多的实验室工作使钱三强增加了丰富的知识和实际技能。 1939年希特勒军队占领法国，钱三强随同事想逃难，但未能成功。这时他的公费留学费用中断了，回国不能，留下又没有生计。在钱三强最困难的时候，当时不肯离开法国的约里奥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他说：“既然是这样，那还是想法留下吧，只要我们自己能活下去，实验室还开着，就总能设法给你安排”。1943钱三强回到了巴黎继续在居里实验室做研究工作,直到回国。钱三强不仅完成了学业，而且凭他的卓越贡献已成为著名的物理学家。1946年他领导的研究小组利用核乳胶研究铀裂变，发现了著名的铀核三分裂四分裂现象，荣获法国科学院享利•德巴微物理学奖金。约里奥曾说：“铀核三分裂和四分裂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法国核物理界一个重要工作。”1947年钱三强担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导师一职。 1948年钱三强回国时小居里夫妇给他写的评语中说：“他对科学事业的满腔热忱，并且聪慧有创见。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那些到我们实验室来并由我们指导的同一代科学家中，他最为优秀。......我们的国家承认钱先生的才干，曾先后命他担任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和研究导师的高职。他曾受到法兰西科学院的嘉奖。” “钱先生还是一位优秀的组织工作者，在精神、科学与技术方面他具备研究机构的领导者所应用的各种品德。” 彭桓武 在《我的一生和我的观点》一书中玻恩提到：“在我的学生中有四个很有才华的中国人；其中之一是黄昆...”，另外三人是彭桓武、程开甲和杨立铭。 彭桓武1915年生于吉林长春市，1938年秋赴英在爱丁堡大学随玻恩学习，1940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5年获科学博士学位，1947年底回国。玻恩在他的著作《我的一生》中回忆说：“我的第一个中国学生是个矮小而强壮的小伙子，名叫彭（桓武）。他天赋出众...我记得有一次他在一个理论问题上出了一个错，错误找出来后，他非常沮丧，以致决定放弃科学研究，代之以为中国人民撰写一部大《科学百科全书》，包括西方所有重要的发现和技术方法。当我说到我以为这对单个人来说是个太大的任务时，他回答道，一个中国人能做10个欧洲人的工作。...他被任命为爱尔兰都柏林薛定谔高级研究院的教授，作为亥特勒（W.Heitler）的继任，...我想彭是得到欧洲教授职位的第一个中国人。几年以后他决定回中国，在走以前他来看望我们并和我们（指玻恩一家，本文作者注）一路到苏格兰西北高地的尤拉浦尔去，我们在那里度假。...我们一起度过了美好的几天。然后他离开了我们再没见过他，他也没写信来。”玻恩说：“彭除了他那神秘的才干外是很单纯的，外表象一个壮实的农民。”从玻恩的字里行间渗透出他对这位倔强的中国北方小伙子的喜爱欣赏与想念。彭先生在英国时与亥特勒合作做介子理论方面的研究，并由于在理论物理方面的贡献1945年与玻恩分享了英国爱丁堡皇家学会麦支杜加尔---布列斯班奖。回国后继续进行核物理研究，对分子结构提出了以电子键波函数为基础的计算方法。1956－1957年在他的领导下邓稼先与何祚庥、徐建铭、于敏等合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论文，为中国核物理研究做了开拓性工作。 彭先生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杨振宁 杨振宁(1922—)，美籍华人，理论物理学家，1922年10月1日生于安徽省合肥县(今合肥市)。 在西南联合大学物理学系吴大猷指导下完成学士论文，1942年毕业后即入研究院深造，在王竹溪指导下研究统计物理学。1945年赴美，入芝加哥大学做研究生， 受E•费米熏陶，在导师E•特勒的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1948年获博士学位。1948—1949年任芝加哥大学教员，1948—1955年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工作，1955—1966年任该所教授，1966年任纽约州立大学 石 溪分校的爱因斯坦物理学讲座教授，并任新创办的该校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美国总统授予他1985年的国家科学技术奖章。1948年12月27日，北京大学授予杨振宁名誉教授授证书。 杨振宁对理论物理学的贡献范围很广，包括基本粒子、统计力学和凝聚态物理学等领域。对理论结构和唯象分析他都有多方面的贡献。 邓稼先 邓稼先(1924—1986)，中国核物理学家，1924年6月25日生于安徽怀宁，祖父是清代著名书法家和篆刻家，其父是著名的美学家和美术史家。七七事变后，全家滞留北平，16岁随其姐来到四川江津念完高中。1941—1945年在西南联大物理系学习，受业王竹溪、郑华炽等著名教授。1945年抗战胜利后，迁返北平，应聘于北大物理系任教。1948年到美国印第安那州普渡大学念研究生，被选入“留美科协”总会干事会。新中国的诞生促使他决心尽早回到祖国。1950年8月，在他取得学位后的第九天，冲破重重险阻登上了回国轮船。1950年10月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1958年8月调到新筹建的核武器研究所任理论部主任，负责领导核武器的理论设计，后历任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核工业部第九研究设计院副院长、院长，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是我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 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第十二届中共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委员。 1985年7月患直肠癌，坚持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1986年7月29日卒于北京，终年62岁。 李政道 李政道(1926—)，理论物理学家。1926年11月25日生于上海。1943—1944年在浙江大学(当时一年级在贵州永兴)物理学系学习，得到老师束星北的启迪，而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1944年因翻车受伤停学。1945年转学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学系。1946年受他的老师吴大猷的推荐，得国家奖学金，去美国深造，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1948年春天，李政道通过了研究生资格考试，开始在费米的指导下作博士论文研究。 1949年底，在费米的指导下，李政道完成了关于白矮星的博士论文，获得博士学位。以后在该校天文学系半年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物理系一年任讲师并从事研究工作。 1950年，李政道和来自上海的大学生秦惠君结婚。他们有两个孩子，长子李中清，现任加州理工学院历史教授；次子李中汉，现任密歇根大学化学系助理教授。1951年到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工作。1953年任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助理教授，1955年任副教授，1956年任教授，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1960—1963年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教授兼哥伦比亚大学教授。1963年任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讲座教授，1964年任该大学费米物理学讲座教授，1983年任该大学全校讲座教授。他还是美国科学院院士。 李政道对近代物理学的杰出贡献是：1956年和杨振宁合作，深入研究了当时令人困惑的“θ•γ”之谜，即后来所谓的K介子有两种不同的衰变方式，一种衰变变成偶宇称态，一种衰变成奇宇称态。认识到很可能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进一步提出了几种检验弱相互作用中宇称是不是守恒的实验途径。次年，这一理论预见得到吴健雄小组的实验证实。因此，李政道与杨振宁的工作迅速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并获得了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丁肇中 丁肇中(1936—)，实验物理学家。祖籍山东日照。1956年到美国密执安大学，在物理系和数学系学习，1960年获硕士学位，1962年获物理学博士学位。1963年，他获得福特基金会的奖学金，到瑞士日内瓦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工作。1964年起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工作。1965 年成为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讲师。1967年起任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系教授。他的研究方向是高能实验粒子物理学，包括量子电动力学、电弱统一理论、量子色动力学的研究。他所领导的马克•杰实验组先后在几个国际实验中心工作。 由于丁肇中对物理学的贡献，他在1976年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奖(发现J/Ψ粒子)，并被美国政府授予洛仑兹奖，1988年被意大利政府授予特卡斯佩里科学奖。他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前苏联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巴基斯坦科学院院士。他曾被密歇根大学(1978年)、香港中文大学(1987年)、意大利波洛格那大学(1988年) 和哥伦比亚大学(1990年)授予名誉博士学位。他是中国上海交通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名誉教授。他曾获得过许多奖章，如1977年获美国工程科学学会的埃林金奖章，1988年获意大利陶尔米纳市的金豹优秀奖及意大利布雷西亚市的科学金质奖章。他也是《原子核物理B(Nuclear Physics B)》、《核仪器方法(Nuclear Instruments and Methods)》和《数学模型(Mathem atical Modeling)》等科学期刊的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