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讨薪论文文献

引言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我国城市化进城中不可逆转的潮流。在城市中正在或者试图打工谋生拥有农村户籍的群体，我们称之为“农民工”。尽管从严格意义上讲，土地作为其安身立命最后保障的农民工不同于产业革命时期的“一无所有”仅靠劳动力为生的产业工人，但中国地少人多，严重的农村劳动力富余，他们通过各种渠道以被他人雇佣或自我雇佣的方式在城市中生存，甚至以工养农，也成为不争的事实，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民工就业市场已悄然形成。 在西方经济学与社会学理论中，关于劳动力市场有多种理论观点，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新功能主义社会学家皮奥里(Michael J.Piore)的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存在着第一（首届）和第二（次属）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前者特点是工资高、劳动条件好、工作有保障、福利优越，后者特点是工资低、工作条件差、就业不稳定。这两个劳动力市场之所以是“二元”的，是因为两者之间是相互隔绝的，首属市场的求职者宁愿等待就业机会也不会到次属市场中谋职，而次属市场的失业者也根本不可能进入首属劳动力市场。该理论比较准确地揭示了当前工业社会中劳动力市场的基本状况，为分析我国城市社会中的劳动力市场问题提供了一个极具价值的理论视角。 在我国，一般来说，城市人口特别是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更容易进入首属劳动力市场，而农村人口更易于进入次属劳动力市场。就目前情况看，我国次属劳动力市场上主要包括两类人群：第一类是伴随国企改革而不断涌现的下岗再就业人员；第二类是流入城市的农民工。他们是当前我国次属、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的主体。本文主要是对农民工就业的现状以及其在劳动力市场的状况成因进行探讨。 1农民工就业的现状和文献综述 农民工为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们在社会上总体地位不高，工作和收入不稳定困扰着他们中的许多人。具体来说其就业面临如下问题： 首先，从总体上看，农民工人数庞大，中国农村低技能劳动力长期供大于求。目前全国有约4.89亿农村劳动力，除去从事农副业者及在乡镇企业工作者外，仍有1.5亿剩余劳动力，他们中大部分转向了城市[1]。 其次，农民工个人素质不高，主要表现在： (1)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低：农民工大多为初中文化程度，受教育年限为8.64年，接近初中毕业，比未外出者高1.74年[2]，但远低于城市中10.2的教育年限①。 (2)求职手段低：农民工就业利用初始的社会网络，有调查表明，有68.2%的人是以亲戚、朋友介绍的方式进入城市打工，而不是通过正规的劳动力市场[5]。 (3)职业选择面窄：农民工大都从事城市居民不愿从事的“脏、累、苦、险”等职业，如清洁工、建筑工、保姆、服务员等工作。 (4)工资待遇差：次属劳动力市场普遍存在超时间工作、超强度劳动，而工资却极低，又没有什么福利待遇，不享有城市居民所拥有的住房、医疗、失业、义务教育、养老等方面的社会福利，也没有被纳入“三条保障线”内。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十多年来基本停留在400-500元／月的水平上。 (5)农民工讨薪难：农民工大部分没有和企业签订合同，不能加入工会，更没有自己的农民工组织，工资被人为地压低，并且被拖欠，农民工讨薪成本高昂，至少收益的三倍[4]。 再次，对农民工的管理制度存在一些缺陷。如在外来人口比较集中的地区，当地政府城市发展规划和社会各种公共服务规划并没有考虑到这部分人的存在和需要，对这些人的社会管理费用也没有包括在政府的正常财政预算中。同时，一些政策和法规也有不完善之处，如《劳动法》规定劳动合同可以约定试用期，但一些企业经常在试用农民工一至两个月后，以不合格为由将他们辞退。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农民工就业现状进行了分析，具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观点： 从制度障碍的角度。许多学者把农民工的不公正待遇认为是以户籍为代表的人为造成种种限制，如蔡昉等通过分析测算得出，农村迁移劳动力和城市本地劳动力的工资差异中，只有24%能够被个人特征的差异所解释，而剩余的76%是被户籍制度和其他一系列城市偏向福利体制所造成的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政策带来的[5]此提出政府应发挥积极作用，打破这些壁垒，减少劳动力市场的扭曲，建立统一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在21世纪之初，一些省市（如浙江省、宁波市、石家庄市等）颁布了硬性条件，解除农民工的种种限制，农民工的近况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6]。放开限制和降低留城市户口的门槛并不必然带来经济门槛和素质门槛的降低，反而由以前单纯的户籍有形壁垒，转变成了学历、技能、高昂住房费用等的无形成本。因此，是否笼统的提出户籍改革、建立统一劳动力市场就能根本解决这一难题值得商榷。 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角度。有研究表明在非正视劳动力市场中，进城农民工的教育回报并不十分明显，工作年限不仅失去人力资本积累的意义，甚至还影响了收入的增加[7]。人力资本缺失不是农民工处于劣势的唯一原因，社会资本的匮乏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如果把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网络，认为表现为血缘、亲缘、地缘形式原始的“强关系”在低级的劳务市场上发挥重要作用，而利用业缘等“弱关系”在首属劳动力市场更容易发挥作用。研究表明，人力资本越高则拥有和获取社会资本的能力越强，对于初次进城打工的农民工来说，社会资本的作用远远大于人力资本[8]。因此提出加快培养人力资本和提升社会资本的建议。 从信息不对称角度。有研究表明农民工能力弱势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信息能力弱势，由于信息不对称，农民工在劳动力价格、社会保障、公共产品享用、文化娱乐消费上表现出来的弱势很大程度上与其弱信息能力有关，提出增强农民工信息能力，特别是准产业工人地位和市场结构交换能力。[9] 认为缺乏相关利益集团的推动。新制度经济学的利益集团相关理论表明，劳动力供过于求的宏观环境中，农民工的分散化和普遍存在的搭便车的行为，以及一些政策上的失误，使得当前中国社会难以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农业利益集团，农民工无法形成有效的组织，产生自发自觉的集体行动改善自身的处境[10]。为此，建议组建农业利益集团来解决三农问题。 认为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对于农民工的种种不公平待遇，很多研究都提出由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如由政府加强教育、提供中介服务来减少信息不对称、甚至提出对企业工资的确定、合同的签订和社会保障进行强制性的管制，将农民工纳入工会组织来推动农民工的发展，增进农民工的权益。 从不同文化特质和生活方式的角度。社会学家认为城市具有别于乡村的一整套社会与文化特质。农村生活体验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心理的、思维的、人格的特点是无法适应现代城市生活。农民工进入城市，不仅体现为地域空间的迁移、社会角色的转变，更体现为一种精神空间的迁移。这种城乡之间的“文化震荡”让农民工不知所措，而又无法抗拒，[11]农民工在城市中无法获得相应的归属感，依然是城市中的边缘人[12]。 以上研究均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侧面对农民工就业现状进行描述和分析，具有非常强的借鉴和指导意义。但是人力资本的提升和社会资本的积累以及文化演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信息不对称也是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常态。政府对农民工就业的各项措施，是否存在政府失灵，即是否存在矫枉过正或者无法达到预期良好目标，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与前面的研究不同，本文认为，与其它市场一样，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也是由市场交易双方、市场中介、市场交易规则、市场交易过程几个方面构成的。本文将通过对劳动力市场各个主体和各个环节进行经济学分析，以期对农民工就业研究能够有所裨益。 2农民工就业市场的经济学分析

摘要：在我国转型时期的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最基本，最主要的人口变动矢量就是农民进城变成工人，他们在城市中从事着最繁重的非农劳动，但他们的身份并未完全得到城市的认可和接纳，他们所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之一，就是在城市里的业余文化生活极其匮乏，主要表现在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生活，他们在创造城市繁华的同时，也无奈的感受着城市给他们带来的寂寞。他们身在城市，心灵却无处栖息。通过调查活动，本论文揭示了现阶段农民工业余文化生活的现状，并提出了旨在提高农民工业余文化生活质量的对策建议。（一）“新生代农民工”的产生及特点20世纪90年代末本世纪初，“第一代农民工”的子女纷纷从学校毕业，追随父辈的身影顺理成章地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新生代农民工”随之出现。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的身上显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第一，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技能。第一代农民工大多文化水平很低，以小学以下文化水平居多，其中文盲还占有一定比例，进城后大多从事艰苦行业的工作，没有什么专业技能，主要靠出卖劳动力为主。而新生代农民工则大为不同，由于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具有中等以上文化水平，有的在进入社会前还在专门职业学校学习或接受过培训。第二，对农村和城市的认同感互换。第一代农民工的生老病死都离不开农村，受传统观念的束缚，他们即使在最后时刻想到的都是叶落归根，他们会把进城打工的不得已称为“背井离乡”。相反的，新生代农民工则是主动自愿的追求城市生活，对未来充满自信和憧憬，希望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一技之长获得工作认同和实现自我价值，在城市生活是他们的奋斗目标。第三，思想观念转变。第一代进城务工的农民，挣钱养家是第一位的，对于工作性质、工作内容、待遇条件等不会过多的挑剔，也没有融入城市的打算。而新生代的农民工由于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水平和专业技能，对工作岗位相对挑剔，他们已无法从事像父辈那样的艰苦工作。往往有自己的人生理想和职业规划，根本没有回农村的想法，他们想通过城市生活来充实和提升自己，追求更高的人生目标。第四，消费观念和生活理念变化。第一代农民工往往省吃俭用，除了工作以外，基本没有精神文化生活。新生代农民工已经难觅老一辈农民工土里土气的身影，他们更乐意花钱享受物质和精神生活，他们追求时尚的服装，轻松体面的工作，亲睐高科技电子产品，有着一定的休闲文化生活需求，俨然和市民已无多少区别。第五，维权意识和社会主人公意识增强。新世纪“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理念的深入，使得新生代农民工所处的社会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等有了很大的改变，加之国家对农民工利益和生存环境的重视，他们不像第一代农民工那样，利益受损时只会忍气吞声，而是学会用法律武器和舆论压力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有些新生代农民工通过自己的努力已经在城市赶出一番事业，或成为行业标兵，或成为创业成功者，赢得了媒体和政府部门的关注和重视，也开始为地方发展和农民工自身地位的提高积极呼吁和行动，作为城市一份子的主人公意识明显增强。“（二）新生代农民工”的现状及原因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涌向城市，不仅仅是带来城市人口的增加，相应的一系列诸如住房、交通、就业、社会治安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城市生活空间和政府管理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和挑战。这就造成了这样一种情况：新生代农民工一心想融入城市生活当中，而城市人则通过种种制度壁垒将农民工排挤出城市，不容许侵占他们既得的空间和利益。至此，长期的拉锯战让新生代农民工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状态，这就是既回不去农村，也融不进城市。对大多数第一代农民工而言，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只是城市的“过客”，他们来自农村，归宿也在农村。可是，新生代农民工面对的未来则多是迷茫，自小在城市或学校中长大的他们，对农村生活不了解也没任何生存经验，就认准了城市生活这一条路。即使在城市的边缘地带徘徊，哪怕不能被城市人认可，他们也没有退路可走。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往往只能走一步算一步。这种生存境遇使得他们形成了自卑、心理失衡、心理挫败的复杂心理，尤其是当理想破灭、求助无望时，自杀、犯罪等一系列影响社会治安和社会和谐的问题就产生了。（三）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困难他们面对的困境主要是来自于城市制度壁垒的限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户籍制度。户籍制度是将公民人为地划分为农业与非农业人口，并且赋予二者不同的权利。由于户籍制度以及建立在户籍制度基础之上的迁移、住房、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相关制度构成的制度屏障，人为地设置了新生代农民工融城的成本和障碍。城市建设一方面需要农民工的贡献，因此在经济上采取吸纳政策；另一方面在城市福利分配与享有方面则设置壁垒，采取排斥态度。这种在“经济上吸纳，社会关系和福利上排斥”的双重态度，使得农民工被迫处于城市的“边缘”位置。第二，就业制度。很多城市为了缓解本地区的就业压力都会制定一些不同程度的地方保护政策，使得外来农民工处于就业竞争的劣势地位。在就业方面的歧视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只能在城市供职于“低端”职业，大多数成为为酒楼、宾馆或饭店的服务员、保安以及制造加工企业工人，劳动时间普遍较长，工作待遇偏低且稳定性较差，更谈不上职业发展，这些都导致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之路并不顺畅。第三，社会保障制度。城市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具有封闭性，没有将新生代农民工纳入其中，或者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不稳定、流动性强，而难以纳入保障体系。这些现实情况致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养老、失业、工伤、生育等方面普遍缺乏保障，这必然制约了他们融入城市生活的能力和进程。第四，住房制度。城市市民子弟由于继承了父辈们享有过的福利住房待遇，在城市的生活成本相对较低。而新生代农民工进城之后，属于白手起家，首要的就是住房难。他们面临着工资低、房价高的严峻形势，农民工只能是选择偏远的郊区或者是脏乱差的贫民区居住，不仅拥挤，而且没有安全保障。拥有属于自己的住房成为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的一种奢望和梦想。由于在城市没有属于自己的固定住房，没法改变户籍身份，只能成为城市中的农村人，随之而来的下一代上学难也使他们面临着重重困难，甚至被迫打碎他们的城市梦；另外，由于没能享受市民待遇，在医疗保障方面也面临更高的成本，除此之外，由于没钱身份，还得再生活工作各个方面受到城市人的不同程度的歧视和排挤。因此，他们的融城之路的成本异常高昂。新生代农民工融城之路上的重重障碍，更容易使得他们对城市和社会产生不满情绪，如果长期得不到纾解，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的影响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的事情来，因此，有必要在制度上寻求突破，为新生代农民工的融城之路扫清障碍，这不仅能够化解新生代农民工的尴尬处境，也能有助于发挥他们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促进城市的发展和社会的长治久安。

没有完全符合你要求的，下面这个供你参考吧我国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的广泛存在，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探寻法律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问题，已经引起普遍的关注。这就需要我们思考更深的是如何探寻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法治化之路，建立杜绝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发生的长效机制，通过法律措施从源头上预防和制止拖欠农民工工资。本文作如下探讨：一、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法治化之路的必要性拖欠民工工资的问题一直不能得到根治，原因有多方面。我国实行城乡隔离的二元户籍制度、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行业违规操作、法律、法规不完善；执法部门监督不力；保障措施不到位；农民工自身法律意识不强等原因。而现行法律法规不完善，立法对拖欠工资行为缺乏强力制裁措施、执法部门监督不力和保障措施不到位是导致拖欠民工工资问题非常重要原因。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不仅在于损害了农民工本人的合法权益，影响到农民工家庭的生活。随之而来的危害是，此类纠纷易引起农民工集体上访和群体性事件发生；有的甚至导致了恶性案件的发生，严重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对社会治安构成潜在的危机。依法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关系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和谐社会的建立。在以往农民工工资清欠行动中，主要采取的是行政手段，而仅依靠行政手段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顽症”，问题的彻底解决需要有法律的保障，充分运用法律手段是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根本途径。二、通过立法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我国尽管通过行政手段为农民工清回数以亿计的被拖欠工资，取得了一定效果，而立法相对滞后的现象应该引起反思。“有法可依”凸显了立法在建构法治拖欠农民工工资方面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事实上立法也的确一直成为中国法治建设的重心所在。我国立法对农民工工资的保护力度不够，主要依据的仍是劳动主管部门的部门规章，虽然国务院有关部门先后下发了一些个文件、规范，现有待提高立法层次。目前，应将各地好的创新制度和规范性文件吸纳为国家立法，通过立法加大对恶意拖欠工资者的惩治力度，运用立法手段建立长效机制，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从法律法规体系上来遏制源头的拖欠问题，为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提供法律保障。为此，应采取以下法律措施：（一）制订《劳动合同法》立法。由于农民工有其特殊性，用工单位和农民工一般不签劳动合同，是导致频频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无法受到法律的保护的原因。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对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法律责任，未作明确有效的规定。因此，劳动监察部门在实际执法工作中由于没有劳动合同依据，查处难度较大。为规范用工行为，严格劳动合同管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制定《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用工单位与农民工必须依法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并具体规定劳动合同的签订应具备劳动报酬及支付标准、支付形 式、支付时间、违反劳动合同的责任等相关条款。（二）修订《建筑法》的法律条文。解决建筑业拖欠农民工工资顽症需要涉及修订《建筑法》。重点增加和修改以下条款：（1）制定“建设单位开工前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交纳工资保障金”条款。规定在建设项目开工前，建设单位必须按工程中标价一定比例缴纳农民工工资保障金，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管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监督使用。建设单位无法按时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有权从工资保障金中划支，用于垫付拖欠的农民工工资。对于拒绝缴纳保障金的建设单位，主管部门不批准其开工建设；已开工的项目，有权责令其暂停施工。制定在房地产开发项目中施行工资支付保障金条款，是解决企业拖欠工资问题的有效法律保障。（2）规定“开发商与承包商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条款。制订以发包人工程担保制度重点的担保条款，要求开发商与承包商共同提供履约担保函，双方在拖欠民工工资范围内共同承担连带责任。（3）制定“工程建设项目立项和审批联动”条款。凡存在拖欠行为的单位在申请办理立项、规划、施工许可等手续时，欠款单位必须先结清欠款后，审批部门才给予办理相关手续。对已完成开发建设项目有拖欠工程款的，不批准其新开发建设项目。并在资质年检中予以降级，情节严重的注销资质证书。（4）加大和细化法律责任处罚力度。现行的法律法规对拖欠工程款的行为缺乏处罚条款，难以有效制约拖欠行为。为加大对用人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经济处罚力度，加重用人单位因拖欠工资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应在《建筑法》中法律责任部分增加对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的最高可处30万元的罚款的规定。（三）制定《工资支付条例》。按照国家的有关法律规定，工资至少每月支付一次，实行周、日、小时工资制的可按周、日、小时支付。根据这一规定，为“周薪制”的推行奠定了法律基础。制定《工资支付条例》可以规定对农民民工工资改“月薪制”采取“周薪制”。并且，还应规定用人单位出现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情形时，给予严重惩罚性法律责任。制定《工资支付条例》是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有效法律措施。（四）《刑法》将恶意拖欠工资确定为犯罪行为。对拖欠民工工资部分人认为是一个经济现象，是属于民事法律调整的范畴。但由于恶意欠薪现象屡屡发生，为打击恶意欠薪，可以采用刑法手段，对企业恶意欠薪的问题作犯罪处理。在《刑法》中增加一条“恶意欠债罪”，规定企业恶意拖欠劳动者工资，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形的，对重大、恶性欠薪企业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严惩包括拖欠农民工工资在内的相关拖欠行为。如果认为目前制定新的罪名没有必要，可以考虑将《刑法》中原有的侵占罪进行合理的修改，在修改侵占罪时也可以考虑并处罚金。通过《刑法》将恶意拖欠行为明确规定为犯罪行为，这对打击遏制恶意欠薪现象起到很好的作用。（五）加大地方性法规的立法力度。我国《立法法》第六十三条规定：“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报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因此，符合规定的各地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根据本地区情况制定地方性法律法规。制定建立企业欠薪报告或欠薪预警制度的具体办法，将企业支付农民工工资情况作为评价企业劳动保障诚信等级的主要依据之一，配合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建立建筑施工企业和从业人员失信惩戒机制，对少数严重或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建筑施工企业，采取了清出当地建筑市场的措施。制定相关的配套法律、法规，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工商登记、企业年检等方面对用人单位拖欠工资的行为进行有效的制约，对长期拖欠工资的用人单位，可以暂缓企业年检直至吊销其营业执照。在施工企业和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年检时，将是否拖欠农民工工资作为年检条件之一。三、执法保障有关法律得到有效的贯彻实施行政执法部门执法力度不够，执法手段不足，处理程序过长，直接影响拖欠农民工工作的执法效果。导致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企业、欠薪逃匿的经营者得不到法律制裁，使得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更为普遍和严重。从法律上讲对于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即使我国逐步在立法上完善以后，关键还在于如何贯彻落实。执法上同样也应当建立一种长效机制把保障农民工权益的法律、政策和措施切实得以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执法的公正性不仅需要执法者的公正无私，还应该构建完善的、多层次的监督网络。执法部门应依法开展劳动用工和拖欠农民工工资执法专项大检查，在执法中还应建立和完善农民工工资支付、监控、保障等制度，及时纠正和查处在拖欠农民工工资违法违纪问题，确保有关工资支付法规政策得到全面贯彻执行。建委依法采取将取消恶意欠薪并造成恶劣影响的建筑企业经营资质、逐出建筑市场等保障措施。各行政执法部门对欠薪者的处罚应不只是经济上的，还应包括企业信用、行业准入等一系列的降级限制措施，。因此，充分利用法律手段加强执法，是依法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重要保障措施。四、农民权益保护的法律援助机制为切实保护农民工应有的权益，尽快建立和落实农民工法律援助制度。各部门应充分运用法律手段，通过积极开辟农民工 “绿色通道”，为农民工提供解决拖欠工资的法律援助，帮助解决农民工解决拖欠工资维权纠纷。人民法院在受理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案件受理时，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诉讼费应作出减、缓、免的决定；受理案件后尽量缩短审理时间，多适用简易程序，依法快立案、快审判、快执行；对符合条件可以采取先予执行等措施；在判决时，应当将农民工诉讼的误工费，请律师费，旅差费，证人出庭费用等直接损失列入赔偿范围。判决生效后对一些故意拖欠不履行判决给付义务的，执行中应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二倍标准支付迟延履行金。司法行政部门应加大普法律宣传，不断提高农民工自身维权法律意识。广大律师应积极伸出援手为符合司法救助条件的农民工实施无偿援助。法律援助中心不应仅仅对本市居民提供法律援助，法律援助中心也应外来的农民工提供维权服务。公证机关应积极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服务，可以会同建设行政部门推行农民工劳动合同公证制度。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单位，由欠款单位和农民工签订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在欠款到期后，可由农民工直接申请法院强制从工程款中划拨。总而言之，依法彻底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就需要把进行相应的立法、强化执法和建立对农民权益保护的法律援助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从源头上预防和制止拖欠农民工工资，才能真正堵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漏洞，农民工最基本的权益将得到更好地维护，对促进社会和谐和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