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生科技论文1000字

一、电子汽车衡的安装 电子汽车衡的安装首先应该根据承重台尺寸、技术要求和当地环境地质情况,设计建造基础,基础两端有不小于承重台长度1/2的平直段,承重点高度一定要在一个水平面上,并且基础最好高于地面,以便于排水。 1、承载力对基础的要求。 要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情况施工,各承重点承载力必须大于计量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最大超载荷量。电子汽车衡安装后占地长度大,所以选址时一定要避免车辆上下时形成急转弯,尽可能使车辆直上直下,否则将影响车辆上下安全并影响电子汽车衡的计量性能和使用寿命。电子汽车衡的基础应设计为一个整体结构,基础要夯实,要保证基础有较大的承载力,承重点高度一致。基础建造过程中,最好几个承重点建筑结构在一个总体上,一般情况下,也可以将两个承重点建筑在一块混凝土基础上,每块基础的承载力在受力情况下,绝对不能产生单独下沉的变化。 2、传感器基础板的安装。 传感器基础板安装处应预留出预留孔。首先,先将地脚螺栓用混凝土按基础图的技术要求固定,用螺母将单块基础板调整至图纸要求,再用不收缩混凝土将基础板底部完全充实,不得留有空隙。 3、承重台的吊装。 安装电子汽车衡时,应考虑承重台的节数,并按照其结构合理选择安装每节的顺序。吊装前,首先在基础之上垫上高于千斤顶的垫板,以便随后安装传感器。 4、称重传感器的安装。 承重台吊装完毕后,用千斤顶将其顶起,在基础板和承重台之间安装传感器。称重传感器安装过程中,应将压头和称重传感器在基准面平衡垂直的位置上,以避免侧向力的影响。 5、承重台摆动的限制。 电子汽车衡必须限制载重车辆上承重台而引起的承重台的摆动量,以确保计量准确。调整涂抹黄油后的纵、横向防撞螺栓,使其同止动板(限位架)间隙为2-3毫米,承重台在水平上能自由摆动。 二、电子汽车衡的调试 安装后,检查秤体的各个部位连接是否完好,秤体与四周护边铁间距为10mm~15mm。调试前,须先接通电源预热30分钟,并尽量用载重量接近最大秤量的车辆,往返多次通过和在承重台上急刹车,用力矩扳手拧紧各称重传感器高强度螺栓。 1、用数字电压表依次测量各个称重传感器的输出电压,如存在不一致,可分别调整接线盒中相应两只精密可调电阻,以减少相互间差异量。但调整量必须注意,两只可调电阻的旋转方向要一样,旋转量也要一样,顺时针转动时其电阻减小,输出电压变大,显示值增加,否则反之。直至调整到各只称重传感器输出一致。 偏载测试,一般用1/(n-1)最大秤量的砝码(n为传感器数量),依次放至各只称重传感器的承重点上,并用加差砝码准确测出各只称重传感器输出的差异量,分别调整各个承重点称重传感器相应的两只精密可调电阻,保证旋转方向和旋转量也一样。 2、承重点调试好后,将接近于最大秤量的砝码均匀地加到承重台上,按照各种称重显示器的说明书所介绍的位置和方法,使显示值与砝码值一致后,取下砝码,并确认空秤显示为“0”即可。最后,将最大秤量分为若干份一次卸载,其中须包括该秤的最小秤量、最大秤量及允差改变的各个称量点,要求各点的称量误差不大于各称量点的最大允差要求。 3、参考称重显示器使用说明书(专业技术手册),检查各种功能键的正确性,提高电子汽车衡的称量准确度。 电子汽车衡的安装与调试工作,是一项复杂、环环相扣的过程,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错误,都无法实现汽车衡的正确计量,所以一定要谨慎细心。

2005年，一场“环保风暴”在中国内地刮起，30个总投资达1179亿多元的在建项目被国家环保总局叫停，其中包括同属正部级单位的三峡总公司的三个项目。理由是，这些项目未经环境影响评价，属于未批先建的违法工程。 环境恶化无路可退中国的环境问题并非始自今日。早在上世纪90年代，环境污染问题就已非常严重。如淮河流域。在上世纪90年代五类水质就占到了80％，整个淮河常年就如同一条巨大的污水沟。1995年，由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1875亿元。 据中科院测算，目前由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已占到GDP总值的15％，这意味着一边是9％的经济增长，一边是15％的损失率。环境问题，已不仅仅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已成为吞噬经济成果的恶魔。 目前，中国的荒漠化土地已达267.4万多平方公里；全国18个省区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胁，而且荒漠化还在以每年1万多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长。 七大江河水系中，完全没有使用价值的水质已超过40％。全国668座城市，有400多个处于缺水状态。其中有不少是由水质污染引起的。如浙江省宁波市，地处甬江、姚江、奉化江三江交汇口，却因水质污染，最缺水时需要靠运水车日夜不停地奔跑，将乡村河道里的水运进城里的各个企业。 中国平均1万元的工业增加值，需耗水330立方米，并产生230立方米污水；每创造1亿元GDP就要排放28.8万吨废水。还有大量的生活污水。其中80％以上未经处理，就直接排放进河道，要不了10年，中国就会出现无水可用的局面。 全国1/3的城市人口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有1/3的国土被酸雨侵蚀。经济发达的浙江省，酸雨覆盖率已达到100％。酸雨发生的频率，上海达11％，江苏大概为12％。华中地区以及部分南方城市，如宜宾、怀化、绍兴、遵义、宁波、温州等，酸雨频率超过了90％。 在中国，基本消除酸雨污染所允许的最大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200万~1400万吨。而2003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就达到2158.7万吨，比2002年增长12％，其中工业排放量增加了14.7％。按照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以及污染控制方式和力度，到2020年，全国仅火电厂排放的二氧化硫就将达2100万吨以上，全部排放量将超过大气环境容量1倍以上，这对生态环境和民众健康将是一场严重灾难。 1月27日，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有人预言，如果再不加以整治，人类历史上突发性环境危机对经济、社会体系的最大摧毁，很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出现在中国。 治理污染陷于两难有一种说法，要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控制好环境，在环保方面的投入须达到GDP的1.5％以上。但这是在环境保护本来就非常良好的情况下，在中国，根据上海的经验，要真正有效地控制环境，环保投入须占到GDP的3％以上。而在过去20年里，中国每年在环保方面的投入，在90年代上半期是0.5％，最近几年也只有1％多一点。环保是一种“奢侈性消费”，投入大，对GDP贡献小，因此，一些本应用于环保方面的专项资金，也被挪作他用。 目前中国在环境问题上进退两难:再不治理，未来无法保障；真要治理，则需大规模投入，眼前的经济又难以承受。 有人算过，云南滇池周边的企业在过去20年间，总共只创造了几十亿元产值，但要初步恢复滇池水质，至少得花几百亿元，这是全云南省一年的财政收入。淮河流域的小造纸厂，20年累计产值不过500亿元。但要治理其带来的污染，即使是干流达到起码的灌溉用水标准也需要投入3000亿元。要恢复到20世纪70年代的三类水质，不仅花费是个可怕的数字，时间也至少需要100年。 违法成本低执法成本高就微观角度说，在过去20年里，国内制造业在无法依靠技术进步降低能耗、降低成本的情况下，只能朝两个方面挖潜:一是工资，二是环保。最简单的事，例如水泥生产，要达到起码的环保要求，每吨水泥需增加8元成本，占水泥出厂价的5％。纺织业每年排放的废水超过10亿立方米，如要处理，则每吨需花费1.2~1.8元。提高生产成本5％。而绝大多数企业根本就没有这么高的利润率。因此只能在环保问题上打游击:或是不建任何废水处理设施:或是建立以后就当摆设，白天把污水放到处理池里，晚上没人时就排放到河里，这样就可以节省一大笔成本。在市场的无序化竞争中，这5％的成本。往往就决定了企业的盈与亏、生与死。 而中国在环保执法上的两高一低——守法成本高、执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也助长了这种倾向。通常的情况是，环保部门为取证一件违法偷排事件，需耗费50万元，而最终落到违法企业头上的罚款，则只有区区5万元，包括正在劲刮的所谓“环保风暴”。 一些投资数十亿元的特大电站项目，违反环境评价擅自开工建设，最后的罚款也不过20万元。区区20万元罚款，对于一个投资超亿元的项目来说，简直是九牛一毛。这样的处罚力度对违法行为谈何震慑力？因此《环保法》历来被人称为“豆腐法”。 一场环保风暴将涉及数十万家企业，由此带来的结果必然是:大批企业的破产倒闭，大量人员失业，企业成本大幅提高，国内物价指数迅速地突破两位数。因此，无论是宏观成本，还是微观成本，实际上都无法承受。 四个因素阻碍环境治理对环保部门在执法过程中遭遇的巨大阻力，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总结出了四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一些地方对科学发展观认识不到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一些高能耗、重污染的小冶炼、小铁合金、小化工等被明令禁止的项目，在一些地方竟然呈现蔓延的趋势。 其次，部分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片面强调简化审批，限期办理相关手续。而不管项目是否会存在污染情况，只要来投资就批准，个别地方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批中存在“首长意志”、“先上车，后买票”等违法现象。 再次，环评质量亟待提高。有些环评单位不坚持科学评价，不敢以客观的事实和科学的数据说话，评价结论含糊，模棱两可，将项目的环境可行性与否的结论推给审批部门，甚至极个别的环评单位弄虚作假，编造、伪造数据，或者隐瞒事实，严重影响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落实，使环境影响评价流于形式，丧失了第三方咨询机构起码的科学性和公正性。 最后，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工作开展不足。我国目前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是政府主导型，以有限的政府力量去监管数量庞大的建设项目，显然力不从心。 其实，环评法遇到的阻力更有背后的经济利益在驱使。 掀起真正的“环保风暴” 中国是一个在环境上回旋余地极小的大国，又是一个在全球资源、市场基本被瓜分完毕后崛起的一个后起国家。中国没有任何可能像某些先行国家那样，等到环境恶劣到极点后再来治理。 但中国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别人走过的先发展经济、再治理污染的道路，中国不可避免的也会走一遭。 世界各国的历史已经表明，在经济增长与环境变化之间有一个共同的规律: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会有一个环境污染随国内生产总值同步高速增长的时期，尤其是重化工业时代:但当GDP增长到一定程度，随着产业结构高级化，以及居民环境支付意愿的增强。污染水平在到达转折点后就会随着GDP的增长反而戛然向下，直至污染水平重新回到环境容量之下，此即所谓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当年日本的发展过程就是这一规律。 毫无疑问，中国没有可能跨越这样一个重化工业时代。因为中国的人口太多，国家太大，无法像芬兰那样，在本国制造业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借助于全球化分工，直接进入高科技时代。 上世纪90年代末，笔者曾回过苏南老家，小时候那种清清河水，坐着船就可到达四乡八镇的情景已一去不复返了。而令笔者吃惊的是，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因素竟然是最普通的生活垃圾。在中国，即使不发展工业，由人口增长带来的污染物，也足以使环境恶化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即便是治理这样的污染，也需要大笔投资，需要有经济基础。 中国在治理污染问题上，任重道远，需要依法办事，制止恶性环保事件的发生，延缓环境恶化的速度。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