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戏剧毕业论文

说到中国现代话剧艺术的成熟，我们就不能不提到一个标志性人物，那就是曹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曹禺以他所创作的一系列优秀剧作，《雷雨》、《日出》、《原野》、《家》、《北京人》等，确立了中国话剧这门现代舞台艺术的历史地位。曹禺戏剧成就的取得，固然要归功于他的殊异的天分，但也不可忽视他对外国戏剧的广采博收、兼容并蓄，他与易卜生戏剧确实缘分非浅。而最初引导他走进易卜生戏剧世界的人，是他在南开中学读书时的老师张彭春。1925年，当时的名字还叫万家宝的曹禺，加入了张彭春组织的学生演剧团体———南开新剧团。1927年7月，也就是在曹禺18岁的时候，张彭春指导南开新剧团的学生，演出易卜生的戏剧《国民公敌》，曹禺在其中演了一个不太重要的角色，这是他首次接触易卜生戏剧。《国民公敌》的演出，还引发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当时驻守天津的军阀禇玉璞，听说南开新剧团演出了《国民公敌》，就十分生气。这个愚蠢的家伙，以为南开一个姓易叫卜生的青年，写剧本攻击他，骂他是国民公敌，于是便派兵到学校抓人，易卜生自然是抓不到的，抓不到人就勒令停演。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直到过了一年，南开新剧团把剧名改成《刚愎的医生》，这出戏才得以重演。这件事情让曹禺印象深刻，他深切地感受到了现实的黑暗，他说，“仿佛人要自由地呼吸一次，都需用尽一生的气力。”[4]曹禺对戏剧的痴迷，让老师张彭春看在眼里，因此对这个得意弟子格外留意，尽心栽培。1928年，在南开中学24周年校庆之际，南开新剧团演出《傀儡家庭》，主角娜拉就由男扮女装的曹禺来扮演。由于曹禺个头不高，身材匀称，面目清秀，特别是两只眼睛炯炯有神，装扮起娜拉来，便颇有几分女性的妩媚动人和刚柔相济的神韵，再加上老师张彭春的悉心指导，这一个娜拉便活生生地展现在舞台上，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1929年12月，张彭春要去美国，一是为南开学校募捐，再者是为梅兰芳访美演出牵线。临行前，他将一部英文版的《易卜生全集》送给曹禺，这使曹禺非常感激，他借助英文词典，通读了全书。易卜生的戏剧，曹禺不仅读过，而且演过，这样的经历，对他掌握现代戏剧的编剧技巧很有帮助。后来，因为对所学专业不感兴趣，曹禺由南开大学政治系转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1年春，清华大学的学生演出易卜生的戏剧《玩偶之家》，曹禺在剧中仍然扮演娜拉。据李健吾说，这可能是中国现代舞台上最后一次的男扮女装了。一次又一次地扮演娜拉，以一个男性的身份化身为女子，体会一个女人在生活境遇中的尴尬、无奈、挣扎、委屈，是不是让曹禺更深刻地理解了女子的处境和心理呢？这是大有可能的，因为在他后来塑造的女性群像中，无论是乱伦的太太，偷情的少妇，还是堕落的交际花，甚至下等妓院的女子，他都赋予了她们极大的同情，从来不肯站在男性的立场藐视她们，而是刻意展现她们灵魂中金子般闪光的东西。1933年，曹禺从清华大学毕业，他的毕业论文的题目是《论易卜生》，写作这篇英文论文时，曹禺主要参考了萧伯纳的《论易卜生主义的精华》。也就是在这一年，曹禺一边构思他关于易卜生的论文，一边开始创作他的成名作《雷雨》。点燃曹禺创作灵感的最初契机，是剧中一个奇异的女子和围绕她的情感危机，这个女子就是繁漪。这一条线索铺展开来，勾连起一个家庭两代人之间的种种恩怨，勾画出一个魔咒般的命运怪圈。1934年，《雷雨》在巴金主编的《文学季刊》上发表后，逐渐引起了人们的重视。1935年，李健吾在他的评论文章《雷雨》中指出：“在《雷雨》里面，作者运用（无论是他有意或者无意）两个东西，一个是旧的，一个是新的：新的是环境和遗传，一个19世纪中叶以来的新东西；旧的是命运，一个古已有之的旧东西。”[5]显然环境和遗传的问题，在易卜生的戏剧中都有所涉及。有人指出，在情节结构上，《雷雨》表现的乱伦悲剧与易卜生的剧作《群鬼》相似。

曹禺，原名万家宝，字小石，笔名曹禺。湖北潜江人，1910年9月24日出生在天津。 曹禺出身于万家这一个旧式的封建官僚家庭，经常接触到的自然都是社会的上层人物。曹禺幼年时代经常出入这些官僚、买办家庭，有机会接触、了解象《雷雨》、《日出》、《北京人》中所描写的那些人物和那种生活。在腐朽的旧社会和“沉静得象座坟墓”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曹禺，厌恶家庭，憎恨社会，心中滚动着渴望社会变革的阵阵“雷雨”。是对剥削者、压迫者及其附庸们的恨和对被压迫者、被践踏者的同情与爱；是对旧中国的否定和对新中国的向往，促使他开始了《雷雨》、《日出》等剧本的创作。 从抗日战争爆发，到新中国诞生前夕，随着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的风云变幻，曹禺的思想和创作，也经历了起伏曲折的变化。《蜕变》，《北京人》就是在那时候写的。但创作《家》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曹禺被迫痛苦地放弃了话剧创作。这是因为他无法回答现实生活中许许多多复杂的问题，陷入极度的痛苦与矛盾之中，而这种痛苦与矛盾，又困抗战胜利以后的复杂形势变得更加尖锐，终于迫使他搁笔。直至解放后才重拾创作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