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人物研究论文

谈蔡元培以人为本伦理思想述略

论文关键词:蔡元塔 以人为本

论文摘要: 蔡元培是我国著名的革命家、家、思想家。他借鉴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理论精髓，结合中国的思想创造出自己的人本理论。他认为人道主义有广义、狭义之分，并引进了进化论的思想，认为自由、平等、博爱是人的本性所具有的，但又是不断运动进化的，这种进化是道德的进化，而道德则是价值论的实现者;推动道德由小己一一，人道主义不断进化的内在力量是人们追求道德价值永存的意识和意志。

蔡元培(1868-1940)是我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和思想家，他一生学著作很多，伦理思想极为丰富，其特点是‘兼容而并包”。形成这一特点的原因，从客观上讲，是由于他处于国弱民穷、内忧外患的艰难时期，为了救国图强，从英法到德美哲学，从康德、叔本华到杜威和罗素，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从进化论到空想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加以吸收。从主观上说，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庸之道既是他的哲学方法论，也是他的治学方法。这种治学方法，长处是能集众家之长，补充、丰富和提高自己;短处则是博而杂乱，甚至自相矛盾。然而，仔细考察，笔者以为贯穿于其伦理思想始终的红线是人本思想。

一、借鉴资产阶级人本精髓，结合儒家思想创出自己的人本理论

蔡元培特别推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人道主义。他在其《传略》中宣称:“孑民所谓公民道德，以法国革命时代所揭著之自由、平等、友爱为纲。”蔡元培对法国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并不是国回吞枣，而是按照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需要，经过消化改造，成为他自己的思想。

第一，在人道主义的涵义上，其独特见解为，人道主义有广狭两义:狭义就是专指以人为中心、以人为本位，追求人的价值，人的尊严，特别是追求人类全体幸福的思想;广义则是以“‘凡识论’为标准”，即所谓宇宙万物以至人类都是“有识者”，都有“盲警的意志”。人道主义不仅关乎人类自身，而且还关乎宇宙万物。因此，他主张世界主义，反对狭隘主义;提倡蔬食主义，爱及禽兽。

第二，蔡元培注人了中国的传统思想。他认为:“所谓自由，非放悠自便之谓，乃谓正路既定，矢志弗渝，不为外界势力所征服。”自由就类似儒家的“义”。所谓平等，他认为“非均齐不相系属之谓，乃谓如分而与，易地皆然，不以片面方便害大公。”平等就相当于儒家的“恕”。而博爱，就是要“爱大’，相似于儒家的“仁”。这样一来，蔡元培把先秦儒学中“仁”、“义”、“恕”等观念所包含的人道因素引人到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中，使之适应中国资产阶级的要求，并找到了它的根源和中国土壤，符合中华民族的社会特点，更易于和接受。

第三，蔡元培把他的人道主义思想贯穿于其伦理思想的始终，他把“自由、平等、博爱”作为他的首要纲领，统领各种人道主义的原则和规范，他根据人道主义精神，提出群体主义道德原则。这一原则包含三个层次:自他两利原则、利他主义原则和绝对利他原则。在国际关系上，他主张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提倡世界主义;在两性领域，他主张男女平等，友爱互助，婚姻自主，离婚自由;在道德教育匕，他主张以自由平等博爱为中心内容，造就全面人格的资产阶级新人;在道德修养上，他主张科学修养，克己博爱，达到人道主义的理想境界。

第四，蔡元培不仅把人道主义在抽象的人性论的基础上，而且还在人道主义中引进了进化论的思想。蔡元培同法国启蒙学者一样，认为自由平等博爱是人的本性所具有的，如他说:“人类本平等”，“抱不平之心，则人所皆有”，“人苟有亲仁之心”，“人生而有爱已爱他之心象”等等。同时，他认为在达尔文的进化论中，本兼有竞存与互助，互助是人类本性，是人道主义的自然基础。蔡元培把他的人道主义和进化论的互助主义融为一体，从而使他的人本理论独具特色，可称之为进化论的人本理论或互助论的人本理论。

二、从人本理论到道德进化论的升华

从进化论的人道主义出发，蔡元培看到，道德发于人的天性，但是它又是运动进化的。道德的进化，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可以描述为:小己一社会，人道主义。

蔡元培认为，小己是道德进化的最低阶段，从道德上对小己阶段进行价值判断应当具体分析。

(1)首先，他认为以自我之小己为最高价值的利己主义不能成为道德的最高目的和最终归宿，它违背人道主义精神。其次，他认为以他人之小己为最高价值的利他主义也不能成为道德的最高目的和最终归宿。因为第一，他人之小己的相加，其价值仍然等于他人之小己;第二，这种利他主义的前提和归宿，都是自我之小己。因此，这种利他主义实质上“不过利己论之扩充者耳。”

(2)他提出另有一种纯粹利他主义，其根源不在于以自我为目的而利他，而是出自人类天性，即人类天生具有的利他本性。对于这种利他主义，应当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来评价。在主观上，应以人性为标准，凡是符合人性，符合人道主义精神的则有道德价值。在客观上，以社会贡献为标准，贡献愈大价值愈高。

(3)他认为，小己阶段的价值也应当从主客观两方面来评价。在主观上，无论是自存、自利还是自成，都是从自我出发，追求个体幸福，因而“无所谓价值”。在客观上，“则对于最大之鹊的，而自有一种相当之价值。”自存、自利的价值，因局限于个体幸福，“皆不免随而消亡。”惟有自成，因利他，助进化，合人道，所以具有道德价值。“惟自成主义，则与人道主义之鹊的，相为关系焉。”这种道德评价的标准尽管有其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但在基本精神上仍不失其进步意义。

道德向前进化，由小己到。社会的道德价值，可分为公众幸福为目的，又能集中公众意志推动公众进化。社会的范围愈大，个体为社会进步和公众幸福作出的贡献就越大，道德价值也就愈高。尽管在社会阶段上，人们的道德价值要远胜于小己阶段，但是以社会为道德最高目的仍有局限。因为在社会范围内，道德价值不仅在空间上受到一国利害之限制，而且在时间上也受到国家谋划久远的制约，因此“社会之生命，在吾人意识中，仍不能不有制限也。”

既然社会也不为人们道德之最高目的，那么就必然向前进化，从而进人人道主义阶段。人道主义，不仅追求人类全体幸福，还要涉及宇宙万物。人道主义在空间上包揽一切，无边无际;在时间上无限久远，永无终极。因而，一切以人道主义为最高鹊的道德行为都具有永垂不朽之道德价值。“如是，则一切小已，虽推之无涯之远，无穷之久，而无不包括于此主义之中。吾人道德之行为，以是为鹊的，则庶乎所致力者，永远无消歇之顾虑矣。”然而，人道主义的大鹊的，在实际上是永远也达不到的。因为第一，人道主义在时空上是无限的。第二，人道主义作为全世界共同之关系，必须合全世界而共同经营才能达到，但是，“人类所具之道德心，与其所处之地位，常不能一致。”第三，从历史上看，真正以人道主义为鹊的“而直接尽其达此鹊的之义务者，常旷世而一遇。”因而，人道主义之大鹊的，只是一种心目中的理想和信念。它只能逐渐接近而不能达到。这样一来，人道主义之大鹊的，是无法以理性和意志来把握的，而“止能以清感迎合之”。在蔡元培那里，理性的.形式是，意志之形式是学，情感的形式是。因此，人道主义这种最高道德价值的实现，只能通过美感来完成。因为“人道主义之最大阻力，为专己胜。美感之超脱而普遍，则专己胜之良也。”在蔡元培看来，任何伦理道德都关乎功利，唯有美感，一是超脱功利，全无利益之关系;二是人心所同;三是无鹊的之可指，而自有其赴的之作用;四是人哇所固有，而无待乎外砾。所以，人们要达到人道主义的道德境界，美感教育是唯一途径。

人道主义既然不能以知识概念来把握，只能凭借信仰和情感才能达到，这样，人道主义最后变成了神秘莫测的彼岸物，这无疑是深受康德等人影响的结果。蔡元培也和康德一样，把世界划分为现象和实体两部执然而，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是一个世界的两个方面，互为表里，其本质都是意志。实体世界有一个最高的盲警意志，主宰一切;现象世界有无法计量的、大小不一的、各有自己特性的意志。但是，“现象世界各各之意志，则以固向本体为最后之大鹊的。”实体世界是人类追求、信仰的最高理想境界，州门的精神只有最终超脱现实的一切，才能实现这种“人道主义”的鹊的。然而，他那个实体世界，由于客观上并不真实存在，因而他关于实体世界的描述也就不可避免地含有浓厚的神秘色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人道主义成为一种宗教物。当然，他的人道主义的宗教蒙昧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他主张“现世幸福，为不幸福之人类到达于实体世界之~种作用。”

无疑，蔡元培的人道主义中的这种矛盾，是基于其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的哲学，如同他把世界的本质看作是意志一样，在伦理道德上，也把道德价值看作是主观意志的产物。“何谓价值?不外乎意识中悬一种之鹊的，而欲有以达之，事物之与意志及情感无关者，即无所谓价值……然则事物之价值，无不由主观之意志而发生，明也。”蔡元培虽看到了价值的主观性和相对性，但他把这种主观性和相对性过分夸大，从而否定了价值的客观性和绝对性，走上了唯心主义的道路。

正是从唯心主义出发，蔡元培把推动道德由小己一社会一人道主义不断进化的内在力量，看作是人们一种不断追求道德价值永存不来的意识和意志。这种意识和意志，是一种永不满足的养成。在这种意识的推动下，人类不断自我超脱，从小己进而社会，再进而人道主义。他说:“然则吾人所超越小己之鹊的而擅于社会者，以为小己之意识，而于一时，不若社会之久远。以社会为道德行为之效果，仍不能不有一种消灭时期之意识，此又非吾人所能满意也，于是进而为人道主义之鹊的。”这样一来，他就把道德进化和发展的根源完全归结为人的意识和意志，从而过分地强调了人类自我完善的内在心理要求，掩盖了社会客观存在和社会状况对道德发展的决定性意义，使其道德论滑入了唯心主义的泥坑，成为一利!历史唯心主义的道德论。

三、一度的误入歧途难掩其革命家的光辉

蔡元培对人本思想的格外推崇，在有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历史的中国，对人们的思想解放、个性解放、社会的进化无疑具有重要的影响。同时，他把人道主义视为道德发展的最高阶段，人类发展的最高理想，这在实际上，也和西欧资产阶级思想家一样，把一种抽象的、永恒的真理和正义当作一种社会理想。蔡元培一生也正是致力于建设资产阶级共和国，尽管他在主观上企图超越阶级的局限，追求进步，在客观上却常常无法做到这一点。这种阶级的局限，导致了他在1927年大革命时期一度走的歧途。但他终其一生追求进步，坚持反帝反封建的进步立场，为解放和民主的实现而斗争，则又与其人道主义分不开。

他的教育模式新颖，不拘一格，认为教育是国家兴旺之根本，是国家富强之根基。教育思想灵活，兼容并包，不因学术争议而排斥，广泛吸收各家所长。“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他主张教育应注重学生，反对呆板僵化。他还提倡美育、健康教育、人格教育等新的教育观念。 蔡元培为人宽厚、恻隐为怀，对中国社会及陋俗有透彻观察;两度游学欧洲、亲炙文艺复兴后的科学精神及法国大革命后的思潮。他提倡民权与女权，倡导自由思想，致力革除“读书为官”的旧俗，开科学研究风气，重视公民道德教育及附带的世界观、人生观、美学教育。 梁漱溟曾说，蔡元培从思想学术上为国人开导出一股新潮流，冲破了旧有习俗，推动了大局政治，这是十分正确的。正是因为蔡先生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使得新文化有了立脚之地，使得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堡垒，科学民主的思想得以传播。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蔡元培不仅是现代北大的缔造者，也是中国现代大学理念和精神的缔造者。 蔡元培作为近代中国文化界的卓越先驱者，其著名的文化思想和学术观点，曾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发生过重要的影响。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出的“兼容并包”的学术思想，不仅成为他主持北大教育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同时也是他所坚持的办学原则。此思想提出后，一批具有新文化、新思想的代表人物进入北大，北大因此而成为中国思想活跃、学术兴盛的最高学府。因此，“兼容并包”思想在接纳新文化、反对封建文化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蔡元培先生在教育和美学方面的贡献有目共睹，但在民族学方面的贡献却鲜为人知。蔡元培在自写年谱中称，自己的梦想之一就是写一本《比较民族学》，“以研究民族学终老”。 蔡元培赴京殿试时，在有关西藏的策论题中，他详述西藏“地域广袤，山川道里”。1901年蔡元培在《学堂教科论》中说：”以前的历史只记帝王之事，不记民生风俗，以致于一群强弱盛衰之数，终不可稽。“1908年至1911年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哲学、文学、文明史和民族学。1924年8月出席国际民族学会第21次大会。1924年11月至1926年2月在德国汉堡大学专修民族学。1926年至1934年蔡元培先后发表了《说民族学》、《民族学与社会学》、《民族学上之进化观》等文章。1927年中央研究院成立之时，蔡元培希望成立一个民族学研究所，但因人力物力有限，这个希望未能实现。1928年社会科学研究所成立，蔡元培在研究所中增设民族学组，亲任组长兼研究员。在民族学组里开展了下列研究。 广西凌云瑶族调查研究 台湾高山族调查研究 松花江下游赫哲族调查研究 世界各民族结绳记事及原始文字的研究 外国民族民称的汉译 西南少数民族研究资料的收集 “教育独立”作为一种思潮，萌发于“五四”之前，发展兴盛于20世纪20年代。由于军阀混战，经济凋敝，北洋政府又不重视教育，国家预算中教育经费比例极低，如1920年前后国家预算中教育经费仅占1.2%左右。仅此有限的预算内经费还常被侵占挪用，也不能如数到位，导致教育经费奇绌，教育事业陷于难以为继的程度。 蔡元培一贯视教育为救国的基本途径，推崇思想、学术自由，加之身为北京大学校长，对政府官僚掣肘、摧残教育有深切的感受，因此是教育独立的积极倡导和支持者，并从理论上加以引导。1922年3月，他在《新教育》上发表了《教育独立议》一文，阐明教育独立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成为教育独立思潮中的重要篇章。他认为政党与教育的对立表现为：①教育要平衡发展人的个性和群性，政党则不然，它要造成一种特殊的群性，为本党服务，抹杀受教育者的个性。②教育是求远效的，着眼于未来，其效果不可能在短期内表现出来，所以讲“百年树人”。而政党是求近功的，往往只考虑眼前的利益。③在政党政治背景下，政权在各党派之间更迭，由政党掌管教育，必然会影响教育方针政策的稳定，影响教育的成效。所以他认为教育要超脱各派政党之外。为实现教育的真正独立，蔡元培设计了教育经费独立、教育行政独立、教育独立于宗教的具体措施，其中关于教育行政独立的方案是：分全国为若干个大学区，每区设立大学一所，区内的高等专门教育，中、小学教育，社会教育，文化学术事宜均由该大学校组织办理。大学的事务，由大学教授组成的教育委员会主持，校长由教育委员会选举产生。各大学区大学的校长组成高等教育会议，处理各大学区间的事务。教育部只负责处理经高等教育会议议决而与中央政府发生关系的事务，及教育统计报告等，不干涉各大学区事务，教育总长必经高等教育会议认可。这一设想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实施“大学区制”的框架基础。 蔡元培认为大学应当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这是蔡元培办学的指导思想，也是他大学教育思想的出发点。早在1912年5月16日，他以教育总长身份出席北京大学开学典礼，在演说中就提出“大学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他更是反复申述这一思想。1917年1月9日，他在就任校长的演说中，明确的向学生说明：“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肆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他还提出，大学不能只是从事教学，还必须开展科学研究。他要求大学教员不是灌输固定知识，而是对学问有浓厚的研究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大学生也不是死记硬背教员的讲义，而是在教员的指导下自动的研究学问。为了使大学能承担起教学，科研双重任务，他极力主张“凡大学必有各种科学的研究所”。他在《论大学应设各科研究所之理由》的文章，详列了三点理由：一是“大学无研究院，则教员易陷入抄发讲义不求进步之陋习。”二是设立研究所，为大学毕业生深造创造条件。三是使大学高年级学生得以在导师指导下，有从事科学研究的机会。 蔡元培是第一位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皆近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的教育思想家，主张五育并举，这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 提出背景辛亥革命胜利不久，南京临时政府刚刚成立时提出来的。要使资产阶级对封建教育的改革能够深入、健康地开展，迫切需要在统一的教育思想指导下，尽快地确定一个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教育宗旨，来规定资产阶级对于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要求，只是在这样的形势下，1912年2月间蔡元培发表了著名的教育论文《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思想。军国民教育（一）从国外环境看来，中国处于“邻强交逼，亟图自卫，而历年丧失之国权，非凭借武力，势难恢复。”（二）就国内情况而言，要打破军人成为“全国中特别之阶级”的局面，就“非行举国皆兵之制，否则无以平均其势力”。实利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被蔡元培认为是富国的手段，他认为世界的竞争不仅仅是在武力，尤其是在财力。因此加强科学技术教育，提高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国家 富强才能够在世界竞争中生存下来。公民道德教育他把西方近代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道德观念，分别比做中国古代儒家所提倡的“义、恕、仁”。他主张广泛吸收国外文化，同时“必择其可以消化者而吸收之”，并且“必须以“我”食而化之，而毋为彼此所同化”，他批评有些志行薄弱者，一到国外留学，“即弃捐其“我”而同化于外人”。世界观的教育世界观教育是建立在把世界划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这个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下，要求人们遵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不要被束缚于某一学说的思想，在当时具有打破几千年思想专制统治的解放作用。美育教育美育教育是进行世界观教育最重要的途径，使人们从现象世界通向实体世界所必经的桥梁。美育教育的重要性源于其特点，人从现象世界通向实体世界存在的障碍不外两种意识，一是人我之差别、二是幸福之营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