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赵树理的论文题目

传达一些给别人。译者的方法可能有所不同，成就也有高低，但所有译者都感到一种很大的冲动；因为我也是其中的一员，同行的意识就不容许我对不同译本说长道短了。"比较是可厌的"这个说法对于好的批评来说，可能并不一定是良方，不过我认为，对于各位翻译者而言，却有几分道理。也并非每个人都为这部小说的魅力所感染。我记得在1949年初，赵树理在老北大民主广场上召开的露天会议上曾说："对于像贾宝玉之类的纨绔子弟的滑稽表演，对于唐明皇和他的小老婆的爱情生活，我们再也没有兴趣了。"(说这番话的时候，还没有认为《红楼梦》显示了"资本主义萌芽"而伟大的红学家俞平伯则因为没有看到这一点而受到迫害。)不过，为《红楼梦》的魅力而倾倒者，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各国都能找得到。伟大的汉学家瑞士裔法国人包罗·德米艾维尔有一次对我说，他记得在河内读书时，一次躺在床上读《红楼梦》，被小说所吸引，竟然没有感觉到他养的小猴子在蚊帐顶上朝下撒尿，直撒在他的身上。德米艾维尔自学了俄语，为的是能阅读原文本的《战争与和平》，然而他认为小说《红楼梦》更伟大--毫无疑问，较之普鲁斯特史诗般描述的"巴黎社会的颓废势利小人的世界"更加伟大。我译毕《红楼梦》已经多年，恐怕难以就翻译这本书的经验发表任何有益的意见了--只能说我记忆中的翻译《红楼梦》的那段时间是我一生中非常愉快的一段时光。我的工作进度很慢，但我庆幸能够从容不迫地工作，我在翻译过程中所享有的自由有人可能以为是不负责任，而我却因此而深受鼓舞。我的译本中免不了有错误，有的还很严重，到时候很可能这个译本会被替代，以至于被遗忘，而我确信，译本可能具有的优点则要部分地归于写作时所赋予它的精神--这一点我既无力分析，也难以解释。我最喜欢的英文译本--17世纪苏格兰托玛斯·厄克特爵士翻译的拉伯雷的《巨人传》--我确信，是受到同样的愉悦和自由的激励而译成的。我并不指望攀比前人的成就--而我毕竟也没有像厄克特那样拘泥于原文。不妨再想一想还有两位伟大的翻译家莫不如此：一位是《亚瑟王之死》的译者托玛斯·马洛里爵士，还有一位就是我们当代的杨宪益先生。恐怕这封信有点儿信马由缰了。2002年9月17日写于牛津 译家闵屠德先生帕来信(译文)亲爱的刘教授：在南开大学召开《红楼梦》这部杰出小说的翻译研讨会前夕，您及时告知我，我深表谢意。我对于南开记忆犹新。1980年至1982年我在天津期间，曾几度参观南开校园。至于《红楼梦》，则属于那种能改变读者人生的名著之一。我从不因当初读起这部小说而后悔。我能够成为戴维·霍克斯的学徒，并帮助他完成这部译作，是我此生的一大幸事。后四十回译本若有什么小小的功绩的话，完全仰仗我当学徒期间霍克斯为我树立的光辉典范。一想到你们将要举行的研讨会，没有哪一位翻译者不心有余悸的!任何翻译都必然存在错误和缺点。学生、学者、批评家当然有义务把它们指出来。不过我可以肯定一点：无论是霍克斯还是我本人在着手这件工作时，并非把它作为学术活动，而是出于对原作本身的热爱之情。这便是使我们工作下去的动力。关于误译，翻译过另一部名著(迪福的《鲁宾逊漂流记》)的一位意大利翻译家曾有言在先，请允许我引录他的一句话："望善待我的错误，愉快地度日吧!但愿你们能从阅读这部小说的原作和译作中获得乐趣和快乐!但愿你们能从阅读中获得"无害的乐趣，而对于那些仍然需要醒悟的人，也有某种警示作用。 请接受我良好的祝愿!约翰·闵福德 2002年10月4日特邀报告冯其庸 《红楼梦》硇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在全国《红楼梦》翻译研讨会上的报告求。作者简介：《红楼梦》这个问题确实是非常复杂的，要说冯其庸，翻译，我想也会更困难。我不懂翻译，但是，就算是著名红学家，我们把《红楼梦》的原文要弄明白都不容易，那么中国《红楼梦》要把它翻译成外文，这个困难就更大了。我现在只学会名誉会能把我长期以来研究《红楼梦》的一些想法、一些长，《红楼梦》学理解给大家报告一下，看看有没有用处。也许有讲刊主编得不准确的地方，请大家多指教。在我要来讲《红楼梦》之前，我的两本书都同时出版了。一本是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的《论红楼梦思想》，还有一本是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的《红楼梦概论》，这是我和李广柏同志一起合作的，概论部分是李广柏同志起的草，我做的修改。其余部分，关于曹雪芹的祖籍、家世等，再有两篇《红楼梦》的文章都是我写的。我刚好这次都带来了。这两本书是刚刚出来的样书，讲完之后呢，我就赠送给大会，作为我的一点心意。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呢，因为我讲的后面有很多引文，都在这个书里头。我只能讲一个大概，具体的资料书里面都有，而且都注明了出处。每一段引文从哪里引来的，都有交代，所以大家可以再查原书。《红楼梦》研究确实有很大的困难。这种困难从我刚开始研究到现在体会不一样。刚开始研究时知道有困难，但没想到困难有多大，直到最近这几年才觉悟出来难处确实太大。为什么有这个难处呢?就是因为曹雪芹在当时的社会、当时的时代，不敢把话直率地都讲出来，拐弯抹角地来讲，话的表面的意思和话的实际意思刚好相反。有的意思虽不是相反，但是要引导你自己去想这个问题。在当时他是不得不如此，因为文字狱那么严重，就他亲身经历的就有很多次，而且其中有的就是因为写书，所以他不能不避开这一点。那么，这就造成我们今天理解上的困难。如果我们找不到这条门径，会永远进不去。所以在我国《红楼梦》的研究中瞎猜想的不少，现在瞎猜想的也不少，而且还觉得那样才对，其实完全不是那样的。比如说雍正皇帝是被曹雪芹和他的情妇谋杀而死的，这纯粹是无稽之谈。所以我觉得对《红楼梦》确实有必要认真做一次学术性、考证性、研究性的工作，把它一字一句的内涵都有证有据地弄确切。做学问最讲究证据。没有证据，创作可以，比如你写小说，不要你把证据拿出来。但是你写研究文章，没有证据，就很难了。今天主要讲怎样进入《红楼梦》，应该知道哪些问题。我想先简要地讲一下《红楼梦》所处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外部世界和这个时代的内部世界是怎么个状况。从五十年代开始，我国一直有一个很大的争论，就是《红楼梦》一书反映的民主思想属于什么性质。有一些朋友认为是封建的民主思想，这个民主思想不违反封建的一切，都是封建社会许可下的思想。另外一种见解认为这不是封建的民主思想，是属于反映资本主义萌芽这种经济现象的一种民主思想，是新的民主思想，也是属于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的一种民主思想。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准确的解决。当年何其芳同志主张第一种看法，认为是封建的民主思想。何其芳是我们的前辈，和我的交情也很好，我也不能马上看出来他这个意见准不准确，但我在感觉上已经不太赞成他的思想了。到七十年代我写过两篇文章，就明确地提出来《红楼梦》不是封建的民主思想，《红楼梦》的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资本主义范畴的民主思想。这是1975年以后写的两篇文章。到了1983年我写了《千古文章末尽才》，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认识更加有一定把握了。文章写得也比较长，有三万多字，论证也比较多。这以后，红学界都比较赞成我的主张。在这本书里，我又增加了不少资料，论证了《红楼梦》这本书的思想不仅仅是新的一种民主思想，而且它跟当时学术界的思想斗争、哲学斗争是密切相关的，是跟当时哲学界许多人物一系列的反正统思潮、言论、思想一致的。这是我这几年来新做的工作。我为什么这样讲呢?我论证的理由有这么几个方面：首先，让我们看一看《红楼梦》的外部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红楼梦》的时代就是曹雪芹的时代。曹雪芹的生卒年一直有争论，究竟生于哪一年，死于哪一年，学术界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但是大概的时间是可以确定的，按照我个人的意见，应该是生于康熙五十四年，也就是1715年，十八世纪初。康熙五十四年这个判断不是有证据的，任何结论都必须有证据，才能让人相信，这个没有证据，所以我要说清楚。但是没有证据是怎么得出来的呢?是从曹雪芹死的年代往上推出来的。这样也是一种证据，一种方法，可是比直接的证据还是隔了一层。曹雪芹的死的年份也有分歧，一种意见认为是死于乾隆二十七年除夕，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死于乾隆二十八年除夕。乾隆二十七年的这个说法有证据，因为甲戌本脂砚斋有个批，"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这就是说壬午年的除夕，曹雪芹哭干了自己的眼泪，去世了。另外一个抄本也有一个同样的批，这两个都是乾隆年间的抄本。两个句子完全一样，可见没有抄错。再有1992年在通县张家湾发现一块石头，上面有"曹公讳霈墓"，埋的地方叫曹家大坟。那么看起来大家长期要找寻的曹家的祖坟可能就在这个地方，因为曹家大坟这个地方老早传下来都称这个名字。而曹家在通县张家湾有它的祖业，这都是有确凿的证据的。曹频写给康熙的奏折上面写得清清楚楚。曹寅死了以后，曹频继任。康熙非常关心他们，就说，你究竟还剩多少产业(因为曹寅去世以后，他家业慢慢地萧条了)，把你的情况告诉我，让我知道一酪? 下。曹频当时年纪还很小(当然也不是小孩了，至少也有十八九岁了)，就写了个报告，报告里讲到张家湾有典地六百亩、当铺一所等。他在张家湾有六百亩地，那么估计他的祖坟就在这附近。所以从这一点来看，是"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比较可信一点。癸未那个说法呢是因为到癸未年，曹雪芹的朋友在清明节以前，写过几首诗，邀请曹雪芹清明节到他家去喝酒，那是癸未年的春天，所以是癸未年人家邀请他去喝酒，那他壬午年就没有去世。但是这个问题就有分析，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曹雪芹住在西郊的一个荒僻的山村里，他在除夕去世了，到了第二年的三月，他的朋友写封信叫他来喝酒，那完全可能是他去世的消息还没有传到城里来，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何况自癸未年叫他喝酒的那首诗以后，再也没有人写诗给曹雪芹了，这一点也是个没有证据的证据了。没有人再跟他联系了，那可能就是后来知道他已经不在了。至于癸未年就再也找不到第二个朋友寄给曹雪芹的第二首诗了。而反过来，证明壬午除夕的记载己经有了两个。另外还有一个，墓碑上面曹雪芹的名字，曹落旁边，有壬午这两个字。那么就有三个证据，我认为是比较可信。所以从乾隆二十七年往上推，怎么个推法呢?刚好曹雪芹有个朋友叫作张宜泉的写了一首悼念他去世的诗，里面有：年未五旬而卒。在那个诗题下面有一句话，叫"年纪没有到五十岁就去世了"。但另外一个朋友也写过一首悼念的诗，诗的句子是"四十年华付杳冥"，按照这个句子，有人说他只活了四十岁。四十岁和年未五旬差距很大，十年。但是大家分析的结果是张宜泉的"年未五旬"不是诗，是白话，所以他用不着凑，那么就是没有五旬也靠近五十岁。而大家觉得"四十年华付杳冥"那个句子是诗句，它必须要按平仄，要按整数，那么没到五十岁嘛，就来个四十年华。最近有个朋友有一个新的想法，他说雍正十三年，加上乾隆二十七年，刚好是四十年。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壬午除夕的说法，根据比较充实一点。上推年未五旬，就算他四十八岁吧，那么刚好是康熙五十四年，也可能是康熙五十五年，这只是 一个大概的意思。不管怎么说，康熙五十四年到乾隆二十七年这个大概的时间是没有问题的。《红楼梦》的时代应该就是曹雪芹的时代，这个时代也就是十八世纪初。在西方，英国的工业革命已经是轰轰烈烈了。1760年是瓦特发明蒸气机的年份，英国采取瓦特发明的蒸气机，进入大工业的生产时代。1760年是中国的乾隆二十五年，当时曹雪芹46岁，我们现在都重视的曹雪芹的那个叫庚辰本的抄本，就是乾隆二十五年的本子，最早的本子是乾隆十九年的，叫甲戌本。也就是说，到曹雪芹写完《红楼梦》的时候，正是英国的工业革命轰轰烈烈的时代，还有十四、十五世纪的文艺复兴等等这些西方一系列的思想文化的革命。那么，西方已经进入到工业时代了，中国还是在封建王朝的时代，这两者如此隔绝和曹雪芹有什么关系呢?我想有一点应该引起注意，从明代后期，传教士来中国的不少。中国当时虽然是封建社会，是个封建专制的黑暗王国，但是跟西方还是有沟通的，其中最多的就是传教士。最有名的一个传教士叫利玛窦，就是明朝万历初年来到中国的，万历三十年到的北京。其中有一点值得讲一讲，就是他在北京编了一本世界地图，当时北京叫《坤舆万国图》。在北京印世界地图了，中国当然也包括在这个世界的范围内。如果在北京印世界地图而不把中国包括在内，那是不可思议的事。这证明中国已经列入到全世界的范围，也证明西方不断有传教士到中国来，而且把西方的科技知识、医学知识、生理知识不断地传到中国来。比如中国人原来的习惯，认为思考问题是心，所以常说凭良心。其实，心不管思维。那么是什么时候知道心不管思维，是由脑子来管思维呢?是康熙年间传教士带来的。这在我们清代学者的著作里面有明确的记载。这说明西方和中国，虽然一个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了，一个还是黑暗的封建王国，但是两者还是有沟通的。其中主要的沟通人就是传教士，他们带来的科学知识在中国还是起了相当的作用。传教士来中国并不是到明代就终止了，康熙到乾隆年间，传教士还不断地来。举一个例子，康熙年间，中国国力还是很强的。一次罗马教皇命令一个到中国来的传教士回去，康熙皇帝热情挽留，给罗马教皇去信，说你们的某某人在我们这里住得很好，我们友好相处，希望他不要回去，还继续留在中国。罗马教皇不同意，又来信说一定要他回去。康熙就马上给他一个回信，说，"行，你一定要他回去，我马上把他的脑袋给你送回去。罗马教皇就吓得不敢再说话，也不要他回去了。这件事情一方面显示了康熙确实还是非常能干的。他和俄国人打仗也是一样，他的主旨就是，为了边疆问题，军队先打，一定要打得他们打不了了，没有办法了，再开谈判。这样，我们打了大胜仗，然后坐下来谈。所以康熙时候，国力还是很强盛的。那个时候，康熙身边也有很多传教士，把西方的文化、科学知识不断地传过来。所以，不要把清代早期的社会看成是一个黑暗的、完全封闭的国，跟外国没有任何联系，其实已经有比较多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内部也会有许多现代人觉得不可理解的思潮起来。回过来要讲讲中国的内部世界，也就是曹雪芹时代中国的内部世界。到了曹雪芹的时代，清兵入关以后已经一百多年了。经过长期的政治调整，已经从明代末年的大乱，"扬卅十日"，"嘉定三屠"这种屠杀政策经过调整以后恢复过来。到了康熙末年，乾隆初期、中期，国力已经相当强盛。这方面的主要证明一个是人口成倍的增加。康熙五十年颁布命令：征收人丁税，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字为固定标准，以后增加的人口永不加赋。这道政策实际上是鼓励大家多生育，所以人口就猛增。到了乾隆时候，人口已经增到两亿多了。再一个是耕地的增加。到了康熙末年、乾隆中期，耕地面积成倍地增加，这证明了税收的增加，也证明了当时国库的充盈。为什么康熙到乾隆，有这么大力量不断地南巡，打那么多大仗?当时国家没有力量，不可能有这种举动。所以，到了乾隆时期，国家的经济财政繁荣起来了，发展起来了，人口孳生了，商业繁荣了，大城市增加了。当时南京、杭州、北京、天津、武汉、广州，还有很多城市，都是著名的全国性的商业大城市。而且从明代后期，已经有对外的口岸。清代初年，海关关闭了一段时间，到了台湾收复以后，海禁就开了。曹雪芹的舅祖李煦就曾做过广东巡抚，管过海关。《红楼梦》里面涉及到西洋国，这就是一个原因。所以由于这个原因，清代到了康熙乾隆时期，经济恢复了。因此，从明代后期所发生的资本主义萌芽这种经济形态，也不断往前发展。到了康熙时候，就是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的时代，南京的纺织业的发展很快。曾经有一个文件，是请求曹寅向朝廷申请开放纺织业方面的限制，也就是不要限制织布机的数量，曹寅答应了，奏明了朝廷，于是就开放了限制。南京的纺织业开放以后，织布机的数量成倍成倍地增加，这都有历史记载，我也都引用在我的书里了。这也进一步地证明了工商业的飞跃发展。当时有一部分贫困的农民出卖劳动力，在南京有指定的几个劳力市场，劳力每天早上到那里去等，谁要劳力，也就到那里去雇工。这里面有的是短工，有的就长期雇下去了，这都有记载。这一点也说明尽管中国比西方晚了很多时间，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的社会有一种新的经济因素也已经在蓬勃发展了。资本主义已经从萌芽开始发展了，这是必须注意的时代动向。可是，整个社会还是封建统治，尤其是思想统治。顺治、康熙、雍正、乾隆，都提倡程朱理学。程朱理学的统治是非常严厉的。举一个例子，雍正七年，有位大臣叫谢济世写了两本书，一本是《大学注》，一本是《中庸疏》。当时康熙有一段话说，从朱熹以来五百年，他所讲的话，没有一个字可以改动的。那就是康熙的钦定。所以凡是读四书五经这种书，都必须要以朱熹的注释为准。谢济世知道不知道康熙的话呢，还是什么原因，他偏偏要注释大学中庸，而且明确声明：我的注释完全不用朱熹的一套，我有我自己的看法。这一下就违反了钦定，就是犯了大逆不道的罪，谢济世于是被杀头。文字狱从康熙二年庄廷罐的文字狱以后，层出不穷，举不胜举。上面举的例子是雍正七年，那时曹家已是抄家以后了(雍正六年抄的家)。当时曹雪芹大概十五六岁，他对此当然是记忆犹新(他那时还没有写《红楼梦》，是乾隆十九年写成的《红楼梦》，"十年辛苦不寻常"，所以大约是乾隆十年，或乾隆九年开始写书，那时距雍正还有一段时间)，这是前车之鉴。到了乾隆二十年，又有一个文字狱，一个叫胡中藻的人写了一句诗："一把心肠论浊清"，被人告发了。在"清"字前面加个"浊"，不就是把大清说成是污浊的吗?那时对于少数民族，汉人常说他们污浊，不干净，当时就是这么骂少数民族。在今天来说，这当然不符合我们的政策，都是兄弟民族，是一样的。可是那时的民族隔阂很大，这样，当有人告发在"清"字前面加个"浊"字明明是对满洲民族的诬蔑，因此就论斩。那个时候的文字狱，不是我们现在所想的惩罚一下那么简单，而是全家满门抄斩。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一个是严厉的程朱理学的统治，一个是不断的文字狱的发生，曹雪芹在这个时候要写《红楼梦》，这些都是他的障碍，都是他必须要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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