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时代的关系论文参考文献

文学和时代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文学也好，小说也好，它和时代的关系肯定是极为密切的，可以说任何文学最终总是要在它和时代关系中衡量它、判断它。作为这样一种艺术或者文学作为一个独特的艺术，能够对时代、对生活有什么独特的发现,促使小说家切实深入地思考小说和时代、和生活，当然应该有密切关系。首先，是对市场化时代与文学之间相关性的理解。“作家不可能脱离他身处其间的时代空气”，这当然是对的。但是，这种时代的空气，不单是使得“小说本身也就在更广和更深的程度上被迫地或主动地由以前怀着无用之用的审美理想转化为一种市场化和 消费性的存在方式。消费、浮躁、自我抚摩、刺激、回避是非、消解道义、绕开责任、躲避崇高等等，几乎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小说中较为普遍的精神姿态”的负面形态，还有其积极的、更值得重视的一面：市场化时代的来临，不仅为文学增添了新的活力，改变了文学的“一体化”处境，使文学的生产和流通方式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具有了多样化的形态；更为重要的是，市场化时代的新气象新现实、时代的剧烈转型和激烈动荡，为作家提供了空前的创作素材和人生经验，提供了可以产生时代史诗和宏大叙事的黄金时代。这就是当前中国文学现代性问题独具的特色。杰姆逊在为柄谷行人的《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英文版写的序言中说，西方的现代性问题经历了文艺复兴以来的三个阶段，并且自卢梭开始进行了200年的现代性反思，这一进程在日本却压缩为一个世纪，因此，杰姆逊指出，“柄谷行人的著作打动我们的主要理由……在于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巨大的日本现代化的实验室。在此我们可以用新颖的慢镜头方式，看清我们自己的现代化特点。”移用杰姆逊的这一理论到中国的历史与文学中，我们会发现，与日本文学的现代性比较，在中国，相关的状况更为复杂。在古老的东方大陆，中国被迫进入现代性进程比日本更晚，在英美法等国曾以较为从容的姿态展现的现代性三个阶段的更迭，在百年中国历史中以重叠和超越的姿态展开；尤其是当下，市场化时代的丰富性、复杂性，它对社会生活和欲望释放的强烈刺激造成的加速度运动，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都以各自的方式和样态，为人性的考察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聚光镜和放大镜。这就是中国文学面对的繁复的现实，也是中国文学隐含的魅力和独特性之所在。我非常赞赏余华写在《兄弟》封底上的一段话：“这是两个时代相遇以后出生的小说。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那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更甚于今天的欧洲。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四百年间的动荡万变浓缩在了四十年之中，这是弥足珍贵的经历。”意识到这一点，获得时代的自觉，不仅应该看到时代对文学的消极影响，更应该看到时代对文学的巨大馈赠，捕捉时代特色，创造不朽篇章。如何理解批判和建构的关系有论者提出，当下的文学“亟须强化肯定和弘扬正面价值的能力”。这当然是毫无疑义的。普列汉诺夫曾经引证他人的论点说，与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社会现实相比，作为其反映的文学艺术是有选择的，一个少女可以歌唱其失去的爱情，一个守财奴却无法歌唱其失去的金钱。这里所言，就是强调生活自身泥沙俱下、兼容并包，艺术创作却必须明确其价值立场。被视作后现代主义作家的福克纳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致词中明确宣称，人之所以不朽，不是因为他比起其他动物来得天独厚地掌握了语言，而是他具有怜悯、同情、善良和自我牺牲等优秀品质并且代代相传。就我们当下的文学创作而言，人文精神和底层关怀，并不是稀缺资源，不在少数的作家。在很多作家的作品中，力求从纷繁的现实生活中，捕捉时代的主脉，肯定积极的价值，比如曹征路的《那儿》所歌颂的为捍卫心灵正义的自我牺牲精神，莫言的《生死疲劳》所张扬的农民对土地的执著眷恋和生死与共，毕飞宇的《平原》中通过右派分子顾先生背诵马克思《184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人性和异化的论述，所暗含的“回到马克思”的热切呼唤，铁凝的《笨花》对于乡土情怀和民族生命力的讴歌，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和都梁的《亮剑》所褒奖的“兄弟阋于墙，共御外辱”的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的明确选择，周梅森的《国家公诉》对代表底层民众利益为民伸冤为民请命的检察人员凛然正气的礼赞。就以阎连科的创作为例，阎连科在述说当代中国乡村的血泪苦难的同时，总是力求发掘出中国农民的顽强坚韧的生存意志和追求精神。在《年月日》中，对十亩地里一棵独苗的爱护，显然超越了此岸的功利目的；在《日光流年》中，看似简单可笑的“活过四十岁”的有限目标，却激发出无限的精神力量，悲剧性的奋斗过程胜过了卑微的“目的合理性”；在《受活》中，与不可承受的现实相对应的，是“世外桃源”的乌托邦境界的强大召唤。简单地判断说，当下的作品缺少正面的价值建构，恐怕会有所遮蔽吧。我对上述的作家和作品，充满敬意，充满欢欣。但是，那些没有表现出正面的价值建构的作家作品，并不应该因此就受到批评。所谓“人格、尊严、正义、勤劳、坚韧、创造、乐观、宽容”等等，这些人类的基本价值，当然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对于价值判断的不可或缺，并不就等于在作品中必须体现为正面建构的能力，甚至可以说也并非文学的当务之急。大量泡沫化的影视剧以及通俗文学，其善恶分明、褒贬直观，都是以对普世价值的肯定为出发点的，其对于正面价值建构的溢于言表，远胜于文学和小说，究其实，却是和其市场效益的追求互为表里的，正面价值建构只不过是一种煽情的包装而已。文学的衡量尺度，首先应该是表现出对人性理解的深度和塑造出富有深刻内涵的人物形象的功力，其次是尊重艺术规律，强调艺术上的探索和创新。昆德拉就宣称，文学是超越道德的，小说的唯一使命是探索人的存在的可能性和小说形式创新的可能性；《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笑忘录》和《玩笑》对人性和社会显然具有深刻的怀疑和追问，但是其普世价值却是毋庸置疑的。那一幅传世名作《韩熙载夜宴图》，本意只不过是奉旨行事，窥视大臣是否有叛逆之心，向当朝皇帝打一个“小报告”，其精湛的艺术才华却把这幅现场纪实变作不朽之作。在现代的中国语境中，鲁迅先生曾经呼唤“精神界之战士安在”，主张文学要充当“国民精神的火光”，在他的创作中，为了鼓励先行者的勇气和信心，如他所言，会在夏瑜的坟墓上平添一个花环，会在人力车夫的质朴善良面前做真诚的反省和忏悔，但是，他最发人深思的，却是对阿Q精神的刻镂，对吕纬甫和魏连殳的灵魂的追问。“人格、尊严、正义、勤劳、坚韧、创造、乐观、宽容”等等，并不能保证作品的价值，还必须将其投入人生和社会的激流漩涡中，切入人性的深处，加诸艺术的锤炼，方能产生伟大的作品。

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理论表述 张开焱 在今天，要对传统政治论诗学进行指责自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80年代前后，理论界和批评界已对它进行了持续的批判和否定，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理论的角度看，这种批判和否定都是必要的和有价值的。但也必须看到，当时人们对政治论诗学的批判和否定，主要是情感性和经验性的，还不具有多少理论的深度。更重要的是，人们在批判传统政治论诗学模式时，也基本拒绝了所有诗学的政治维度，否定了从政治角度解释和评价文学现象的任何可能性和价值。尽管这在当时乃至现在的历史语境中，都是可以理解和有特殊原因的，但不必讳言也有偏激和片面之处。 政治论诗学在今天已声名狼藉，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与政治就毫无关系，放眼几千年的中外文学史，我们将发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是一种无法割断也无须割断的关系。首先，政治是人类社会生活中覆盖面最大、最重要、最普通而恒久的现象，几乎每一个人的生活、命运、行为、心理构成、生存环境，都与政治直接或间接关联，都有政治的因素渗透其中。如果是一个对人类的生存状态和命运、对人类生活世界有强烈关怀的作家，就不可能不关注政治，他的创作也不可能不直接或间接涉及政治，并对特定政治现象作出自己的解释和评价。其次，中外文学史上许多著名作家作品都是有强烈政治意识、政治倾向、政治效果的，政治不仅没有使其贬值，反而是其创作的重要特征和价值的重要保证。又其次，就新时期的文学来说，一方面，理论界政治论诗学正受到质疑并被贬黜，而另一方面创作界从问题文学、到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再到文化小说的登场，都恰恰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和政治关怀，它们不仅在客观上迎合了当时社会政治走向的需要而因此受到政治家的赞许和读者的好评，而且作家们主观上大多有明确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评论界对这些文学现象的政治意义和效应的阐释与肯定更是不遗余力，他们的默契配合造就了一个辉煌的文学时代。即使是8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先锋派小说，尽管那些作家有意无意地在作品表层极力淡化政治意识，但在评论家眼里，其政治内涵和效应仍被极度发掘和放大，认为经历了"语言之自觉"、走向"纯文学"的先锋派小说家的创作中仍然隐含着政治意识。一方面在理论上激烈批判和否定政治论诗学，另一方面在评论具体文学现象时又有意无意地采用政治视角，这种矛盾是意味深长的。它至少说明要真正从文学创作、文学理论与批评中抹去政治维度，那是极其困难甚至不可能的事情。 而当代西方，在经历了本世纪上中叶以"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为主线的否定文学社会内涵和政治意义的形式诗学发展之后，到中下叶，政治论诗学再度复兴。且不说像阿尔多诺、马尔库塞的美学思想明确表达了强烈的政治意识，弗·杰姆逊、伊格尔顿坚持从政治论角度来阐释和评价当代文化和文学现象，就是结构主义时期一些代表人物如托多罗夫，进入80年代后也大声疾呼要恢复文学与社会、道德、政治、真理的关联，并认为形式主义诗学对上述因素的忽视是致命的缺陷。而后现代时期的学人对文化和文学政治意义的重新注意已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对解构主义有重要影响的福科关于话语、权力、政治、意识形态关系的基本思想，新历史主义对文学、文化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意义的高度重视，大众文化理论对当代蓬勃兴起的大众文化现象的政治意义的深入揭示，萨伊德、斯皮瓦克等的后殖民文化批评关于当代文学和文化中西方文化帝国主义意识的渗透和控制问题，以及女权主义关于人类文学和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男性对女性的压抑、歪曲、控制、统治问题，都在将政治视角作为解剖和评价人类文化及文学的重要视角。可以说，在现代主义尤其是后现代主义诸多思想家关于文化和文学的理论中，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政治意识的泛化，或者说是泛政治化倾向。西方文论在经历了远离政治的行程后重新回到对政治的关注，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这样说是否意味着我们要回到传统政治论诗学，重新让文学从属于政治，成为政治和政治斗争的工具?当然不是。重续诗学政治论维度的一个必要前提，恰恰是对传统政治论诗学进行反省和检讨，确定其得失，然后重新阐释和定位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传统政治论诗学最值得我们重视的思想是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一是从社会的经济活动角度来理解和阐释文学现象，从经济基础中去寻找文学活动的发生、展开和变化的最终根源；二是从阶级论角度定位和定义文学的政治内涵。这两个方面的思想尽管本身还有再探讨的余地，但在今天仍有一定的解释力量，它们可能成为政治论诗学发展的理论资源。像杰姆逊的文化解释理论，仍然将"生产方式"当作解释包括文学在内的社会一切文化现象的总体框架。这就意味着经济决定论和阶级论仍然有可能产生新的理论生长点或提供新的启示。这里关键在于理论工作者是否有过人的理论发现力、创造力和融通力。 传统政治论诗学的失误也是明显的：首先，它从(阶级和政党意义上的)政治论角度理解和解释人的全部存在和生活，将人的存在完全定位于政治的存在和政治的生活，从而抹杀了人类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其次，它从"阶级论"和"政党论"的角度定义政治，尽管抓住了政治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却不是全部，政治的含义远比阶级和政党丰富复杂；又其次，它只从政治的维度定位和定性文学，将政治性(意识形态性)看成文学固定不变的本质和惟一属性，从而堵塞了从多种维度理解文学的可能性；最后，传统政治论诗学在如上所说的几点基础上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定位于从属关系，即文学从属于(阶级和政党的)政治，是政治的工具，这即使不是完全的错误，至少是非常片面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肯定不能用从属论和工具论来全面正确地定位、描述和评价。 从属论和工具论已遭到持续批判和否定，现在被学界普遍接受的是"平行论"--政治属于社会实践层面，文学属于社会意识层面，它是审美的而非实践的，它们之间不是谁从属于谁的关系，而是平行的关系。在我看来，"从属论"和"平行论"都描述了文学与政治的某种可能关系，但都不是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全面、准确描述和定位；持从属论观点的人必须注意到，许多作家和作品及其他文学现象并不都能简单地认定从属于哪个阶级、政党或政治运动，也不能固定不变地从阶级、政党、政治运动的角度考量和评价它的意义与价值；持平行论的学人也须注意到，确实有许多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听命于某个阶级、政党或政治运动，用自己的创作为之服务；更重要的是，持从属论和平行论的人都必须注意到一种让他们头疼的现象：在文学史上，同一种文学现象在不同的语境中会有很不同的意义，在一种语境中它可能是有政治意义的，但在另一种语境中可能政治意义很单薄甚至完全没有；就政治意义而言，在一种语境中，它可能显现出这种政治意义，而在另一种语境中，它可能显现那种大不相同的政治意义；《红楼梦》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政治意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清代读者在其中看到了"宫闱秘史"，晚清革命家看到了"排满"，毛泽东看到了阶级斗争的历史，"四人帮"的御用文人看到了儒法斗争，而今天某些学者又从中看到了"牌桌上的政治"，可以肯定，只要《红楼梦》还流传下去，就还会有读者看出大不相同的政治意义。这意味着，文学的政治意义不是固定不变的东西，它是文学作品与独特的历史语境和特定解释体系的结合生成的，只要历史语境或解释体系改变，文学作品的政治意义就会相应改变，它是一种结构性生成物，一种在特定的结构关系中被赋予或解除的功能。用从属论和平行论都无法完满地解释这种结构性功能关系。从属论和平行论都是太过简单的理论，它们尽管彼此对立，但其运思方式并无区别，即它们都以本质论的认知方式来思考和谈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得出的结论也不可能不片面和僵板。 我认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最好用"召唤-应答"模式来表述，即它们既不是从属关系，也不是平行关系，而是在一种特定历史语境中双向互渗互动的功能性关系。所谓召唤-应答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对话关系。它们中的每一方都在向另一方发出召唤，并有意无意地要求对方作出应答。而对于一方的召唤，另一方也必定要作出应答，由此形成一种对话关系。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应答既可能是认同性的，也可能是对抗性的，还可能是偏离、逃避、漠视、超逸等等姿态；正如巴赫金对对话的界定：对话就是同意、反对、争论、驳斥。对话的前提是对对方存在独立性的确认，对话双方既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时又是我是我、你是你的关系，这种关系，既不是从属论所可概括，又不是平行论所可表述的，它是一种双向互动互渗的关系。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就是这样一种召唤应答关系。文学的政治性，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中文学对特定政治召唤的应答关系中生成的，或者说被赋予的功能，只要这种语境改变，这种功能就会改变或被取消。 从政治对文学的角度来看，一方面，政治作为统治关系是社会最重要、最广泛、最有影响、最具有覆盖性和渗透性的因素，总是要对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社会意识形式发出认同性召唤，将它们纳入自己的世界；另一方面，文学总要自觉不自觉地对政治的召唤以自己的方式作出应答，或者认同，或者抵制，或者逃逸，或者漠视，等等。 从文学对政治的角度看，文学也在对政治发出召唤；文学召唤的立足点是对政治的审美超越；文学有一个精神制高点，那就是熔铸了社会理想的审美理想。文学总是从审美理想的高度来观照政治和评判政治，因此，它不仅可能对某些政治生活、政治集团、制度、设施、观念和心理作出认同性判断，更可能对它作出否定性判断，即使这些政治构成因素从具体历史进程来看是必要和有进步意义的。文学对政治的召唤，是从熔铸了社会理想的审美理想的高度发出的召唤，这种召唤要求政治从对现实的肯定和自我的陶醉转向对自我的检讨、批判、否定和对理想的追求。对文学的这种召唤，政治也要直接或间接地作出应答，这种应答自然可以是认同性的，但也可以是对抗性的，否定性的，也可以漠视无睹。不管怎样的反应，都是一种应答行为，因此，都与文学在客观上发生了某种联系。 因此，文学与政治是在一种双向召唤-应答关系中互动互渗的。在确认这一点的前提下，我们要特别强调政治对文学的主导性召唤地位和作用。这是因为，政治就其对人类社会的覆盖面、影响力、渗透力和重要性而言，是文学远远无法与之相比的。政治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必定会运用一切可以运用的方式和手段，文学自然也可能成为这种手段。只不过文学活动者可能意识到，也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罢了。在政治的先在性召唤下，文学的任何应答都具有政治性或泛政治色彩；因为，政治作为召唤者，既预定了其认同者，也预定了其反对者，还预定了其疏离者、逃逸者以及无动于衷者。对政治召唤的任何应答都在政治的预定之中，都被赋予了政治性或泛政治性。

文学是一个时代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