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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唐代音乐机构及其历史功用 ———“教坊”和“梨园”篇辑录编写：欧亚学院09级学生左紫瞳2011 11 25浅谈隋唐时期音乐机构及其历史功用 ———“教坊”和“梨园”篇 编写摘要：隋唐时期的音乐机构是适应宫廷燕乐的高度发展而建立的，与历代社会发展、政治制度相适应，与宫廷、民间社会音乐活动的繁荣昌盛相适应。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地完善其体制，促进了音乐教育活动的蓬勃发展，培养了诸多的音乐人才，在教育、表演、组织、管理等方面，为后世积累了丰富的可供借鉴的历史经验。一、首谈燕乐起源及其发展。 如上所述，隋唐时期的音乐机构是适应宫廷燕乐的高度发展而建立的，燕乐即宫廷燕乐，燕乐专指天子以及诸侯宴请宾客时用的音乐，它来源于汉族传统音乐的不断积累和汉魏以来外族音乐大规模的输入，实质上是我国封建社会音乐文化的精华在长期的沉淀基础上以及一定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催化下的必然产物。宫廷燕乐沿用隋朝九部乐，到了唐太宗时增为十部。“始开皇初定令，置七部乐：一曰国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丽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国伎，六曰龟兹伎，七曰文康伎。”［1］隋炀帝时，又增加了康国、疏勒两个乐部，这就是隋代“九部乐”的宫廷燕乐体制。唐代宫廷燕乐起初完全承袭隋代燕乐体制，“高太祖登极之后，享宴因隋旧制，用九部之乐。”［2］至唐太宗贞观十一年（637年），废除“礼毕”,十四年，又将“燕乐”列为首部，于是形成了唐代的“九部乐”。唐代“九部乐”中的“燕乐”，不同于广义宫廷燕乐的含义，而是一个具体的乐部名称。贞观年间，“景云现，河水清”，协律郎张文手机制作了《景云河清歌》，名为“燕乐”。这是一部宣扬帝王的功绩，歌颂太平盛世的乐舞，一般用于庄重场合表演。哲学上有句话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么音乐作为一种艺术，一种文化，也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如果连饭都吃不上，连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大家想想还会有人创造音乐、从事音乐教育吗？所以说呢，唐代音乐首先也是基于社会发展背景的，因为社会发展的好，所以音乐才能有很好的发展。 二、隋唐音乐机构的发展和建立。 提到唐代的音乐机构，不得不首先提起太常寺，太常寺是唐代掌管礼乐的最高行政机关，由太常卿主管，规模甚为庞大。古书上是这样记载的：“唐之盛时，凡乐人，音声人、太常杂户子弟，隶太常及鼓吹暑，皆番上，总号音声人，至数万人”。当时唐朝全国人口也只有5000万人，光太长寺就有数万人，可以想想，这样的比例在封建社会绝对是空前的。太常寺下面有两个机构，第一是大乐署。大乐署主管对于音乐艺人的训练和考核，它既管《雅乐》，又管《燕乐》，内部有若干位乐师担任教学。当时政府对于音乐艺人的训练与成绩考核有着相当严格的制度。第二个鼓吹署，顾名思义，鼓吹署即管理鼓吹乐的单位，主管用在仪仗活动与宫廷礼仪活动中的鼓吹乐，兼管百戏（古代对诸种戏、乐舞的总称），因此，“鼓吹署”属于音乐的行政管理机构，也就是卤簿与军乐的官署。所谓卤簿，指古代皇氏要员外出时，前呼后拥的仪仗队（包括吹奏乐队），人数不等，少的时候有百余人，多的时候能有千余人，唐代的鼓吹署是由以前的清商署和鼓吹署合并而成的机构。“凡习乐，立师以教，而岁考其师之课业为三等，以上礼部。十年大校，未成，则十五年而校，以番上下”［3］学习音乐标准极高，“得难曲五十以上任供奉着为业成。”［4］大乐署、鼓吹署是属于太常寺管辖，下面两个音乐机构是属于宫廷管辖的，第一个是教坊，教坊是管理乐工、领导艺人演出的机构。唐高祖建国之初，便设立了内教坊，教坊是归太常寺管辖，属于宫廷内部专门设计的音乐教育部门，目的是为皇帝提供娱乐性歌舞表演。据《教坊记》上记载，教坊的成员有男有女，还有儿童，总人数能达一万人以上。唐玄宗时，特别重视教坊这一专业的音乐教育机构，大大拓展了教坊的规模。共设五处教坊，其音乐教育形式是口传心教的方式。教坊是适应唐代宫廷燕乐的需要建立的音乐机构。“武德后，置内教坊于禁中。武后如意二年，改曰‘云韶府’，以中官为使。开元二年，又置内教坊于蓬莱宫侧……”［5］唐朝教坊已从政府管理的音乐机构中独立出来，成为宫廷教习，管理音乐的场所，并由皇帝直接委派人员兼任领导职务。教坊的设立，客观上为俗乐的不断发展提供了多方面的条件，促进了音乐分工，培养了一大批宫廷音乐家，音乐技能逐渐流传入民间，促进了民间音乐的发展。第二个是梨园，梨园因设于禁苑附近之梨园而得名。“开元二年，以上天下无事，听政之暇，于梨园自教法曲，必尽其妙，谓皇帝梨园弟子。”［6］梨园是宫廷中培养歌、舞人才和器乐表演人才的地方。由皇帝亲自组建并经常由皇帝亲自组织排练，梨园中音乐教育内容多数是法曲，也有一些器乐的合奏，唐玄宗的创作也多半交给梨园表演。可以说，它是宫廷音乐艺术精华最集中的地方。从总体来看，梨园的学习内容比较窄，主要任务是演出和排练，梨园造就了一大批具有较高水平的音乐家，如李龟年、雷海青、永新（女）等皆为梨园艺人。这些人成为全国音乐界的精华，为唐代音乐的高度兴盛及其音乐分工化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总体看，较完善的音乐形式与内容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高水平的音乐人才;高度繁荣的音乐文化是音乐人才培养成果显著的标志和最好的说明。因此,音乐教育为唐代音乐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和有利条件,不仅推动唐代的音乐繁荣,并对以后的音乐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三、简述隋唐时期音乐教育的特点。第一，交流广泛：南北、中外音乐得到广泛交流的机会。正如同前面所讲的---“唐代不仅与天竺、高丽等邻国保持着密切联系，而且与中亚、波斯湾、阿拉伯国家也开展了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第二，具有社会性：社会音乐活动广泛开展，无论是在宫廷内还是在社会上，音乐教育活动都有很大发展。《凉州行》中“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就是对当时音乐教育普及程度的真实描绘。此外，在唐玄宗的亲自倡导下形成的“六么水调家家唱，白雪梅花处处吹”的爱乐局面。第三，音乐教育活动非常发达，官办音乐教育活动逐渐完备，培养了大量的音乐人才。四、思考隋唐时期音乐兴盛对我们的启示。第一，唐朝音乐，是隋、唐以来民族大融合与文化大融合的产物。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想象力和巨大的创造力。唐代音乐文化的发展是劳动人民辛勤劳动和智慧的结晶。第二，广泛交流是音乐文化得以发展的重要诱因。关于文化交往，大体有三种方式：一是舍弃传统，因而，诗人中全部接受外来文化；二是固守传统，全部否定外来文化；三是兼收并蓄。事实说明，何种交往方式并不重要，关键是民族的自信心，只有立足于自信的基础上，以客观平和的心态对待自己的音乐文化和外来音乐文化，才会使自己的音乐文化得到健康地发展。第三，文化价值是相对的，只有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才能促进音乐文化和谐发展。“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里的“民族”不是指民族的“形式”，而是民族的“内容”，即民族的“精神”。————［1］《隋书·音乐志》。［2］《旧唐书·音乐志》。［3］《旧唐书·职官志》。［4］《旧唐书·职官志》。［5］《新唐书·百官志》。［6］《唐会要·杂录》。

雅乐是中国古代的宫廷音乐。雅乐的体系在西周初年制定，与法律和礼仪共同构成了贵族统治的内外支柱。以后一直是东亚乐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宫廷雅乐乐谱在中国已失传，只有韩国、日本及越南尚有保存。据记载公元前1058年，周一举灭商，为宣扬自己受命于天，巩固其统治，统治者制定了礼乐制度。据《史记·周本纪》：“成王既绌殷命，袭淮夷，在丰作《周官》兴正礼乐。”周所制定的礼乐制度，把礼和乐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认为礼乐结合密不可分。这充分体现了这种礼乐制度的核心是维护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因此，此时的舞蹈有其特殊的功能和地位。 西周也是一个集大成的时代，着力对前代的乐舞加以整理、继承和发展，形成了以汉民族乐舞为主体，包括其他少数民族乐舞的中国乐舞传统，并制定了较系统的乐舞制度。从《周礼》、《仪礼》和《礼记》的记载来看，虽然这三书成书较晚，有把周代乐舞理想化的成分，但也不是毫无根据的。因为周代舞蹈确是舞蹈史上的一个高峰——雅乐舞蹈文化的高峰。 西周强化乐舞的政治意义和教化作用，把传统乐舞和当时新创制的乐舞加工整理，名为“六舞”或“六代之乐”，其中有：《云门大卷》、《大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根据《周礼·春官·大司乐》的说法，《云门》为黄帝时的乐舞，用以祭祀天神；《大章》为尧时所创，用以祭祀地神；《大韶》相传为舜时的乐舞，用以祭祀四望，即四方，也有认为是指名山大川或日月星辰；《大夏》相传为夏禹时的乐舞，用以祭祀山川；《大濩》为商汤的乐舞，用以祭祀周的始祖姜嫄；《大武》是表现周武王伐纣的乐舞，用以祭祀周的祖先。这就是周代雅乐的主要内容。“六舞”分为两大类，即“文舞”和“武舞”。《云门》、《大章》、《大韶》、《大夏》属文舞，舞时左手执龠（形状像排箫的乐器），右手秉翟（用野鸡尾装饰的道具）。《大濩》、《大武》属武舞，舞者手里拿着朱干（盾）玉戚（斧）。 六代之乐都由大司乐掌管，主要教育贵族子弟，人们一般要到二十岁加冠成为成人时，才能学习，所谓“二十舞《大夏》”。此外，西周还制定了“六小舞”，也是祭祀用的，有《帗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由乐师掌管，是贵族子弟年幼时学习的必修课程。周代学习礼仪首先要学习乐舞，用乐舞教育来提高贵族子弟的文化素质和身体的素质。“十三舞勺”“成童舞象”，“勺”就是“龠”，舞“勺”是文舞，即学习礼仪节奏。舞“象”，是武舞，手持干戈兵器以锻炼身体。正如荀子《乐论》所说：“故听其雅颂之声，而志意得广焉；执其干戚，习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得庄焉；行其缀兆，要其节奏，而行列得正焉，进退得齐焉。” 西周制定了十分严格的乐舞制度，如对参加祭祀乐舞的人数，也明确规定了各方面的区别和限制，如”天子八佾，诸公六佾，诸侯四佾”（《谷梁传》）。一说：“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二。”（《左传》）舞佾的行列，采取数学开方的方法，一般一佾为八人，天子八佾为六十四人，和阴阳五行有关，“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所以应八卦，故每佾又用八人，合而为六十四焉，则重卦之象也”（《乐记》）。佾数既是法定的，所以如果诸侯用八佾，就要加以僭越的罪名。只有一个例外，在周公的封地鲁国（今曲阜一带），为了尊重周公，特允许鲁国乐舞用八佾，到了西周末年“礼崩乐坏”，鲁国的大臣季氏“八佾舞于庭”，孔子大呼“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文舞、武舞，总称雅乐。“文以昭德”“武以象功”，借以表现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武力，此后历代相传，如国家以揖让得天下，先演文舞，若以征伐得天下，先演武舞（唐杜佑《通典》）。周代的雅乐到了秦代只留传《韶》舞和《武》舞（《乐府诗集》卷52）。汉魏以后有大的改革，每逢改换朝代乐舞不相沿袭，但师法周代所制定的乐舞制度的精神，却是千年一贯制。唐代以武力得天下，故先奏《神功破阵乐》，次奏《功成庆善乐》。江苏盱眙东阳汉墓出土有汉代文舞画像砖，画像中二女童左手执龠，右手秉翟，由此可推知文舞的概貌。 周代的庶民百姓一般都没有享受舞蹈教育的权利，贵族子弟世子（王和诸侯的长子）、国子（公卿大夫的子弟）才有这样的权利，只有少数“学士”，是从民间选拔出来的优秀人才，擢升到下层贵族的行列里。他们都在东序（大学）学习，春夏两季学习干戚，秋冬两季学习羽龠。学习进度是：13岁学乐诵诗，舞《勺》。成童（15岁）舞《象》，学射御，20岁成人而冠，开始学礼，舞“六舞”（见《礼记·内则》）。 为了保证乐舞制度的实施，周代建立了乐舞机构，由大司乐领导，宗伯主管礼乐，工作人员有1000多人。这里也等级森严，少数为低级贵族如大司乐为中大夫，2人；乐师为下大夫，4人，上士8人，下士16人，府4人，史8人，胥8人，徒80人（《周礼·注疏》），将近1000人是一般庶民，名为上瞽、中瞽、下瞽、眡了、舞者（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旄人则掌管“散乐”和少数民族乐舞。但他们却是乐舞在教育、表演方面的主力。当时训练非常严格，小胥的职责就是在排练中巡视，有怠慢懒散的就要鞭笞（《图书集成》）。当时自皇帝到庶民都会舞蹈。这样规模宏大，人数众多的乐舞机构，称得上我国最早的舞蹈学校。此后历代帝王也设有宫廷的乐舞机构，相沿成习，名称则不尽相同。 周代的《大武》是极富生命力的，它的内容是描写武王伐纣的军事行动。到孔子的时代还在演出（前551～前479年），舞分六段名六成。第一成：先击鼓以示警戒，舞队出场，顿足三次，表示舞蹈开始，舞者手执盾牌站立较长时间，表示武王等待诸侯的到来。接着一段抒情歌唱。第二成：描写战争的舞蹈，热情奔放的表演表现吕尚必胜的信心。舞分两行，夹击而灭商。第三成：表示灭了商朝，再向南方进军。第四成：南方疆域已得到巩固。第五成：分成两行舞，表示由周公旦，召公奭协助统治。第六成：舞队又集拢在一起，表示对天子的崇敬（据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这是具有一定情节的集体男子舞，表现了武王伐纣势不可挡的气势。 西周的铜器上，有不少表现舞蹈场面的雕刻，如周的铜器“日禾甑”（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品）的铭文，像一裸体男子在烈日下作蹲裆骑马式，左手在上反掌，右手在下按掌起舞，似为祈雨的舞姿。 周代的玉器雕刻舞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如美国佛格博物馆藏西周玉舞人，造型奇特，只有胸部和颈部，两臂为鸟首形犹似展翅欲飞，再如独舞，以及河南浚县出土的女舞人，着肥袖大领衣袍，两手下垂，立于云头饰物上，表情严肃。安徽阜阳专区博物馆藏的玉双舞人，均为细腰长袖长筒裙。左舞人身向左倾，左手叉腰，右袖过头搭于左肩，右舞人身向右旁腰，右手叉腰，左袖过头搭于右肩，形成对称，长袖善舞的汉族舞传统在西周已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