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论文文献参考

康有为是戊戌维新运动的主要倡导者。1949 年,毛泽东在撰写《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时,谈到“自从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时候,还把康有为称作“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中的一个代表者。康有为,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更生。清咸丰八年二月初二(1858 年3 月19 日) ,出生于广东省南海县丹灶银塘苏村敦仁里一个官宦世家,他祖父做过学博(县学教官) ,父亲做过知县。丰衣足食的生活,使之自幼不为吃穿操心,优裕的生活条件,使他从小有机会读书学习,加上他出生在书香门第教育世家之中,有博览群书、受良好传统教育的条件。因为他是广东南海人,后来他的弟子便称他为南海先生。康有为父亲达初早逝,从小就跟祖父赞修学习程朱(即宋朝的程颢、程颐、朱熹) 之学。他每次诵读,过目不忘。7 岁便通文。18 岁时又从师于广东的一个知名理学大师朱次琦,学习3 年,以程朱理学为主,而又兼陆王(南宋陆九渊和明朝王守仁) 心学。他博涉群学,像哲学、历史、佛学等,都有着很深的根底。康有为生长的年代,正是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和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最早的时代。他受程朱理学和时世的影响,鄙弃那种繁琐考据的学风,好独立思考,并以“救世”为其大志。光绪五年(1879 年) ,他独自到西樵山白云洞读书,阅读了不少像《文献通考》、《经世文编》、《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舆纪要》等“经世致用”的书。并专注道教和佛教的经籍研究。其间,结识了翰林院编修番禺张鼎华,得知一些京师风气。离开朱次琦的礼山草堂后,康有为目睹了国家的衰败和人民生活的艰难,产生了要振兴国家的思想。后来,他到过香港、上海等地,看到西方资产阶级治理社会很有一套,思想上颇受启发。阅读了一些有关西学的书籍后,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开始在他的头脑里占有一定的地位,并且逐渐形成了一个坚强的信念:中国只有通过变法才能自强。光绪十七年,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创立万木草堂,招生讲学,宣传西方思想。并且发表了《新学伪经考》、《大同书》和《孔子改制考》等论著,为变法制造舆论氛围。光绪二十一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会试,这时传来了清政府要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康有为联合各省应试举人1300 多名,联名上书请愿,要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由他起草了118 万言的上皇帝书,递到都察院代奏,都察院不予代递。这次大规模的“公车上书”虽未实现目的,但它打破了清朝士人不得干政的禁令,是一次破天荒的壮举。顽固派官僚对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深恶痛绝。这次会试,康有为本应中会元、状元,遭到刁难,未能如愿。在洋务运动时就以顽固著称的大学士徐桐任主考官,他对各位考官说:“广东卷有才气者必是康有为,不要取。”他误把梁启超的卷子认作是康有为的,说:“此卷文字不工整,不可取。”考官李文田还挖苦地在梁启超的卷尾批道:“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惜哉,惜哉!”发榜填姓名时,前5 名以下都填完了,没有康有为,徐桐很高兴。军机大臣翁同 笑着说:“尚有5 名,怎知没有康有为的?”康有为确在前5 名,并且拟中会元,徐桐气极,把康有为降为第5 名。复试时殿试阅卷大臣徐树铭把康有为列为第1 名,其余阅卷大臣也都画圈赞同,唯独李文田出来反对,说是有缺字,把康降为46 名。朝考时翁同 本想把康置于第1 名,李文田又鸡蛋里挑骨头,说是有错字,降为二等,康有为只中进士。康有为中了进士,被授以工部主事官职,他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故不到署”。而是继续从事变法的宣传和发动。他不断地上书皇帝,同时结交朝野赞成改革的人士。创办强学会,集会演说,宣传维新思想,又创办《万国公报》、《强学报》大造舆论。强学会又名强学书局,专门编译发行西学书报,传播西方的政治思想和自然科学知识,渐渐打开了改革的局面。当时,北京连张地球图都没有,强学会人特意让人从上海买来。他们把这张世界地图当做宝贝,求人来观看,有人来看就高兴得很。孤陋寡闻的顽固派不承认地球是圆的,他们还以“植党营私”为名,将强学会查禁。康有为只好南下上海,继续办强学会和《强学报》。不久,上海的强学会也被迫解散,报纸停办。光绪二十二年一月,康有为回到广州,继续讲学。过了一年,以德国强租胶州湾为开端的各国列强瓜分中国狂潮,震惊了康有为,他立刻赶到北京,第五次上书光绪皇帝,要求变法、图强。这次上书仍被顽固官僚捺住,不能上达。康有为很失望,正要回家,翁同 赶来挽留。由于翁同 、高燮曾的大力保荐,光绪本要召见康,被阻挠后,光绪谕令总理衙门传见康有为。在总理衙门,康有为舌战顽固派。荣禄首先以“祖宗之法不能变”为理由反对变法。康有为回答说:“祖宗之法用以治祖宗之地,如今祖宗之地不保,祖宗之法又有什么用呢? 譬如这总理衙门,就不是祖宗成法留下的。”然后他又回答了李鸿章等人的质问,就如何变法问题,简要地阐述了自己的主张。翁同 把传见的情况汇报给光绪帝。光绪命康有为具折上奏,于是康有为就写了那篇有名的《统筹全局折》。光绪帝看后非常赞同,决定亲自召见,恭亲王又来阻挠,康有为只能以书面形式,促光绪帝下决心变法。康有为在北京发起建立保国会。开会之日,康有为登台演说,讲到国家正处于生死存亡之秋,如不改革亡国惨祸就在目前时,声泪俱下,听众无不感动,有人痛哭失声。不久,保国会又被顽固派攻击为“保中国不保大清”,被迫解散。然而,维新运动的高潮已经到来了。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一日,光绪帝下诏“明定国是”,决定变法。十三日,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上折推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等人。十六日,光绪帝召见了康有为,准许他直接上书条陈建议。本要重用他,因顽固派反对,只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康有为在新政期间,提出了许多变法的方案措施:政治上,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经济上,兴办实业,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文化思想上,倡西学,兴学堂,开发民智。这些主张反映了当时全国人民尤其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挽救民族危亡,发展民族经济的强烈愿望,激励着维新派投身于变法运动。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根据维新派的建议,并权衡利害,颁布了一百多道变法诏令,主要内容有:(一) 经济方面:设立农工商局,保护农业商业,奖励发明创造;设立路矿总局,发展铁路和采矿业;举办邮政,裁撤驿站;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等。(二) 政治方面:裁汰冗员,取消重叠的行政机构,允许官民上书言事;准“旗人”自谋生计等。(三) 军事方面:裁减绿营,力行保甲;训练海陆军,各省军队皆使用洋枪,改练洋操等。(四) 文教方面:废除八股取士制度,改试策论;取消各地书院,改设学校,创办京师大学堂;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允许自由创立报馆和学会,派留学生出国等。光绪皇帝颁布的新政诏令,遭到顽固派和洋务派的阻挠,他们或推诿敷衍,或根本不予理睬。地方督抚中只有湖南巡抚陈宝箴一人支持新政,认真执行诏令。由于顽固派和洋务派的抵制,变法诏令大都成为一纸空文。以慈禧为代表的守旧势力在阻挠变法受到打击后,决定以政变来推翻光绪,重新控制全国局势。慈禧采取的政变筹划被变法派获悉后,光绪帝让杨锐带出密诏一道:“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逮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康有为等人接到密诏商量对策,事情紧急,他们决定靠袁世凯提兵救驾,谭嗣同肩负重任前往袁府游说,袁世凯佯诺心违,不仅过谭嗣同而且过了光绪。当光绪向他部署派兵包围颐和园之后,他又将这一机密报告慈禧。九月二十九日,慈禧当夜从颐和园返驾紫禁城,囚禁光绪于中南海瀛台,宣布临朝“训政”。随后下令捕杀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香港、日本。九月二十八日,谭嗣同与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6 人,被杀害于北京菜市口,时称“戊戌六君子”。参与变法的官员相继被革职、逐放或判刑。新政除设立京师大学堂一项外,全部废止。近代中国探索国家出路的又一次努力,终告失败。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逃亡国外。在流亡期间,康有为游历了美洲、南洋,在加拿大组织了保皇会。他坚持君主立宪,反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民国二年(1913年) 回国后任孔教会会长,创办《不忍》杂志,攻击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帝制复辟造舆论。民国六年,他竟参与张勋复辟丑剧,受“弼德院副院长”之职。民国十六年二月,这时他已70 高龄,亲赴天津为废帝溥仪“祝寿”。三月病危,又在青岛向溥仪上折“谢恩”,三月二十一日病逝于青岛。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康有为曾向西方寻求真理,为使中国富强,曾是中国近代早期资产阶级的先进人物,戊戌变法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却一步步陷入保皇派的泥坑。然而他组织和领导的戊戌变法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的进步作用,还是不可磨灭的。“广东举人多得很,为什么康有为独独那么有名,因为他是‘公车上书’的头儿,戊戌政变的主角”。鲁迅的寥寥数语,勾画了康有为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康有为不但是清末维新运动的领袖,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重要的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又是一个有多方面成就的人物。他是一个大教育家,一个儒家今文学派的经学大师,又是散文大家,文章雄奇瑰伟,大笔淋漓,不拘一格而意无不达,极富有感染力。梁启超认为康有为政治论文的代表作是《大同书》,这本书描述了他心目中改造世界的蓝图。在这个“大同”境界中,财产公有、政治平等、结合自由、人人劳动,而且是大机器生产,较之太平天国的小生产的天国理想又胜一筹。《大同书》反映了康有为资产阶级自由派改良主义的思想,反映了欧洲空想社会主义对作者的影响及其远远超越之处,更反映了中国人民对公正的幸福的理想社会的渴望,在思想史上有很高的价值。康有为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其诗言志叙事,最大的特色是思想内容充实和艺术意境的宏阔……他又是一位书法大家,其书法自成风格,所著《广艺舟双楫》是我国传统书法艺术的一部著名理论著作,还受到日本书法界高度评价。康有为采用“圆笔”作碑体的特殊方法,独成一家,传世佳作极多。广州的百年老号“陶陶号”茶楼,店号就是康有为手书……康有为以其多方面的成就,被称为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经学家、佛学家、儒学家、旅游家、书法家、散文家、名诗人及文物收藏与鉴赏家,他的著述为后人留下一笔珍贵的文化财富。为了纪念这位历史名人,其家乡广东省南海县政府于1983 年将“康有为故居”修复。翌年9 月落成并对外开放。同时,1983 年又在故居旁辟建“康有为纪念馆”,1987 年竣工。1989 年、1996 年“康有为故居”先后被公布为“广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瞻仰名人游”的胜地。近年来,许多著名中外学者、游客慕名前往参观游览。

康有为晚年时资产阶级文化政策、教育体制逐渐确立，新的文化方针、教育方针也逐渐得到贯彻，但守旧势力如旧官僚、大地主、土豪劣绅、旧学名流、前清遗老以及新旧军阀仍顽强地坚守自己的阵地，维护他们久所尊奉的传统文化，对新教育极端仇视。他们将力量集结起来，疯狂地反扑新文化、新教育。而康有为就是其中的重量级人物。康有为对于民国政府推行新式教育，先是表露出极大的失望与悲愤，继而向教育部表示抗议，并予质问，观点鲜明，口气冷峻。康有为说：“今吾国生民涂炭，国势抢攘，道揆凌夷，法守扫荡，廉耻靡尽，教化榛芜，名为共和，而实共争共乱，日称博爱，而益事残贼虐杀，口唱平等，而贵族之阶级暗增，高谈自由，而小民之压困日甚，不过与多数暴民以恣睢放荡，破法律，弃礼教而已。……顷乃闻部令行饬各直省州县，令将孔庙学田充公，以充小学校经费，有斯异政，举国惶骇，既已废孔，小学童子，未知所教，俟其长成，未知犹得为中国人否也？拟将为洪水猛兽也？呜呼哀哉！”（康有为：《复教育部书》）如果这仅仅是康有为个人的哀鸣，倒也不足为奇。事实是，在民国初年的尊孔复古活动中，康有为急不可待地以精神领袖面目登台。有了康有为的再三鼓噪，孔教会在陈焕章的策划下，又是“请愿”，又是“上书”，闹得泥动水响。在孔教会的联络、呼吁下，政界要员如黎元洪、冯国璋等人也积极响应。在尊孔守旧、反对新式教育的一片唱和声中，孔教会、孔道会、孔社、孔子祭奠会、尚贤堂、国教维持会、全国公民尊孔联合会、四存学会等一些保守的文化社团组织纷纷出笼，随之兴起的尊孔活动便是春丁祀孔、秋丁祀孔、孔子诞辰纪念会等。思想界的尊孔回流与守旧派发动的尊孔活动，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提供了思想基础与社会基础。 袁世凯当时一意复辟帝制，数次致电康有为，请他进京主持名教。一个要提倡名教，一个要复辟帝制，于是，他们很快走到一起来。日后的岁月证明，康有为提倡名教，支持尊孔复古，并不是要为中国文化谋新路，也不是对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不满，而是意欲恢复大清王朝。有些论者依据康有为在民国元年12月22日所作的《〈不忍〉杂志序》中提出的“十不忍”，认为他反对袁记中华民国这个-实体、“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同情孙中山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真是这样吗？答案也是否定的。这一说法本身就自相矛盾，不值一辩。无论从什么角度看，康有为呼应袁世凯复辟帝制，在理论上推波助澜，毫无疑问都是其晚年的一大污点。我们没有必要为贤者讳。 认真推究起来，康有为晚年之所以有此失误，既有个人主观因素的作用，也有时代条件形成的局限。 首先，不存在康有为只反对所谓“袁记中华民国”而拥护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的问题。戊戌变法以后，康有为的思想并没有随着历史进步的步履而前进。辛亥革命之前，他作为保皇党领袖以《新民丛报》为阵地，向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难并予以恶毒攻击。辛亥革命发生时，他又满怀不安，“惴惴恐惧”。辛亥革命一个月后，他不是站在革命的立场上欢呼革命的胜利，而是站在清朝的立场上哀叹“亡国”。可见，他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始终就没有好感，怎么可能有拥护之情？ 其次，辛亥革命后，康有为以“亡国臣民”自居，对新生的中华民国充满敌意。辛亥年除夕前六日，康有为“感赋一首”。诗云：“绝域深山看瀑云，故京禅让写移文。玉棺未掩长陵土，版宇空归望帝魂。三百年终王气尽，亿千界遍劫灰焚。逋臣党锢随朝运，袖手河山白日曛。”诗中充分流露出康有为的故国之思。缘于此，他才会有“十不忍”：“睹民生之多艰，吾不能忍也；哀国土之沦丧，吾不能忍也；痛人心之隳落，吾不能忍也；嗟纲纪之亡绝，吾不能忍也；视-之窳败，吾不能忍也；伤教化之陵夷，吾不能忍也；见法律之蹂躏，吾不能忍也；睹政党之争乱，吾不能忍也；慨国粹之丧失，吾不能忍也；惧国命之纷亡，吾不能忍也。”可见，他的“十不忍”表露的是他对清帝失位、朝廷被废、孔子学说退出历史舞台的残酷现实痛心疾首、悲伤欲绝的心态；他数落中华民国“十大罪状”，根本就不是对“袁记中华民国的黑暗统治”表示抗议，而是对革命派推翻清朝强烈不满，同时也是为复辟运动寻找借口。由此也可看出，康有为对于“袁记中华民国”掀起的尊孔复古运动有的只是惶恐之余的欣慰、失落之后的感激，根本就没有什么不满。 再次，正是因为康有为与袁世凯的合作，充当民国初年帝制复辟运动的精神领袖，才导致康有为与梁启超这对莫逆师徒反目，分道扬镳。梁启超发现袁世凯在利用尊孔复古运动搞帝制复辟、妄图再建一个封建王朝的阴谋后，幡然悔悟，毅然发起护国运动。在看到袁世凯复辟帝制运动与康有为种种助桀为虐的表演后，梁启超不无嘲讽地说，他的老师康有为已经由一个历史巨人蜕变为一个历史侏儒了。 孟子说：“知人论世”。如果我们不弄清楚康有为在民国初年的-立场及其活动，仅仅从字面上察考康氏的“十不忍”，就会得出康有为是民国初年“少有的爱国主义者”与“关心社会进步与生民疾苦的民族英雄”这样的结论，但历史的真情却恰恰不然。康有为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正是袁世凯迫切需要的。既然袁世凯提倡尊孔复古、策划复辟帝制是一种逆行，那么，康有为此时醉心于尊孔复古、支持帝制复辟，也不会具有进步性和爱国精神。毒草在袁世凯身上是毒草，在康有为身上也不会变成鲜花，这是由毒草的本质所决定的。由此也使笔者不能不对评价历史人物的理论与方法问题进行思考。毫无疑问，历史人物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他们的思想、行为总是紧扣时代发展的脉搏，但如何“扣”却是因人而异、大不相同的：有的人与时俱进，始终与时代潮流同行，既是“老先进”，又是“新先进”，如孙中山、宋庆龄这样的杰出人物就是如此。他们永远值得后人景仰。但有的人曾经是“老先进”，后来却落伍了，康有为即是一例。这样的人值得后人借鉴。我们在考察、评价历史人物时，应该本着历史的态度，进行客观、科学、具体的分析，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而不能简单化。这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也只有这样，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揭示历史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