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圣经研究的论文

在西方，法律的信仰来源于宗教传统，它们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60年代美国等西方国家出现了很多社会问题，美国比较法学家和法制史学家伯尔曼认为，西方人所面临的危机并非法律的过度神圣化或宗教的过度律法化，即二者过分一体化的危机；而是相反，是它们过于分裂化的危机：“法学家把法律看成是纯功利的工具和手段，把它归入“工具理性”的范围之内；神学家把宗教看成是超越程序与组织的信仰、爱和恩典，把它与法律对立起来。” 伯尔曼强调，二者重新融合，才能使法律真正被社会所信仰。这一西方人对法律富有宗教性的看法，表面看来对我们中国人建设法制社会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中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或国家宗教。但如果按照伯尔曼的观点：“法律最终以道德为基础，道德最后建立于宗教之上”，中国法也同样有着其信仰基础，那恰恰是指儒家的道德伦理教条。换言之，在中国，被神圣化的道德本身，兼有宗教的功能。今天，我们倡导全民投身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应该起着同样的重要作用。因此，了解西方基督宗教与法律的关系，以及基督宗教的律法观，对找回法律的神圣性、宗教性和建设法制社会有着重要意义。 一、法律与宗教的关系观诸世界各国，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法律与宗教都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并在某种程度上皆脱胎于宗教，比如伊斯兰国家和古希腊罗马等。在西方文化中，法律与宗教的紧密联系或互动关系历来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两者之间或吸纳或排拒，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在古代与中世纪，两者距离较近，有时甚至合而为一，密不可分。而进入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确立了政教分离的原则，法律与宗教相对独立，自成体系，但决非互不相干，而是侧重点有所不同，配合默契，对社会生活均颇具影响力和塑造力。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法律与宗教长期而紧密的联系可以追溯到西方文明的源头――希伯来文化。希伯来法与宗教是分不开的。它产生于公元前2至公元前5世纪的，是由摩西首创"十诫"，后经历代帝王、祭司的修订、扩充而成的。“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希伯来法受更为古老的汉谟拉比法典的影响较大，同时也从埃及、亚述、波斯等文明古国的律法中吸取了许多养料。但对其影响最大的，还是希伯来人的宗教思想。”摩西五经所记载的，既是上帝的诫命，又是人间的法律，这就是律法。希伯来法兼有宗教戒律和道德规范的性质，这便造成了法律、宗教和道德三者的融合。希伯来人所信奉的宗教和法律通过耶稣创立的基督宗教得到了延续和升华。公元一世纪，基督教开始在小亚细亚和巴勒斯坦传播，基督教将《希伯来圣经》（即旧约）作为其《圣经》的一部分。随着基督教地位的确立，以《圣经》为基本渊源的教会法成为欧洲各国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希伯来法中的许多原则和制度，如什一税制度，禁止收取利息，严禁巫术与邪术，神判与誓政等，都成为教会法的重要内容。希伯来法律文化通过《圣经》这一途径对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的法律建制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果说罗马法是以其精深的法理和发达的私法制度影响人类的历史，那么希伯来法则凭借其普世的宗教道德而在价值形态领域内同样影响了世界法律制度的发展。尽管基督教思想并不是西方法律传统的唯一源泉，但教会法对西方法治观念及具体制度的形成却产生了极其重要得的影响。西方之所以产生了他们的法律传统主要就是因为他们的宗教背景，这种宗教背景同时也是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一个主要发源地。基督教文化最为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的法治，这种影响至今犹存。如果我们稍稍注意一下，就会发现，无论是英国的《权利法案》，还是法国的《人权宣言》，还是美国的《独立宣言》，都声明人的权利来源于上帝所赐。 二、圣经中的律法观今天，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因受到自由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影响，人们对法律抱有一种消极的态度，觉得它是一种限制及阻碍。当个人的良心及个人的自由很受尊重，被视为很有价值的东西，法律不太被人尊重。在伦理生活上，当今许多人有这种感受和思想，甚至行为趋向远离法律。 那么基督宗教如何看待法律？我们需要回到基督宗教的信仰依据——圣经中去，看圣经是如何教导人看待律法的。 1、 法律是来自天主的礼物（申4:5-9）希伯来人重视法律，严守法律，是因为他们把法律看成是天主赐给他们的救恩。虽然法律是经由一中间人（摩西）而传给他们的，但它终究是天主自己的指令，“上主你们天主的诫命”（申4：2）。所有法律不论是有关道德本身的，或是有关社会司法的，还是关于神圣祭祀的，都不代表对希伯来人的约束或损害，而是一种神圣的礼物，使他们变得更加富有智慧，更加强大。法律的恩典是分享天主自己的智慧。法律的目的是使希伯来人的团体保存它的真正本来面目。法律是上主的声音，是上主的说话（申28：1；30：10，20）“以色列！现在你要听我教训你们的法令和规律，尽力遵行；这样你们才能生活，才能进入占领上主你们祖先的天主赐给你们的地方”（申4：1；28：1-69） 2、法律是天主与希伯来人的盟约（申4：13）希伯来人对法律的积极观念源于他们与天主建立的盟约。天主与希伯来人建立了盟约：“我要成为你们的神，而你们要成为我特选的民族。” 如果希伯来人寻求天主的保护和祝福，他们必须持守盟约。这个盟约通过法律来表达，建立和巩固的。法律是盟约的重要组成部份。只有在这个轮廓内，法律才得到它确实的意义及真正的作用，关于这一点，摩西的十诫——法律的核心，是直接构成盟约确实的证据基础（出谷记20章）。 法律可以说是盟约的实质本身，它们可以变成同义词，“他将他的盟约，即那十条诫命，给你们宣布出来，吩咐你们遵守，又将这诫命写在两块石板上”（申4：13）。 3、法律是神圣的，是完美的，是圣洁的。（圣咏 119章）在希伯来圣经中有很多对于法律歌颂的经文，其中最著名的是圣咏一百一十九篇。这篇圣咏是圣咏集中最长的一篇，共二十二首，每首八节。在每首内，用许多表示法律的同义名词，如法律，约法，诫命，章程，法度，律例等。这篇诗词反映出希伯来人对天主所颁布的律和诫命是怎样的热爱。“上主的法律是完美的，能畅快人灵；上主的约章是真诚的，能开启愚蒙。” “我要用整个的心灵寻觅你，不要让我错行了你的谕旨”。 “上主，给我指出你章程的道路，我要一直到死细细遵守。” 三、律法给希伯来人带来了民族的团结与强盛摩西五经中的法律可分为三种：一是道德律，即有关人与天主之间的规定。二是宗教律，即关于祭祀、节期等宗教事务的规定，其目的是训练希伯来人成为圣洁的民族。三是社治律，是约束人的行为和净化人的意念的根本规定。宗教律是为了“敬神”，是对当时人们的宗教生活的规范；社治律是为了“爱人”，希伯来人认为这是使人们和平相处、爱人如己的规范。摩西五经中的律法除了具有宗教教义法律化和契约等性质外，也更富有典型的人道性的特征：律法中规定，对欠债人、穷人、寡妇、孤儿、寄居者和奴隶要给予必要的保护；每过七年，穷人的欠债要取消一次；遗忘在田里的麦捆和果园中未采摘的果实要留给穷人。这些都体现了保护弱者的法律原则。律法中也规定人命重于财物，因此侵犯财产不得定死罪，反映了当时立法对人权的尊重。希伯来人的宗教信仰构筑了一种独特的法律文化，也给他们自身带来强大的内聚力和生命力。他们历经种种磨难，从埃及到“流奶流蜜”的迦南地，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是开放性的，随时都有可能遭到外邦人武力进攻和侵略，而当时的希伯来民族是相对弱小的。这种特殊的历史、地理条件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希伯来人把一直保护他们的天主信仰放在了压倒一切的位置上，通过这种神圣的民族信仰，把整个民族团结起来共同抵御外来的侵略。从摩西五经中的法律特殊性来看，一旦他们放弃宗教信仰，他们在心理上和社会组织上都会如一盘散沙；一旦他们放弃人道原则，则人民内部战争会使他们无法共同抵御外来侵略。为他们来说，遵守上主的法律，给他们所带来的是民族内部的团结和强盛，其实这就是天主给他们的祝福——让他们生活在自己构建的和谐世界之中。法律性盟约的受益方，是他们自己，而并不是天主；是天主的法律使他们学会了如何爱人（尊重人、接纳人、团结人、原谅人），并建立了彼此的友谊与民族的团结，和谐的世界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伯尔曼的这句话，在今天的中国已成为一句引用率相当高的箴言。也许我们会说这是西方人的观念，对于中国一个政教分离的社会，它又有什么启示呢？表面看来，在中国宗教对法律影响甚微, 但实际上宗教与传统法律有着深层的纠葛。法律原初形态时与宗教不分, 汉代提出则天立法, 宗教成为历代政治话语中法律权威性和神圣性的合理来源, 法律运行中神灵的影响也一直挥之不去, 善恶报应的宗教信仰成为传统法律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中华民族是一个极为重视伦理道德的民族，儒家文化孕育了华夏儿女。因此，“信仰法律”对我们中国人也有同样的重要意义：若要建设一个法治社会，必须建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使法律成为人们的信仰，溶入到血液中，落实到行动上。建设法治社会，仅仅靠人们学法、知法、懂法、守法，还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教人“信仰法”，让人们把法律当成信条一样去崇拜、去遵守。法律与西方基督宗教的关系和基督宗教的律法观这一问题的探讨，也的确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反思，引发了许多感悟。让我们也拥有希伯来人的智慧，辨清法律的美好与神圣，维护法律的尊严，献身于法制建设的神圣使命之中。

1、《圣书与圣民：古代以色列的历史记忆与族群建构》（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年）2、《插图本基督教史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3、《希伯来圣经的文本、历史与思想世界》（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4、《生命言说与社群认同：希伯来圣经五小卷研究》（与李炽昌合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5、译作《施特劳斯与政治哲学》（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6、译作《理性与宗教信念》（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北京）7、合著《民族宗教学导论》，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北京承担课题：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重大课题“《希伯来圣经》研究”；2、国家社科基金“基督教与欧洲民族（300-900年）：一个民族宗教学的视角”；3、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项目“中国与欧洲的民族宗教关系之比较研究”；4、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第三期项目“民族与宗教关系的欧洲经验”。5、中央民族大学“比较经学与宗教间对话”创新引智项目所获奖励：1、 2007年，中央民族大学十佳教师；2.、2008年，北京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3.、2010年，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十二届优秀青年教师奖一等奖。国际国内学术会议：2000年1月 泰国清迈大学，参加“亚洲神学与文化”国际会议，提交论文“Creation Stories in Chinese and Biblical Tradition: a cross-textual comparative approach”2001年7月 泰国曼谷，参加“亚洲神学与文化”国际会议，提交论文“The Role of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in Chinese Theology: a case study for the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doing theology in Asia”2001年9月 中国兰州大学，“原创文化与当代教育”，提交论文《渊源与传统：渊源与传统：原创文化概念对圣经研究的方法论意义》2002年7月 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亚洲神学与文化国际学术会议，提交论文“Asian Theology and Global Ethic: A reflection on the constructing Asian Theology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2003年8月 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北欧与中国学者国际学术会议”，提交论文“Contextual Theology? Syncretic Theology?”2004年5月 香港中文大学第一届“华裔圣经学者国际学术会议”，提交论文：“一个上帝、多个名字：旧约中神的名称问题与明清时期上帝译名之争之间的跨文本阅读”2004年12月 美国圣安东尼奥（St. Antonio），“圣经研究协会”与“美国宗教学会”年会（Annual Meeting of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提交论文：Biblical Interpretation and Chinese Christian Theology。2006年4月 美国普度大学（Purdue University）社会学与人类学系，主讲“中国基督教概况”，“圣经翻译与文化变迁：中国少数民族的圣经接受史”等专题。学术论文：1. <斐洛Logos思想研究>, 《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第21期，北京，1996年2. <仁礼之间>，《道风汉语基督教学刊》，第九期，香港，1998年7月3. <科学与文化处境：访剑桥大学达尔文学院院长、李约瑟研究所所长杰弗里. 罗依得（Sir Geoffrey Lloyd）>，《科学.经济.社会》，1999年1月，兰州。4. 《智慧与圣灵：从比较伦理学的角度解读<哥林多前书>》，北京大学哲学博士论文，1999年7月，获北京大学优秀博士论文“世顺奖”5. <基督教中的“自由”传统>，《2000民族哲学宗教》，民族出版社，北京，2000年6. Creation Stories in Chinese and Biblical Tradition: a cross-textual comparative approach, PTCA Bulletin, 2000, Chiang Mai, Thailand7. <希伯来国家的起源及其模式>，《2001民族哲学与宗教》，民族出版社，北京，20018. <渊源与传统：原创文化研究对圣经研究的方法论意义>，“原创文化研究”2001年兰州会议，2001年9月9. <保罗的神学人类学>，《基督宗教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北京，2001年10. <希伯来传统中的国家合法性问题>，《哲学研究》，北京，2002年3月11. <历史终结论的新解释及其批判>，《国外理论动态》，北京，2002年3月，上海《社会科学报》2002年3月21日全文转载12. <中国古代宗教在儒家中的理性化及其限制>，《湖南社会科学》，长沙，2002年3月；《人大复印资料·宗教学》全文转载13. <全球化的文化基础及其困境>，《科学·经济·社会》，兰州，2002年6月14. <希伯来传统中的“人伦”与“天伦”关系之研究>，《社会科学战线》，长春，2002年5月15. <智慧文学：希伯来理性主义及其与启示传统的关系>，《宗教学研究》，成都，2002年6月16. <走向渊源：汉语学术语境中的圣经研究>，《汉语基督教研究所通讯》，香港，2002年第一期17. <寻找新的传统：评邢福增《陈崇桂基要主义思想研究》>，《建道学刊》，香港，2002年第二期18. <渊源与传统：原创文化概念对圣经研究的方法论意义〉，《原创文化与当代教育》，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9. 〈是（being）与终极实在：从希伯来传统的角度观之〉，《原创文化与存在论研究》，2005年20. 〈谁的圣经？何种神学？〉，《道风基督教文化评论》，香港，2003年夏季刊21. Contextual Theology? Syncretic Theology?,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Cultures Sino-Nordic Conference”, Lapland, August 200322. Asian Theology and Global Ethic: A reflection on the constructing Asian Theology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Journal for Theologies and Cultures in Asia, Hong Kong, June, 2004, pp. 193-205.23. <处境神学？还是混合神学？>，《基督教宗教与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2004年，3千字。24. <多元民族文化中的基督教：基督教与云南少数民族调查报告>，《金陵神学志》，南京，2004年9月，13千字。25. 《王韬与中文圣经翻译》，《金陵神学志》，2006年第3期, 108-125页。26. 《回到大问题意识：论现代社会与宗教》，《世界宗教文化》，2006年第4期，1-7页。27. 《先知精神与摩西宗教：希伯来宗教的轴心突破之路》，《道风基督教文化评论》，2007 (26), 179-201页。28. 《在史学与神学之间的圣经解释学：与汉森谈当代圣经研究》，《道风基督教文化评论》，2007 （26），321-330页。29. “Christianity in a Culture of Ethnic Pluralism: Report on Christianity among the Minorities of Yunnan”, Chinese Theological Review, American Theological Library Association引用来源期刊, 2007(19), pp. 100-124。30. 《被遗忘的译者：中国士人与中文圣经翻译》，《道风基督教文化评论》，2007年7月。31. “Literacy, Canon and Social Reality: Socio-cultural Dimension of the Reception of the Bible among Ethnic Groups in Southwest China”, Ching Feng, 2007, June, Hong Kong.32. 《论人文学科双语教学的关键环节及教学策略》，《中央民族大学本科教学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年）；33. 《从余英时的获奖看人文学科的评价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周报》34. 《王韬与中文圣经翻译》，《恩福》，2007年23期12-15页；24期21-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