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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杜甫诗歌“诗史”性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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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诗史说杜甫诗孟荣宋祁胡宗愈
论文摘要:
孟荣首先提出杜甫诗歌是“诗史”的观点。他认为,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流离陇、蜀时所写的诗,全面反映杜甫此时的生活,也表现了杜甫的感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是“诗史”。宋祁认为,杜甫的律诗善于陈述时事,律切精湛,气魄宏大,是“诗史”。胡宗愈认为,杜甫的诗歌抒情与叙事结合,表现个人与反映时代统一,是“诗史”。杜甫诗歌“诗史”观在北宋中期基本建立。
杜甫诗歌一向称为“诗史”,而杜甫的什么诗是“诗史”,却众说纷纭。因此,追溯杜甫诗歌“诗史”说之源就尤其必要。用“诗史”称杜甫诗歌始于晚唐孟架,改于北宋宋祁,成于北宋胡宗愈。孟桨认为,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流离陇、蜀时所写的诗是“诗史”,这些诗全面表现了杜甫此时的生活,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宋祁认为,杜甫律诗善于陈述时事,律切精湛,气魄宏大,是“诗史”;胡宗愈认为,杜甫诗歌抒情与叙事结合,表现个人与反映时代统一,是“诗史”。孟架规定“诗史”的乱离背景,宋祁限定“诗史”的律诗体裁,胡宗愈扬弃两家,揭示“诗史”的内涵,至此,杜甫诗歌“诗史”说基本建立。
“诗史”最初是两个词,分别指前人的诗歌创作和历史记载,不是一个词,不指杜甫诗歌。《宋书·谢灵运传论》云:“至于先士茂制,讽高历赏,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正以音律调韵,取高前式。
作为一个词而指杜甫的诗歌,始于孟架。孟架说:“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
据现有文献,称杜甫诗歌是“诗史”始于孟架o马茂元说:“把杜诗称为诗史,最早见于晚唐孟桨的《本事》。”“从‘当时号为诗史’这句话看来,诗史这个名词好像是在杜甫时代已经存在了,—纵使不在杜甫时代,也应该在孟桨以前。可是就我们能够看到的唐代的记载中,除了《本事诗》外,却没有其他的地方提到诗史。”
孟桨称杜甫诗歌是“诗史”,并不是指杜甫所有的诗歌是“诗史”,而是指杜甫的部分诗歌。孟桨认为,杜甫遭遇安史动乱,流落陇、蜀,此时所写的诗歌才是“诗史”,其他时间、其他地方所写诗歌不是“诗史”。“诗史”的写作背景是逢安史之难且流离陇、蜀,也就是说,安史之乱以外的诗歌不是“诗史”,就是安史之乱期间却不是在流离陇、蜀时写的诗歌也不是“诗史”。孟桨的“诗史”说严格地限定了杜甫诗歌的范围。
孟桨严格限定“诗史”作品写作背景,又明确规定其内容。他认为,杜甫在安史动乱、流离陇、蜀时的诗歌全面反映了他遭遇安史动乱,流离陇、蜀的生活,抒写了他的感情,没有什么大事遗漏。“诗史”是杜甫动难时代痛苦生活的全面表现,也是其情感的自然流露,通过他的诗歌还可以了解他的时代。例如《秦州杂诗》、《月夜忆舍弟》、《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送路六侍御人朝》、《将赴成都草堂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等,不仅反映了杜甫个人在安史之乱中流离陇、蜀的苦难生活和感情,也表现了当时社会的动乱。写于安史动乱,流离陇、蜀时的杜甫诗歌表现了杜甫自己,也折射那个时代,这样的诗歌才是“诗史”。
按照孟桨的“诗史”说,杜甫许多诗歌都不“诗史”。例如安史之乱爆发前的诗《兵车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在长安所写的诗《悲陈陶》、《哀江头》、《曲江二首》,在解州所写的诗《北征》、《羌村三首》,在洛阳所写的诗《洗兵马)),由洛阳途经渔关赴华州所写的诗《新安吏》、《石壕吏》关吏》、《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还有安史之乱平息后所写的诗《释闷》、《天边行》、《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草堂》、《题桃树》、《登楼》、《宿府))、《忆昔二首》、《三绝句》、《昔游》等等,甚至还有寓居成都时所写的诗《蜀相))、《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南邻》、《狂夫》、《江村》、《野老》、《恨别》、《客至》、《绝句漫兴九首》、《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这些诗很多是当代学者视为“诗史”的典型作品。《北征》“是诗人生活和内心的自述,也是时代和社会的写真,个人的命运和国家与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淹关吏》、《新婚别》等“三吏”、“三别”是杜甫在乾元元年冬“由洛阳经过撞关,赴华州任所,途中就其所见所闻。”《三绝句》“有高度现实主义精神,可以说是绝句中的‘三吏’、‘三别’。”这样的诗不是杜甫逢安史之乱、流离陇、蜀之时写的,自然不是孟桨所说的“诗史”。可是这些诗歌的“诗史”性质很浓。例如:“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二十一家同人蜀,惟残一人出骆谷。自说二女啮臂时,回头却向秦云哭。殿前兵马虽晓雄,纵暴略与羌浑同。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三绝句》)“夔州处女发半华,四十五十无夫家。更遭丧乱嫁不售,一生抱恨长咨磋”(《负薪行》)。“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妇诛求尽,坳哭秋原何处村?”(《白帝》)孟桨的“诗史”说不包括杜甫在安史之乱前后所写的诗歌,范围何其狭小。
可是,孟桨“诗史”说强调杜甫诗歌首先是杜甫自己苦难遭遇和痛苦感情的表现,所以特别强调其写作的动乱时代背景和苦难的个人生活。孟桨对“诗史”说有不可磨灭的首创之功,他创造性地将“诗史”与杜甫诗歌联系在一起,赋予杜甫诗歌以全新的认识,也赋予“诗史”以全新的意义。孟桨为杜诗“诗史”说奠定了以安史动乱、苦难生活为背景的学说基础,当代杜诗“诗史”说基本沿着他的方向发展。例如,袁行需主编《中国文学史》说:“杜甫用他的诗,写了这场战争中的重要事件,写了百姓在战争中承受的苦难,以深广生动、血肉饱满的形象,展现了战火中整个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他的诗,被后人称为诗史。
因为其外延的问题,孟桨的“诗史”说到北宋中叶时被修改。修改的人有两个,一个是宋祁,一个是胡宗愈。宋祁认为杜甫的律诗是“诗史”,胡宗愈认为杜甫的所有诗歌都是“诗史”。宋祁的修改从旧“诗史”说的背景限定走到体裁限定,胡宗愈取消一切限定,范围过大,没有突出安史动乱对于杜甫诗歌的意义。
宋祁说:“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宋祁认为,杜甫诗歌“善陈时事”,格律精深,气魄宏大,是“诗史”。宋祁所谓的“诗史”是指杜甫律诗。宋祁把“诗史”的诗体规定为律诗,是一个创新。在宋祁之前,虽然大家称赞杜甫的律诗,却没有人将其与“诗史”联系起来。杜甫1400多首诗中,律诗约有910首,古诗414首,绝句127首。律诗所占比例重,而且成就高。元棋比较李白与杜甫,说:“余观其壮浪纵态、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元棋应杜甫之孙杜嗣业之邀而作杜甫墓系铭,难免有溢美之词。可是,刘响说“自后属文者,以棋论为是”。白居易《与元九书》也说:“至于贯穿今古,貌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可以肯定,从元棋到刘响,杜甫的律诗一直得到好评。元棋、刘响他们高度评价杜甫律诗多是肯定其对仗、声律等的艺术技巧,而少有把杜甫律诗与反映现实联系起来。与此不同,说到杜甫的古诗时,元镇、白居易往往称赞其即事名篇,反映现实的特点。元棋《乐府古题序》说:“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予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赞杜甫律诗之尽工尽善,不及其内容;赞杜甫古诗之即事名篇,少谈其艺术。中唐对杜甫的两种体裁的诗的称赞各有侧重。
可是宋祁认为,杜甫的律诗“善陈时事”。杜甫“善陈时事”的律诗,其“善”有二,一是“律切精深”,二是“至千言不少衰”。这是对杜甫律诗的新认识,更是对“诗史”说的新解释。所谓“律切精深”,是指对仗工整,声律和谐。以七言律诗为例,《曲江二首》、《诸将五首》、《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阁夜》、《登高》、《又呈吴郎》等,对仗十分精工、声律非常圆熟,己达到随心所欲,无所不能的化境。如“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曲江二首》其二)。“穿花峡蝶深深见,点水蜻蜒款款飞”(《曲江二首》其二)、“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阁夜》)、“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秋兴八首》其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登高》)、“自来自去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江村》)、“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句,都能曲尽声律与对偶之美,精工典雅。“香稻啄徐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一联,“鹦鹉”与“凤凰”后置,平仄声律吻合,语言奇警,意象超忽,一箭双雕。所谓“至千言不少衰”,是指杜甫的排律结构严谨,气魄宏大。像《赠特进汝阳王十二韵》、《赠韦左济》、《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投赠歌舒开府翰二十韵》等,大都是二十韵的大篇,不仅格律严整,对仗精工,用典雍容,词藻典雅,而且结构紧,规模大,尤其是《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是百韵大篇,无与伦比。
总之,“杜甫在律诗上是个全才,无论五律、七律、排律等方面,都是唐代的第一作手,是集大成式的人物。”
无庸置疑,杜甫的律诗艺术精湛,而且有许多律诗即事名篇,善陈时事。《秦州杂诗二十首》既关切国家的时局和命运,又注人深刻的身世之感。《登岳阳楼》既写诗人即将老死时的处境,也写仍在战乱中的黎民百姓。《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写平定安史之乱的胜利消息,也写诗人夫妇的欣喜欲狂。《恨别》、《登楼》、《野望》、《蜀相》忧心时局,感啃身世,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情怀与漂泊支离的身世之感水乳交融。如“闻道河阳近乘胜,司徒急为破幽燕”(《恨别》)、“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登楼》)、“唯将迟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圣朝”(《野望》)、“出身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等,将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对时局变化的关注、对英雄人物的呼唤、对外族人侵者的憎恨及自己强烈的忧国之心,都做了尽情完美的表达。《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表现那已经走到了极端贫困的绝路人生,也表现国家与百姓的命运:“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宋祁之“诗史”说不可怀疑!“杜甫许多著名的五言律诗和七言律诗都是把自然景象和个人遭遇与时代灾难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在杜甫写景兼抒情的诗中,这种情、景、事的密切融合,非常丰富,多种多样,而且越到晚年,这方面的艺术成就越大,像五言律诗《客亭》、《江上》、《江汉》,七言律诗《登楼》、《宿府》、《阁夜》、《秋兴八首》等脍炙人口的名篇都是著名的例证。
但杜甫其他体裁的诗歌也具有即事名篇,善陈时事的特点,“三吏”、“三别”,《北征》、《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兵车行》、《丽人行》,《羌村》等及时反映时局、战乱,不能将其排除在“诗史”之外。例如胡小石说《北征》:“就篇末数韵探之,知与天宝末年安禄山称兵、太子即位灵武、玄宗内禅有关;且预测将来玄肃父子之恩不终,封建伦常道之不足恃,于此宛转致其讽喻之旨。特词义简晦,不敢详陈。说《羌村》:“篇幅虽寥寥,而天宝末年之大乱,人民所受之苦痛,皆反映于字句中。非仅为一人发愤抒怀已也。
宋祁从诗体的角度确定“诗史”的范围,肯定了律诗的“诗史”价值,却忽视了古诗的“诗史”价值,顾此失彼,其问题比较严重。
胡宗愈针对孟、宋二家之说过于限制“诗史”范围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诗史”说,他说:“凡出处、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其世,学士大夫谓之诗史。
胡宗愈认为,杜甫诗歌全面表现他个人的生活和情感,他的出处、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全见于诗;也折射出那个时代,读之可以知其世。所以,学士大夫认为是“诗史”。胡宗愈紧紧抓住杜甫诗歌内容的全面性、抒情性和社会性,是对孟柴“诗史’‘说的完美阐述。胡宗愈认为,杜甫诗歌的叙事与抒情融合,而且其出处、动息劳佚的经历,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的感情,不仅是其一己之私事、隐情,也是时事、民情的再现,因此意味深长,激动人心,耐人寻思,远非历史记载所能比拟,是具有艺术美的历史,赢得了“诗史”的称号。这种认识为当代学者接受。马茂元说:“在动乱时代里暴露出来的重大问题,都成为杜甫大部分的诗里的主要内容。他观察的范围之广,认识之深,并能以高度的艺术手腕把他观察、认识的所得在诗歌里卓越地表达出来。”“也就是这个原故,杜诗才获得了千百年来被人所公认的诗史的称号。”“杜甫诗反映了玄宗、肃宗、代宗三朝的事迹和人民的生活,同时也渗透了作者的思想感情,使人感到诗人的性情活跃在诗的字里行间。
胡宗愈对杜甫“诗史”的范围没有像孟茶和宋祁那样去机械规定,在他看来,所有杜甫的诗歌都表现了杜甫的生活,抒发了杜甫的感情,而且“读之可以知其世”,就都是“诗史”。不分体裁,也不限背景,其范围远比孟茶和宋祁的广。当代学者也不分诗体,马茂元就说杜甫的古诗和律诗一样:“他的诗,尤其是长篇的古体诗,‘多纪当时事’,里边却含有浓厚的抒情成分。同时他的写景兼抒情的诗(多半是近体诗)也经常联系时事。这两大类诗是他的诗集中最主要的部分,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占有很大的比重;也就是这些诗千古传诵,感动无数后代的读者,使杜诗得到了诗史的称号。
但是胡宗愈的杜甫诗歌“诗史”说不特别限定写作背景,与现在的杜甫诗歌“诗史”说相距较大。现在的杜甫诗歌“诗史”说虽然不限诗歌的写作背景,但侧重安史动乱的背景意义,突出其对杜甫诗歌所烙印的乱离色彩。章培恒、骆玉明说,杜甫的诗歌是“乱离时世的悲歌”,“杜甫不只是一个时代的观察者、记录者,他本身的遭遇是同时代的苦难纠结在一起的”。
杜甫诗歌“诗史”说经孟茶提出,由于其对写作背景的过于狭窄的规定,杜甫一部分具有“诗史”性质的诗歌被排除在“诗史”之外;宋祁否定孟茶的“诗史”论,修改了“诗史”的范围,却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胡宗愈既否定宋祁,也扬弃孟柴,提出新的“诗史”说。胡宗愈新的“诗史”观如果突出安史动乱对杜甫诗歌创作的意义,则十分完善。
拓展:
杜甫诗歌名句
1、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
2、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3、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4挽弓当挽强,用剑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前出塞九首》
5、朱门九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6、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
7、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春望》
8、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江南逢李龟年》
9、昔闻洞庭湖,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登岳阳楼》
10、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登高》
11、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登高》
12、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登高》
13、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阁夜》
14、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秋兴八首》
15、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旅夜抒怀》
16、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丹青引赠曹将军霸》
17、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绝句四首(其三)》
18、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绝句二首(其一)》
19、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20、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戏为六绝句》
21、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六)》
22、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赠化卿》
23、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24、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二首(其一)》
25、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春夜喜雨》
26、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客至》
27、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江村》
28、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蜀相》
29、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巾。《蜀相》
30、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月夜忆舍弟》
31、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梦李白二首》
32、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梦李白二首》
33、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佳人》
34、万里尽征戍,烽火被冈峦。《垂老别》
35、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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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公元712--770),汉族,字子美,河南巩县(今郑州巩义)人,世称杜工部、杜拾遗,自号少陵野老,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诗圣,世界文化名人,与李白并称“李杜”。杜甫祖籍襄阳(今湖北襄樊市),远祖为晋代功名显赫的杜预,乃祖为初唐诗人杜审言,杜甫本人出生于河南巩县(今郑州巩义)。杜甫曾任左拾遗、检校工部员外郎,因此后世称其杜拾遗、杜工部。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被誉为“诗史”。杜甫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被后世尊为“诗圣”。杜甫一生写诗一千四百多首,其中很多是传颂千古的名篇,比如“三吏”和“三别”,并有《杜工部集》传世;其中“三吏”为《石壕吏》《新安吏》和《潼关吏》,“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和《垂老别》。杜甫的诗对后世影响深远。 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现出显著的创造性,积累了关于声律、对仗、炼字炼句等完整的艺术经验,使这一体裁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批评和揭露。他同情人民,甚至幻想着为解救人民的苦难甘愿做自我牺牲。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以最普通的老百姓为主角,由此可见杜甫的伟大。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杜诗风格,基本上是“沉郁顿挫”,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同时,其诗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艺术手法也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杜甫还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乐府古题的束缚,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别”等。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杜诗对元白的“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王禹、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对杜甫推崇备至,文天祥则更以杜诗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生平详见《旧唐书》卷一九〇。 “三吏”、“三别”是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杰作。它真实地描写了特定环境下的县吏、关吏、老妇、老翁、新娘、征夫等人的思想、感情、行动、语言,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期的社会现实和广大劳动人民深重的灾难和痛苦,展示给人们一幕幕凄惨的人生悲剧。在这些人生苦难的描述中,一方面,诗人对饱受苦难的人民寄予深深的同情,对官吏给于人民的奴役和迫害深恶痛绝;另一方面,他又拥护王朝的平乱战争,希望人民忍受苦难,与王朝合作平定叛乱。这种复杂、矛盾的思想是符合诗人忧国忧民的思想面貌的。 成都西郊浣花溪畔的杜甫草堂,是杜甫到成都后的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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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诗歌的诗兴与家庭和谐思想杜甫希望“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有着超越周公的人生理想,但事实上他没有做到,在“丈夫誓报国”的背景下,更多的情况下都在离乱与奔忙,因此大部分诗歌都与景物有关,记录描绘与朋友交往以及观赏风景,所以又把自己的人生的无奈比如陶渊明,“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後汝期。”以《可惜》为题。某种意义上说诗兴在于消闲无奈。但杜甫对自己的家庭还比较关心关注,诗歌大约有上百首涉及到家庭婚姻和子女。这些诗歌还表现了杜甫对家庭人生的态度,但在家庭情感上又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这对于了解杜甫的人格、性格与时代,认识杜甫的诗兴发生具有很重要作用。因此,很有研究价值。人类的亲情本自天然,因此在人生积累中往往最为丰富,也是作家表达感情、感受人生的重要内容,因此是重要的诗兴发生方式途径。《诗经》中的许穆夫人、庄姜是诗人等都有表现。比较起来,楚辞中屈原的诗歌25篇,有《离骚》、《招魂》等诗兴大发的名作,涉及亲情却几乎没有,说明屈原的个性强烈,把自己放在家庭之上,或者之外。汉代的乐府诗歌比较多地涉及夫妻、母子、家庭等情感关系。到陶渊明才大量地写自己的子女,有的还写得很好,如《责子》诗等说:“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在抒情本体上表现出特别的诗兴,逐步成为中国诗歌表现的重要内容方式。杜甫继承了《诗经》以来的亲情表现传统,表达了在乱离奔忙的经历中对家人亲戚的多元复杂的思想感情。杜甫的诗歌来源与诗兴是多方面的,例如他好学习,“读书破万卷,”因此“下笔如有神”等。亲情是杜甫诗歌的重要构成,也是诗兴之一。但引起他诗兴的内容与对象又各不相同。可以是自然环境,如《天宝初,南曹小司寇舅,于我太夫人堂下,垒土为山,一匮盈尺,以代彼朽木,承诸焚香瓷瓯,瓯甚安矣。旁植慈竹,盖兹数峰,嶔岑婵娟,宛有尘外格致,乃不知兴之所至,而作是诗》;也可能是人文社会,《白水明府舅宅喜雨,得过字》说:“吾舅政如此,古人谁复过。碧山晴又湿,白水雨偏多。精祷既不昧,欢娱将谓何?汤年旱颇甚,今日醉弦歌。”杜甫诗歌常写到下雨,春雨秋雨,都看作喜庆的象征,比喻清明政治。古礼把下雨看成是天的恩赐,《礼记》说:“天降膏露,地出醴泉。”杜甫诗承传统,风俗不易,也是他的人生理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相关体现。杜甫诗歌引为自豪的是他的家世与少年时代。《赠蜀僧闾丘师兄》说:“吾祖诗冠古,同年蒙主恩。豫章夹日月,岁久空深根。小子思疏阔,岂能达词门。”对于祖父的诗歌,杜甫应该知道他的实际水平,也不是太高,但称吾祖诗冠古,同年蒙主恩,显然过于赞美了。杜甫是位多愁善感的诗人,所以,作品中有自卑、自责、自夸的成分。《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是杜甫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对以前人生的深刻总结。与《赠蜀僧闾丘师兄》等诗歌体现了杜甫的自豪、欣赏与感激之情,也表达了他为人生理想而不断奋斗的精神。,但也充满了矛盾,虽然知道“儒冠多误身”,但又无法自拔。《进雕赋表》中说:“今贾马之徒,得排金门、上玉堂者甚矣。唯臣衣不盖体,常寄食于人,奔走不暇,只恐转死沟壑,安敢望仕进乎?伏惟天子哀怜之。明主倘使执先祖之故事,拔泥途之久辱,则臣之述作:虽不足以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流,庶可跂及也。”考刘歆《与扬雄书从取方言》:“非子云淡雅之才,沉郁之思,不能经年锐积,以此成书。”扬雄和枚皋的沉郁顿挫,随时敏捷就是“致君尧舜上”,而随时敏捷,就是对社会现实迅速作出判断和反映。沉郁出自《楚辞•思美人》,说的是冷静思考与美好理想难以实现的痛苦,而不断进谏又成为屈原的思想行为。杜甫的沉郁顿挫,与屈原非常相似,这也是悲剧人生的思想原因。因此我们认为,李白是精神上关于楚辞,本质上杜甫出自屈原,但比较人性化。杜甫关于家族与兄弟等的诗歌主要写在乱离当中,因此充满了思念、痛苦与悲愤之情。《恨别》说:“洛城一别四千里,胡骑长驱五六年。草木变衰行剑外,兵戈阻绝老江边。思家步月清宵立,忆弟看云白日眠。闻道河阳近乘胜,司徒急为破幽燕。”时空的距离,让杜甫产生思念家与亲人的感情而难以入眠。这是纯洁的思念之情。而《示从孙济》似乎完全是出于无聊在无聊无所适从时刻,杜甫才寻诸孙,能够入诗的还是他们的贫穷。至于无聊为什么要寻诸孙,只是同姓古所敦的缘故,而没有真正的功能请投入,换言之,不是很在乎。但是当他感受到家族亲人的关怀时情感才略有所不同。《示侄佐》(原注:佐草堂在东柯谷)说:“多病秋风落,君来慰眼前。自闻茅屋趣,只想竹林眠。满谷山云起,侵篱涧水悬。嗣宗诸子侄,早觉仲容贤。”因为佐来看他,他就夸最好。显然常态的杜甫对亲情也就是形式上的关注,乱离时就会想念,而病中的杜甫,感情就出现极端化的倾向。还有好多,只是不知怎么回事,百度不让,说有什么不是以内容,信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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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诗人。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湖北),生于河南巩县。因曾居长安城南少陵,在成都被严武荐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世称之为杜少陵,杜工部。 杜甫生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中,是著名诗人杜审言之孙。7岁学诗,15岁扬名。20岁以后可分4个时期。 玄宗开元十九年(731)至天宝四载(745),杜甫过着“裘马清狂”的浪漫生活。曾先后漫游吴越和齐赵一带。其间赴洛阳考进士失败。天宝三载,在洛阳与李白结为挚友。次年秋分手,再未相会。杜甫此期诗作现存20余首,多是五律和五古,以《望岳》为代表。 天宝五载至十四载,杜甫困守长安,穷困潦倒。他不断投献权贵,以求仕进。六载曾应试“制举”;十载献“大礼赋”三篇得玄宗赏识,命宰相试文章;但均无结果。直到十四载十月,安史之乱前一个月,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之职。仕途的失意沉沦和个人的饥寒交迫使他比较客观地认识到了统治者的腐败和人民的苦难,使他逐渐成为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创作发生了深刻、巨大的变化。产生了《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后出塞》、《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样的不朽名篇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警世之句。此期流传下来的诗大约100首,其中大都是五七言古体诗。 肃宗至德元载(756)至乾元二年(759),安史之乱最盛。杜甫也尽历艰危,但创作成就很大。长安陷落后,他北上灵武投奔肃宗,但半路被俘,陷贼中近半年,后冒死从长安逃归凤翔肃宗行在,受左拾遗。不久因房案直谏忤旨,几近一死。长安收复后,回京任原职。758年5月,外贬华州司功参军,永别长安。此时期的杜甫,对现实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先后写出了《悲陈陶》、《春望》、《北征》、《羌村》、“三吏”、“三别”等传世名作。759年,关辅大饥,杜甫对政治感到失望,立秋后辞官,经秦州、同谷,于年底到达成都。此期流传下来诗歌200多首,大部分是杜诗中的杰作。 肃宗上元元年(760)至代宗大历五年(770)11年内,杜甫在蜀中八年,荆、湘三年。760年春,他在成都浣花溪畔建草堂,并断续住了五年。其间曾因乱流亡梓、阆二州。765年,严武去世,杜甫失去凭依,举家离开成都。因病滞留云安,次年暮春迁往夔州。768年出峡,辗转江陵、公安,于年底达岳阳。他生活的最后二年,居无定所。飘泊于岳阳、长沙、衡阳、耒阳之间,时间多在船上度过。770年冬,杜甫死于长沙到岳阳的船上,年59岁。逝世前作36韵长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有“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之句,仍以国家灾难为念。这11年,他写诗1000余首(其中夔州作430多首),占全部杜诗的七分之五强。多是绝句和律诗,也有长篇排律。名作有《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秋兴八首》、《登高》、《又呈吴郎》等。 杜诗现存1400多首。它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20多年的社会全貌,生动地记载了杜甫一生的生活经历;把社会现实与个人生活紧密结合,达到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代表了唐代诗歌的最高成就。被后代称作“诗史”。但杜甫并非客观地叙事,以诗写历史;而是在深刻、广泛反映现实的同时,通过独特的艺术手段表达自己的主观感情。正如浦起龙所云:“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读杜心解》)。天宝后期以来,杜甫写了大量时事政治诗。短篇如《洗兵马》、《有感》、《丽人行》、《三绝句》、《病橘》、《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又呈吴郎》,长篇如《夔州书怀》、《往在》、《草堂》、《遣怀》,虽内容各异,但都是个人情感与事实相结合,抒情色彩较浓。战争题材在杜诗中数量很大。杜甫对不同性质的战争态度不同。反对朝廷穷兵黩武,消耗国力的有《兵车行》、《又上后园山脚》等;支持平息叛乱,抵御外侮的有《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观兵》、《岁暮》等。《前出塞》、《后出塞》两组诗,既歌颂了战士的壮烈英勇,又谴责了君王拓边无厌和主将骄横奢侈;以一个战士的自白概括了无数英勇士兵的不幸命运。“三吏”、“三别”中,诗人同情人民的痛苦,愤恨野蛮拉丁;但大敌当前,兵源缺乏,他只能忍痛含泪劝慰被征者。表现出作者内心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杜甫有不少歌咏自然的诗。歌咏的对象,往往是既联系自己,也联系时事,是情、景与时事的交融,而不仅仅是情景交融。最具代表性的是《春望》、《剑门》。 杜甫还有些歌咏绘画、音乐、建筑、舞蹈、用具和农业生产的诗,同样贯注了作者的感情,具有时代特色。杜集中也有些诗,时代气氛不浓,个人感情较淡泊,尤其是在成都草堂写的一部分诗。这是他经过长期飘泊,得到暂时休息后心境的表现。在《屏迹》、《为农》、《田舍》、《徐步》、《水槛遣心》、《后游》、《春夜喜雨》等诗中,诗人对花草树木、鸟兽鱼虫的动态有细腻的观察,无限的喜爱和深刻的体会。体现了杜甫诗歌和为人的另一侧面。杜甫怀念亲友的诗,大都缠绵悱恻,一往情深。如《月夜》怀念妻子,《月夜忆舍弟》怀念弟弟。众多怀友诗中,以怀念李白的最为突出。从与李白分手直到晚年,追念或谈到李白的诗有15首。表现了他对李白的推崇和情谊。杜甫还以诗论诗,在《戏为六绝句》、《偶题》、《解闷十二首》(其四至其八)中,表达了“转益多师”、“别裁为体”,扬弃古今而自铸伟辞的艺术主张。在困守长安和飘泊西南时期,为求仕进和维持生计,杜甫也作过一些内容无聊、格调不高的投赠权贵、奉和应酬的诗。其中有不少五言排律。 杜诗体制多样,奄有众长,兼工各体,并能推陈出新,别开生面。其五言古诗融感事、纪行、抒怀于一炉;博大精深、无施不可,开唐代五古境界;代表作有《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羌村》、《赠卫八处士》、“三吏”、“三别”。七言古诗长于陈述意见,感情豪放、沉郁,风格奇崛拗峭;如《醉时歌赠郑广文》、《洗兵马》、《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岁晏行》等。其五、七言律诗功力极高;五律如《春望》、《天末怀李白》、《后游》、《春夜喜雨》、《水槛遣心》、《旅夜书怀》、《登岳阳楼》,七律如《蜀相》、《野老》、《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宿府》、《白帝》、《诸将五首》、《秋兴八首》、《登高》等;唐人律诗很少能超过它们。杜甫还有许多五言排律,几首七言排律,使排律得到很大的发展。其《秋日夔府咏怀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长达1000字。但杜甫排律亦多堆砌典故、投献应酬之作。其绝句即景抒情,反映时事,并开绝句中议论之体,别开异径,贡献颇大。杜诗内容广阔深刻,感情真挚浓郁;艺术上集古典诗歌之大成,并加以创新和发展;在内容与形式上大大拓展了诗歌领域,给后世以广泛的影响。杜甫也被后人尊为诗圣。杜甫一生潦倒,其诗“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杜甫《南征》)。但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杜诗对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王禹、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对杜甫推崇倍至,文天祥则更以杜诗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 近千年来,治杜之风不绝。宋代有许多杜诗的编年、分类、集注等专书,如王洙《杜工部集》、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鲁编次、蔡梦弼会笺的《杜工部草堂诗笺》、徐居仁编辑的《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后世注释杜集的亦在百种以上,较流行的有钱谦益《笺注杜工部集》、仇兆鳌《杜诗详注》、杨伦《杜诗镜铨》、浦起龙《读杜心解》。新、旧《唐书》都有杜甫本传。两宋以后,诗话笔记中评点、解释杜诗的文字非常丰富。中华书局1964年编有《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上编《唐宋之部》。明末王嗣有《杜臆》、清施鸿保有《读杜诗说》。另外,中华书局还将五四运动以来较重要的论文汇编成《杜甫研究论文集》。传记和新的研究专著有冯至《杜甫传》、萧涤非《杜甫研究》、傅庚生《杜甫诗论》、朱东润《杜甫叙论》。较详实的年谱有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和四川文史研究馆的《杜甫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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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李白和杜甫的情谊
八月 我走进成都草堂 看见 唐朝清瘦瘦的目光 忧国忧民 透明锐利 悲愤而忧伤 穿梭时空的思维 在你的眼光里 我看见 盛唐的光辉 一闪即逝 在你的茅屋里 我听到
有句佛语说:掬水月在手。也就是说从另一个角度有时可以办到根本不可能的事。同样,当我们虔诚地拜读杜甫的诗作时,一个鲜活的形象也可以很生动的跃出于面前。 杜甫不同于
此诗用了传统的修辞手法:兴。以头四句烘托氛围,引起抒情。后四句用赋,直抒胸臆,敷陈其事。用了夸张的手法,通过万里悲秋,指示自己一路的漂泊;通过百年多病,说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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