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福会毕业论文结论总结

推荐】海外华人的中国文化情结——《喜福会》中的文化乡愁张冬梅（河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20世纪后半叶，文化寻根成为弥漫世界的一股潮流，很多民族都从不同的领域寻找本民族的文化之根，中国文化亦然。尤其是海外华人更是对中国文化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华裔作家谭恩美的《喜福会》。自1989年发表小说《喜福会》以来就引起了褒贬不一的众多评论，专家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作品进行了分析。小说中，谭恩美通过塑造受封建传统文化压迫的旧中国女性形象，鞭笞了男性中心主义的残酷性及其影响的长期性；①同时，透过小说中的“母亲”形象，读者也可以看出作为边缘的华裔话语体系在“他者”与“自我”互为指认中的两难之境。② 谭恩美的小说之所以在主题和艺术上具有独特的魅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小说中母亲形象的感染力以及母女关系所折射出的深邃的文化内涵，③ 母女之间的冲突凸现了在美国社会中接受强势文化（美国文化）的华裔青年与仍固守弱势文化（中国文化）的老一辈人之间的矛盾，④ 它就象一面镜子，把中美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显现出来。⑤ 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具有双重文化身份的新一代华裔对处于弱势的本族文化开始从一味排斥转而表现出好奇和兴趣，对其文化身份有了新的认知。⑥ 她们在英语语境中讲述着中国故事，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了海外华人对母国文化的接纳以及他们的文化寻根情结。作为第二代华裔，谭恩美在与中国母亲的不断冲突中耳濡目染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尽管谭恩美本人声称自己是美国人，但身上流淌着的中国的血液是永远抹灭不去的。正如母亲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对女儿所说：“作为女人需要熟悉自己的母亲，永远不要忘记我们的祖国是中国。”⑦ 所以谭的文学作品都扎根于中国故事，表现出对中国古老文化的强烈的依恋。小说《喜福会》就是典型的中国故事，四位中国母亲在移民海外前就成立了“喜福会”，到了美国后依旧保持着这一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活动，以使自己的精神有所归依。她们坚持华人的家庭教育，诸如要求子女对长辈的尊敬和绝对服从等，以使母国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华裔作家谭恩美在小说中以充满乡愁的笔墨表述着自己的祖国，在中国民间故事与传统习俗中寻求着精神文化之根。一、灵魂与肉体的碰撞：艰难的文化苦旅1949年谭恩美的父母从中国移民到旧金山。1952年谭恩美出生于美国加州的奥克兰。谭的童年生活充满阴霾，远离故土、一贫如洗的艰辛生活使母亲的性格变得非常古怪，而出生于美国的谭恩美对母亲所知甚少，难以理解母亲，甚至不了解她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因此，母女俩一直处于矛盾冲突中，直到母亲80多岁时患上了老年痴呆症。当时母亲病情越来越重，谭意识到母亲来日不多，只好在心里默默向西方的上帝和东方的佛祖许愿：只要母亲能挨过这一关，一定陪她回一趟中国。母亲竟奇迹般地康复了。为了还愿，也为了实现母亲的心愿，谭于1987年陪着母亲越过太平洋，来到中国，去看看母亲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去了解那里曾经发生的事情。这是谭恩美头一次花整整3个星期跟母亲在一起。她借此行不仅认识了从未谋面的故土，也重新认识了母亲的内心世界，更为重要的是一直困扰她的身份认同问题一下子有了答案。因此她把这次中国之行看成是她生命的一个转折点。对此谭是这样解释的：“那次是为了完成一个梦想。在那之前，我的母亲生了一场重病，我以为她将要死了。以前，我和母亲的关系并不好，每次，当她讲起中国经历时，我总不想听。为了保佑母亲，我向上帝发誓，会多了解母亲，只要她活着。上帝保佑，母亲活下来了，所以为了还愿，我陪母亲来到中国。那是一次很好的了解我自己和母亲的机会。我和母亲一起待了三周，而在过去的20多年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超过几小时。那次中国之行，最重要的是，我终于明白自己是美国人，也是中国人，发现自己属于那段历史，这是我在美国历史中感受不到的。我喜欢历史，历史和发生的一切都相关。你可以从中看到变化，那就是历史，是对行为、目的和后果的见证。”⑧ “……我终于踏上的这个国家，它的地理、风景、历史都和我紧密相连。以前念书时最恨历史，现在我却一下爱上了它。我突然明白自己性格里许多以前不愿承认的东西对我是那么重要。”⑨ 之后她不止一次在访谈中说，如果没有去过中国，她不可能感觉到那种深入灵魂的东西，也就不可能有以中国为遥远背景的小说《喜福会》，当然也不会有后来的《接骨师之女》。在上海，谭见到了失散多年的同母异父姐姐，并且看到了母亲以前曾住过的房子，就在巨鹿路和长乐路上。到了中国谭恩美才意识到，原来自己是那么的美国化，在中国感觉自己完全就是个老外，然而她同时又发现自己还有非常中国化的一面：“……我觉得家母是由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地点造就的一个非常奇妙的人，我想更多地了解那段时期，那个地方，更多地了解我母亲。我想了解她的历史，因此就来到了这段历史开始的地方。”⑩2006年夏秋之季，因其新作的中文改译本《拯救沉没之鱼》在中国出版，谭恩美第15次来到中国，来到母亲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了解先辈们的生活足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何尝不是谭恩美的寻根之旅呢？二、寻找“母亲”和“母亲”的文化基因家族是以血统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社会组织，血统在其中有着不可替代的神圣地位。“对中国人来说，家族就是一切”，{11} 是维系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基石，是延续中国文化精神的纽带，而母亲又是使家族得以延续的中介。作为第二代华裔，谭对中国的认识主要来源于母亲的经历和讲述，在与母亲的相处中，谭恩美形成了对中国传统、礼节和历史的一种个人主观性的理解。她的心中有一个依母脐带，有一个为其提供丰富写作素材的母亲。谭恩美曾做过这样的表述：“一些时候，我创作的缪斯就是我的母亲，这位女人给了我DNA的同时也赋予了我一些认识世界的观点。”{12}出生于上海的母亲，深刻影响了她的写作。她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发掘母亲和家人的故事，探寻母亲的人生经历，体味母国传统文化成为谭恩美的写作来源。晚年的母亲告诉她一个秘密：她在中国内地有3个同母异父的姐姐。这个秘密深深震撼了谭恩美，成了她创作的主题。1987年，谭恩美把外婆和母亲的经历写成了小说《喜福会》，并在扉页上写道：“给我的母亲，且谨以此纪念她的母亲。”谭恩美的母亲备受传统的中国婚姻和家庭对女性的种种压制，最后痛苦地做出抉择移民美国。母亲的婚姻经历出现在了谭恩美的《喜福会》中，比如，龚琳达回忆小时候经历的包办婚姻，许安梅回忆其母丧夫后受人欺等一系列不幸的人生经历。谭恩美的母亲其实也结过两次婚，对她拳打脚踢的前夫带着3个女儿生活在中国，小说中精美在中国上海有一对同母异父姐姐。现实生活中谭恩美做梦都担心母亲把同母异父的姐姐接来，把她撵出去，因为那些中国来的孩子既会说中文，又乖乖地听母亲训斥，这一现实活灵活现地出现在《喜福会》中，精美的母亲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女儿，望女成凤，希望女儿精美成为像秀兰·邓波尔一样的天才，当遭遇女儿的反抗时，母亲用中国话大声喊道：“世上从来只有两种女儿，听话的和不听话的，在我家里，只允许听话的女儿住进来！”{13}家是根之所在。《喜福会》围绕移民到美国的四对母女写作，以家庭作为故事人物的主要活动场所，是作者个人的成长史和母亲痛苦的家庭史，是对记忆的挖掘，字里行间满盈着对中国文化挥之不去的母体情结，自然流露出的是华裔群体对母体文化的寻根之旅。不难看出，这是个以母亲为蓝本的家族寻根故事。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的儒家文化非常注重群体意识，注重在群体中找到自己的归属感。漂流海外的华人更需要能够相互依存、相互帮助、相互友爱的群体，以寻求心灵的归属。小说里的“喜福会”正是四个华人家庭相互依存的体现，四位母亲一直把自己看作中国人，她们定期聚会，玩中国麻将，吃着中国菜，操着一半是蹩脚的英语，一半是各自的方言或普通话，恪守着中国的传统，以此安慰漂浮的心灵。在美国当时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她们竭尽全力留住自己的根，“一直希望能造就我的孩子能适应美国的环境却保留中国的气质，”用中国美德教育着女儿“如何服从父母，听妈妈的话，凡事不露声色，不要锋芒毕露，容易的东西不值得去追求，要认清自己的真正价值而令自己精益求精……。”{14}母亲们极尽母亲和家长之能事维护自己的价值观念，试图用自己过去经历的苦难来感化他们的女儿，使母国文化价值观得以延续。尽管身处海外，但是她们紧紧地依附于祖国，并竭力使祖国文化传统代代相传，以慰藉飘荡的心灵，实现心灵的归依。这是对中华民族文化的皈依和眷恋，是“一种生存意志的体现，是在异质环境里消泯陌生感、不安全感，从而构建心灵家园的努力”{15}。小说中的女儿们最终也实现了心灵的回归。在小说开篇的寓言中，老妇人希望：“待到了美国，我要生个女儿，她会长得很像我。但是，她不用看着丈夫的眼色低眉垂眼地过日子。她一出世就是在美国，我会让她讲一口漂亮的美式英语，不会遭人白眼看不起。”{16}母亲们一直以中国传统的方式来爱女儿，但女儿们则竭尽所能来摆脱中国传统，想方设法走出母亲的影响。但是女儿们并没有在美国找到所谓的幸福，经历了一系列的失败之后，女儿们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母亲，并明白了母亲们的良苦用心。吴精美最后决定回上海与失散多年的同母异父姐姐相认，以慰藉母亲在天之灵；平常把母亲的话当着耳边风的露丝在婚姻危机时认可了母亲的建议，采取积极的行动维护自己的利益；一向厌恶母亲拿她来“炫耀”自我的薇弗莉从母亲那儿学到了“一种无形的力量”，意识到自己与母亲抗争的愚蠢；丽娜则由否认到欣赏母亲未卜先知、未雨绸缪的能耐。最后女儿们以不同的方式回到了母亲身边，从母亲的“中国苦难”中找回了人生的力量，找到了自己的根，找到了自己心灵的家园。三、追寻传统和对文化传统的皈依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特别强调“叶落归根”，这一观念增强了海外华人对祖国的向心力，加强了华人骨子里的家乡观念，在他们眼里，故乡永远是故乡，他乡永远是他乡，而不是心灵停泊的最终港湾。谭恩美虽然没有生活在母体文化环境中，但从小就耳濡目染了华人圈子里特有的儒家思想；虽然她从来都只承认自己是美国人，但她的骨子里流淌的是中国人的血液；虽然主观上客观上她都不可能回到中国生活，但她的根在中国。《喜福会》从东方始以东方终的写作方式正体现了作者“叶落归根”的思想。《喜福会》中的母亲们沿袭了东方的古老传统，她们望女成凤，希望孩子们理解母亲、接受母亲，从而找到并承认自己血液里的根。而女儿们为了挤入美国白人主流社会，总是试图掩盖自己身上与生俱来的血液中的中国性。然而，尽管她们内心全盘接受了美国文化，却无法改变自己的中国血统。这样，她们就和母亲们一样产生了身份危机感，整日生活在对自我身份的困惑中。这种“我是谁”的困惑和不知何去何从的身份危机感导致了她们的人格分裂，因此，她们抑郁，烦闷，迷茫。在漫长的僵持之后，母亲们在合适的时间和场合通过“讲故事”让女儿们重新审视自己的母亲，了解她们的过去，理解她们的现在。女儿们终于明白：只有当她们最终接纳了祖先文化和自己的中国血统时，一个完整统一的文化身份才得以构建，她们才能够以积极的态度面对人生。于是，女儿们开始寻找与母亲有关联的东西，开始接受母亲以及母亲所代表的东方文化。故事结尾吴精美的大陆之行象征了对母亲以及东方文化的理解和接受，象征着对“根”的接受。吴精美因母亲的去世而感到巨大的失落，感觉自己成了无根的浮萍，在小说的最后一章“共同的母亲”，吴精美最终代替母亲回到中国，探访她从未谋面的同母异父的一对孪生姐姐。当火车开始从香港进入深圳时，精美深有感触地意识到自己已经“变成”了中国人：我的血管突突地跳着，从骨髓深处，我觉得一阵深切的疼痛。我想，妈讲得对，我觉得唯有这时，自己完全变成了一个中国人。———“总有一天你会体会到的，我妈（曾）说，“这种感觉融化在你的血液中，等着沸腾的时刻。”{17}当精美踏上祖国的土地，见到自己的中国姐姐的同时，也看到“一种无法描绘的亲切和骨肉之情。我终于看到属于我的那一部分中国血液了。呵，这就是我的家，那融化在我血液中的基因，中国的基因，经过这么多年，终于开始沸腾。”{18}从姐妹三人的快照上，她们看见妈妈“正惊喜地注视着她的梦开始成为现实……”，这使她感到自己和姐姐在血液里、在文化的根上都是母亲的延续。著名亚裔美国文学研究学者艾米·林曾经这样评论过《喜福会》：“精美失去母亲的这一遭遇，渐渐转义为所有女儿都失去了祖国。”{19}吴精美的中国之行以及她找到的可以替代母亲的中国姐姐，显然象征了她对自己文化的根的认同。正如母亲吴夙愿所说：“东方是万物起始之源，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是风向的起源。”{20}这是生命开始的地方，也是叶落归根之地、心灵归宿之地。小说以“回归”的方式结尾，圆了母亲“叶落归根”的梦。“文学是文化的一个子系统，文学的发展最终受制于文化的模式”{21}。对于生活在双重语言、文化、历史语境中的华裔作家来说，尽管他们只能从文化意义上体认中国，但是，中国和中国文化是他们在异国生存的主要精神资源和文化财富，是其不竭的写作之源。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中国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由思想家提炼出的理论和理论化的、并转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具有稳定结构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国民品性、伦理观念、理想人格、审美情趣等精神成果的总和。”{22}华裔后代谭恩美看到了自己身上文化传递的不可替代的优势，她在《喜福会》中大胆植入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习俗的符号，如麻将、红烛、纳妾、旗袍、月神嫦娥等，并且涉及了中国传统的风水思想、饮食习惯、节日风俗、纲常礼节等，在西方的语境中讲述着中国的故事，利用中国传统文化、民俗文化，艰难地寻找着所谓的族裔精神，表述着华人淡淡的乡愁。麻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产”，至今仍是中国民间非常流行的休闲娱乐活动。但是，《喜福会》中的母亲们只不过是借麻将来掩饰战乱所带来的恐慌和漂流海外的孤独无奈，甚至绝望。正如吴宿愿所说：“我们并不是麻木不仁，对苦难视而不见。我们一样也在担惊受怕，战乱给我们各自都留下不堪回首的一页。什么叫失望？所谓失望，是对某样早已不存在的事物的一种期盼，期待着它的回归，或者不如说，是在无谓地延长着一份难挨的折磨。”{23}中秋节是中国的民间传统节日。早在三代时期我国就有“秋暮夕月”的习俗。夕月，即祭拜月神。到了周代，每逢中秋夜都要举行迎寒和祭月。在唐代，中秋赏月、玩月颇为盛行。南宋，民间以月饼相赠，取团圆之义。晚上，有赏月、游湖等活动。明清以来，中秋节的风俗更加盛行。今天，月下游玩的习俗，已远没有旧时盛行。但设宴赏月仍很盛行，人们把酒问月，庆贺美好的生活，或祝远方的亲人健康快乐。在小说中，谭恩美花了很长的篇幅详细描写了象征着团圆的中秋之日的过节气氛：映映一家人悠然自得地用早餐；父亲和叔叔吟诗解词；孩子们享受着月饼的美味；一大家子人又坐人力车去太湖，登船赏月，吃船宴，拜月亮娘娘等等。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样的场面怎会不引起海外华人的思乡之愁。在太湖游船赏月时，映映落水被救，在找寻回家的路上，偶遇皮影戏表演，布幔上出现一个婷婷的女人身影，她拨响琵琶唱起来：妾居月中君住日，日月相对遥相思，日日思君不见君，唯有中秋得相聚。如今，年岁已大的映映又清晰地记起那年中秋，“重新体会到那份天真，坦诚，不安，好奇，恐怖和孤独，就那样，把自己给丢了。”{24}现实中的海外华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小说中还用了大量篇幅渲染中国母亲所体现的中国民俗文化———风水思想、阴阳五行、占卜等。丽娜十岁的时候，父亲当上了其供职的服装厂的推销部经理，全家搬出了奥克兰脏乱的地下室，在旧金山湾北滨的一座山头上———意大利人的聚居区买了一套公寓。这本是一件好事，但“能在一切事物中预测到灾难的预兆”的母亲映映对新居并不满意。第一，新居不能“藏风聚气”。房子如果建在山坡上，阴气就会太重，从而导致阴阳失衡，引起灾祸，所以她担心，“这座房子似太窄太高，山顶上刮起的一阵强风，把你所有的力量都冲回去了、抵消掉了。所以，你很难发达。”第二，新居“气流不畅。”一打开那道狭窄的嵌着玻璃的大门，就是散发出一股霉气的门道，“过道太窄，就像一道被卡紧的咽喉。”丽娜家狭窄的过道“气流不畅，不利于“地气”的进入，不利于财气的流入。第三，新居内部设计犯“水火相克”。丽娜家“厨房直对着卫生间，因此辛辛苦苦赚来的一切，正好被马桶水箱冲走”。{25}按照阴阳观点，厕所主阴，厨房主阳，厕所是阴气较重的地方，可能会把厨房的阳气或旺气冲走。所以母亲映映认为，新居的厨厕位置违背了风水原则，这样一切价值都会被冲走。新居风水不好带来的恐惧使映映一天到晚忧心忡忡。在搬进新居一个星期后的一次采购途中，映映母女碰到了一个把映映当作“苏丝黄”的中国疯男人，母女俩被吓坏了。母亲把这件事理解为新居风水不好的征兆，在搬进新居一个多星期之后，她就开始弥补新居环境所缺乏的平衡。首先是将起居室里的一面大圆镜，“从面对前门的墙面上，移到沙发边的墙上，”{26}为了使地气能顺利被自家吸纳，浊“气”、阴气被顺利排出，使阴阳平衡，使气在屋里流动。然后，“她开始搬移大家具：沙发、椅子、茶几，还有一轴画着金鱼的中国画。”{27}透过故事读者不难看出海外华人的艰辛与无奈，面对生活的苦难，母亲们只好借助母国文化来化解。儒家文化特别强调“孝”，在家族内部，中国人往往心怀浓烈的“孝亲”情感。孝，作为敬养父母、祖宗的标志，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是家族精神的母体，它维系了整个家族的和谐。在《喜福会》中，谭恩美搬出了古老中国割股疗亲的愚孝一幕。当外祖母重病不行时，许安梅只见“母亲在自己手臂上割下一块肉……妈妈把手臂上割下的那片肉放入药汤里，希冀着用一种未可知的法术，来为自己的母亲尽最后一次孝心。”{28}女儿就这样孝顺着她的母亲，就这样回报着“发肤受之父母”，这种孝已经深深印在骨髓之中，尽管它是一种无知的孝，一种非理性的孝。中国文化传统是华人内在的身份标志，是精神的寄托，失去这种标志与寄托，她们就会成为没有文化家园的人，成为没有根的浮萍。《喜福会》是一部散发着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韵味的作品，表现了作者对自我归属问题的探求，这一探求包含着对自己族裔根文化的淡淡的乡愁。注释：① 刘熠：《〈喜福会〉：男性中心主义的颠覆与解构》，《东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② 马爱华：《边缘视角下的“他者”意义———谭恩美小说的“母亲”形象》，《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2年第3期。③ 程爱民：《论谭恩美小说中的母亲形象及母女关系的文化内涵》，《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④ 梁素芹、荆楚：《寻梦人的心灵世界———谭恩美小说〈喜福会〉中的文化冲突探析》，《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⑤ 黄育兰：《中美文化冲突与融合的一面镜子》，《求索》2005年第8期。⑥ 胡亚敏：《当今移民的新角色———论〈喜福会〉中华裔对其文化身份的新认知》，《外国文学》2001年第3期。⑦ 《南都周刊》2007年4月2日。⑧⑨⑩ 《外滩画报》2007年4月5日。{11} 李健孙：《支那崽》，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45页。{12} Amy Tan. The Opposite of Fate：A Book of Musings.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2003，P250.{13}{14}{16}{17}{18}{20}{23}{24}{25}{26}{27}{28} [美]谭恩美：《喜福会》，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24、227、3、238、255、19、11、66、90、89、90、36页。{15} 金岱：《世纪之交：长篇小说与文化解读》，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75页。{19} Amy Ling. Between Worlds: Women Writers of Chinese Ancestry. New York:Pergamon Press. 1990，P132.{21} 冷成金：《文学与文化的张力》，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22} 李宗桂：《中国传统文化导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原载：《江汉论坛》2008年第9期是这个不

我也是英语专业的,刚刚答辩完了.首先老师会让你做三分钟左右的presentation,这个其实就是你论文中的abstract和introduction部分的结合,我们答辩之前学姐学长告诉我们一点要把这两部分背好.然后老师会向你提三到四个问题,一般就是1.why you choose this topic? 2.就你写的论文而言,你的论文的现实意义 3.你对《喜福会》中的母女关系及其文化内涵的理解 还有,有的老师可能会问你关于参考文献的一些东西.不要紧张,很容易的^^......

文化差异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别，当他们相遇之时会产生冲击、竞争及失落等反应。 文化差异可能由于宗教界别、种族群体、语言能力、政治立场、社会阶级、性别、民族主义、年龄代沟、文学修养、艺术认知、教育程度等之不同，而产生文化差异。那么，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究竟应该怎样来表示呢？霍夫斯坦特从其调查数据的分析中，得出了以下描述各种文化差异的指标：（一）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权力距离即在一个组织当中，权力的集中程度和领导的独裁程度，以及一个社会在多大的程度上可以接受组织当中这种权力分配的不平等，在企业当中可以理解为员工和管理者之间的社会距离。一种文化究竟是大的权力距离还是小的权力距离，必然会从该社会内权力大小不等的成员的价值观中反映出来。因此研究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就可以判定一个社会对权力差距的接受程度。例如，美国是权力距离相对较小的国家，美国员工倾向于不接受管理特权的观念，下级通常认为上级是“和我一样的人”。所以在美国，员工与管理者之间更平等，关系也更融洽，员工也更善于学习、进步和超越自我，实现个人价值。中国相对而言，是权力距离较大的国家，在这里地位象征非常重要，上级所拥有的特权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这种特权大大地有助于上级对下属权力的实施。这些特点显然不利于员工与管理者之间和谐关系的创造和员工在企业中不断地学习和进步。因而要在中国的企业当中采纳“构建员工与管理者之间和谐的关系”以及“为员工在工作当中提供学习的机会，使他们不断进步”这两项人本主义政策，管理者有必要在实践当中有意识地减小企业内部权力之间的距离，才会更好地实现管理目标。（二）不确定性避免(uncertainty avoidance index)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人们对于不确定的、含糊的、前途未卜的情境，都会感到面对的是一种威胁，从而总是试图加以防止。防止的方法很多，例如提供更大的职业稳定性，订立更多的正规条令，不允许出现越轨的思想和行为，追求绝对真实的东西，努力获得专门的知识等等。不同民族、国家或地区，防止不确定性的迫切程度是不一样的。相对而言，在不确定性避免程度低的社会当中，人们普遍有一种安全感，倾向于放松的生活态度和鼓励冒险的倾向。而在不确定性避免程度高的社会当中，人们则普遍有一种高度的紧迫感和进取心，因而易形成一种努力工作的内心冲动。例如，日本是不确定性避免程度较高的社会，因而在日本，“全面质量管理”这一员工广泛参与的管理形式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终身雇佣制”也得到了很好的推行。与此相反，美国是不确定性避免程度低的社会，同样的人本主义政策在美国企业中则不一定行得通，比如在日本推行良好的“全面质量管理”，在美国却几乎没有成效。中国与日本相似，也属于不确定性避免程度较高的社会，因而在中国推行员工参与管理和增加职业稳定性的人本主义政策，应该是适合的并且是有效的。此外，不确定性避免程度低的社会，人们较容易接受生活中固有的不确定性，能够接受更多的意见，上级对下属的授权被执行得更为彻底，员工倾向于自主管理和独立的工作。而在不确定性避免程度高的社会，上级倾向于对下属进行严格的控制和清晰的指示。（三）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 versus collectivism)“个人主义”是指一种结合松散的社会组织结构，其中每个人重视自身的价值与需要，依靠个人的努力来为自己谋取利益。“集体主义”则指一种结合紧密的社会组织，其中的人往往以“在群体之内”和“在群体之外”来区分，他们期望得到“群体之内”的人员的照顾，但同时也以对该群体保持绝对的忠诚作为回报。美国是崇尚个人主义的社会，强调个性自由及个人的成就，因而开展员工之间个人竞争，并对个人表现进行奖励，是有效的人本主义激励政策。中国和日本都是崇尚集体主义的社会，员工对组织有一种感情依赖，应该容易构建员工和管理者之间和谐的关系。（四）男性度与女性度(masculine versus feminality)男性度与女性度即社会上居于统治地位的价值标准。对于男性社会而言，居于统治地位的是男性气概，如自信武断，进取好胜，对于金钱的索取，执着而坦然；而女性社会则完全与之相反。有趣的是，一个社会对“男子气概”的评价越高，其男子与女子之间的价值观差异也就越大。美国是男性度较强的国家，企业当中重大决策通常由高层做出，员工由于频繁地变换工作，对企业缺乏认同感，因而员工通常不会积极地参与管理。中国是一个女性度的社会，注重和谐和道德伦理，崇尚积极入世的精神。正如我们上面的叙述，让员工积极参与管理的人本主义政策是可行的。通过对上述文化四维度调查数据的分析，霍夫斯坦特证实了不同民族的文化之间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而且这种差异性是根植在人们的头脑中的，很难轻易被改变。文化差异是由各国的历史传统以及不同的社会发展进程所产生的，表现在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从霍氏的各文化维度指标值中，可得出东西方的文化差异是十分明显的，就是在同为东方文化圈的中国大陆、日本、中国香港、新加坡等也是较明显的。就如中日两国文化都是一种集体主义导向，但两种集体主义却有较大的不同。此外，除了民族、地域文化差异之外，不可否认，还有投资合作伙伴“公司文化”的风格差异。可以说，公司内文化差距越大，产生文化冲突与困惑的可能性与强度就会越来越大。当然，文化差异的指标不会只有四个。但即使只考虑这四个文化差异指标，且认为每个指标也都只有两种情况，按照排列组合来分析，也可能有68种不同的民族文化类型。霍夫斯坦特的研究方法，和企业文化类型的多样性相兼容。（五）长期取向与短期取向（long vs short term orientation）第五个维度从对于世界各地的23个国家的学生的研究中得出。这项研究使用的是由中国学者设计的调查问卷，可以说是注重德行而不是真理。长期取向的价值观注重节约与坚定；短期取向的价值观尊重传统，履行社会责任，并爱‘面子’。这一维度的积极与消极的价值取向都可以在孔子的教义中找到，他是最有影响力的中国哲学家，生活于公元前500年；然而这一维度也适用于没有儒家传统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