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性演变史论文参考文献

改革开放后现代化路途上我们遇到的核心问题越来越突出地表现为民族性。张宏杰的《中国人的性格历程》一书，从世界和历史两个维度对中国国民性作了广泛而深入的思考，探求决定中国历史大势的国民性格，以及国民性格的演变轨迹，并从中寻求改造国民性格的契机。努力寻求中国人的生存坐标，寻求中国崛起的根本力量。在大国与小国的对比中，作者重点把中国与日本、韩国两个国家进行了对比。历史上，这两个国家都曾是强大的中华帝国的附庸，深受中华文明的影响。从外表、文化到精神气质，都遗传了中国。但是，随着清王朝的腐朽和堕落，国家命运在这里出现分野。特别是二战后的日本和朝鲜战争后的韩国，经济基础甚至比中国更糟糕，但是短短的几十年时间，日本和韩国都迅速崛起，进入发达国家之列。而中国依然在发展中国家行列步履蹒跚地前进。如此相近的民族，站在统一起跑线上的国家，为什么差距如此之大？造成这种反差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决定这种历史的国民性格又有怎样的不同？在分析比较中国和日本两个民族性格优点、缺陷后，作者指出：“日本人学什么都非常认真，他们坦率地承认自己的不足，总是试图用外来的先进的东西彻底取代自己体内落后的部分。他们学什么总要彻底学透才算罢休，所以他们学什么像什么。而中国人在吸收外来文化时总是喜欢挑毛病，总是不愿承认自己的落后，想对外来的东西修修补补，所以什么东西一旦进入中国，总是变得面目全非。”面对自己的弱势，日本人有着强烈的修正意识超越意识，在学习中不断完善自我。而韩国人的国民性格也让我们认识到韩国崛起的必然。“韩国人的急性子和勤奋是经济发展的内燃机。”“韩国人的认真专注，一丝不苟，使他们在学习西方过程中从不应付苟且，而且做就要做到最好。”“视荣誉重于生命，所以才有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一条道走到黑的拼劲”。正是凭着这种精神，韩国在短短时间内成长为经济巨人，由世界上最穷的国家变成第11个经济大国。韩国足球、汽车、三星手机在国际上声名显赫。对比日本和韩国的锐气与霸气，中国更像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5000年多灾多难的历史，把中国人的性格打磨得富于忍耐力与麻木，形成了反抗无用的条件反射，形成了强大的惰性。中国人的国民性格变得越来越从容、优雅、世故、不紧不慢、不温不火、安于现状、与世无争，面对外部的刺激反应迟钝、应对乏力。这种国民性格决定的国家命运也就可想而知。在“羊性与狼性”篇章中，作者又把以汉族为代表的农耕民族和以女真、鲜卑、蒙古族、满族为代表的草原民族、游牧民族的民族性格作了比较。通过不同的命运演变过程，我们可以大致描绘出中国人国民性格的演变轨迹。蒙古族曾叱咤风云，铁骑横扫六合，并吞八荒。但在入住中原后，野蛮、落后的蒙古人很快被汉族文明吸引，尚武精神在汉族物质文明的熏染下逐渐丧失了它进取的精神，活力消失殆尽，最终走向覆亡。女真、鲜卑也主动融进中原先进文明，但就像滴水融进大海，消失得无影无踪。满族人为避免重蹈女真、鲜卑、蒙古民族的覆辙，一开始就对汉族文明这个温柔的陷阱保持着警惕，在吸收汉文化优点的同时，更多的是一种拒绝。在创造康乾盛世的辉煌之后，还是没能摆脱从武勇到优雅的蜕变，并在汉化过程中失去“狼性”，一步步走向败落。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是“酱缸文化”，中华民族身上携带者“过滤性病毒”。而姜戎的《狼图腾》对国民性格探讨后指出，中国人的性格中缺乏“狼性”。中国人的国民性格被酱缸腐蚀、被病毒侵蚀，逐渐失去现实、理性与活力而陷入僵化、保守和昏聩，由狼性向羊性退化。柏杨和姜戎从不同的视角对国民性格进行反思，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崛起的呼声中，他们的声音振耳发聩，引起国人深刻反思。如何改造国民性，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课题。“对一个人来说，性格决定命运，命运又反过来影响性格。对一个民族来说，历史决定性格，性格又反过来影响历史。”独特的历史，更确切地说是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落后的社会制度，造就了我们的国民性格。但中国人性格中的缺陷，甚至劣根性，并非无药可治。只要我们像日本、韩国那样，以决绝的态度去改变影响我们国民性格的社会机制中的种种不合理，才能更好地在潜移默化中完成国民性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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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基在谈到契诃夫对俄罗斯人民的意义时曾说：“在一群疲惫无力的人们的灰色行列前面，走过一个伟大、聪明、眼光敏锐的人；他望着他的祖国所有的这些郁郁寡欢的居民，露出悲哀的微笑，并用一种温和但又带着深重责备的调子，苦恼万分，然而还是恳挚动听地说：“朋友们，你们的日子过的不妙，这样的生活是可耻的啊！”研究者们常借用这段话，来评论鲁迅对中国人民的意义。是的，鲁迅在他的小说《呐喊》、《彷徨》中，描写的也是老中国儿女的病苦，他们灰色的生活和忧郁的心灵。不同的是鲁迅是立意在反抗，要那些沉睡的人们觉醒起来，摆脱身上沉重的负荷走向反抗。他作品中把农村孩子们的世界写得那么真诚和谐，在黑暗的旧中国社会里，象沙漠里的一片绿洲，象满天阴霾中的一线阳光。这些作品中也可能有一些怀旧的情绪，就像他对儿时吃过的故乡的蔬果一样。他说：那些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朝花夕拾.小引》）。他从进化论的观念出发，认为孩子们烂漫纯真，象未琢的璞玉，不解世间的阴险残狠和尔虞我诈，幼小的心灵尚未受到圣贤传经的污染。据他的朋友回忆说，青年时代我们就觉得，“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换句话说：便是深中了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回忆鲁迅》）而农民孩子们之间最缺乏的也是最可贵的东西。在留学日本的时候，中国是弱国，被目为“沙聚之邦”，中国人也被看作“低能儿”。他对这种诬蔑十分愤慨，于是深入调查后，得出结论说：“敢决言其（指日本青年----引者）思想行为，决不居我震旦青年上。”（鲁迅书集同时）同时，他认为青少年是“将来的‘人’的萌芽”，是民族的未来。所以的新文化思潮的推动下，他开始文学创作的时候，怀着赞美的心情去描写孩子特别昌农民孩子的世界和现实社会的险恶相对照，裨上是对旧社会的否定，是和反封建的时代精神一致的。他大声疾呼：救救孩子，也是因为他在孩子们身上，寄托振兴国家民族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