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主题插画论文

文/松本健太郎（二松学舍大学文学部都市文化设计科教授）译/张连子

前言

我一边玩着《宝可梦GO》一边在街上闲逛时，突然发现了令人惊讶的一幕，于是我停下脚步，从介绍精灵驿站/道馆开始进入讨论。首先介绍的是三轩茶屋站附近一个将涂鸦艺术嵌入餐馆墙壁的精灵驿站（图1）。

图1 嵌入了涂鸦艺术的精灵驿站

图2 《画廊外的天赋》

这部模仿了早期 游戏 史里流行的《太空侵略者》（Space Invader）中的敌人角色的作品，班克斯（Banksy）导演的纪录片《画廊外的天赋》（图2）中出现的法国涂鸦艺术家，也被认为是出自入侵者（INVADER）之手（但真假不明）。我在自己的手机屏幕上也发现了这幅画面，于是停下脚步，抬头看了看应该画着这幅画的餐馆的墙壁，但它似乎已经被粉刷掉了。[1]

重新编排都市意义空间的街头涂鸦艺术（当然对于建筑师和城市设计师而言，这可被认为是给自己的“作品”添加了噪音）——特别是，该作品是由《太空侵略者》的二次创作所衍生而来——被编入另一款 游戏 《宝可梦GO》之中，并以精灵驿站的形式成为了该系统的构成要素。而且尽管入侵者作为精灵驿站的图标还残留在 游戏 画面中，但事实上它在物理空间中已经消失了（也就是说，现实空间的意义再次被虚拟空间所覆盖）。

接下来我想介绍的是，设置在多摩中心的三丽鸥乐园入口附近设置的道馆（图3）。三丽鸥乐园是三丽鸥 娱乐 公司运营的室内主题公园，园中设有Hello Kitty、My Melody等人气卡通形象。就如艾伦·布莱曼（Alan Bryma）提出的“主题化”概念[2]所暗示的那样，三丽鸥乐园原本就有其固有的故事和世界观，其中本应放置与之相关的角色群，然而，这个堪称主题公园“门面”的入口却在《宝可梦GO》中被指定为道馆，并被（与三丽鸥的故事和世界观完全不同）宝可梦里的角色所占据。

图3 三丽鸥乐园入口处设置的道馆

这些事例给我们的启示是，宝可梦将使规定城市意义空间的层次变得复数化=多层化。《宝可梦GO》自发布以来，便被报道为一种超越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隔阂，给我们生活的意义世界带来“割裂”的事物，并且，这样的认识已成为 社会 共识。即使身处同样的场所，并给这个场所赋予意义，《宝可梦GO》的玩家和非玩家对于该物理空间的意义解释也可能是不同的。实际上，对于墙壁上描绘的入侵者作品，在理解街头艺术的人和将其当作“涂鸦”而排斥的人，甚至是通过智能手机只把它作为“精灵驿站”认识的人之间，具有不同的空间理解。同样，踏入三丽鸥乐园的入口，有人将其视为主题公园的象征，也有人将其单纯视为《宝可梦GO》的“道馆”。这种认知上的差异，可被认为是改变身体与其周围空间的关系性的数字技术，即以GPS、AR等为前提的该 游戏 所带来的副产品。

总之，不止是上述事例，《宝可梦GO》给它的玩家和非玩家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割裂”。本文将两者之间的“冲突”，或是由此衍生的“割裂”纳入视野，同时参照其他领域的相关理论——并以此为前提——在重新思考“ 游戏 化”（gamification）概念的同时，探讨数字技术给现代符号世界带来的一系列变化。

1. 便携式设备牵引的“预测”和“移动”

如果仔细观察影像和观看它的人类之间的关系，会发现像如今这样将展现影像画面的设备（或影像媒体）随身携带，或者说是与其形影不离的时代，在过去是从未有过的。想想看，在穿梭来往的现代人手中（或者是手能触及的口袋和皮包中），是不是都攥着以手机或智能手机为首的便携式设备？对于移动的主体来说，在连续地观看风景的同时，利用这些设备可检索出观看到的风景的相关信息，从而被指引向正确地点。从字面上理解，就是“移动的人”与作为“移动媒介”的移动媒体即可携带的便携式设备一起移动或旅行。在人机互动模式已然略显疲乏单调的现如今，可以说《宝可梦GO》在人类和其手中的设备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

约翰·厄里（John·Urry）在其著作《移动性》（Mobilities）中谈到使人们的移动成为可能的“系统”（例如票券发行、地址、安全装置、换乘站点、网址、汇款、套餐、条形码、桥、时间表、监视等）时，同时指出这些都是“可以使旅行、发送信息、收发包裹这些‘预期空间’得以实现的系统。通过系统，可以使移动可预测且以相对无风险的方式反复进行”（Urry，2015：25-26）。据他所说，“这个重复系统的 历史 ，实质上就是‘支配’自然界、确保安全、管理、减少风险的过程的 历史 ”，基于这一点，《宝可梦GO》也可以为玩家提供围绕移动（当然，这与现有的“旅行”形式不同）的新的“预期空间”，并作为一种让玩家产生“支配”虚构世界欲望的技术发挥作用。那么，该 游戏 的玩家是在什么的引导下，于城市空间中移动的呢？以及（其中一部分）玩家又是在怎样的背景中与 社会 产生了“冲突”和“割裂”的呢？

画面中呈现的小小的宝可梦精灵，虽然是虚拟的，只是单纯的“符号性的存在”[3]，却对现实 社会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事实上，在该 游戏 发布后不久，媒体就报道了由它滋生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边走边玩”现象激增、“边开车边玩”、玩家闯入禁区，等等。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可以说是沉迷于宝可梦的人与局外人（从其共同性的外部）之间的认知差异。本文将参考感性学专家吉田宽的相关论述，对这些现象展开分析。[4]

2. 游戏 中的“语义维度”和“句法维度”

吉田以查理斯·威廉·莫里斯（Charles W. Morris）的符号理论——尤其是其中有关语义维度（semantical dimension）及句法维度（syntactical dimension）的论述——为理论基础，将其运用到 游戏 的分析中，并整理为如下。

语义维度=屏幕上（ 游戏 世界内）的符号（角色）与屏幕外（ 游戏 世界外）的事物的对应关系

句法维度=屏幕上（ 游戏 世界内）的符号（角色）之间的关系

吉田认为，“语义和句法的两个维度是不可分割的，缺少其中一方，任何 游戏 都无法成立”（吉田，2013：65）。另外，他以红白机时代的棒球 游戏 的代表作——《职业棒球家庭竞技场》（南梦宫，1986）为例，并以 游戏 中的“语义维度”和“句法维度”为前提，展开了如下考察。

对于这个 游戏 的初学者来说最大的障碍是“飞行”的处理。因为在高空飞行的球不会显示在屏幕上，所以玩家是通过反射到地面上的“影子”来判断球的位置（中略）。这款 游戏 划时代的亮点在于利用击球的阴影和SE（音效）在二维屏幕上模拟了“高度”。于是，在这个 游戏 中，“接球”的行为就变成了“追逐球的影子”或“将球的影子和角色（野手）的坐标重叠”这一该 游戏 特有的“行为”。这种“行为的替换”并不少见，因为 游戏 是“ 游戏 ”而不是现实的精确对应物，但在这种“飞行”的处理中，该 游戏 的语义维度和句法维度之间的分歧却被最大化了。（同书：同页）。

这个 游戏 在接球方面对玩家的要求，可以说是“坐标匹配”（图4）。正如上述引文所说，（现实中的棒球接球手）为防守外场而接球的动作，（以确认球影和听取声音为前提）与用控制器将 游戏 中作为操作对象的选手移动到球的掉落位置，原本应该是无关的。借用吉田的话来说，这里是将“语义维度和句法维度的分歧最大化”。总之这款 游戏 中“接球”的操作不是由“语义维度”，即屏幕内外关于动作的对应关系（ 游戏 中的外野手与现实中的外野手动作上的对应关系）定义的，而是由“句法维度”，即它是由画面内的符号之间的关系（各种符号之间的关系，例如球及其阴影和音效等）定义的。

图4 《职业棒球家庭竞技场》中使用十字键匹配坐标

正如吉田所提到的那样，在 游戏 中“语义维度”和“句法维度”之间是否存在分歧并不重要。不如说，这样的双重性仅是在模拟装置这种与 游戏 似是而非的事物中才被视为问题。如今，不以 游戏 为目的而开发的各种技术，例如用于训练的驾驶模拟器和飞行模拟器，已经达到实用阶段，但如果“语义维度”和“句法维度”发生了双重化，那就无法发挥作用。因为“如果模拟装置中的驾驶动作（句法维度）与实际在道路上行驶（或在空中飞行）时的动作（语义维度）有很大出入，就不能称之为‘训练’”（同书：68-69）。

3. 《宝可梦GO》中句法关系的优势化

根据吉田的讨论，对《宝可梦GO》进行分析，我们是否能从中得到什么启示呢？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该 游戏 通过其所宣传的AR和GPS呈现了“屏幕内的符号世界/屏幕外的现实世界”的全新组合，这堪称其特色。对于前者，即AR功能，玩家可以将本应是虚拟存在的宝可梦叠加在相机所拍摄的实际风景上。另一方面，关于GPS功能，玩家在 游戏 过程中可以随时确认画面中的数字地图以及主人公=玩家在地图中的位置。这表明现实与虚拟的结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同时也意味着在吉田所提及的“语义维度”中，画面内外的对应关系在技术上也得到了保证。

综上所述，乍一看，《宝可梦GO》似乎是以“语义维度”上的画面内外的牢固结合为前提。但更重要的是，该 游戏 中画面内外并非是完全对应的关系，且以这种不完全性为前提，画面内组合起来的符号之间的关系会与其外部世界产生“冲突”。下面暂且撇开不谈玩该 游戏 时的非必须功能AR，来分析下以与GPS的结合为前提的数字地图的构成。

《宝可梦GO》中，构成场景画面的数字地图可以说是极度抽象化的。其中没有行人和车辆，也没有建筑物和地形的高低差。在这个“扁平化”的地图空间中，只零星分布着仅在进行 游戏 时具有意义的精灵驿站、道馆等设施，除此之外，现实都市中林立的地标建筑等也都被舍弃了。也就是说，在《宝可梦GO》中，尽管GPS功能看上去确保了画面内外的对应关系，但实际上并不一定如此。

构成现实风景的诸要素，并没有在《宝可梦GO》的数字地图中得到忠实的体现。从这张地图上，预先排除了可能引起“冲突”的——即间接诱发 社会 问题的“他者”和“事物”的存在。另一方面，引导玩家行动的，则是在场景画面中显示的，现实 社会 中不存在的宝可梦、精灵驿站、道馆等符号群。然后，玩家通过反复触屏,判断画面中所显示的符号之间的关系，并估算目的地和当前位置之间的距离，从而移动自己的身体（图5）。当然，重要的不是吉田所说的“语义关系”（即画面内外的对应关系），而是“句法关系”（即屏幕上显示的符号之间的关系）。

图5 画面显示的符号之间的关系

《宝可梦GO》的玩家可能会被屏幕上的句法关系吸引，而看不到结构的外部。不管怎样，结合吉田的看法，或许可以将《宝可梦GO》评价为一款因为在“句法关系上具有优势”，从而导致与 社会 产生割裂的 游戏 。他指出“让 游戏 成为 游戏 的是句法和语义维度之间的差异和分歧”，而这在以现实世界中的移动为前提的《宝可梦GO》中，以更加尖锐的形式体现出来。玩家在由《宝可梦GO》的虚拟世界所统摄的符号之间的关系的引导下，穿行于城市空间中，因此与画面中没有显现出来的人们或是与作为其集合体的 社会 整体在意料之外的地方产生摩擦隔阂，进而演变为种种不同层级的冲突。

4. 《宝可梦GO》里的 游戏 化世界

在上一节中，我引用吉田的论文对《宝可梦GO》进行了分析，其中提到的“句法关系的优势化”，实际上也有助于重新理解“ 游戏 化”[5]这一概念。

根据吉冈洋的说法， 游戏 化是指“将类似 游戏 的设计和界面应用于经济活动和教育的研究”，以及是对“ 游戏 机制的引入会给世界带来怎样的变化的 探索 ”（吉冈，2013：4）。如今，“ 游戏 化”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各种领域，例如市场营销、社交 游戏 等领域，甚至是 健康 领域、行政领域等。深田浩嗣同时指出，它通过利用“回合制、行动力、竞拍·投标、卡牌、骰子、风险和报酬”等 游戏 机制，“激发用户持久的活跃度和忠诚度”（深田，2011：217）。

通过引入 游戏 化，用户可以将工作、学习等繁琐的过程当成“玩 游戏 ”来体验，而同样的事例在体验《宝可梦GO》时也随处可见。在某网站上，以下三点被公认为是由这款 游戏 伴生的 游戏 化要素。[6]

〇步行到目标距离数时蛋会孵化 增进 健康 ，消除运动不足

〇分成三色队伍布阵 萌生与同伴交往、沟通的意识

〇各地出现宝可梦 带动地方经济

尽管《宝可梦GO》也符合上文中定义的被应用于其他领域的“ 游戏 化”的一种，但如前所述，“ 游戏 化”也可以从“句法关系的优势化”这一视角重新思考。比如吉冈举的例子，“买东西的话，卡上就会累积积分。当我们知道再攒一点就会有优惠的时候，即使不是特别想要，也会为了积分去买一些东西。那时，我们真的是在进行“购物”这一行为吗？还是只是在玩购物 游戏 ？”（吉冈，2013：4）。随着积分制这一 游戏 要素的加入，一方面支撑“购物”行为的符号之间的关系性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原本这一行为所具有的 社会 性意义也被背景化了。而且这个例子中所形成的“语义关系”的背景化和“句法关系”的前景化这一模式，在由符号之间的关系性决定“移动”这一行为的《宝可梦GO》中也同样存在。

本文总结——嵌入精灵驿站里的图标的意义

本文探讨了《宝可梦GO》给现实带来的多层化=复数化，以及由此衍生的“割裂”。上文中首先引用了吉田的相关论述，并以此为理论依据，针对 游戏 化这一概念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文章开头所介绍的例子，即精灵驿站和道馆。

入侵者的涂鸦艺术，以及三丽鸥乐园的入口，均是以“精灵驿站图标”或“道馆图标”的形式被嵌入《宝可梦GO》中。但是，在该系统中，玩家是否会对着一张张的图片去思考其背后的意义呢？正常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是否定的。也就是说，每一张图片，不管图中的对象是什么，在玩家的认知中也仅是“精灵驿站”（或者“道馆”）。

正如罗兰·巴特在“这个存在过”这句话中所暗示的，照片原本应该是再现主体过去现实的一种媒介。当然，他所指的仅是胶卷相机拍摄的照片，而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得知在再现这一过程中，作为“光的痕迹”的照片或许获得了某种客观性和可信度。然而，传统上以这种方式拍摄的照片，无论是作为一种表达形式还是作为一种媒介，随着从胶片向数码阶段的过渡，其特性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与胶片时代所不同，在照片被数字化的今天，利用photoshop等对图片进行加工、编辑变得更加容易。此外，除了通过Facebook、Instagram等社交媒体分享图片外，基于图片的新型交流方式与社群也正在逐步兴起。前川修在谈到数码照片时指出它“始终处于多重状态中”“照片不是以单一的形式吸引人们观看，而是以用手或手指不断切换‘下一张’照片的形式令照片运动起来为前提。”（前川，2016：12）。通过查看iPhone屏幕上列出的缩略图可以直观地理解到，我们在某一时刻看到的数码照片只是与之相邻的无数照片中的一张——换句话说，它处于“多重状态”。

在试图覆盖现实世界的《宝可梦GO》的 游戏 场景中，植入了无数各种不同地点的照片，以之作为精灵驿站和道馆的据点。每张照片都登记在数据库中，和其他照片一起被放在同一个网络里，但另一方面，在该系统中，照片原本具有的意义被稀释，变成了一种空洞的符号。与本质是物体存在痕迹的胶片不同，在数码时代，符号与其指向的对象之间的对应关系似乎正在慢慢被解除。因此，可以说《宝可梦GO》象征性地暗示了现代符号世界的特质。

参考/引用文献

アーリ、J （2015）『モビリティーズ―移动の 社会 学』吉原直树・伊藤嘉高訳、作品社

南後由和 饭田豊（二〇〇五）「首都圏におけるグラフィティ文化の诸相：グラフィティ・ライターのネットワークとステータス」『日本都市 社会 学会年报』第二三号、一〇九－一二四页

深田浩嗣（2011）『ソーシャルゲームはなぜハマるのか――ゲーミフィケーションが変える顾客満足』 ソフトバンククリエイティブ

ブライマン、A （2008）『ディズニー化する 社会 ：文化・消费・労働とグローバリゼーション』能登路雅子・森冈洋二訳、明石书店

前川修（2016）「デジタル写真の现在」『美学芸术学论集』一二、六－三三页

松本健太郎（2016）「はしがき」松本健太郎编『理论で読むメディア文化――「今」を理解するためのリテラシー』 新曜社、三－一一页

吉冈洋（2013）「刊行によせて」日本记号学会编『ゲーム化する世界――コンピュータゲームの记号论』新曜社、三－五页

吉田寛（二〇一三）「ビデオゲームの记号论的分析――〈スクリーンの二重化〉をめぐって」日本记号学会编 『ゲーム化する世界――コンピュータゲームの记号论』新曜社、五四－七〇页

Barthes, R. （1995） Roland Barthes, Œuvres completes, Tome III 1974-1980.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 以年轻人为中心的底层文化——街头艺术，在很多情况下被认为是“涂鸦”和“垃圾行为”。南后由和饭田丰指出街头艺术中的“涂鸦是城市空间中的一种“破坏公物”的轻犯罪行为，同时也被广泛应用于现代美术和服饰设计等领域，作为一种兼具互不相容的两面性的视觉表现形式被固定下来”（南後+饭田 2005：109）。

[2] 艾伦·布莱曼在思考迪士尼主题公园的同时，提出了支撑其的“主题化”概念。他所说的主题化，是指“用几乎与之无关的叙述方式来表现作为对象的设施或物体”（布莱曼，2008：15）。这里所说的叙述是指“故事”，迪斯尼乐园“第一，各主题公园本身就是在统一的概括性叙述上被主题化”的，“第二，各个迪士尼主题公园被划分为主题化的、在各自的主题上具有一贯性和统一性的“乐园””（同书：46-47）。

[3] 这里所说的“符号”，并不是指道路标志或地图符号形式的简单标记，而是指符号学中的，向我们传达某些意义的表现形式（语言、影像、音乐…）。

[4] 在本书中，谷岛贯太已经在第5章援引了吉田的论文展开了讨论。因此，本章为了避免重复，将尽量减少以莫里斯符号理论为前提的解释。

[5] 关于 游戏 化，我曾经担任过日本符号学会刊物《 游戏 化世界——电脑 游戏 的符号论》（『ゲーム化する世界――コンピュータゲームの记号论』）的编辑。刊物名中的“ゲーム化”正是“ 游戏 化（gamification）”的意思，可以说，这类文章与《XX化世界》（或XX化 社会 ）的诸多著述，为理解当今时代提供了有效的视角。比如，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的《世界是平的》（『フラット化する世界』），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G.Carr）的《大转变》（『クラウド化する世界』），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的《液态现代性》（『リキッド・モダニティ――液状化する 社会 』），艾伦·布莱曼（Alan Bryma）的《迪斯尼风暴：商业的迪斯尼化》（『ディズニー化する 社会 』），乔治·瑞泽尔（George Ritzer）的《 社会 的麦当劳化》（『マクドナルド化する 社会 』），斋藤环的《心理学化的 社会 》（『心理学化する 社会 』）等，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另外，有关此类著述的考察，请参考（松本，2016）。

[6] http：//merasouma.hatenablog.com/entry/2016/10/10/120633（最后浏览日：2017年9月27日）

（本文原标题为：《宝可梦GO》里的 游戏 化世界——以画面内外的冲突为起点，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校对：张亮亮

2019年12月20日发售。LABUBU的甜品系列盲盒，同样共计13款造型（包含1个隐藏款），采用了法式甜点为主题，法式奶油蛋糕、法式蛋糕卷、法式甜点美食通通在内。在这个系列的盲盒中不仅有LABUBU还有4款精灵天团中的其他小精灵角色。LABUBU出自插画师_家_在2015年创作的TheMonsters，也就是精灵天团。这只有些惊悚混合着萌味獠牙的小兔子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火了起来。

好像黑暗王朝的旧作品有很多NE题材的画。

论文格式毕业论文文本格式规范材料目录1.文献综述2.提纲3.中文摘要、关键词4.英文摘要、关键词5.正文6.参考文献7.总结与体会8.谢辞9.附录（注意：该内容单独成页）论文主标题文献综述大理学院文学院 级汉语言文学专业 ××× 学号：×××指导教师：××× （职称）前言主要说明写作的目的，使读者对全文要叙述的问题有一个初步的轮廓。一、介绍有关的概念及定义以及综述的范围；二、说明写作目的、意义和作用；三、综述问题的历史、资料来源、现状和发展动态；四、如果属于争论性课题，说明争论焦点的焦点所在。五、选择这一专题的目的和动机、应用价值和实践意义。主题主要综述材料来源，将所搜集到的文献资料进行归纳、整理，阐明有关主题的历史背景、现状和发展方向，比较、评述各种观点的异同及其理论根据，从而反映作者的见解。主题部分的写法多样，没有固定的格式，但在逻辑上要合理。行文结构上，可以进行纵向综述，如按年代顺序对某一专题的历史发展进行综述；也可进行横向综述，如按文献与论文主题的关系由主而次进行综述，或将不同的问题进行分类综述，或将不同的观点进行比较综述；还可进行纵横比较综述。总之，综述的目的在于了解某一专题的研究历史，分析当前研究现状，提出展望性意见。总结对全文主题进行概括，重点评议，提出结论，得出自己的见解。要说清前人研究的不足，衬托出做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和理论价值。参考文献[1](句段涉及论题)梁启超著.国之美及其历史[M].方出版社，1963年版，第131页.[2] (专著涉及论题)隋树森.诗十九首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55年3月第1版.[3] (章节涉及论题)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M].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7月第1版，第212-213页.[4] (论文涉及论题)张如倩、张启成．古诗十九首创作时代新探[J].徐州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4期，第35-38页.年××月××日（注意：该内容单独成页）主标题(应简短、明确、有概括性。字数一般不宜超过30个汉字字符。)提纲（小二号，楷体，加粗，居中）前言（四号，黑体，居中）正文（四号，黑体，居中）分标题一 四号，黑体1.1 小四，宋体1.1.1 小四，宋体1.1.2 小四，宋体……分标题二 四号，黑体2.1 小四，宋体2.1.1 小四，宋体2.1.2 小四，宋体……分标题三 四号，黑体3.1 小四，宋体3.1.1 小四，宋体3.1.2 小四，宋体……结论（四号，黑体，居中）（注意：该内容单独成页）主标题大理学院文学院 ＊＊级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 ＊＊＊ 学号：【摘要】(中文)概括课题的内容、方法和观点，以及取得的成果和结论，300字以内为宜。内容摘要的写作要求可以概括为“全、精、简、实、活”。【关键词】(中文)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摘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关键词是用作计算机系统标引论文内容特征的词语，便于信息系统汇集，以供读者检索。每篇论文一般选取3—5个词汇作为关键词。（注意：该内容单独成页）主标题（英文:小二，Times New Roman,居中）Sun Lichun, Student No. 2004107074,Specialty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lass:2,Grade:2004,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Dali University（说明：以上为小四，Times New Roman,居中）【Abstract】(英文)以250个实词为宜。【Key words】(英文)（注意：该内容单独成页）主标题大理学院文学院 ＊＊级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 ＊＊＊ 学号：前言说明选题的缘由，国内外对本课题已有的研究情况的评述，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和采用的手段及方法，成果和意义的概述。正文课题的提出，理论论证，以及对结果的讨论等。结论所得结果与已有结果的比较，课题研究中尚存在的问题，对进一步开展研究的见解与建议。（注意：该内容单独成页）参考文献反映毕业论文（设计）的取材来源、材料的广博程度和材料的可靠程度。也是向读者提供的一份有价值的信息、资料。学生查阅的文献原则上不少于15篇。行文中在引用的地方标号（一般以出现的先后顺序编号，编号以方括号括起，放在右上角，如[1])，然后在全文末单设“参考文献”一节，按标号顺序顶格一一说明文献出处。（注意：该内容单独成页）总结与体会学生要对毕业论文（设计）工作进行全面的总结。通过毕业论文（设计）工作对知识的综合运用、新知识的学习、解决问题和进行科学研究所受到的基本训练和能力培养的感受。对走向工作岗位具有重要的意义。说明：“总结与体会”不少于1500字。（注意：该内容单独成页）谢辞以简短的文字对课题与论文撰写过程中曾直接给予帮助的人员（如指导教师、答辩及评阅教师、提供资料的单位及个人、同学等）表示自己的谢意。（注意：该内容单独成页）附录1、文献综述： 份2、手写提纲： 份3、历次修改稿： 份4、调查资料： 份5、一些有参考价值、但不宜放在正文中的内容： 份（注意：该内容单独成页）范文自然崇拜：人与自然对话的语境张强【专题名称】宗教【专 题 号】B9【复印期号】2003年04期【原文出处】《江海学刊》(南京)2003年03期第50～56页【作者简介】张强，1956年生，文学博士，淮阴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内容提要】 在人与自然对话的语境中，拜物是必不可少的文化因子。在万物有灵向自然崇拜过渡的叙事话语中，其叙述语言一方面接近了自然崇拜的所指和能指，另一方面又通过神话语言把追究自然的话语蕴含在初民的价值观中。神化自然和将自然人格化为崇拜自然提供了先决条件。图腾崇拜是自然崇拜的前提，万物有灵是从图腾崇拜到自然崇拜的中介语言。自然崇拜对图腾崇拜中心话语的取消主要表现在张扬万物有灵的“元语言”方面，其“元语言”由深层浮向表层，使以图腾崇拜为标志的中心话语在接近自然崇拜——权力话语时成为可能。【关 键 词】自然崇拜/人与自然/对话/语境一在人与自然对话的语境中，神话具有特殊的意义。黑格尔认为：“从客体或对象方面来看，艺术的起源与宗教的联系最密切。最早的艺术作品都属于神话一类。在宗教里呈现于人类意识的是绝对，尽管这绝对是按照它的最抽象最贫乏的意义来了解的。这种绝对最初展现为自然现象。从自然现象中人隐约窥见绝对，于是就用自然事物的形式来把绝对变成可以观照的。这种企图就是最早的艺术起源。”（注：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4页。）茅盾在给神话下定义时说：“所谓‘神话’者，原来是初民的宇宙观，宗教思想，道德标准，民族历史最初期的传说，并对于自然界的认识等等。”（注：茅盾：《中国神话研究初探》，《茅盾评论文集》（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42页。）宗教与神话的不可分割性使神话成为了人与自然进行对话时的最有意义的话语。关注神话，将神话与宗教拧结在一起几乎成了研究者们的共识，恩格斯在他的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也曾将神话包容在宗教观念之中，针对印第安人的宗教观念（神话）和崇拜仪式，恩格斯指出：“他们已经给自己的宗教观念——各种精灵——赋予人的形象，但是他们还处在野蛮时代低级阶段，所以还不知道具体的造像，即所谓偶像。这是一种正向多神教发展的对大自然与自然力的崇拜。”（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8页。）神话在起源上与宗教的同步性，有时使人很难把它们截然分开，这种情况的存在恰好说明了神话语言的深层闪烁着自然崇拜的文化因子，它对宗教信仰之语义的启迪则规范着人与自然对话时的语境。这一语境的出现是历史的因然，当它把人与自然的对话锁定在关注自然的方向时，这时它又以信仰的形式培养着人的宗教情感。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们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在历史的初期，首先是自然力量获得了这样的反映……但是除自然力量外，不久社会力量也起了作用，这种力量和自然力量本身一样，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最初也是不能解释的，它以同样的表面上的自然必然性支配着人。最初仅仅反映自然界的神秘力量的幻象，现在又获得了社会的属性，成为历史力量的代表者。在更进一步的发展阶段上，许多神的全部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都转移到一个万能的神身上，而这个神本身又只是抽象的人的反映。”（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54～355页。）黑格尔也指出：“只有艺术（指神话）才是最早的对宗教观念的形象翻译。”（注：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4页。）也就是说，神话的自然本色是以自然崇拜为内在的语言结构，这种语言结构经过显现，则成为了初民们与自然进行对话时的最有意义的话语。当自然崇拜以宗教信仰的形式出现的时候，宗教与神话的互渗不但使它们以对方为存在的前提，更重要的是它把人置于自然力（异己的力量）支配之下。这虽然是神话无可奈何的选择，但神话对宗教的依存却壮大了自己。从万物有灵到萌生自然神的观念，从关注自然神（敷衍自然神的故事）到确认支配神，从确认支配神到确证一元至上神，从确证一元至上神再到人神合一，创造出英雄神的神话，神话语言的发展与壮大是与原始宗教息息相关的。进而言之，这是一个多语的时代，也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年代，想象和幻想的空间不但为人提供着丰富的语言词汇，传达着想说的意念，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力的加强也在不断地提高着人类认知自然的质量。在人与自然对话的语境中，拜物是必不可少的文化因子。当人类刚刚从自然界中提升出来的时候，主体意识的难以确证往往使他们把自己视为自然的附属物。然而，正因为人有了拜物的意念，神话才有了酝酿和发生的语言土壤。迷信神灵的突出表现是关心自然超过对自身的关心，由此而萌生的宗教情感则使人在自然面前表现出诚惶诚恐的情状。在宗教情感的作用下，人在宇宙万物面前的无知虽然使他们难以自信并丧失自我，然而透过人与自然进行对话的话语，却又可以看到人驾驭自然、追求心灵自由的要求。从另一个层面来看，这一追求虽说是不自觉的，但它却表达了人与自然进行对话的企图。拜物培养了人的宗教情感和中心话语，其话语对自然的神灵化大体上有两个指向，一是创造出丰富多彩的神话语言，以神话追究自然，与自然进行着富有成效的对话；一是以神灵信仰为原点，在阐释自然的过程中留下自然的烙印。在这中间，由拜物培养起来的宗教情感则起到提示和规范对话语境的作用。随着这种话语形式的加深，人与自然的对话也就不再停留在同一语言层面和水平上了。特别是人对自然因果关系的发现，则使人产生了整合和梳理神话语言的历史要求。自然崇拜的核心是拜物，拜物作为人类的第一个情结(complex)，当它以敬畏的方式打量和揣测自然时，遂产生了想说的意念，随着这种心理机制由深层转移到表层，人对自然的读解则以话语的形式表现出来。细绎其话语发生的语境，我以为有三个方面值得重视。第一个语境是以万物有灵的“元语言”(metalanguage)追究自然（注：所谓元语言(metalanguage)，按照语言学家的阐释，是指“用来分析和描写另一种语言（被观察的语言或目的语[Object language]）的语言或一套符号，如用来解释另一个词或外语教学中的本族语”。参见哈特曼、斯托克《语言与语言学词典》（黄长著等译，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213页）。这里借用“元语言”一词来谈论万物有灵的意义，是指它在神话的话语系统中是一种普遍的语言，即通过对它的分析可以发现自然崇拜中的原型，进而以此来考察自然神在自然崇拜的话语系统中的意义。）。万物有灵以想象和幻想的方式神化了自然或自然力，作为原始思维的成果，它不但是人类神秘自然的起点，同时也是启迪神话——普遍语言的重要语境；第二个语境是自然神的观念，在稳定神灵信仰的前提下，自然神的观念不但描绘着神化的自然或自然力，而且以特定的话语梳理着自然神的故事，随着自然神故事的不断发现和拓展，这一语境也就变得丰富起来了；第三个语境是祭神理念的形成，通过祭祀、举行祭祀仪式和选择祭祀的场所，祭祀不但培养着人的宗教情感，而且还将人崇拜自然的语言行为加以规范化，并把人神（本质是自然）沟通的途径以程式化的语言固定下来。这三个语境的拧结便极大地丰富了人与自然对话时的语言，而这种语境的丰富便生成了以自然崇拜为特质的权力话语系统。在这一权力话语的系统中，自然神观念的出现是其关键。何星亮指出：“自然神观念是自然崇拜文化中最基本的文化元素，其他文化元素都是在自然神观念的基础上衍生的。任何一种自然崇拜，都是先有神的观念，然后才会产生祭祀仪式、祭祀场所、偶像、禁忌等。”（注：何星亮：《中国自然神与自然崇拜》，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0页。）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语境，才创造出人与自然进行对话时的特殊氛围，才使人在自然的状态中展示追究自然的才能和见识。二自然崇拜昭示着人对自然及生命的无限遐思，在万物有灵向自然崇拜过渡的叙事话语中，叙述语言对自然崇拜的接近，一方面触摸到自然崇拜的所指和能指，另一方面又通过神话语言把追究自然的话语蕴含在初民的价值观念中。如果要追溯这一话语的源头的话，则应该说是万物有灵的“元语言”在起根本性的作用。“元语言”是培养自然崇拜权力话语的基本语境，当“元语言”承担起人的“多语”要求时，其叙述对自然崇拜这一权力话语的接近，一方面造就了自然故事的丰富性，另一方面则使人与自然的对话走向了单一。因为图腾崇拜对自然神的超越，是把某一自然物或自然力的崇拜转换为与自然对话时的中心话语。而对中心话语的寻找，则使人表现出“失语”的特征。也就是说，受认知能力和阐释能力的限制，初民们对自然的追究不再以泛灵为集体表象，而是叙述为对某一类自然物或自然力特别依赖的情感话语。这一情感语言反映到人与自然对话的方面，则是建立起图腾崇拜的中心话语机制。美国民俗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指出：“在鄂吉布瓦方言中，有‘图腾’一词——实际上往往读作‘多丹’——意指一个氏族的标志或图徽；例如，狼的图形便是狼氏族的图腾。”（注：〔美〕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纯等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162页。）泰勒亦认为，灵魂不但可以“继续存在和生活在死后的人的肉体上”，而且还能够“进入另一个人的肉体中去，能够进入动物体内甚至物体内，支配它们，影响它们”（注：〔英〕泰勒：《原始文化》，连树声译，上诲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416页。）。这种情况的存在，在原始人那里便产生了体外寄魂的思想行为。今天所能见到的体外寄魂主要有三种形式，即人的灵魂可以分别寄居于动植物、自然物（如日月星辰）以及人造物（如刀斧、房舍）之中。这一提法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赞同，乃至马昌仪指出：“灵魂寄存于体外，可说是无处不在。大至日月山川、猛兽凶禽，小至蛇虫鼠蚁、针头线脑，处处都是灵魂寄居之所在。大致说来，不外乎动植物、自然物、人造物几种。”（注：马昌仪：《中国灵魂信仰》，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85～186页。）万物有灵是培养体外寄魂语汇的温床，经过生成转换，初民们在寄魂物体的基础上便产生图腾崇拜的要求。图腾崇拜对万物有灵的阐释是特别地关注某一自然物，这种情况的存在，一方面使万物有灵的“元语言”遵循从个别到一般的叙述原则，另一方面图腾崇拜的中心话语又把一般的叙述还原到个别。从表现上看，图腾崇拜只是对万物有灵的回复，但它所显示出来的轨迹恰好说明了图腾崇拜的中心话语来源于万物有灵的“元语言”，即它所表达的语言和追究的语义依旧集中在人与自然对话的方面，也就是说，图腾崇拜的话语虽然依旧可以包容在万物有灵的“元语言”中，但其话语实现的途径却离不开体外寄魂这一基本语汇。原始思维是以集体表象为特征的，神化自然和将自然人格化为导向崇拜自然打下了必要的基础，在这一环节中，图腾崇拜对自然崇拜的全面推进具有重要的意义。当人类以联系的观点对待自然万物时，在神话语言中便出现了支配与被支配的语汇，大神从众神中的提升，一方面标志着人类对自然有了深入的理解语言，另一方面它也向人提出了建立有序的自然世界的语言要求。在这一基础上，与某一氏族成员发生密切联系的自然物或自然力便成了氏族格外关注的对象，乃至氏族成员认为这一自然物或自然力与氏族有着特别的关系。如在羌族中流传着这样的图腾神话：羌人被相邻的部落打败后，逃到了岷江的上游。在这里，他们碰上了身材奇伟的葛人，葛人纵目大嘴，齿若马鬃，拖有尾巴，他们一再地袭扰羌人，使羌人民不聊生。这时，羌人的首领做了一个梦，在梦中，神灵告诉他说：用白石投击葛人，葛人就会死去。于是，羌人的男女老少一起去寻找白石，用白石攻击葛人，终于战胜了葛人。（注：马春文：《羌人的白石崇拜》，《民族文化》1985年第3期。）白石在紧要的关头保护了羌人，因此，羌人把它视为自己的保护神，进而确认它与氏族间存在着血缘关系。这种图腾神话的表达便成了人与自然进行对话时的新话语。图腾是氏族具有标志性的族徽（原始氏族的本质是家族），由于这样的缘故，氏族成员往往把它画在自己的居住地以及使用的器物上，或者是自己的服饰以及身体上，进而以虔诚的态度祈求它保佑自己及整个氏族的平安。作为一种神秘的力量，图腾与氏族成员所发生的亲近关系，实际上也在勾勒人与自然进行对话的中心话语。与自然神观念相比，图腾的意义，是以更加肯定的口吻确定和培养氏族成员的宗教情感。就是说，图腾作为氏族成员的集体信仰，其鲜明的特征是，图腾在氏族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它不但左右着氏族的命运，而且还起着保护氏族全体成员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