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客家文化论文范文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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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简介“客家”是汉族民系中重要的一支名称。这支称为“客家”的民系，是南迁汉人，在唐末至明中叶聚集于闽、粤、赣连结地区，经过与当地畲瑶等土著居民融合而成的，具有有别于汉族其他民系的独特的方言、文化和特性的一个汉族民系。它以汉人为主体，同时包合经融合有“客化”的畲瑶等少数民族，但是这支民系不是纯汉族血统，其文化也不是纯中原汉文化，所以作为一个群体，其成员包含相互融合，享有共同文化特征的不同民族的成员。因此，“客家”是一个汉族民系的称谓，但并非种族概念，而是文化概念。客家民系迁徙与形成客家先民是中原人士，客家人在历史上曾经历五次迁移运动，其中第一期是孕育期，第二、三期是形成期，第四、五期是向海内外播散期。客家人迁徙运动背景，是中国历史上因王权变更、农民起义或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引发的北方汉民南移运动。第一次大迁徙——西晋末年，于永康元年引发了“八王之乱”，继而又爆发了人民反晋王朝的斗争，大大动摇了西晋王朝的统治。这时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氐等少数民族趁虚而入，各自据地为王，相互争战不休，使中原陷入“五胡乱华”的动荡局面。西晋王朝灭亡后，中原成了胡人天下，他们废农田，牧牛羊，虏汉人做奴隶。不堪奴役的汉人大举南迁，遂形成以衣冠土族，官宦大户为主体的南迁潮流。他们由中原经河南南阳，进入襄樊，沿汉水入长江迁向湖北、安徽、江苏一带；朝东则由九江到鄱阳湖，或顺赣江进入赣南山区。其前锋已抵达今之梅州大埔，并于东晋义熙九年（即公元413年）以“流民营”为基础设置了义招县。这时，偏安江南的东晋王朝，为安置中原移民，专门设立了侨州、郡、县、予以各种优待。这股潮流此起彼伏，持续170多年，迁移人口达一、二百万之众：第二次大迁徙——唐朝自“安史之乱”后，国势由盛而衰，出现藩镇割据的局面。他们互相攻略、纵兵残民，加之中原灾荒连年，官府敲榨盘剥，民不聊生，许多城乡烟火断绝，一片萧条。不久，爆发了先后由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起义军弛骋中原，辗转大江南北十数省。这些地方正是第一次南迁汉民分布的地域。战乱所及，唯有赣南、闽西南和广东东北“比较堪称乐土”，于是上述各省客家先民的大部分，由江州溯赣江而上，来到今天的赣南、闽西、广东东北的三角地带定居。根据客家族谱记载，这时期的移民，避居福建宁化石壁洞者也不少。这就是中原汉人历史上第二次大举迁徙。这次南迁，延续到唐后的五代时期，历时90余年：客家文化，各地发展虽不尽平衡，在各个历史期其文化中心也不断推移。但作为一个整体，则彼此存在互相吸引、影响和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有宋一代，客家文化中心有二一是福建路的汀州。汀州，是客家移民早期进入的重要基地。传说宁化石壁乡为客家人的祖居地，并非空穴来风。因此，客家文化在汀州生根开花，是情理中事。故有"风声习气，颇类中州"之誉。其出众人物有：宁化郑文宝，宁化张达观、张良裔父子，长汀杨方诸人。郑文宝，长于诗。其诗颇受同时人的文坛大家晏殊、欧阳修、司马光的青睐。杨方，以理学著称，曾从学朱熹，对客家地区理学的兴起，其功阙伟。一是广南东路以韶州为中心的粤北地区。因韶州地处岭南北交通要冲，故此地客家文化得地理之便与气候之先。曲江余靖，即是其中佼佼者，余靖，宋代名臣，官至兵部尚书，崇祀于广州八贤堂。其史学、诗、古文词，均为时人所重。曾信校《史记》、《汉书》，别为刊误四十五卷，是尤精史学的明证。韶州为宋代客家人藏龙卧虎之地，是有历史根源的。早在唐代，曲江就出过名震中原的张九龄。张九龄，唐朝名相，文学冠一时，著有《曲江集》，事迹具《旧唐书》卷九九本传。其诗劲炼质朴，洗尽六朝铅华。《唐音癸签》称道："首创清淡之派"。对其后的王维、孟浩然诗派颇有影响。时人张说则赞誉"后来词人称首也。"可以说，张九龄以其卓越才学与高尚人品，使中原人对岭南文化刮目相看。元代，客家学子，多不应试仕官。所以，这一时期文士不显、文风转衰。记载也多阙如。但也并非全无杰出人物。龙南人钟柔，融贯诸史，著述多部，从学者数万人，一时文风称盛，即是一例。明初，承元之弊，客家著名文士尚不多见。成化、弘治年间，始渐露锋芒。嘉靖以后，人才辈出。明末清初，而登高峰。这一时期，客家文化中心有三：一是福建汀州府。尤以文史成就为著。有宁化李世熊、黎士宏，上杭刘坊诸人。李世熊，主要著作有《寒支初集》、《寒支二集》。史称其：六经诸子百家，无不贯通；为文沈深削该、奥博离奇。撰修《宁化县志》，被誉为天下名志，对客家地区方志学作出了特殊贡献。黎士宏，世熊弟子，人称"以诗文章名天下"。刘坊，著有《天朝阁集》。自视甚高，声言"自有文章以来，一刘鳌石而已"。人评其文"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一是赣南地区。明末清初间，"三魏"和"易堂九子"的古文最富盛名。"三魏"，为江西宁都魏际瑞、魏禧、魏礼三兄弟。"易堂九子"，以魏氏三兄弟为核心，加上李腾蛟、丘维屏、彭任、曾灿、彭士望、林时益。他们的古文成就，集中反映在魏际瑞的《魏伯子文集》、魏禧的《魏叔子文集》、魏礼的《魏季子文集》和易堂九子的《易堂九子文钞》中。魏氏两代六人，被誉为文坛"三魏"和"小三魏"，传为千古佳话。显然，倘没有当时赣南文风兴盛的背景，是绝不可能出现这一奇特文化现象的。理学，则有信丰俞溥，龙南月华，南康刘昭文、王事圣诸人。月华、曾从王守仁之学，为学者所宗。刘昭文则学于湛若水之门。可见，赣南理学王、湛两派均有传人。一是惠州府。明代客家理学中心。一时人才济济，理学发展至顶峰。代表人物有杨传芳、叶时、叶春芳、叶天佑、叶春及、叶萼、杨起元诸人。杨传芳，师事湛甘泉，深得其中奥妙。叶时，曾从南海庞嵩学，崇奉王阳良知之学。叶春芳，受学湛甘泉，"甘泉称其学问纯正"。叶春及，理学崇陈献章。叶萼，曾从薛侃学，为惠州一郡师。杨起元，崇心性之学，其学的显著特点，是将佛学引入理学，使佛儒合一。惠州客家地区理学，与整个广东地区理学同步发展。"明兴，白沙氏起，以濂名之学为宗，于是东粤理学大昌。"换言之，明正统以后，陈献章"白沙之学"的兴起，标志着广东地区理学进入繁荣阶段。其后，出理客家、福老、广府民系的理学大师各据一方各领风骚和互相渗透互相辉映的生机勃勃的局面。"当是时，甘泉、阳明二家弟子，各执其师之说，互有异同，自弼唐为之会通，面浙、广二宗，皆于弼唐悦面诚服，于时乡士大夫翕然和之。若何古林则讲学诃林，薛中离则于金山，黄泰泉于白云，钟叔辉于宝潭，杨肖斋（传芳）、叶允中（时）于归善，叶同斋（春及）于罗浮，王青梦于粤秀。而其在广州者，遇朔望必偕至关天，就正于弼唐。"就是说，这一时期惠州地区的理学，杨传芳、叶时、叶春及诸人独树一帜。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客家人因深受儒家思想熏陶，故具有极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名节思想。这以明清嬗变之际和汀州和赣南的气节派文人最具代表性。他们大多具有反清复明、"义不帝秦"的思想和行为。其佼佼者有李世熊、刘访、魏际瑞、魏禧、魏礼诸人．为人则"不食周粟"、退隐山林，为文则愤世嫉俗、慷慨激越、烟彪可元。他们的道德文章，光 辉千古。在客家文化发展史上，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清代以降，广东嘉应州及潮州府属大埔等地（即今梅州市辖区），在客家地区日益占据重要地位。在清一代，这一地区的科甲在客家地区居首位。康熙三十年登进士的李象元，为本朝州属登第者始。自乾隆特别是西风东渐之后，梅州地区人文日益昌盛。清代梅州文化，以诗文最为发达。代表人物有扬仲兴、王利亨、宋湘、温训、黄钊、李黼平、吴兰修、范留淑、叶璧华、胡曦、黄遵宪、温仲和等人。其中最著者为来湘与黄遵宪。来湘是乾隆以后，岭南诗人最富盛名者。代表作为《红杏山房诗钞》。史称"粤诗自黎简、冯敏昌后，推（宋）湘为巨擘"，或说"后起无如宋芷湾（湘）"。黄遵宪是清末"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代表作为（人境庐诗草》。他所创作的通俗易懂的"新体诗"，对"五四"时斯的新诗运动起了先驱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著名女诗人范留淑、叶擘华的出现。客家妇女素以聪慧贤良勤劳著称于世，她们在客家社会中起着特殊重的作用。但由于受封建礼教的长期束缚，在文化上并未有所建树，形成妇女地位在经济活动与文化教育两者间的极大反差。清末，随着风气日开、女权日高，这种畸形局面才不断改变。范留淑的《化碧集》、叶璧华的《古香阁集》，可谓晚清诗歌的璀璨明珠；他们二人则可誉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女诗人的先行者。清代，梅州地区在客家人文地位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并非偶然。早在明代，已露端倪。李士淳的出现即属此例。李士淳，作文雄健奔放，为时人所重，其著述收入《李二何先生文集》。又，据光绪《嘉应州志·从谈》卷三二载："《谈海》云：闻之族老，明季及国初，潮属有数县文风未盛，多有不能如额者，学使者往往以此邑之有余补波邑之不足，程乡一邑常取过三四十名，谓之通榜。"可见，早在明清之际，梅县（程乡）文风之盛已居粤东前列。与此同时，惠州文化也日益发达。惠州府与广州府相邻，并濒临大海。随着客家火势力不断由山区向平原向海外伸展，故当地日居重要地位。宁化伊秉缓在惠州知府任上，曾创建丰湖书院，并度聘请嘉应宋湘主讲丰湖书院。一时，丰湖书院成了培育客家人才的重要摇篮。有清一代，客家地区文化得到普遍发展，故各地都产生了一批著名人土。其中，最有影响的为南康谢启昆、台湾丘逢甲诸人。他们在中国文坛上，均占有重要地位。谢启昆，于史学、文学、方志学等方面均有所建树，尤以方志学成绩斐然。他主修的《广西通志》，体例新颖，内容博洽，为一代模式。丘逢甲，台湾著名爱国诗人，代表作为（岭云海日楼诗钞》。梁启超誉之为"诗界革命巨子"。其诗的"英气"，甚至在黄遵宪之上。总之，客家地区，从宋代以来可谓"江山代有人才出"。客家人在历史上各个文化领域，均作出杰出的贡献。其著名者：史学有余靖；理学有杨方、杨昱、杨传芳、叶春芳、叶春及、叶萼、杨起元；诗有郑文宝、伊秉绶、宋湘、湖曦、黄遵宪、丘逢甲；古文有刘坊、魏际瑞、魏禧、魏礼；方志学有李世熊、谢启昆；客家学有黄钊、温仲和；女诗人则有范留淑、叶璧华。不胜枚举。你好台湾网 http://www.nihaotw.com【发表评论】 【关闭窗口】

客家文化发展论文范文

客家宗族的仪式文化

【摘 要】 各种仪式活动不仅涉及传统记忆、文化传承，而且还涉及到对群体的归属和群体教育。尤其是对于一个族群来说，客家族群聚族而居，千百年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一系列的仪式活动在族群的生活中发挥着各自重要的作用，其中有些还蕴含着丰富与深刻的教育意义。分析和研究这些仪式，对于理解客家独特的仪式文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客家;宗族;仪式;教育意义

Abstract variety of ceremonial activities involves not only traditional memory, cultural heritage, but also to the ownership of the community and education groups. Especially for an ethnic group, the Hakka clan cluster, for thousands of years to form its own unique cultural system, a series of ritual activit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ir communities of life, some of which also contains a wealth of and profound educational significance. Analysis and study of these rituals, rituals for understanding the unique Hakka culture ha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Key words Hakka; clan; ceremony; educational

仪式，即是一套以行为方式和象征符号为要素，通过结合在一起进行表演的一种实践活动。最早有我们所知道的是原始社会人类在战争、播种、狩猎、求雨等活动中所进行的各种仪式。进入文明社会后，虽然涉及迷信和巫术的仪式活动逐渐消亡了，但其它民间和官方的各种仪式活动却不断涌现，如民间的宗教、祭祀、文化仪式活动等，官方的政治、行政、教育仪式活动等，无不在时刻的告诉我们：仪式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它们的影响。

客家族群是一个独特的汉族支系族群，由于历史的原因导致他们习惯于聚族而居，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客家聚居社区。江西省赣南地区的白鹭村就是非常典型的这样一个社区，历经八百多年，形成了一个以人口98%为独一“钟”姓的客家宗族聚集区。在这过程中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仪式体系，其中有一项仪式笔者认为最能反应客家独特的文化以及本文所要探讨的客家宗族的仪式教育，那就是白鹭村的“祠堂仪式”。所谓“祠堂仪式”只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具体说来，即是把祠堂作为族中一个固定的场所举行各种仪式，并且这些仪式能够给宗族成员带来某种程度上的教育意义。

白鹭村“祠堂仪式”中最主要的一个仪式就是祭祖仪式，每到大年初一清晨，族中便有德高望重者带领宗族成员到总祠堂祭祖，准备好祭器，有专人置办三牲等祭祀用品。而后由这些德高望重的长辈主祭，族中男女老少在主祭人的指挥下对着列祖列宗的牌位和画像行叩拜礼，献上祭酒及三牲等果品，然后诵读祭文、鸣炮、吹唢呐、敲锣打鼓。中午祭祖仪式结束后，全体族人会餐，餐席就设在祠堂的大厅里，全族人谈笑风声，一起缅怀客家先祖，追远思源。除此外，还要在祠堂中唱三天“东河戏”(赣南客家剧种之一，由昆曲演变而来)，全族男女老少一同前往观看，甚是热闹。不仅在祠堂唱“东河戏”，族里还要请戏班到村里的庙里演三天的木偶戏，这种习俗在白鹭村世代相沿。

其中第二个主要的仪式便是抢“打轿”，这是白鹭村独有一种习俗。在正月七日晚，在总祠堂里，焚香点烛，礼炮齐鸣，村中各个支房(宗族下面的各个分支，白鹭村有六个支房)派出精壮的后生，每三个房为一支队伍，分成两支队伍，各五至六人左右，分别簇拥在一个“井”字形的粗大木架两边，抓住木架，从总祠堂内开始，各队往各队方向拼命的拉。整个过程异常激烈，双方争斗的架势就像是真的红了眼的恶斗一般，个个身上都要挂彩，用鼻青脸肿、皮开肉绽来形容都不为过。这样来来回回要持续好几十个回合，少则十几分钟，多则一个多小时，族中各支房的族人都为自己的队伍呐喊助威，场面极其震憾。直到双方抢的精疲力尽，最后看哪一方能把“轿”拉到自己方向的才算赢家。赢得那家不仅能为自己支房带来荣誉，而且还能得到两筒麻饼的奖赏。结束后双方到祠堂开怀畅饮，又是一家人。抢“打轿”有一种说法说是白鹭村村后的山形似五虎，村中人忌讳其煞气太重，抢“打轿”意在敲山震虎。另一种说法说客家人逞勇好斗，一年一度的抢“打轿”活动可以满足族中后生的斗勇之欲，同时还能使族人团结合睦，增强宗族的凝聚力。

最后一个仪式便是在祠堂中举行的各种惩戒活动，客家人历来重视教育，在白鹭村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农而优则商，商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所以族中文风盛行，族人都好礼教，特别看重一个人的品行。因此族人待人接物都是规规矩矩，特别注重礼数和教养。但有时也有不懂事的族人会违反礼数和规矩，据笔者所了解的有大致三种情况：一是有偷盗及为非作歹者，二是不尊老爱幼者，三是没有礼数及蔑视风俗习惯者。对于第一种情况，由族中德高望重的长辈将其所做所为广而告之。尔后各支房及族中有头有脸的人把为非作歹者及其亲属叫到总祠堂中来，族人大多在旁围观。要其当着大家的面陈述自己的罪行，同时写下保证书，保证以后不再犯。为了起到警示惩戒作用，还要其脱去上衣跪在祖宗牌位前，其父亲用三根细竹条扎成一把，在其背上施行鞭刑，直至打到皮开出血。最后大家上前将其救起，鸣放鞭炮，以示族人原谅了他，望他从此改过自新，仪式结束时长辈们还郑重要求大家以后不准再议论此事，对受惩戒人需同等对待。而对于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况的惩戒仪式则轻微了些，同样是由族中长老们组织，要求受罚者跪在祠堂祖宗牌位前，忏悔反思，当着所有族人的面承认错误，保证改正错误，要全族人当其监督者和见证人。

白鹭村独特的祠堂仪式涉及到社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它们对于整个社区的健康运转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大致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点：

第一，增强群体凝聚力，强化群体成员对群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宗族所举行的祭祖仪式以及抢“打轿”可以将族人周期性的聚集在一起，使他们认识到自己与宗族群体之间的联系，使他们进一步肯定了宗族群体的存在价值，加强宗族的内部团结。而惩戒仪式则能让每个族人意识到人人在宗族里都是平等的，意识到宗族对于每一个族人的宽大仁慈，增强族人对宗族的认同和归属感。

第二，约束成员行为，保证群体规范。

最明显的莫过于祠堂的惩戒仪式了，一些最朴素的道德伦理观念通过这样一种在公众面前的表演仪式得到了传播，同时也保持了族人对于道德伦理规范的敬畏之心，不敢轻易以身试法。族人将其内化为自身的行为规范，在其生活中的各方面发挥效用，最佳程度的保证了群体规范的贯彻落实。

第三，升华成员精神境界，促进群体动员。

在这样一种集体仪式的氛围中，自我的一切，如自私、自卑、胆怯等，被大大的削弱了甚至抛弃了。就像某种宗教仪式样，引导人们对于一种美好境界的精神向往，将美好的品行和修养作为自己言行的标准，努力提升自我的思想境界。这一系列的仪式可以动员整个宗族的成员，同时，也就是动员了整个宗族的资源，这对于宗族想要实现公共目标是非常有利的。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白鹭村的祠堂仪式并不单单是几个简单的风俗习惯，整个宗族通过祠堂仪式被有序地组织起来，各种仪式在社区生活中发挥着各自的功能。它们增强了整个宗族的凝聚力，强化了族人对宗族的认同和归属感;约束了成员行为，保证了群体规范;同时升华了成员的精神境界，促进了群体动员。由此可知，我们在接触一种文化时，要充分发掘各种群体仪式背后所隐藏的意义和其所发挥的功能，从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维的学科角度上去认识群体仪式对于群体和其成员的影响和作用。

【参考文献】

[1](美)弗朗兹・博厄斯.人类学与现代生活[M].刘莎，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9.

[2]爱弥乐・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渠东，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3]郭于华.仪式与社会变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4]钟显泽.话说白鹭[Z].赣县政协，1999.

客家文化对客家经济影响的研究

摘 要 本文通过诺斯和格雷夫的理论，简单探讨了客家文化对客家经济的影响，发现客家文化中的集体主义和商业精神的缺失使得有效率的组织无法建立和客家经济秩序无法有效扩展。

关键词 客家文化 客家经济 影响

文化与经济表现一直是经济研究里一个引人入胜的话题。诺斯强调文化决定制度变迁，制度影响经济绩效。格雷夫用比较制度的观点来把文化信念化，把信念内生化，用博弈论的方法证明了不同文化环境影响人的行为，不同行为下交易成本的不同导致了组织形态和绩效的不同。所以文化对经济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广东就是一个典型的文化影响经济表现的例子，自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经过了长足的'发展，但地区间的差异明显扩大，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日益凸显，尤其是客家地区和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差异尤其凸出。对客家地区的文化进行剖析是必要的，努力分析客家文化中适合经济发展的和阻止经济表现的，做到对传统文化的扬弃对客家地区的长远发展是有利的。

一、客家文化的界定和主要表现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A. L.克罗伯和K. 科拉克洪这样定义文化：文化存在于各种内隐的和外显的模式之中， 借助符号的运用得以学习与传播， 并构成人类群体的特殊成就， 这些成就包括他们制造物品的各种具体样式。文化的基本要素是传统(通过历史衍生和由选择得到的) 思想观念和价值，其中尤以价值观最为重要。客家人是从中原迁徙过来，随着与当地的融合，交流遂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特点。客家人的先祖多居于“中原旧地”，为避战乱，不断地向南迁徙，曾迁徙到达安徽、江西等地，后来又从福建汀州和江西等地迁到广东粤东北部山区来。客家文化呈现的是山区文化特色。粤东北部客家地区的开发史就是一部开发垦辟山区的历史。为求出路，客家男子苦读求功名和外出谋生，使社会生产的重担落在了妇女的肩上，妇女集樵采、畜牧、灌种、纫缝、炊 爨 于一身，这是客家人一个特别之处。客家文化从本质上是一种农耕文化。传统的农耕文化的特点就是自给自足重视功名。俗称的耕读传家。实际上重功名是自给自足下的被动选择和相应反应，传统的自然经济，生产的产品大同小异，贸易带来的收益有限，所以重功名是寻求更高收益的出路之一。如果说从中原迁徙过来的客家人有着很强的家国情怀和忠诚。

二、客家文化对经济的影响途径

格雷夫( 1994) 从文化信念与社会组织和制度安排的角度解释文化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他认为：(1)经济制度由文化信仰和组织这两个相关的因素组成， 由于文化信仰是未经协调的各种预期， 经济制度的变迁受其历史的影响;(2)制度结构之所以表现出路径依赖， 是因为过去的行为、文化信仰、社会结构和组织都影响着价值观念和社会实施机制的发展， 从而压制了背离旧有行为模式的灵活性。国内学者韦森( 2003) 沿着格雷夫的思路， 系统研究了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赖以生存的文化因素以及不同的文化传统对社会制度结构的影响， 指出中国历史上信奉的集体主义文化因子决定了中国社会制度变迁内卷性(深层次的路径依赖) ， 而西方社会个人主义的文化因子决定了西方社会制度变迁外卷性( 进化演变) 的路径， 不同的文化传统导致了不同的变迁路径从而也形成了不同的增长路径。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文化因子是欧美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必要条件( 尽管不是充分条件)。基于农本文化的客家文化毫无疑问带有集体主义因子，而本着求仕的客家文化又使得客家文化中缺少商业气息。考虑到经济活动是人们之间的活动， 市场扩展则是人们交易活动范围增宽和深化的一个自然结果， 而近现代以及当代历史上的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繁荣与社会发展， 说到底只不过是市场扩展的一个外在表现。由于市场经济活动归根结底只是一种人们的商品和劳务交换行为的集合， 所以，市场参与者的商业精神和其动机 ， 就成了市场秩序扩展和经济发展的一个最深层的或者说根本的动因了。

从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视角来分析， 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而言， 制度确实是重要的。然而， 制度的发挥是要环境的，文化及其氛围是极其重要的正如历史学家布雷戴尔所述谜题一样，只有在一定的文化氛围中， 一些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方能发挥其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激励作用。这也导致了同样性质的制度， 在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精神遗产中的作用链条和绩效不尽相同，且有时差异甚大。客家文化的商业性缺失削弱了市场经济的激励作用。另一方面根据格雷夫(1993)诺斯的思路客家文化的集体主义和重仕使得客家组织带有严重的科层色彩，而科层毫无疑问降低了组织的效率。根据诺斯所言经济增长的核心是有效率的组织。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客家文化的集体主义和耕读阻碍了市场的扩展和有效率组织的形成，最终带来了低效率的经济表现。

参考文献：

[1]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

[2]韦森;《从文化传统反思东西方市场经济的近代形成路径》. 载《世界经济》2002 (10).

[3]何东霞�何一鸣：《文化与制度：一个文献的综述》 《学术研究》，2006(10).

[4]诺斯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6》， 中文版， 49～～65 页，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5]格雷夫： 《大裂变》 中信出版社 ，2001.

[6]韦森 ;《从传统齐鲁农耕文化到现代商业精神的创造性转化》《东岳论丛》2004 (6).

客家祖地闽西山村，一万余人建制的行政村并不多，连城县庙前镇的芷溪村就是这样一个客家村落。明清以来，芷溪村先民先后兴建了六十八座古祠，一百三十八幢古民居，这些规模宏大的明清时期建筑，被客家学研究人士誉为客家[大宅门]。 芷溪村位于连城县南部，聚居黄、杨、邱、华四姓客家人，以黄、杨两姓居多。芷溪村村民重视修建宗祠，缘于客家人慎终追远，敬祖睦宗的传统美德。这些明清时期的古建筑除一部分是专门作祭祖联宗用外，其余都是祠居合一的复合型建筑，普遍采用客家地区[九厅十八井]结构布局建造，庭院舒畅，雕梁画栋，飞檐翘角，美仑美奂。 杨姓[渔溪公祠]兴建于康熙末年，是为纪念杨氏先祖渔溪公而建。整幢建筑占地五千多平方米，设房间一百零一间，现仍聚居杨姓渔溪公后裔七百余人。据说，该宗祠建筑与北京故宫同一坐向，民间建筑与皇家建筑相同是一大忌，为此，堪舆先生特地在大门石牌楼名称上做文章，现阴刻于牌楼上的[南离辉映]四字，为清代著名书法家何绍基所书，每字缺少一笔，不注意是难于察觉的，据居住该幢建筑的杨氏后裔介绍，这样设计目的在于求得[制化]，如此一来，门楼又显得与众不同。渔溪公祠的建筑设计是典型的框架结构。将该幢房子九个厅堂两厢壁板及门扇拆下，恰可铺设十八个天井位置，摆一百二十张八仙桌宴请宾客，晒九十九担谷子，都有显得绰绰有余，其建筑之宏大，布局之科学，令人自叹弗如。 黄姓[翠畴公祠]因黄姓翠畴公善行义举，被清庭奖掖，清光绪十八年，翠畴公子辈为彰显父母一生善行懿德而建，前后历时八年始告竣工。该幢建筑装饰之华丽、工艺之精致，在闽西客家地区民居建筑中都是罕见的。门楼琉璃瓦顶，金箔鳄鱼翘角，金边金字兰底堂名，金碧辉煌。前厅上下四根顶梁大柱饰以大红油漆；下厅及中门屏风，有精美的梅兰菊竹，福禄寿喜，文房四宝等镂空雕刻；所有梁柱分别雕刻有[二十四孝]、[郭子义拜寿]、[苏武牧羊]等传说故事图案；大厅内回廊及下厅两壁，画有水墨山水；神龛金箔拼贴，灿烂耀眼。斑澜的色彩，使整幢房屋洋溢着盈盈喜气，颇具殿堂风韵。 芷溪村的客家居民十分重视门建筑。门楼是一幢房屋的[门面]，体现房屋主人的身份，更兼溶入周易风水学说，当地有[千斤门楼、四两屋]的说法。黄姓[澄川公祠]，是芷溪人重视门楼建筑的生动体现。石门楼高近六米，柱直径达一点二米，顶部刻有人物、鸟兽、花卉和双龙戏珠等图案，全部用上等花岗岩砌成，构造天衣无缝，雄伟壮观。 走进芷溪村古居，每一幢古居都有一段遥远的传说，每一幢古居都有一段动人的故事，传承着先祖的光荣与自豪。庚福公祠、万德公祠、梧冈公祠、龟山公祠、万斯堂、怡关堂……座座深宅古院，人文蔚起。与福建省一衣带水的台湾省高雄市，居住着芷溪开基祖庚福公的裔孙。据谱牒记载，三世祖邓斌公于明成化年间渡台创业，是闽西最早去台的姓氏，如今在高雄已有几千之众。隔海相望，亦常互问乡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