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术概论文界革命

梁启超常常自诩“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有引领、超越时代的意思。就是说现在的“我”比起以前的我来说更好

资产阶级的新体散文首先打破了桐城派古文“中兴”的局面，促进晚清新体散文进一步发展的社会力量是新生的民族资产阶级改良派。新的社会物质基础、阶级关系和思想文化的产生，要求新的表达形式和表达方法。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由于开通“民智”、扩大社会影响的宣传需要，已有提倡文字改革和语文合一的文体改革的呼声。陈荣衮、裘廷梁等主张用俗话写白话文。白话报也在各地先后办了起来，从语言形式上否定了桐城派古文或一切传统古文的表达作用。但因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不彻底性，这种白话文运动的影响不大，未被文坛或文化界所重视。当时影响最大的则是梁启超等改良派的新体散文。它接近于语文合一，但又未能完全摆脱古文。代表作家有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康有为是改良运动的领袖。他的散文，思想解放，直抒己见，或散行，或排偶，富于想象和瑰丽之词，而又能利用传统古文，有龚自珍的影响，但比龚文汪洋放纵得多而奇诡较少，打破了传统古文的程式定局，是梁启超散文的先导。谭嗣同在思想上要冲决一切罗网，在文体上也寻求自己的道路。他“少颇为桐城派所震”，后来，喜尚魏晋间文，爱其“沈博绝丽”，并且认为“所谓骈文非四六排偶之谓，体例气息之谓也”（《谭嗣同全集》卷二《三十自纪》）。谭嗣同否定了桐城派古文，创造了自己的新体散文。他的散文从学习骈文中来，句法谨严整洁，绝少浮语。他颂扬“报章文体”，又曾运用口语的自然句法编写南学会讲义，可见已倾向散文的通俗化。梁启超是改良运动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宣传家，也是新体散文最著名的代表作家。他办过许多报章杂志，提倡“文界革命”，试过“语文合一”，自觉地注意文体的通俗化，大胆地从传统古文束缚下解放出来。他曾评价自己的文章说：“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清代学术概论》）这近似韩愈的古文运动，是古文通俗化运动。所以“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同前）。这是一种很恰当的自我评价。他的散文著作，空前丰富，包括政论文、传记文和杂文。并世诸家,独一无二。政论文论题明确，逻辑性强，论据充分，感情动人，语言畅达。传记文有传统史传体和西洋评传体。前者有文学性，突出人物形象，如《谭嗣同传》；后者历史性强，似未注意塑造人物形象，夹叙夹议，如《李鸿章传》。杂文，即随感录，不限形式，早期如《自由书》，实杂文集。其他如《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过渡时代论》等，自说“开文章之新体，激民主之暗潮”（《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可视为杂文一类的代表作；提出问题，思想解放，感情充沛，写得详尽，不嫌反复强调，运用语言，又非常自由，既无所顾忌，又不求修饰，只以表达明白为主。这种文章对桐城派古文或传统古文来说，确是一种“新文体”，一种解放了的新体散文。梁启超的散文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发生了广泛的影响，对当时的思想解放和文体解放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随着改良主义思想日益与民族民主革命为敌，趋向反动，他的散文也就失去其进步锐利光辉，成为宣扬他的保守思想的工具了。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革命者，同样由于宣传的需要，也趋向于文体的通俗化。邹容作《革命军》，“自念语过浅露”，章炳麟以为“感恒民当如是”。所谓“浅露”，就是通俗化。这是一本宣传反对满洲贵族统治进行革命的小册子，内容与改良派的主张完全不同，但就文体看，显然有梁启超的影响。陈天华更自觉地用通俗语言来宣传革命，他的《猛回头》是白话的说唱体，《警世钟》也是白话文。近代民主革命家秋瑾提倡家庭革命，男女平权，曾用白话文发表过宣言。这些都代表着走向文体通俗化的趋向。但是，桐城派的古文或其他传统流派古文的影响还是存在的。在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中间，为古文找到新生命的学者，以严复林纾章炳麟为最著名的代表。严复翻译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著作，提出“信、达、雅”的译文标准。雅是指文体，他声明要用古文，认为“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译天演论例言》）。他所译的《天演论》一书，桐城派古文家他的古文老师和朋友吴汝纶誉为“与晚周诸子相上下”。他认为他翻译的是“学理邃赜之书”，“非以饷学童而望其受益”，而是“待中国多读古书之人”（《与〈新民丛报〉论所译〈原富〉》）。可见严复翻译西方资产阶级著作，只是为了少数“多读古书之人”，而不是为了广大的社会群众。由于内容的全新和一种谨严的古文格调，严复的翻译书，特别是第一部《天演论》，在当时的知识界是独一无二的，引起了思想震动，获得了普遍的赞誉。林纾从光绪八年（1882）中举以后，就专心学习桐城派古文，后来他和懂西文的人合作，也用古文翻译西方资产阶级小说，同样在知识界引起极大的兴趣和注意。章炳麟以古奥难懂的文章，表达强烈的反清思想。他主持《民报》时，不满意汉文和唐宋文，以魏晋文相号召。他认为魏晋之文“持论仿佛晚周”，“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效魏晋之文者，“上不徒守文，下不可御人以口，必先豫之以学”。他是一个有学问的革命家，他的政论文是以他的广博渊深的学问为基础的。章炳麟的古文虽很难懂，但由于它的充实的革命内容，在当时也发生很大的影响。但是，日益增长变化的革命形势，需要的不是各种流派的古文，而是通俗文。严复的先秦文，章炳麟的魏晋文，林纾的唐宋文或桐城派古文，都是行不通的。以曾国藩为中心的桐城派支流──湘乡派古文，如著名的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等，虽能适应时代要求，接触新思想，其古文已非桐城派古文所能限，但也是行不通的。至于王先谦的《续古文辞类纂》，死守桐城派古文家法，以求“清淡简朴”的古文，则更无希望了。此外与古文相对的骈文，自道咸以来，虽不乏著名作者，清末如王运、李慈铭等，模拟守旧，更与时代背道而驰。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深入，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以通俗化为形式的改良派或革命派的新体散文进一步的发展，终于过渡到“大众化”的白话文，代替了语、文分离的传统古文的长期统治。

题主问的有问题吧？？？晚清1840年—1912年，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文学革命开始于1917年。它是晚清文学改良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本质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鸦片战争后有宋诗运动和桐城派古文的复兴 ，龚自珍带领的进步的文学潮流 ，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 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晚清时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下形成的文化运动。“诗界革命”为梁启超首倡，黄遵宪为主将。主张诗歌要有新意境，要有新语句，要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旧瓶装新酒”，要求保留诗歌的旧形式，变革不彻底。其目的主要是以诗歌革命的旗帜为政治改革张目。“诗界革命”在观念上影响到1918年的新诗运动文界革命：梁启超在1899年提出“文界革命”的口号。具体内容：吸收西方的雄辩体、随笔体，结合魏晋文风，把古文从“义理、考据、辞章”中解放出来，以西方近代思潮替代圣贤义理，以丰富的世界进化维新的史实突破拘谨的考据，以俗语、外来语入文以丰富文章的表达方法。小说界革命：晚清政治改良思想家希望小说成为改良社会政治的重要工具。梁启超在《译印政治小说序》（1898）、《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1902）等文中阐释了他的小说革命主张。认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小说之力表现为“熏、浸、刺、提”四个方面；小说具有新民救国的效力。

1、“小说界革命”。晚清文学革新运动是包括“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一个综合性文学革新运动。从时间上来看，“小说界革命”不是最先发轫的，但是就震动最大来说，却是小说界革命最突出。“小说界革命”口号是由梁启超1902年发表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提出来的。其主要观点是认为“群治”（社会民众的道德修养）是与小说密切相关的。中国群治之所以腐败不堪是与旧小说有重要关系的，今天要“新”道德、宗教、政治、风俗，乃至学艺、人心、人格等，都必须“新”小说。——虽然是把小说作为一种思想启蒙的工具来革新的，其目的在于强化小说的社会现实政治功能“改良群治”，但是这一结论又是以他对传统小说观的突破作为前提的，即小说应该由传统的“小道”、“末枝”而上升为“文学之最上乘”。小说是伴随着市民阶层的兴起而兴起的一种文学形式，在人类历史上曾被称为“市民史诗”。而市民阶层的崛起又是依托于工业文明的发展的。如同西方小说从18世纪开始取代传统的韵体叙事文而成为一种主要的文学样式一样，随着中国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现代转型也呼唤着这种文学结构的历史调整。晚清文学革新正好实现了这一历史的转型。一是沿海/现代都市的崛起（上海），二是现代传媒导致的文学生产方式的变迁。因而共同推动小说的繁荣。随着梁启超1902年在日本横滨首先创办小说刊物《新小说》之后，《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小说世界》、《中外小说林》等多种专门性小说刊物蜂起，到1918年徐枕亚创办《小说季报》，仅小说期刊，就达50种以上，有力地促进了小说的创作与传播，使其如雨后春笋，生机勃勃。据日本学者樽本照雄编《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统计，近代（1840~1919）有创作小说7466种，翻译小说2545种，合计10011种，而主要的创作年代在1898年至1919年的20年间（1898年至1919年间，创作小说达7388种，翻译小说2525种，20年间发表的小说占近代全部小说的99%）。同时还形成了我国文学史上第一支职业作家队伍，如林纾、李伯元、吴趼人、连梦青等人都是以编撰小说为生，从而造成了“经史不如八股盛，八股无奈小说何”（康有为诗句）的局面。吴趼人更感叹说：“吾感乎饮冰子《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之说出，提倡改良小说，不数年而吾国之新着新译之小说，几乎汗万牛充万栋，犹复日出不已而未有穷期也”。这些“新小说”或是以一种绝望的的否定与批判的精神表达了对传统文学的深刻的背逆，动摇了中国文学亘古长存的温柔敦厚的艺术规范和惩恶扬善的大团圆结局，如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或是借鉴西方小说艺术而促进了传统艺术的变革，如吴研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小说。而《新中国未来记》等政治小说借小说来“提出种种问题”“研究”的倾向，则拓展了公共领域的舆论批判空间，扩张了市民社会的基础。——正是小说的繁盛，实现了中国文学总体宏观结构的现代性变革。2、“诗界革命”。 “诗界革命”的口号是梁启超在1899年的《夏威夷游记》中正式提出来的。他认为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到19世纪末，已被“千百年来鹦鹉名士占尽”，“诗运殆将绝”，因而必须进行“诗界革命”。并认为欲诗歌革新，“不可不求之于欧洲，欧洲之意境、语句，甚繁复而玮异，得之可凌轹千古，涵盖一切”，从而提出了学习西方诗歌的时代课题。不过作为一种诗歌革新实践早在这之前就开始了。据梁启超《饮冰室诗话》记载，在戊戌变法前两年（1897）他和谭嗣同、夏曾佑等就进行了“新学诗”的尝试。“颇喜寻扯新名词以自表异”，如谭嗣同《金陵听说法诗》“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会盛于巴力门”，其中“喀私德”为英语Caste的音译，指印度的种姓等级制度，而“巴力门”则是英国议会Parliament的译音。虽然它也表达了追求新潮思想以解放诗体的要求，但是这些“无从索解”的宗教经典用语的非规范性拼凑，使之很快便走上了怪僻歧途，除梁启超“吾党二三子”外，很难扩展开。不过同样实践着诗歌革新却走着不同道路的还有黄遵宪。早在1868年黄遵宪在《杂感》一诗中就写道：“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纸研，《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古人弃糟粕，见之流口涎；沿习甘剽盗，妄造丛罪愆。……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一方面对文坛复古、尊古、泥古的倾向给予了尖锐的批评；另一方面也旗帜鲜明地表达了革新诗歌、表现自我、反映现实的新诗歌方向。再加上他长期出使海外的开阔视野和胸怀，使他在1890年左右就创作出了被梁启超誉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新派诗”，如《今离别》组诗四首借传统的游子思妇的主题来赞美火车、轮船、电报、照相，以及东西两半球的时差等新鲜事物，并将新事物新观念融化为自己独特的印象与感觉，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连旧派诗人也推之为“千年绝作”（陈三立语），因而被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推举为诗界革命的旗帜。之二朝寄平安语，暮寄相思字。驰书迅已极，云是君所寄。既非君手书，又无君默记。虽署花字名，知谁箝缗尾？寻常并坐语，未遽悉心事。况经三四译，岂能达人意？只有班班墨，颇似临行泪。门前两行树，离离到天际。中央亦有丝，有丝两头系。如何君寄书，断续不时至？每日百须臾，书到时有几？一息不相闻，使我容颜悴。安得如电光，一闪至君旁？不过作为一种广泛的新诗运动，还是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和《清议报》上分别开辟“诗界潮音集”和“诗文辞随录”两个专栏开始的。不仅作者队伍壮大（有一百余人），超越了传统刻诗唱和方式而直接利用更便捷、辐射面更广阔的现代传媒外，还在诗歌艺术上表现出以下一些新的特点。一是西方的新名词、新语句已逐渐融合到汉语的整体语境之中，避免了“新学诗”生涩难解的弊病。如被传诵一时的蒋自由的《卢骚》“世人皆曰杀，法国一卢骚。民约倡新义，君威扫旧骄。力填平等路，血灌自由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二是更多采用较自由通俗的杂言体、歌行体，甚至出现某种散文化、歌谣化倾向。如蒋智由的《终南谣》、突飞少年的《励志歌十首》，以及梁启超的《举国皆我敌》等。3、“文界革命”。 “文界革命”的口号也源于梁启超的《夏威夷游记》。他在介绍了日本德富苏峰的文章“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之后说“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梁启超文界革命的所针对的对象之一就是在当时文坛占据统治地位的桐城派古文。在梁启超看来，这种古文“以文而论，因袭矫揉，无所取材；以学而论，则奖空疏，于创获，无益于社会”。因而为适应工业文明兴起的社会需要，必须破除这种陈规陋俗的“迷信”，引“欧西文思”入文，以开创散文的新境界。实际上作为时代弄潮儿的梁启超不但提出了“文界革命”的口号和主张，而且早在1896年编辑《时务报》，宣传西学和维新变法思想的文字中便开始了这种实践。这些文章运用新名词，“文不中律，便于放言”，具有极大的鼓动性和感染力，人称“时务体”。如顽固派叶德辉说：“自梁启超、徐勤、欧榘甲主持《时务报》、《新知报》，而异学之疪词，西文之俚语与夫支那、震旦、热力、压力、阻力……等字触目鳞比，而东南数省之文风日趋诡僻……”。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刊发起“新民”运动，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新文体”，并迅速风靡全国，成为一时之风尚。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介绍这种文体说：“……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竟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梁启超的这些“新文体”的政论文，虽然还不是文艺性的散文，但是却打破了传统古文的束缚，灌注了思想解放的精神和作者内心的热情，造就了一代新的文风。正如郑振铎所言，这种“新文体”，打倒了所谓奄奄无生气的桐城古文、六朝体的古文，使一般少年都能肆笔自如，畅所欲言，而不再受已僵死的散文套式与格调的拘束；可以说是前几年的文体改革（指“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先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