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办法为主题议论文

近来在微博上流行这样一个词，叫做“中国式过马路”。什么意思？有人描述为“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还有图为证：在城市街头，有好几位行人并没有走在斑马线上，而是走在旁边的机动车变道路标上，其中有推着婴儿车的老人，也有电动车、卖水果的三轮车。这样的场景，是不是眼熟？也正为其司空见惯，甚至为人所不觉，所以一旦被贴上“中国式过马路”标签的时候，才会引起广泛的共鸣和议论。循着这样的思路，一些行人纵身一跃横跨公路隔栏，可称为“中国式跨栏”；公交车站乘客们蜂拥而上挤进车，可称为“中国式上车”；正在行驶的车辆突然一个急转，强行插入另一条车道，可称为“中国式并线”。类似现象还有不少。集纳到一起，着实令人吃惊，原来我们身边存在这么多不文明现象，很多时候不管有意无意，各种“中国式”做法成了一种自然选择，甚至到了不这么做，反而会不正常、不便利。这种吊诡的变化之中，一则存在群体效应，大家都这么做，法不责众，形成了一种社会氛围；一则发生了规则的异化，原来的红灯停绿灯行、排队依序、驾驶规则等都被放到一边，扎堆前行、拼抢上车、强行并线成了众人奉行的“潜规则”。有规不行，违规成风，潜规迭出，由此看来，“中国式过马路”等现象，其实是陷入了一种规则困境。为什么会这样？这既有规则意识淡薄的原因，也有规则本身不完善的因素。如果一味指责公民素质不佳，并未看到问题的全部，甚至也没有点中问题的要害。以“中国式过马路”为例，行人不顾红绿灯急切通行的背后，与缺乏安全意识、心态浮躁、自私观念等不无关系，但通行区域规划不科学、绿灯时间过短、人车关系处理失衡等现实问题的存在，往往也使人们按照红绿灯划定的时空难以顺利过马路，甚至还可能面临危险。因此，破解“中国式过马路”，不只是一道公民素质题，还是一道社会管理题。如何协调社会关系、平衡各方利益，制定体现以人为本、公平正义等理念的社会规则，提升规则的科学性？如何在规则实施中一视同仁，对违规者依法进行惩处，提升规则的公信力？这不仅考验着管理者的智慧与能力，也需要民意的参与和监督。人人行动起来，人人负起责来，共同遵守和捍卫良性规则，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运作。过马路是这样，就业招聘、商业经营、为政用权等各个领域，又何尝不是这样？

如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论文如下：

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内在需要，既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现代化反映了科学革命以来人类改变世界的进程，世界各国逐渐实现工业化，并在人们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变迁的过程中塑造现代文明形式。

现代化进程中创造的生产力超过了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总和，但是，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观、两极分化的社会状况、物质主义膨胀的精神现象和对外扩张掠夺的态势，反映了愈演愈烈的现代性危机，也使西方工业文明陷入歧途。

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中国式现代化从步入实质性进程的初期就摒弃了这种发展道路，以劳动逻辑取代资本逻辑。

形成了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现代化道路，切合中国实际，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寻找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现代化道路，在团结带领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实践探索中激活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伟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就开始探索“中国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

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从1953年起用10到15年或更长时间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我国从农业国过渡为工业国，

“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从“一五”计划到“十四五”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

1954年，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首次提出建设现代化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

1964年，他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他就是小学生，写的就是作文

“凑够一撮人马上走，和红绿灯无关。”这句“中国式过马路”概括，引发网友普遍共鸣，成为热议话题。“红灯停，绿灯行。”这是世界通行的交通规则。在发达国家，红灯、绿灯是行人“Go”和“Stop”的命令，自觉得近乎条件反射。在欧洲国家、美国、澳洲各大城市，红灯一亮，行人自然在马路两旁戳立不动，绿灯一开，鱼贯而过。同是亚洲国家，日本东京、韩国首尔的人流量和车流量一点不亚于中国任何城市，但各行其道，井然有序，依然没有人闯红灯，更不会“凑够一撮人”结伴去挑衅红灯。大凡到过西方的中国人，无不对西方世界中行人过马路的那种自觉意识，不见绿灯绝不横穿马路，即便是视野所及内无一辆汽车，而赞不绝口。行人如此，司机更是如此。今年八月底，我随凤凰网十大名博考察澳大利亚。从悉尼驱车前往首都堪培拉，一路上，汽车一辆接一辆地赶路，我们的旅游大巴却不急不躁。司机匀速开车，从不超速，“安全”二字似乎镌刻在他的行车规则之中。当行人站在马路边上，似乎要通过。司机远远看到就减速，缓缓停在行人面前，用手势微笑着示意行人通过。即便是在高速公路，看到考拉一蹦一跳地横穿，也立刻减速刹车，让考拉安全通过。我坐在司机身边，不禁翘起大拇指，啧啧称赞。司机说，“这是起码的，交通规则的制定，就要自觉遵守，这样才有章可循。尊重他者，其实就是尊重自己。”西方的汽车文明和马路文明，常常让我们汗颜，并且往往引申出一个结论：人家真文明，真守法。由此又产生了九斤老太式的喟叹，中国人的法律观念太差了。在我看来，“中国式过马路”不仅仅是中国汽车文明和马路文明的落后写照，更是中国政治文明的一个生动标本。“中国式过马路”凸显的，是中国人规则意识的集体漠视。在中国，规则意识很早就有，格言古语都强调，最著名的便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但规则存在，并不一定得到广泛认可。除了法家思想基本没有在中国占据过统治和主导地位，另一原因，是大多数中国人抱着实用主义的态度去对待规则，而并不是发自内心的，自觉遵守规则，把遵守规则内化为人格一部分。对我利大于弊的，便去遵守和利用规则；反之，就无视规则。“灵活变通”被赞扬，尽管这种变通，有时是违背法律和道德的，而只要在当时得到好处，就大行其道。而中国传统的特权思想根深蒂固，在许多人心里，不但不以遵守规则为荣，反以践踏规则为荣。红灯来了，大咧咧闯过去，习以为常。而闯红灯被监控纪录，最后疏通关系，不受处罚，那更是沾沾自喜。践踏规则而逍遥法外，就是一种让别人羡慕嫉妒恨的特权享受。享受特权，不独是特权者的习惯，也成为无权者的奢望。世界上的规则文化，伴随着工业文明、都市文明和公民社会而成长、成熟。而中国长期处于农耕社会，农业社会自由散漫的思维方式，对于中国人的影响还很大。中国是工业文明和都市文明的后发国家，公民社会更是“才露尖尖角”。当代中国人绝大多数来自农村，或跳出农门成为都市人，或从农村移民到都市。农村人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都无须深刻的规则意识，如同种麦子，上午八点种与九点种有区别吗？无视规则的“农民习气”，在许多中国人潜意识根深蒂固，难以纠正。中国人成熟的规则文化，还有一二代人的路要走。“中国式过马路”凸显的，是中国人破坏规则的集体撮合。交通规则，是现代人们最常见的公共规则。为什么中国人习惯去破坏，并且喜欢“凑够一撮人”结伴破坏呢？不单单是交通规则，其他公共规则为什么也常常发生这种情况呢？在许多中国人潜意识里，破坏规则，不是破坏“与其他公民平等的契约”，而是挑战了规则的制定者。闯红灯，绝不会意识到破坏了基于平等契约精神的公共秩序，而是庆幸自己没被规则制定者逮着，怡然自得于一种违规快感。而对于一个习惯意识形态禁锢的国家来说，人们破坏规则的违规快感，似乎被赋予了精神独立和彰显个性的魔力，自觉不自觉地与挑战制度、追求自由变得相关，从而自我消解了破坏规则所产生的心理窘迫和道德耻感。而喜欢“凑够一撮人”结伴破坏规则，一是“浑水摸鱼”的从众心理，二是“法不责众”的人治文化。显然，那些破坏规则者，都明知其行为不光彩，并且要被追究责任，只是在集体行为的迷彩服和法不责众的防弹衣下，放纵自我。当下发生的许多群体事件，一方面是政府不作为、乱作为而引发事端，另一方面源自“凑够一撮人”的民众反规则习惯。“凑够一撮人”的诉求，有合法合理的，也难免有漫天要价，私利膨胀而漠视公共利益的。不久前全国保钓反日游行中，那些趁机打砸抢的暴行者，更是反面典型。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越来越历久弥新，一个是头上浩瀚的星空，另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基于平等契约精神的规则和道德律，一直是中国人的心灵稀缺物。“中国式过马路”凸显的，是中国规则制定者的人本缺憾。在中国马路闯红灯，有时候是不闯灯根本过不去马路，信号灯时间太短，转弯的车辆太多，而且根本不让行人。在指责行人违章过马路的同时，还应看到在不少地方的城市规划中存在着忽视和漠视行人交通权利的倾向，助长了违规行为的发生。为什么横跨道路栅栏的危险行为屡禁不绝？这与天桥、地下通道、斑马线的设置不合理有极大关系。行人乱穿马路是造成交通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却很少有人反思城市交通设施是否周到方便。国外城市交通研究表明，人行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的最佳间隔距离是150米，否则就超出了人的忍耐极限，可能造成行人乱穿马路。但是，中国城市规划者闭门造车，常让行人兜大圈。行人过马路确实算不得什么大事，但它体现了城市对行人交通权利的关怀程度。道路设施应以人为本，只有保障人的通行便利，才能逐步培养公民良好的交通法规意识。到那时，马路上的“流氓一小撮”也许就不再流氓了。知名时评家童大焕说：“良好的规则和规则意识的建立，必须源于公民平等自由的参与，而不是强者的逻辑，弱者的服从”。而以人为本的善政，无疑是公民自觉参与的发动机。“中国式过马路”还凸显了现代化背景下中国人的心态焦虑。为什么欧美先进城市的司机遇到堵车会排队等候前进？为什么中国人开车喜欢变道？堵车时钻来钻去，其实也领先不了几米，反而加剧堵车。道理大家都懂，可就是停不下踩油门的脚。为什么中国人喜欢闯红灯？不也就是从马路这头过那头，快那么几分钟。闯红灯是没素质的表现，这是现代人的常识，可大家就是忍不住“凑够一撮人马上走”。细想起来，这可能跟当今中国社会心理有关。我们处在急剧转型期，什么都追求“快、准、狠”，一停下来就担心落后于他人，落后于时代，抓不住机会，所以每个人都很急躁。国家经济也立下保八、保九的目标，不遗余力。似乎不能保住发展的快步伐，这个国家和民族就要歇菜了。而欧美先进城市的市民心态平和，开车从容不迫。当中国发展不再匆匆忙忙，当各城市领导不再把十年二十年的经济目标压缩在自己短暂任期内，当中国经济不再是政绩经济而是民生经济，城市文化塑造出从容优雅的市民，汽车文明和马路文明自然也就差不到哪里去。矫正“中国式过马路”，依靠人人平等的法治。香港、新加坡等先进城市司机开车文明，一方面是公民素养，另一方面是因为害怕违法。违法被认为是很没有面子的事情。而在中国，司机对逆行、乱掉头习以为常，少数司机违法被交警抓到了，不仅不认罚还打骂交警。而行人闯红灯，更是司空见惯。难道大家真的不知道违法吗？是因为大家都信奉“法不责众”、“法外有情”，出了问题首先想到的是找关系，而不是找法律。所以矫正“中国式过马路”，建立中国的汽车文明和马路文明，必须普及法制文化，健全法治社会。酒驾在过去，一直是中国的马路杀手，每年都有数十万鲜活生命，丧生在醉醺醺的车轮下。而自从酒驾入罪，以刑法打击酒驾违法行为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成为职业司机和私家车主的自觉习惯。打击酒驾之所以取得奇效，酒驾事故锐减，除了空前执法力度，更主要的是不管涉及到谁，一律刑拘，体现了执法的公开、公平、公正，树立了法律应有的尊严与威严。如果制定规则者不执行规则，就会成为规则的最大破坏者，规则形同虚设，就会成为政治粉饰。规则与法律是分不开的，在生活中倡导讲规则，增强人们的规则意识，其实便是为了提倡法律意识，为法治的实现做贡献。马路是现代文明的镜子。“中国式过马路”的具象，折射当下中国政治文明。中国人的规则意识与西方国家的规则意识，长期存在差异。法律至上是西方人的规则意识,而我们一直没有这样的意识，权力和人情常常可以大于法。法治的生命力，源自国家成员的平等。建立人人平等的法治社会，权力自律，公民自觉，才会有令人赞叹的马路文明。好的制度，引导好的国民习惯；好的习惯，形成好的国家文明。当中国人在红灯前自觉站立，这个古老国度的现代文明也就站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