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论文开题报告

试析江苏经济的竞争力及比较优势 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快，区域经济发展正在打破国家、省际界限而呈现出新的竞争态势，地区竞争力的强弱已成为衡量一个地区是否具有现实的和潜在的竞争优势的重要标志，成为是否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关键因素。江苏作为东部沿海发达省份之一，要掌握新一轮竞争的主动权，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既取决于比较优势的挖掘与培育，也取决于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一、地区竞争力理论依据和基本内涵自工业资本主义产生以来，竞争一直是市场经济的主题，对此经济学理论在不同时期、不同侧面均有阐述。亚当?斯密曾提出“绝对优势理论”，大卫?李嘉图在此基础上也提出“比较优势理论”，其后又出现解释“要素禀赋理论”等的H—O理论，1985年，世界经济论坛（WEF）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学院（IMD）首次提出了“国际竞争力”的概念。地区竞争力的基本内涵可综合概括为：一个地区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和人文自然条件下，在参与国际国内市场竞争的过程中，从全局的高度、根据可以调度的资源，以提高市场占有率为目的，比其他竞争对手生产出更多财富的竞争能力。二、江苏经济竞争力的基本评估比较优势是竞争优势的基础，它随经济发展和竞争的加剧而变化，随着这种变化，原有的优势有可能成为劣势，原有的劣势也有可能转化成优势。面对我国加入WTO后的新形势，我们必须认清并培育自身的比较优势，才能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在比较优势方面，江苏除有着与全国一样的劳动力价格低廉、供给充足和市场规模庞大以及一定技术含量的制造业体系外，更有自身鲜明的个性。（一）江苏经济综合实力的比较优势江苏经济多年持续保持快速增长，综合经济实力显著增强。1978-2001年，全省完成国内生产总值年递增12.3%，比全国平均增速快3个百分点。2002年全省经济总量跨上万亿元的新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700美元。各项衡量竞争力的主要指标均列全国前茅：国内生产总值居第2位、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居第4位、国有及其他单位投资居第3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居第2位、出口总额居第2位、外商直接投资居第2位。2001年末全省共有各类法人单位40.2万个，比1996年增长31.4％，其中企业法人单位29.6万个，增长49.4％。与此同时，江苏经济结构层次也逐步迈向高级化和合理化。产业结构上，农业份额下降，第二、第三产业份额上升，传统产业得到改造，信息技术等一些高增长行业成长步伐加快。三次产业增加值构成由1978年的27.6∶52.6∶19.8转变为2001年的11.4∶51.6∶37.0；就业结构发生变化，在三次产业各类法人单位中，从业人员构成由1996年的1.3∶68.0∶30.7转变为0.7∶67.7∶31.6；所有制结构上，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的比重下降，非公有制经济得到较快发展，外商及港澳台投资经济、私营经济在经济中的份额持续上升，单位数和吸纳劳动力也不断增加；企业组织结构上，规模经济发展较快，小型化、分散化状况有所改观，2001年末全年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上的企业法人比重达47.1%；年末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在50—1000万元的企业占30.4％。（二）江苏与鲁、浙、粤三省比较优势对比根据比较优势理论，以各地区各产业活动规模的增加值为基础数据，加工生成各区域产业的相对份额指标值，即区位商值（注1），据以反映各地区产业的市场竞争力，达到识别地区比较优势的目的。区位商值减1则表示某地区某行业的出口份额/该地区对该行业产品的需求份额，定义为贸易比率，正值反映出口比率，负值表示进口比率。贸易比率可更为直观地反映各行业参与区际贸易的竞争能力，比率较高，表示优势地区凭借着较强的竞争力对外提供本行业的产品和服务，下面以此来计算江苏、山东、浙江、广东四省的贸易比率并试作相关比较。1.静态比较2001年，江苏与山东、浙江、广东，特别是与后两者之间的比较优势呈高度相关性，其相关系数分别为0.8382、0.9990和0.9961。四省比较优势中都是服务业占绝对优势，其次是工业领域，而农业方面四省均处劣势地位。若从行业优势区位看，各省不同产业的比较优势又略见差异：山东、浙江、广东分别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建立了明显的比较优势，而江苏产业的比较优势却不很突出，产业中农业和工业分别次于山东、浙江而居次席，在服务业甚至处于较明显的比较劣势，仅居山东之前。2.动态比较从比较优势的变动趋向看，2001年与1995年相比，四省农业和工业的比较优势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而服务业的比较优势均明显增强。江苏服务业在“九五”时期发展速度明显加快，产业升级提升迅速，1996-2001年增加值年均增速为12.2%，高出同期经济增速1.2个百分点，实现了从1995年比较劣势（-0.51）到2001年比较优势（9.80）的大幅跨越。与1995年相比，2001年江苏产业结构中农业和工业的增加值比重分别下降4.96个和3.03个百分点，服务业比重提升6.02个百分点；农业和工业的贸易比率分别下降4.56个和13.56个百分点,服务业的贸易比率提升10.31个百分点。与先进省份相比，江苏服务业比较优势的提升幅度分别低于广东、浙江6.02个和0.42个百分点，广东服务业比较优势由1995年逊于山东、浙江而跃居四省之首，发展速度较快。（三）国际竞争力比较根据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所涉及的九大类产业和产品，运用TC指数法（注2）计算结果显示，1998年以来江苏初级产品TC指数小于零、且趋于下降，而工业制成品TC指数大于零，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江苏制造业出口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从贸易结构看，属于劳动密集型的0类（食品及活动物）、6类（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8类（杂项制品）商品，TC指数均大于零，与其他商品相比具有较为明显的比较优势。其中，在食品产业（如肉制品、谷制品、蔬菜及水果）和杂项制品产业（如家具、照明设备、服装、鞋类）的比较优势最为突出，如服装及衣着附件的TC指数达0.9793，基本是净出口，且出口额达53.5亿美元，位居商品出口额的首位，占货物出口总额18.5%；但杂项制品产业的比较优势近年来正趋于减弱。5类（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7类（机械及运输设备）商品基本上属于资本、知识技术密集型产品，TC指数小于或接近于零，化工产业（如化学品、医药品、肥料）呈下降趋势，机械及运输产业的比较优势指数则一直较低，初具可实现比较优势。1类（饮料及烟类）、2类（非食用原料）、3类（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4类（动植物油、脂及蜡）商品基本上属于资源密集型产品，除1类外其他三类的指数均小于零且呈不具比较优势，其中原材料的比较优势指数最低，且呈下降之势。可见，江苏现行的出口结构和比较优势格局仍主要侧重于劳动密集度较高的产业，而大多数资本密集型和更高层次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并不发达，在国际市场上处于较明显的比较劣势地位。三、提升江苏经济竞争力要素分析比较优势并不简单地等同于竞争优势，还必须通过有效的市场环境加以转化从而获得竞争优势，求得竞争胜券。竞争优势体现了一个地区经济的真正竞争力。（一）影响因素分析参照IMD关于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影响江苏竞争力提升的基本要素如下。一是产业竞争力：近年来江苏传统产业得到改造提高，在全部工业中的比重大大降低，但比重仍然偏高。2001年纺织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仍为最大行业，产值占全部工业的比重分别为11.5%和9.6%。“九五”时期江苏将电子、机械、石化、汽车四个行业定为重点发展的支柱产业，但至今尚未形成规模上的绝对优势，其2001年产值占全部工业比重的50.2%，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48%，比广东电子、电气机械两大行业的贡献率还低1.3个百分点。企业组织结构仍呈小型化、分散化特征，前十位、前五十位、前一百位企业产值占总计的比重分别比广东低3个、5.6个和5.7个百分点；产值比重位列前位的十大行业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69%,比广东低10.5个百分点。服务业发展滞后，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低于浙江、广东1.5个和3.3个百分点，众多服务业领域市场化程度较低，服务品质和服务技术与发达国家相比均处明显劣势。二是基础设施：基础设施是指整个社会经济赖以开展和进行的一系列设施及服务，是经济增长的必要前提。江苏基础设施水平位居全国前沿。1996—2001年，运输邮电业增加值年增长13.7%，高出同期GDP增速2.7个百分点，占全省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从1995年的15.9%提高到2001年的18.1%，基本呈逐年上升态势。2001年底，全省高速公路总里程1386公里，居全国第四，密度居第一；局用交换机总容量达2033万门，移动电话用户1020.3万户，国际互联网用户398.5万户，均比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成倍增长；电话普及率达38.4%，高出全国平均水平8.1个百分点，率先在全国实现了“村村通”电话。1999年，全国基础设施指数（综合能源、通讯、交通基础设施水平）排序中，江苏居全国第2，广东、浙江、山东分别排第1、8、4位。三是金融资产：一国金融体系规模和效率的高低成为推动或抑制经济发展越来越重要的因素。1996—2001年，全省金融保险业增加值年均增长9.3%，低于同期GDP增速1.7个百分点；占全省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由1995年的17.0%逐年下降至2001年的13.5%，所占比重明显偏低。2001年末，江苏在沪、深股市上市股票的市价总值相当于当年GDP的27.0%，考虑到上市公司股份仅有三分之一可以流通，流通市值不足GDP的10%，与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水平明显偏低；同时，5172.8亿元的年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相对于417亿元的累计筹集社会资金，显示股市潜在的资金供给十分充足，证券市场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金融服务体系不健全，缺乏为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提供完善、多层次服务的金融体系。四是经济体制：一国经济过程的效率及资源转换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体制的效率。江苏是全国较早涉足市场经济改革的省份，在市场资源配置作用中受益较早，但与先进省份相比，体制机制和发展环境仍是差距的焦点。广东、浙江非公有制经济比重分别达49.3%和47%，高出江苏7.6个和5.3个百分点。江苏“私”、“个”经济近年来发展较快，但总体水平仍不如浙江和广东，2001年私营个体经济创造的增加值占全省GDP的24.4%，低于浙江10个百分点以上。基普资料显示，江苏国有及控股企业仍呈“面广量大”地分布于国民经济各行业中，在88个行业大类中，国有及控股企业涉及87个行业大类，其中第三产业占到71.2%；2001年末在各类企业法人单位的实收资本中国有资本比重最高，占30.6％，在一般竞争性领域国有资本比重同样偏高，如食品加工业21.4%、普通机械制造业29.4%、餐饮业38.6%，等等。五是国际化水平：国际化为各国经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有效配置提供了必需的条件。江苏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积极发展开放型经济，已基本形成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1996—2001年，江苏进出口总额年增长21.1%，高出GDP实际年增速10.1个百分点，进出口总额的GDP增长弹性平均达1.98，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2001年江苏外贸依存度达44.7%，比1995年提高18.3个百分点，其中出口依存度25.1%，提高9.3个百分点。但出口商品结构逊于广东，2001年江苏机电产品出口所占比重为48.4%，低于广东9.6个百分点。1996—2001年，江苏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年均增长6.9%，2001年实际利用外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18.4％，外资依存度为44.8%，比1995年提高22.1个百分点，但利用外资的产业结构有欠合理，引进外资项目的产业层次不够高，大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和一般加工组装行业，地区分布也有失均衡，苏南五市外商实际投资占全省87.4%。六是科学技术和人力资本：通过对人力的投资而形成以人的高智能和高技能为基本存在形态的资本，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率先在全国明确“科教兴省”战略的江苏，科技教育发达、人才和技术优势明显。对研发实力、创新能力和科技成果进行的综合定量评估表明：江苏科技综合实力仅次于广东居全国第2位，但若从研发经费投入总量和结构看，江苏又与先进省份存在着差距。2000年全社会R&D资源清查资料显示，江苏R&D投入总量低于广东31.8%；经费支出占GDP的0.85%，低于广东0.25个百分点；人均拥有经费低于广东29.7%、浙江20.7%、山东1.2%，由此可见，江苏科研经费投入强度有待提高。从研发投入结构看，R&D活动主体即企业R&D经费投入总量占R&D投入的比重，江苏分别低于广东、浙江、山东21.21个、14.31个和5.97个百分点，表明江苏企业研发能力相对偏弱，影响了企业的技术创新与持续发展能力。（二）江苏经济竞争力前景展望伴随经济实力的增强和体制改革的推进，江苏竞争力将稳步提高。加入WTO后，贸易和投资实行自由化，有利于产品出口市场的多元化和出口数量的增长。同时货物的市场准入程度扩大，关税降低，进口中间产品、零部件、原材料的成本下降，有利于扩大国外关键技术和设备的进口和提高引进外资的规模和层次。江苏机电和服装、纺织、轻工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国内市场占有率较高，在国内外竞争中具有较强的现实竞争优势，中长期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和发展空间。而处于幼稚期的汽车、通讯设备制造、石油化工、医药等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企业，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较大，国际竞争力不强，处于竞争劣势。经过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江苏已经积累了较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有一定技术含量、以组装加工为重点的制造业优势正在逐步形成，并在市场竞争格局中占据一定优势。伴随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众多相关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加，以江苏人力资源的素质，完全具备在国际分工链条中发展大规模、低成本、较高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的产业优势，在某些领域江苏可以力争成为世界性制造基地，并在不断保持和提升自身竞争力的情况下推动整个经济结构不断升级。具体说来，江苏应在提升竞争力的核心领域和基础领域深化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提高政府效率和企业效率，加强管理，完善金融体系等，在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同时全面提升综合竞争力。也就是说，如果能将目前的比较优势有效地转化为竞争优势，江苏在区域竞争中的有利地位将大大增强。但若固化机制或体制活力不够、市场环境运行效率不高、知识产权产品的开发能力不足、民营经济规模不大、企业组织结构不佳、资金和人才利用效率不高，江苏在激烈的区域竞争中势必会落伍。四、提升江苏经济竞争力的战略选择提升经济竞争力和整体素质是江苏实现富民强省的决定性因素。江苏要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争取自身收益的最大化，根本的途径在于加快调整和改革，创造有效率的市场环境，以放眼全球的高度制定自身竞争力的发展战略，实现从现实的和潜在的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的跃迁。（一）优化结构，增强国内外市场竞争力——积极实施农业结构调整。以市场为导向，以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中心，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区域优势和科技优势，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强化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实施生产、加工、流通一体化经营服务。——重点突出工业结构调整。优先扶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大资金投入，加快技术创新及高新技术成果转化，构建高新技术产业的群体优势和局部强势。着力重组和改造传统工业，立足存量资产的优化重组，依靠信息技术及先进适用技术，提升附加值，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业市场化、产业化水平，积极发展面向生产的服务业，促进经营业态的创新与整合。以区域性城市和交通枢纽为依托，大力重组物流资源，壮大现代物流业。积极稳妥地发展金融保险业，鼓励业务创新。——优化产业区域布局。利用江苏的天时地利，吸收和转移上海对外开放优势的辐射作用，集中力量发展以苏南为中心的沿江经济带高新技术产业群。依据苏中的沿海经济带重点发展海洋经济。围绕苏北的徐州—连云港经济带重点发展临海工业和沿桥工业。（二）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创造持续竞争优势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是取得并保持长期竞争优势的前提。所谓企业核心竞争力，是指企业在成长过程中，建立与发展起来的一种资产和知识的互补体系，是获取、配置资源，形成和保持竞争优势的能力。——增强企业研发（R＆D）能力。加大R＆D的投入，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集聚企业的竞争优势基础。以知识和信息的“转换过程”为内容的技术转换能力将成为江苏经济竞争力的核心，也是江苏综合竞争力进一步提高的根本途径。——提高企业信息化水平。新经济时代，信息化对于提供企业整体运营效能的倍增效应及与企业发展壮大的关联度已在诸多跨国公司的实践中被证实。必须要以充分的制度、组织保证来推动信息化的进程，积极运用这一手段拓展竞争力提高的新途径。——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大力引进先进的管理理念、方法与手段，建立科学管理体系，创新管理方式。着力提高企业的国际化战略管理能力，通过对未来国际市场和环境的把握，明确企业发展目标与方向，对企业发展过程进行规划和控制。（三）抓住人才，获取国际竞争力经济竞争力的提高必然依赖于人员素质的提高。人力资本投资能提高人的知识、技术和能力，使物质资源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并决定着人类掌握和运用新技术的能力，是一种最基本、最有价值的生产性投资。要建立人才获取、培养、使用、激励机制，为人才成长创造一个良好环境。努力提高企业决策者素质，培育其全新的观念、卓越的能力、不断超越自我意识和健全的心理等。江苏应从人才培养和输出大省提升为集聚人才大省，并改变人才分布不合理的现状。（四）转变职能，构建有效市场环境创立以服务为中心的政府管理机制。以产业基本政策统率各种经济政策，确定和扶持主导产业及新兴产业，改善地区间产业关联，切实加大对大型企业集团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反对垄断，打破行业壁垒，形成有利于市场竞争的产业组织结构等。建立公开、简化的审批运作机制和相关的约束监督机制。增强政府的外向管理和服务职能，精通对外经济事务、熟悉并运用世贸规则，保证江苏经济利益最大化。

近年来,外资在华并购速度不断加快,并购规模不断加大,并且大都提出必须绝对控股、必须是行业龙头企业、预期收益率必须超过15%等苛刻条件,出现整体并购、联合行动、全行业通吃等新动向,外资并购引致的产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研究外资并购引致产业安全风险的途径、原因及防范对策,对于合理利用外资、维护我国产业安全乃至国家安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一、外资并购引致产业安全风险的途径(一)打压国内企业,挤占民族企业发展空间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收购我国企业后,大多既不输入先进技术,也不进行大规模投资,而是设法将我国企业原有的核心技术…在中国加入WTO以后,外资并购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一种表现形式,越来越频繁地在中国各地上演着.外资并购一般被认为它主要涉及到反垄断问题.但对于仍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外资并购却更多的是触及到如何保护中国战略产业安全.我国现在对中国战略产业的外资并购的立法尚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着许多不完善的地方.本文通过分析中国战略产业安全与外资并购的关系以及我国外资并购立法的现状,从保护中国战略产业安全的角度提出笔者对外资并购立法的建议和措施.外商并购投资是当前国际资本流动的新趋势，也是我国吸引外资的主要形式之一。对于优化企业治理结构、促进技术进步，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在看到其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国外跨国公司对国内企业特别是国有大型重点企业并购控股的强劲势头可能危及我国的产业安全，甚至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对此，我国商务部等六部委最近出台了外资并购方面的相关政策。这表明，我们应积极采取措施,以法律规范大型企业的并购行为,防止行业垄断，优化产业结构，保证进一步扩大开放稳步推进。一、外资并购：国内企业的“新洋务运动”？据有关资料，美国凯雷投资集团2005年10月25日与徐工科技第一大股东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签署《股权买卖及股本认购协议》及《合资合同》，将以3.75亿美元现金收购中国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简称徐工机械）85%的股票，徐工机械变更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这是迄今为止海外资本收购中国国有企业股权规模最大的一宗。另有资料显示，2003年8月11日，生产“Mach3”剃须刀和金霸王电池等消费产品的美国吉列公司宣布，已经买下中国电池生产商南孚电池的多数股权。截至2003年，南孚电池已占据全国电池市场的半壁江山，总销量超过7亿只，产值7.6亿元，已发展成为中国第一、世界第五大碱性电池生产商。这个曾经让中国人引以为豪的“民族力量”,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美国吉列公司的子公司。应该说，在国企中引入外资，即让境外战略投资者成为新股东的做法，前几年就在我国许多地方迅速蔓延。如广东省惠州市的TCL集团便引入了日本的东芝、住友等国际上的大公司投资入股，一举使国有股比例降到40%左右。虽然到2004年，在国有企业的改制中，境外投资者是第一大股东这个情况还只占1.4%，外资参与国有企业改制的情况也只占11.4%。但当前外商并购投资集中在中国关键领域的重点企业，这种新特征表明，其意图已不单纯是商业性，而是具有明确的战略指向。比如，全球最大的机械设备制造商美国卡特彼勒公司2003年提交给国内某企业的“投资合作意向书”中，就有如下要求：合资要在卡特彼勒全球战略下进行，并服从卡特彼勒的全球战略?；卡特彼勒要求拥有品牌，强调全球一体化，限制使用原中国企业品牌。在学术界，国内有学者将这种利用外商并购投资引进先进管理经验、盘活国有资产、解决国有企业深层次矛盾、优化企业治理结构的现象，称之为国企改制的一场“新洋务运动”。“新洋务运动”一词也正体现了发轫于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中所提倡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精神。但也有人认为，“新洋务运动”是跨国公司对中国国有企业，特别是排头兵重点企业进行大肆并购，在中国控制战略制高点，击败中国新兴竞争对手，实现对整个市场操控的真实写照。“新洋务运动”究竟能否使我国国有企业从低效亏损的阴影中走出来，将国有企业“做大做强”，达到“借力打力，以强制强”的改制目的，它正经受着实践的检验。二．外资并购中的负面效应保证国家经济安全是吸引外资最高层面的问题。外资并购引入外资绝对量的增加，最终会危及国家安全。从2005我国利用外资的情况看，外商投资股份制企业发展非常迅速，同比增加50%。跨国公司的并购行为近乎于“斩首”行动，专门选择行业的排头兵企业作为并购的重点，利用国有企业改制和地方推进国有产权改革的时机，加快了并购的步伐。外资并购带来的负面效应也日渐扩大，直接影响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这些负面效应主要有：1、国有资产流失如果说国企改革使国内的国有资产流失，导致贫富差距，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这属于财富的不正当分配，但总量并没有减少。而引进外资参与国企改革，出现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那将会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多年来，国有资产流失一直伴随国企改革的始末，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直接原因有：第一，国内没有权威的资产评估机构，国有资产不能合理作价。第二，资产存在的多样性导致国资流失。第三，外商投资低价高报。第四，国企改制的透明度不够。同时，地方政府对政绩的非理性追逐、国有企业对长远目标的弱化、管理层以权谋私、跨国公司行贿等都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有关部门必须严格监管。2、财政税收缩水据有关数据显示，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每年因跨国企业避税行为而损失的税收收入约为300亿元。逃税避税已成为多数外资企业在国内盈利的法宝。所谓避税，俗称“合理避税”，是指企业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和税赋最低化，在各国税收法律之间的差异中，策划个人或集团内部财务节税计划，以规避税收。目前，跨国公司在我国除了通过贿赂直接获得税收保护外，主要采取的方式有两种：关联交易转移定价和在避税港注册。关联交易通常采取的方式是“高进低出”，即从境外关联企业买原材料或半成品之时高价买进，再把成品低价卖给海外关联企业，这样更多的利润流到了境外，达到了避税的目的。第二种情况则是采取在国际避税地，比如巴哈马等避税天堂成立公司，然后通过避税地的公司与其他地方的公司进行商业、财务运作，把利润转移到避税地，靠避税地的免税或低税政策减少税负。虽然我国税务部门一直在对避税行为进行打击，但也存在不少困难。外资并购的浪潮迅速掀起，更使我们迫切需要一个成熟的市场监管体系和税收体系。3、游资风险投资跨国公司的资本并购分为两类：一类是经营型并购。跨国公司购买国有企业，目的是为了经营，扩大在中国的市场占有份额，或控制中国某些企业产品的生产。另一类则是资本型并购。实行资本型并购，并购企业并不关心企业的经营内容，跨国金融投资公司只是借用国有企业的品牌和产品的销售网络，在海外推销金融资本，并且通过证券市场等现代化的交易机构，将国有企业逐渐转卖给其他企业，从中牟取巨额利润。“防人之心不可无”，我们不能把所有的外资都视为到中国“揩油”的投机商，但把外资看作国有企业改革的“救世主”，则是绝对错误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每个人都记忆犹新，中国的经济波动并没有投机者扬言的那样严重，是因为中国的金融市场还不够发达、不够完善，没有开放。正因为如此，“嗅觉”灵敏的国外投资银行家们注意到了大量不良资产存在是国内银行体系的薄弱环节，蜂拥而至迅速展开了“掘金”行动。据媒体报道，国外投行在中国从事不良资产处置的利润率高达100 %。摩根从华融买到108 亿元资产，在一两年内又卖给了中方投资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与欠款人有密切关系的投资人。行业的外资垄断加上外资在不良资产处置上的市场寻租，造成了不良资产处置的暴利。4、产业安全外资控股并购最大的负面效应，就在于它可能导致的垄断。更应当引起注意的是，外商并购投资集中在我国关键领域的重点企业，并且不遗余力、不惜血本，意图通过拿下行业排头兵企业，控制战略制高点，实现对整个市场的操控，其意图已不完全是商业性的，而是具有明确的战略指向。因此，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确立明晰的产业发展战略。为此，需要进一步明确战略产业，整体规划产业发展和企业改革。对于战略性产业和重要企业，外资进入的方式和深度要有明确的界定?；对于涉及到战略产业和重要企业的并购重组，必须坚持国家战略利益至上的原则；在服从战略利益的前提下考虑企业的商业利益，避免以牺牲战略利益、长远利益为代价换取眼前利益。要在开放中保持自主和发展自我，树立合作共赢的意识。不能再搞那种一厢情愿式的招商引资，更不能以牺牲自我换取合作。重大并购重组活动，要经过专项评估和论证，进行反垄断审查。对于战略性产业和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企业，在实施并购重组过程中，必须通过专项审议。同时，建立并购中的国家经济安全预警机制，防范潜在风险。三、规范外资并购的相关对策我国在经济体制转轨与加入WTO并轨的大环境中，开放的步伐、法律法规的完善与相关政策的匹配程度难免有脱节、不当之处，政府在注意到经济发展势头将有可能损害国家利益时出台相应的应急措施，这正体现了我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所贯彻的国家利益至上原则。在信息充斥的年代，政策一旦出现负面效应，就有人声称改革断送了十几亿人民的幸福、开放让部分人把国有企业拱手送给了外国人。当相关政策要危及外资的利益时，更有早就眼红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国外的所谓学者叫嚣：中国说是市场经济，政府却制定出计划经济的条例以阻止外资并购；中国在进入WTO而承诺的市场开放举措即将完成之际，它将面临滑向经济民族主义的危险等等。诚然，并购是市场经济的正常活动，“不能因为自己没本事就不让别人进来”。那么，如何把重要行业的主导权抓到行业自己手中呢？笔者认为：首先，规范外资垄断性并购最为核心的任务，就是制定并完善规范外资并购的法律法规。在世界范围内，如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经济发达国家，已经制定了较为完善的相关法律法规。这些国家将本国对于外资并购的立场、政策、审查标准、审查门槛、审查程序、审查期限，投诉方式等，都一一在法律法规中给予了明确的规定。在德国，《公司法》规定跨国收购中当一个人收购德国公司25%或50%以上股份或表决权时，必须通知联邦卡特尔局；当收购产生或加强市场控制地位时，这种收购将被禁止。制度使所有人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我国也要抓紧制定以《反垄断法》为主体的相关法律法规，设立跨国并购审查机构，确立外资并购管制范围。在赋予外资国民待遇的同时，确立限制外资并购的行业和领域，规范外资并购的审批制度。加快统一内外资企业的税收政策和监管政策，为各类所有制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其次，在认识上要明确的是，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前提下，以反垄断为切入点，对外资并购进行一定的干预，这是无可厚非的行为。2003年，我国颁布实施了《外资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目前许多条款已与外资在华并购实际情况不相匹配。在一些行业，外资的并购范围迅速扩大，控制力急剧增强，已经开始危及产业安全。最近，商务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六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切中了目前外资并购混乱之要害。该《规定》实际上也是中国加入WTO的一个配套政策。事实上，许多WTO成员国都有这方面的政策法规。外资并购之所以在中国社会引起如此广泛而深切的关注，是因为其中暴露出的问题太多，也太严重。资本的流动总是朝边际收益更高的地方去，外资并购境内企业有利可图，境内企业购并同样的企业未必就只是亏损。因此，企业并购最后需迈过内外资“同资不同命”的“公平门”，保证内资也能获得机会，而不是被排除在外。只有更新理念，破除偏见，并对国内外资本一视同仁，让外资并购乃至整个企业产权市场走上公正、公开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才能正确对待愈演愈烈的并购大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