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关于研究过程的论文

论《红楼梦》的思想性这里要谈的，是曹雪芹《红楼梦》的思想性；也就是要排除开现在存世流传的通行本后四十回所写结局，只论前八十回的“曹雪芹原本”，以及脂砚斋批语透漏的、前八十回中“草蛇灰线”提了开头、而现在已经“迷失”的后几十回所写结局。本文只谈其思想性，是由于：曹雪芹《红楼梦》这部伟大著作，它总体的艺术性构成，前无古人，后难有来者；俞平伯、周汝昌、蔡义江、梁归智等专家、学者已经撰文剖析评论，鞭辟入里，我佩服得很，不敢，也“毋庸置喙”。而对于曹雪芹《红楼梦》的思想性，一些学者的评价，我却认为过于拔高；“知人论世”，我有些话，忍不住一定要说。曹雪芹《红楼梦》的哲学指导思想，我认为仍然属于儒家，是儒家王守仁“心学”传人李贽一派，但还没有李贽那么激进。《红楼梦》主角贾宝玉，“毁僧谤道”，却仍然推崇“孔子是亘古第一人”；贾宝玉推崇儒家经典《四书》中《大学》“明明德”，烧掉其它书而保留了《四书》，显然是认为值得继续学习；女主角林黛玉，其父亲为她延师教读，读的也是《四书》。如果认为儒家王守仁和李贽学派仍然属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思想分支，那么，似乎不应该把曹雪芹抬到“封建叛逆”的高度？曹雪芹《红楼梦》“大旨谈情”，我认为其哲学根源也来自王守仁和李贽：王守仁说“喜怒哀惧爱恶欲，谓之七情……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别善恶，但不可有所著。”（《传习录》）；李贽《童心说》，推崇“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林黛玉“情情”，贾宝玉“情不情”，在曹雪芹心目中，应该都是自然流行的“良知”，都是没有受到现世污染的“童心”。当然，曹雪芹“大旨谈情”，也受到了汤显祖、冯梦龙、金圣叹等文学家的巨大影响。汤显祖创作《牡丹亭》，塑造了杜丽娘这个大胆追求爱情的“有情人”，并在《牡丹亭记题词》中推崇“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冯梦龙编纂出版《情史》，汇聚古今男女情感、情欲事迹，在序言中说自己“余少负情痴”，扬言“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金圣叹批点小说《水浒传》、戏曲《西厢记》，提升它们的地位和《庄子》、《史记》并列，推崇表现男女爱情的《西厢记》是“天地妙文”。谈情，钟情，往更远追溯，有儒家说《诗经》的“发乎情，止乎礼义”，有陆机《文赋》的“诗缘情而绮靡”；对曹雪芹更重要的，我以为是魏晋时期阮籍、王戎等人的作为。张宜泉诗序记曹雪芹“字梦阮”，敦诚赠诗说曹雪芹“步兵白眼向人斜”，把他比作阮籍；这些，我在《爱红臆谈》的相关文章中已经引述。《世说新语·伤逝》记载：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曹雪芹对这个典故应该很熟悉。他后来四十多岁就英年早逝，我认为是两个主要原因促成：一是他创作的《红楼梦》要“进呈御览”，被强迫修改，他悲愤莫名却又无可奈何；第二就是他唯一的“幼子”因病殇逝，他“悲不自胜”！没有宝黛式爱情作基础，纵使结合为家庭，在曹雪芹笔下，也多变成“怨偶”；如贾琏和王熙凤、迎春和孙绍祖、薛蟠和夏金桂，等等。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在婚姻家庭方面，曹雪芹仍然是秉承的中国封建传统观念，即男子可以一妻数妾。宝玉的父亲贾政、黛玉的父亲林如海，在曹雪芹的心目中，我以为，都还属于“正面人物”；而他们全都有妻还有妾。宝玉心中除了要娶黛玉为妻外，已经当面委婉应许袭人、紫鹃做小老婆；即使不说麝月吧，晴雯若不早逝，想要做宝玉妾侍的愿望，在曹雪芹笔下，宝玉应该也是愿意满足她的。周汝昌先生提出：贾宝玉的爱情对象，其实是史湘云。这个问题牵扯面广，要另作别论，这里不谈。曹雪芹《红楼梦》的政治观点，我以为，仍然停留在中国式封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民主”这样的西方传统，还才由卢梭重新阐发，传播到北美殖民地；这种现代玩意儿，那时还没有传来中国，曹雪芹做梦也想不到这个呢。他贬斥“国贼禄鬼”，只是反对那些专为自己谋私利的官吏；和王守仁、李贽一样，他并不反对皇帝。他让主人公贾宝玉歌颂“那朝廷是受命于天”，还说要“作践”匈奴“犬戎”，发扬武勇，“为君父生色”。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已经著文立论，反对封建专制；对比起来，曹雪芹《红楼梦》在这个方面不能说是先进的。曹雪芹《红楼梦》，是揭露了中国式封建社会的种种腐朽没落，把后代历史学家都称赞的“康、雍、乾盛世”贬为“末世”；但是，当时已经具有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应该有其思想政治要求，曹雪芹却没有表现它们，没有为封建“末世”指示任何出路。当然，我们不能以今天的立场，苛求于古人。曹雪芹虽然“无材可去补苍天”，甚至到后来他还很可能脱离了“包衣旗籍”；但是，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等诸方面，他和清朝满族统治者，仍然有着割不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认识曹雪芹《红楼梦》的思想性，决不能忽视这一点，而把他看得、评价得好像一个“革命者”。曹雪芹在他的巨著中，形象地描述，多方面探讨了，当时的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各种各样的努力，想要生活得更好；然而，“无可奈何花落去”，最后“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样深刻地揭示出：封建社会，腐朽衰败，必然灭亡。曹雪芹《红楼梦》如此思想性，已经够了不起了。根据张爱玲先生《红楼梦魇》的研究，曹雪芹《红楼梦》的早期稿本，所写的贾宝玉，是一个“性格的悲剧”。贾宝玉富于同情心与想象力，思慕太多，以致人我不分，念念不忘；没有能够专心读书，科举出仕，家庭败落以后就只能成为无业游民。“性格决定命运”，贾宝玉的悲剧性格，导致他必然只有悲剧命运。而现在存世的脂评本《红楼梦》，主要是曹雪芹后期修改创作的稿本；这其中的悲剧，已经是社会性悲剧，“历史必然性的悲剧”。贾宝玉林黛玉，徒有美好的人生理想，不见容于当时那腐朽社会。贾宝玉的爱情理想超前高级，然而，在那个家庭那个社会却不能实现。贾宝玉即使按他封建家长所愿，与薛宝钗成婚，努力读书应试、步入仕宦，又能如何？书中就写有贾政，出外做官，方正清廉，却被机巧者看作迂腐，终于被蒙，不能当好官。反面，贾雨村奸巧狠恶，巴结权贵往上爬，为贾赦夺人古扇，竟生生地制造出冤狱。但是，按照脂批提示，最后结局，不也“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没有好下场吗！也就是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封建社会、封建家族，“鲜花着锦，烈火烹油”，鼎盛过后，就必然衰败，任你怎么“补天”补地，也改变不了悲剧的命运。《红楼梦》第一回，曹雪芹就让跛足道人唱“好了歌”，说“好便是了，了便是好”；预示全部结局。辩证地看，“了”也就是完结；旧的因缘完结了，可以开始新的因缘，这也就“好”。“好”也就是完满；既完满，就必须完结，否则，“乐极悲生”，仍归完结，但却是别样的完结，你本心所不愿意有的完结。因此，社会人生，确如曹雪芹让跛足道人所唱所说，“好”就是“了”，也必须“了”。外国智者同样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看歌德《浮士德》，和魔鬼订了协议的浮士德，刚一感叹“真美啊”，那靡非斯特就来收取他的魂灵了。因此，论述曹雪芹《红楼梦》的思想性，就要注意到：他表现出一个巨大的社会性悲剧，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两难处境，窥见了宇宙演化的秘奥。在这个社会性悲剧中，人世间美好的东西都被撕碎了。但是，青春、亲情人情、纯洁的爱情，仍然如此美好，令人不能忘怀！怎样才能保全永远？“天尽头，何处有香丘”？读《红楼梦》，促使你不断思考、反复辩难。不只艺术魅力，《红楼梦》的思想性，也魅力永在!

《红楼梦》研究论文“开篇不读《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开口不谈《红楼梦》，此公缺典定糊涂。”，《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它涉及面广，被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意义深刻，其在民间的流传之广、影响力之大也是其它古典小说难以比拟的。从思想内容看，《红楼梦》是非常成功的。它以贾府的盛衰变迁为背景，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主线，对封建社会中种种矛盾的揭示，反应出那个时代社会的罪恶及其不可避免的分崩离析的命运。作品以栩栩如生的对人物的细致刻画及其尖锐的矛盾冲突鲜明的表现了被压迫阶级和统治阶级的尖锐斗争，揭露了腐朽害人的封建制度必将衰亡的事实，如贾府的最终衰落；赞颂了勇于反抗的新生力量，如晴雯、鸳鸯的的斗争，宝玉终不愿做克绍箕裘的孝子，终离家出走；揭发了封建主义的罪恶，如司棋、晴雯的牺牲，四儿、芳官被赶出贾府，宝黛的爱情悲剧，十二女统归薄命司；褒扬了自由、平等的新生思想，如宝玉民主主义思想的发展简直是对封建社会正统思想“男尊女卑”的颠覆，宝黛爱情早以不是停留在《西厢记》中张生、崔莺莺郎才女貌、一见钟情之类的陈词滥调之上，更多的是思想上的认同——对四书五经的排斥等。表明封建社会对人性的残害以成为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说明曹公的创作早已走上了现实主义的道路。《红楼梦》中最吸引人的地方要算是对人物之间性格矛盾的细致刻画，曹公将这些冲突巧妙的连接起来，情节感人，扣人心弦，从而彻底的暴露出封建礼教制造的种种恶果，有力的鞭挞了旧社会的罪恶，将一个又一个悲剧赤裸裸地揭穿出来，进而完成《红楼梦》不可避免的悲剧结局。对于环境的描写更是为《红楼梦》这一伟大不朽作品的成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贾宝玉心中，女儿是世界上最可爱、最可敬、最纯洁的人。无论在那个方面都远在男人之上，所以是“人上之人”，这一点尽人皆知不必废话。同时，宝玉更进一步的认为女儿是不能出嫁的，否则便变了质。由纯洁无暇的自由身、被压迫者转变为压迫者，固然可恨，也反映出那个时代的可悲，大观园自然而然的成为保护女儿们的庇护所，希望女儿们永远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以免染上男子龌龊的气味（电视剧中女主角常说的“天底下男人没一个好东西”，由此一定程度上符合事实），男人自然是不能进入的（除宝玉和稚嫩的贾兰外，其他男性最多也只进入怡红院，而高鹗的伪作中，贾琏、王大夫竟大摇大摆迈进潇湘馆，荒唐！），园中的逍遥日子近乎完美，继而为查抄大观园的悲剧发生起到了对比和铺垫的作用，让人感伤极深，不禁潸然泪下。而第三十二回“诉肺腑心迷活宝玉”后，宝黛爱情的成熟则标志着僵持局面的基本形成：家长方面坚持薛宝钗，而贾宝玉不愿放弃林黛玉，贾府的决策者——贾母也陷入了犹豫当中。随后的人情世故的变化对宝黛爱情悲剧的发生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各种矛盾爆发，贾家渐渐以无法维持，贾宝玉走什么路子转而成为挽救贾家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只有稳重大体、家境富裕的薛宝钗才能扶持宝玉走上封建主义所谓的正路就顺理成章了。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塑造了不少典型人物。如平等待人的宝玉、成熟端庄的宝钗、多愁善感的黛玉、满腹心机的凤姐、逆来顺受的迎春、憨厚可爱的史湘云、情傲孤高的妙玉、善良朴实的刘姥姥等等，每个人物的性格、每桩人事和人情，都描绘的十分细腻、十分真实。宝玉是一个敢于反抗的典型。宝玉的性格是及其难得的，受周围出身低下的丫鬟们影响，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公子哥儿，却讨厌士大夫。统治者与被压迫者，本是对立的阶级，而贾宝玉却站在被压迫者一边，几乎有些恋母情结的他，很少有主子架子，以伺候丫鬟为乐。摆在封建地主阶级少爷贾宝玉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去研究四书五经做官,否则便同丫鬟、“戏子”门在一起，走下坡路，他选择了其二，十分尊重和体贴女性。另一特点便是不遵守封建制度的一般规矩，不愿与官宦往来，只要将怡红院门一关，那便是一个世外桃源。对于反对四书五经与科举这样原则性的问题，即使是宝钗、湘云劝他注意仕途经济他也立刻回斥，虽然他的恋爱婚姻问题依然等待家长为他做主，但毕竟是历史的局限、阶级的局限，“一个人不可能抓着自己的头发里看地面”，作者也给予一定的肯定。林黛玉则是另一个精神反叛的典型。她幼时丧母、弃父进京，从不像薛宝钗那样以扼杀自己的个性为代价来讨好众人做一个所谓的封建淑女，也不像贾探春那样抛弃亲情以保证封建主子的威仪，更不像王熙凤那样灭绝人性来满足自己的权利欲。她至纯至善、崇尚真情却要独自面对这个充满虚伪、邪恶、贪婪、嫉妒、淫欲、阴险和野心的社会；她父母双亡、寄人篱下，而命运却没有给予她丝毫同情；她坦读《西厢记》，酒后任意挥洒自己的才华。面对这样的环境，她怎能不多愁善感？不是小气、心胸狭窄，只是为唯一的知己---宝玉献出了全部，怎能不患得患失?只是百年后，孰知葬花悲？而与以上两者不同的是，薛宝钗则是封建礼教思想下的一个正面悲剧。她十分推崇那些封建思想，把其当作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和追求的最高理想，完全沉浸在为自己编织的网中她遵守作为一个封建淑女所有规则，刻意求工的要求自己成为典范，甚至到了不惜一切的地步，不做一件封建礼教所不允许的事。她把自己全部的爱藏于心中，一切去等待家长的抉择乃至支持黛玉和宝玉的结合。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遵守封建礼教的少女，最终却并没有的属于自己的爱情，反倒给予她的是一个悲惨的宿命。进一步的证实封建礼教的虚伪性。王熙凤在<<红楼梦>>中是一个迷恋金钱和权力、自尊心极强的女人。其实她是一个对平等和幸福的追求者，面对无耻的贾瑞，她选择了将他置之死地而后快，而她有不得不承认自己在贾琏在自己生日时出去偷情这件事上所做的是错误的。封建男权蹂躏了无数女子，要求女性遵守所谓的三纲五常，把原本的夫妻的转化成妻妾矛盾，逼得凤姐去迫害尤二姐等原本无辜的人，但在那个时期，这不是可悲、可怜反倒是可恶、可恨、该千刀万剐的。男权的衰落并没有给这位女强人带来空间与理解,贾府衰亡的一切责任竟都归咎于她，是“哭向金陵事更哀”的凄凉。《红楼梦》无论是在题材、体裁、形式、内容、思想等方面都是一部现实主义力作。曹公以优秀的文笔，将种种背景、各色人物、各种事件巧妙地贯穿起来，结构严谨，层层递进，紧凑而完整几乎牵一发而动全身，不愧为一部既可读、又耐读的经典名著。